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预期寿命研究论文

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则是：夏代，18岁；秦汉，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时期35岁；新中国1957年，57岁；1981年，68岁。 东汉是22岁 西汉是20岁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从图1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寿命最高的是西汉 ，大大超过七十，其它朝代除唐朝、明朝和清朝分别有过极短暂的“探头”外就都不及七十 ，最低的几个时期是魏晋、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其中五胡十六国时期人的寿命只有五十 几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条曲线呢?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这种变化和什么 因素最相关呢?�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同的一句古训是“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的农 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应与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对之作一简要回顾。春秋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统治者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普遍推行耕战政策，以农业为本，故农业 生产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秦汉四百年间继承和发展此前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和知识，藉“大一统”之便，大规模 地在中原地区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并渐及南方和边区，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基本都上了一 个台阶。汉代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三十税一。荀悦称“汉家之惠优于三代”［ 1］。汉朝推广牛耕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赵过创代田法，改良田器，提高了耕作效率 。汜胜之发明的区田法更创出了高产奇迹，“上农区，亩得粟百石，中农区收粟得五十一石 ，下农区秋收粟得二十八石”［2］。�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种族斗争加之阶级斗争都十分激烈，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 离，人命贱如草芥。大量农田被毁损、退耕还牧或粗放经营，相应地农业生产水平进步较少 甚或还有倒退。但是整个南方地区经东吴孙氏政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的经营，耕作制度、植 保技术、垦种方法、生产规模以及所应用的生产资料等均得以发展和提高。� 隋唐时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北方的社会生产 恢复 和发展起来，而南方则进一步提高。唐贞观十三年(635年)“诏于洛、相、幽、徐、齐、并 、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3］由此可见北方地区农产的丰饶。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板荡，“河南、河北 、河东以降，甲兵常积”，农业生产遭极大破坏。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生产进一步发展， 终至超过北方。� 有宋四百年间战争未曾中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水稻的播种面积 却得 以扩大。至于辽金的生产水平则有所倒退。元朝统治者来自草原，初期没有认识到农业的重 要性，许多政策不利于农业生产，但从忽必烈起开始认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 已”［4］，于是“附会汉法”，“劝诱百姓开垦田土”，令百官“不得擅兴不急之 役，妨夺农时”［5］。采取了以上措施后，经济逐渐恢复。此后几位皇帝基本上“ 恪守成宪”。� 明清两朝人口剧增，遂大肆垦殖，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萌芽，又进一步 促进 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同时由于注意种子的改良，而且引进了玉米和山芋等高产品种，所以粮 食产量比之前朝有了进一步提高。� 古代中国的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 上述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所做的定性分析，可以作定量表示，那就是将 历代的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收集计算整理成一表格(见表1)。� 这里的亩产基本上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所著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 究》一书［6］ ，表中所给出的粮食亩产均已考虑了不同粮食品种种植比例予以加权平均，扣除了非粮食 种植土地如菜田、林地等，并且也考虑了复种指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系根据该书给出的亩产 乘以人均粮食种植面积［7］。古今各代度量衡变化甚大，这里粮食种植面积都已统 一换算成现代的市亩。表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据考虑到时间跨度大，政权林立，情况各不 相同，数字较为分散，故取的是大致的一个平均值。宋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取自《宋史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8］。明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根据转引自王育民所著《中 国人口史》中的数据计算而得［9］。� 清朝的耕地数据问题比较复杂，总的说来有关论述所认为的耕地面积数字偏小，甚至有 人算出道光年间人均粮食耕地只有1.45亩 ［10］。事实上清统治者的开荒政策是“荒墟榛壤以及积水所汇，有可疏辟者，多方相度 筹划，俾地无遗利，民无遗力……”［11］。一方面诸如“崇山密菁”、“高山峭壁 ”、“岩险之地”、“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深崖穷谷”等均穷极开垦，靡 有遗余；而江湖水乡之地，则围湖造田恶性发展，“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 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 12］明代“松木槎牙，兽群潜没，绵亘八百余里”之地，至清朝已是“山腰陡壁皆人家” ，“山头但见人驱犊”了，垦殖扩张远过明朝。明朝洪武年间垦田数即达850万顷［13 ］，而清之版图倍于明朝，加之东北和蒙古都经大力垦殖，故总耕地面积绝非论者常引之 低于10亿亩甚至只有七八亿亩。据日本尾上悦三统计中国在1860年时的总耕地为约14亿亩， 人均为3.765亩。我们认为这是可信的，因为清朝的开垦程度即使比之现代中国还有稍逊， 但清之版图中期以前却达约1300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要大近1/3，而且经济 建设和工业化土地沙化等因素导致现代中国的耕地减少很多，两相抵消，那么清朝的总耕地 面积应约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总耕地面积(详情请参见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的拙 文《清朝真实的耕地面积》)。