对东方,尤其是印度的关心,以德国起步最早;对中国的关心,则是法国首开风气之先。但在实证性的研究上,却是由英国首先确立。尤其被认为直传释尊所说,较忠实继承古代教团型态的巴利语系佛教圈(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都在英国的属地或势力范围内。因此,初期南传佛教研究者中较有成就的,几乎都是英国人。佛教研究(至少其初期)与地域研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巴利语究竟是古代印度的方言之一或是混合语,这方面的研究,有非英语系的学者弗朗克(O. Franke)、奥登贝格(H.Oldenberg;1854~1920)、温蒂希(E.Windisch;1844~1918)等人在从事。然而他们所作的研究,较近于假设性的。其后,英国、斯里兰卡、印度学者才逐渐趋向实证性的、文献性的研究。南方上座部研究之嚆矢,是斯里兰卡史书《大史》(Maha^vam!sa)一书的校订与翻译。这是传教士霍克士(W. B. Fox)及邬潘(E.Upham)所从事的,西元1826年完成。其后邬潘刊有《锡兰的宗教历史文献》(TheSacre 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London,1833)一书。本书并不是直接译自巴利语,而是译自斯里兰卡当地的辛哈利语。虽然如此,却是由于本书的刊行,国际学界才知道有南方佛教存在。受到此一研究的刺激,接著有突诺尔(G.Turnour;1799~1843)将巴利原典的《大史》前三十八章(全书一百章,九一七五颂),加上精密的译注及序论,而于 1837年发表。赖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1843~1922)曾谓此书乃巴利佛教、南方佛教史研究之指标。然而,此一时期的巴利语佛教研究,并非仅有英国学者而已,欧洲学者中,从事解读巴利语文献的人也逐渐增加。被视为当时最著名的语言学者及梵语研究者,任教波昂大学的施列勒尔(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及其门生挪威的拉森(C. Lasse n;1800~1876)等人是个中翘楚。拉森承袭其师严密的语言学风格,从事巴利语研究。在巴利语研究上,他与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nf;1801~1852)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同此时期,哥本哈根大学的华斯勃尔(V.Fausbo|ll;1821~1908)刊行了《法句经》(Dhammapada)及该书之拉丁语译(1855)。此书之刊行与翻译距今虽已一个半世纪之久,然华氏在异本的搜集、对校及浩瀚的注解等方面的成就,迄今仍然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又,直至今日治斯学者仍不得不备的是,齐德斯(R. C. Childers;1838~1876)所编的《巴利语辞典》(Dictionary of the PaliLanguage,1875)。此书也是此一时期巴利语佛教研究的伟大成果之一。将以上所说的初期巴利语佛教研究、南方上座部研究集大成的,是赖斯·戴维斯夫妇的研究与校刊,以及戴维斯创立于1881年(或1882年)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Society)。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巴利语研究上,得力于此协会之处,委实不少。以上所介绍的是,以巴利佛典为主的欧美研究略史。由于这些研究,乃有纲要书与研究书刊行。这些书被介绍到日本,翻译成日文的也为数不少。兹略揭数书如次︰(1)P. Bigandet︰The Life of Legend ofGantama,London ,1858□(赤沼智善译《ビガンデ一氏缅甸佛传》,大正十年)(2)H. Oldenberg︰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Berlin,1881,(三并良译《佛陀》,宗四十三年。木村泰贤、景山哲雄共译《佛陀》,昭和三年)。(3)R. Pischel︰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Leipzig 1906(铃木重信译《佛陀の生涯と思想》,大正十三年)(4)H. Beckh| Buddhismus,2 Bde. Leipzig□1919~1920(渡边照宏、重朗译《佛陀》,昭和三十七年、五十二年),本书的资料,系以梵语佛典为主。为便于处理起见,仍在此处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