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4.3亿亩。但是这 个数字仍有商榷余地，因为据八十年代初期美国人造卫星遥测我国耕地为22.6亿亩，原国 家农牧渔业部“县级土地现状调查”统计为20.95亿亩［14］，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 究小组资料遥感测出的90年代我国耕地面积约为20亿亩。考虑到这十几年的耕地损耗情况这 几个数字应是一致的。这里就存在一个14亿多亩与20亿多亩的比例问题。最近在《作物杂志 》1997年第3期上刘巽浩也谈到了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hm�2，而统计数只有0.93亿多hm �2。我们就是考虑到这14亿多亩与约20亿亩之比例，计算出清代中期人均耕地，再乘以85% 的粮田所占比例，从而得出人均粮食种植面积为4.28亩。� 我们将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分布以朝代为横坐标表示，并将表1中数据与之归一化绘成一 图(见图2)。� 图2.古代中国人的寿命、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 自汉至清两千年来粮食亩产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 是发展进步的，农业生产水平是提高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生产力的提高是有限的，亩产两 千年间只提高了51.5Kg。与之相应的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缓 慢上升趋势，由约500Kg提高到约770Kg，但是为什么人的寿命却没有提高呢?寿命曲线与粮 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曲线变化趋势完全不一致呢?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灾害” 的影响。� 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表1中的数据只是统计正常年景的亩产，没有计及特别的风调雨顺丰收年，也没有计及 水旱 冰雹蝗虫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史书中常有“绝粒”，“食 榆皮”，“民多饿死”，“人相食”，“百姓饥穷，流离道路”等记载。我们根据查阅二十 四史中的有关资料所得以及《历代天灾人祸表》和《中国救荒史》等文献资料汇总成下表： � 表2示出了两千年来中国自然灾害频度直线增长，增幅几达15倍。究其原因，主要是人 们活动所致。这一方面是战争因素所造成的破坏，从汉朝到清朝大小战争无法计数；另一方 面则是人们的垦殖所造成的破坏。我国人口从汉初的一两千万增加到清朝的几个亿，开垦力 度不断加大，汉朝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垦田数据吴慧考证为约2.4亿亩比之汉初增加6.4 倍，那么汉初垦田数则应为三千多万亩，这样到清朝的20亿亩，就增加了几近60倍。这种开 垦当然对自然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亦日趋严重。由于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和植被被破坏和过度浪费，引起越来越 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山形骨立”，江湖淤垫，众多山区林产品趋向枯竭，动植物资源品 种急剧减少以及对气候调节功能的减弱、自然灾害的增多加剧等。过度的垦殖，盲目的农侵 牧、牧改农引起大面积土地沙化。还有因围垦导致的河湖水面积急剧萎缩，由此造成的调蓄 功能的破坏和灌溉效益的丧失以及对航运、水产以至于对气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5 ］。土壤的肥力也大大下降了。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西北地区的今昔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秦汉时“关中土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三，财畜则占十分之六”［16］。司马 相如曾写过一篇气势磅礴的“上林赋”展现了两千年前关中的山川形胜和富饶物产。� 灾害的种类、波及范围以及肆虐程度差异甚大，要对其影响精确定量很难，但考虑到样 本量 都比较大，每一朝代都有几百次上千次，我们可对之取加权平均。西汉时因灾害频度很小， 故丰年的影响要比之灾害为大，但为保守计我们假设丰年和灾害两相抵消，然后取西汉的灾 害对粮食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因子为0，也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乘以1作为修正过的 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其它各代则都分别乘以一个小于1(5x0x)的修正系数(式中x0为西汉的 灾害频度，x为其它各朝代的灾害频度)。我们修正过的各朝代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平均寿命同 绘一图(见图3)，以资比较。� .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和经修正过的人均粮食占有量� 由中可见不但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一致，而且除南北朝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平均寿 命差距较大外，其它各朝这两者之间或差距较小或基本无差距。这说明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平 均寿命有极强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各朝代的平均寿命。� 几点讨论� 根据研究可以有如下几点初步看法。� 一、就古代中国人的平均生存寿命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人 秦汉以来两千年间除汉朝外其余各朝均未超过七十岁。� 二、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反映在粮食亩产上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很有 限，只提高了约50Kg。这是因为汉代的农业生产“为我国树立了两千年的农业榜样，后代虽 有若干技术上的进步，……基本上并未超出前汉的类型。前汉所改进的生产工具、屯田制度 、耕作方法，一直为后代所遵行。”［17］� 三、考虑到两千年来由于人口膨胀因而大肆垦殖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灾 害频 度急剧增加，使得两千年来我国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但未曾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这个事实 ，古代中国人平均生存寿命曲线也就有了“物质”的解释——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 的确是“民以食为天”，各个时期食物的满足和丰富程度基本上就决定了人的寿命长短。� 四、寿命比较长的几个朝代国家都是统一的，而寿命短的时期则国家均处于分裂状态。 国家 统一一般来说战乱较少，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物资也容易流通，遇到灾害国家相对较有能力 救灾，当然生产力就比较能够得到发展；反之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朝不保夕，天灾加上人祸 ，雪上加霜，生产力往往倒退。� 五、本文统计的古代中国人一般地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水平也较高，因此寿命也要比全 社会平均值高一些，但是其规律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差距也不象想象的那么大。� 六、汉朝在生态环境和人均粮食占有量方面的优势是突出的，在社会生活环境方面同样 也比较理想——汉朝实行的是“宽刑薄赋”，“清净无为之治”，推崇俭朴的生活观 ，因而汉朝人能够比较地“得享天年”，这个事实应对于今天和未来也有借鉴意义。

不正确，平均年龄男子为49岁，女子为52岁。

根据古尸骨和书籍记载推测，下面是中国各个朝代的平均寿命和身高的数据。

1、新石器时代(三皇五帝)：男子平均身高156厘米，寿命31岁;女子148厘米，35岁。

2、先秦：男子163厘米，35岁;女子150厘米，39岁。这个阶段，医学和养生学发展很快，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殉葬等。

3、秦汉：男子168厘米，49岁;女子155厘米，52岁。这个阶段，生活趋于安定，物质生活丰富，医学进一步发展。

4、三国两晋南北朝：男子165厘米，39岁;女子154厘米，46岁。这个阶段，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医学退步，但养生理念得到进一步普及，社会上层寿命延长，突厥和南越血统进入汉族。

5、隋唐五代：男子166厘米，43岁，女子157厘米，47岁。这个阶段生活水平有所增长，营养状况可能仍不及汉朝，社会安定度中等。

扩展资料

古代人寿命短的原因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早夭现象”非常严重——拉低了寿命的下限。很多婴儿就因为种种原因活一两岁就死了。即便是帝王家的皇子公主们，早夭现象也非常严重。比如康熙皇帝，他生有儿子35人，其中就有15个不到10岁就早夭了；宋神宗24个孩子，其中8个儿子6个女儿早夭。

“早夭”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归结为几点：

1、医疗水平差。很多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在古人眼里是不治之症，比如天花、瘟疫、肺痨等等，甚至普通的高烧感冒都能要了一个人的命。

2、粮食少，饿死者众多。当然这只限于平民百姓，大家都知道，红薯、玉米、马铃薯等容易种活的粮食几乎都是明朝晚期才从美洲大陆传到中国的，此前中国人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更别提天灾人祸的时候了。

3、战争不断。通过史料分析，中国在太平盛世，如盛唐某时期，平均年龄达到60岁以上，婴儿成活率也比较高。但其他朝代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山东北阡遗址

大约是25岁左右 反正他们的寿命都挺短的

西方千年长寿研究自古以来，有无数先人探索长寿之路，破解衰老之谜，并给出相应的方案与解说。本文按历史的常规，将西方文明对衰老和长寿的研究罗列为八个历史时期分述如下。1 古代人类的思维演变先后经历过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阶段、科学实证阶段。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先端，远古人的思想都处于神学阶段。他们对众多现象，都用超自然的神来解释。他们认为神控制着人的健康与寿命。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许多现代人还残留着这些思想。古代的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很明显渗透这些思想。 在西方文学的长河中，有许多文学记载人们想长寿的梦想，其中在神话《黄金世纪（The Age of Gold）》中描述的天堂般生活景象是：那里住着一群幸福的人们，生活富裕和平，且永远年轻，当他们死去的时候，毫无痛苦就像睡觉一样安然离开人世。这呈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长寿的渴求。但绝大部分的神话与传说都向人们展示上帝控制着人类的寿命和健康。例如在古巴比伦王国璀璨的Gilgamesh史诗中，述说了Gilgamesh追求长寿没能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暗示了人们要成功克服死亡的第一步就是要控制睡眠。世界第一畅销书《圣经》，无疑对西方人早期的思想最有发言权了。它的内容涉及很广，时间跨度大,前后几乎包括2000年的历史。在《圣经》里，传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中，受蛇的引诱，偷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被神逐出天堂，给人类带来了原罪和死亡。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上帝控制着人类的健康与寿命。《圣经》中记载了许多长寿者，其中人类的始祖亚当活了930岁，在大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挪亚活了950岁，在《旧约全书》中记载的玛士撒拉活了960岁。现在玛士撒拉已成为长寿者的雅称。《旧约》和《新约》里都表达长寿是正直品质的一种奖赏，但上帝掌握寿命。公元前1900年，汉谟拉比法典（Hammurabi）由巴比仑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含有很进步的法律观念和惩罚观念，表明古代巴比伦的医生是遵循一定法律行医[1]。法典中记述了一些祝寿的词语，“埃及这位伟大的神君对命运的决定胜过其他人的决定，他是神中之圣，领导一切，使我长寿。”2 希腊--罗马时期 希腊罗马学派的出现使得原始的医学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神性走向了科学。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自身，长寿与衰老的原因不再被迷信地认为被超自然的神所控制，而是用体液学说来解释。这一时期，希腊罗马人才辈出，群星闪耀,造就了医学的鼎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 BC460-377）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它们分别具有热、冷、干和湿特性[2] 。他认为这四种体液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如果平衡破坏，人就会生病。他还将人生分成四个阶段。童年是热和湿的，青年是热和干的，成年是冷和干的，老年是冷和湿的。他有很多经典医学名言，他曾说人间最好的医生乃是阳光、空气和运动。被但丁称作“智者中的大师”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是希腊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认为老年的死亡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他的宇宙学说认为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由这种元素组成的物质是注定要死亡的，而天体则由以太组成，是永恒的和不消亡的。受希波克拉底的影响，他认为老年是不正常的冷和干，他还把老年人不断减少的“先天之热”比作易吹灭的微弱火焰。他在《论青年与老年·生命与死亡·呼吸（On Youth and Old Age, On Life and Death and on Respiration）》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衰老与死亡的理论，认为保持热量对于维持衰老时不断下降的生命活力是必要的。他提出的“凡是动物生长发育期长的，其寿命也长”观点，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3]。西塞罗（Cicero，BC100-43）是罗马僧侣统治集团中最著名的议员。在他的《De Senectute》一书中，这位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用对白的形式宣传他的观点：“稳定的老年时代根基于稳定的青年时代；老年人由于其令人不快的习性而不能与青年人合群，这正是他们的缺点所在。” 西塞罗对老年人消极的方面所作的论述是极其精辟的。他的书籍被认为是代表文明的经典论著。塞尔萨斯（Celsus,约BC100-100之间），罗马医药百科学家。西方医学界把他与希波克拉底和后来的盖伦并称齐名。他的书目前只有医学部分仅存，名为《论医学》，共8册，大约写于公元25至35年，该书记述了古希腊至罗马的医学经验。他提倡多种养生方法，推重适量运动、旅游、乡居、节制性生活、注重气候，环境的变化、水浴、水土养生法和情志调养等来保持健康和长寿。盖伦（Galen,129-199）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仅次于希波克拉底，被誉为“内科医学的王子”，他造就了古希腊罗马的医学繁荣。他总结了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他认为人生来有一定的内湿，然后不断干掉，当内湿耗完时，人就会死亡。内湿干掉的过程，也就是衰老的过程[4]。他认为生物在胚胎时期已开始衰老。他认为在干的过程中，组织和器官开始形成，同时身体生长和发展，到成年后，平衡发生了转移，干的过程由有益变成了有害。于是内湿就干掉，因此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冷。盖伦的衰老理论隐含了如果一个人能保持内湿，那么他就能长生不死。3 犹太—阿拉伯时期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思想，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思想。阿拉伯时期著名的炼金术大师是贾比尔·伊本·哈扬（721-815）,他所开创的炼金术传统抛弃传统炼金术的神秘主义成分，是近代化学的先驱[5]。另一位炼金术大师是阿尔拉兹（约850-925年）他继承了贾比尔的炼金术传统，注重化学实验，少谈神秘之术。阿拉伯炼金术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是后来的化学的基础[5]。阿维森钠（Aviceman，980-1037）是阿拉伯医学之父，他的衰老解说是以盖伦为基础。他认为干的过程开始于胚胎时期，到生长发展未端（大约30岁）都是有益的，到后期是有害的。他认为内湿是身体的油，就像灯油，可以产生火焰。如果内湿燃烧完，内热就会消失，因此衰老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冷和干。内热的丢失是衰老的原因[2]。像盖伦一样，阿维森钠对用医药来阻止衰老的进程持悲观态度，但他指出长寿是一个合理的医学目标。Moses ben Maimon又称为Maimonides（1135-1204），他的思想方法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圣经评论家，他继承盖伦的衰老理论。他善于独立思考，并勇于指盖伦的显而易见的错误。他建议老年人生活节制，避免操之过急，要定时就医，讲究卫生[6]。 Arnaldus de Villa Nova（1235-1311），是一位头脑敏锐，善于观察，勇于实践的外交家和医生。他的《保持青春，推迟衰老（The Conservation of Youth, the Retardation of Aging）》一书写于1290年。Drummond于1544年翻译这部书时写道：“凡有幸通读这本书者必受益非浅。”[6]他信奉了盖伦的医学思想，认为衰老是因为冷干体液增加所致，同时也可用内湿来延缓衰老。4 中世纪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大学和医学学校，这为医学的大众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人文主义逐渐取代教条主义而步入主流。罗格·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是近代实验科学的思想先驱，他主张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学、炼金术和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罗格·培根对衰老的解说和阿维森钠是一样的[7]。两者的不同就是培根认为内湿的丢失是可以中止，甚至可以逆转。这两个的武器就是养生学和药理学。培根的养生法并没有偏离传统手段，例如控制饮食、体操运动、呼吸、排泄、性生活、休息和情绪等方面。为了补充内湿，培根把希望寄托在药理学上，像中国道家的葛洪一样，培根列出了许多具有神奇效果的抗衰老的药物，例如珍珠、珊瑚、迷迭香、芦荟、毒蛇肉、鲸鱼、黄金和成年雄鹿肝。现在的实验证明其中一些物质确实有延防衰老的效果。13世纪，英国学者劳伦斯（Lauyens）提出了“油灯衰老学说”，即将人类的生命比作油灯的火焰一般，人到暮年后，一旦油尽了也即老化与死亡。Zerbi G（1455-1505）于1489年在罗马出版了《Getontocomia》，在书中他总结了盖伦的观点，回顾并评述了阿拉伯人的贡献，并列出了老年人300种常见病，是第一本关于老年病理的书籍。他的观察非常精细，有57章专门讨论了推迟衰老的方法，其中包括临床处方。有关长寿的讨论、占星学的影响、老年人疗养所的位置、保持健康的饮食疗法等，并列出了一些经验方剂[8]。他写到：“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寿限则不确定。”他认为只有对老年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迟衰老。5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的解放，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复兴加快了医学的发展，人们对衰老的研究也日渐深入。自此，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时代。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的自我画像的复制品已有500年历史，它是老年人的象征[9]。画中的达芬奇，灰白色的须发平滑流畅，目光犀利，透人肺腑。某些油画家常把老年人画得呆滞刻板，但这幅画则以他本人的画法勾出了老年人的一般特征，使人类衰老的外表被他的神来之笔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Granach创作的油画“青春的源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傲自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老年人问题是它抨击的主要对象。画面展现出各种运输工具载着枯朽无用的老年人去寻求仙水治病，而后变得年青、快乐并穿着得体的衣服。返老还童的治疗见效如此神速，性机能亦马上得到了恢复。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夸口返老还童的魔力将使衰老现象永远消失。Cranach以画家批判性的目光看待这些，画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这对歪曲生物学法则的人是一个辛辣的讽刺。M.Ficinus（1433-1499）通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沟通了阿拉伯时代与现代的联系。他写了论长寿的《De Triplici Vita》一书，其中列举的养生措施虽历经过数个世纪亦无何变动[4]。在书中他谨慎的补充道：“人们应当每7年找占星学家商量一次，因为根据占星学的理论，人体的结构在此时期会有规律的发生变化。”1534年，T. Elyot先生出版了《The Castel of Healthet》一书，提倡谨慎进食。告诫人们：“要牢记老年人应少食多餐，他们进食的情况就像点燃的油灯，当油灯将耗竭时添油不可过多，速度亦不能太快，只能适当才能维持油灯长燃不熄。” 这部杰出的著作比衰老研究的倡导者L.Cornaro所写的有影响的论文和书信早25年。Luigi Cornaro（1467-1565年）的长寿理论是假定每个人生来就有一定量的内湿，然后随着人的各种活动慢慢的消失。他提出长寿养生法，认为每个人只要在生活习惯改善，就会长寿。长寿之路的主要绊脚石是疾病，因为它能加快内湿的消失。他长寿理念是有节制的生活。他认为有节制的生活是保持四种体液平衡，从而阻止任何疾病，从而高寿。他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有节制的生活[10]。德国最著名的文艺复兴改革者帕拉塞萨斯（Paracelsus，1493-1541），是一位有非常个性，才华横溢的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认为生命是一个化学过程。他认为疾病是由于“生基”发生了机能错误，死亡则是由于失去全部的“生基”，他告诉人们可以像分析化学药品那样来分析人的疾病。他在药理学发展和把生理学作为化学过程来研究上作了很有价值的贡献。著名的Sanctorius（1561-1636）是Padua的医学教授。他的著作出版于1614年，对整个欧洲有很大的影响。他是研究机体代谢活动的先驱。他推论机体“精气”的衰败和“普遍的纤维性硬化”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原因。这一思想与20世纪的细胞内容物的变化引起细胞病理和死亡的理论很相近。法国Montpellier大学的名誉校长Fancois Ranchin在他的《医学手册 (Opuscula Medica) 》一书中详述了自己对于衰老问题做出的卓越观察。其中有一章他用拉丁文专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达138页之多。他描写了在破旧的温室中对衰老植物生长情况所做的观察。这一时期在老年医学方面的最重要人物是John Floyer（1649-1734）先生。英国著名的内科医生,在牛津大学研究医学。1686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编写的《老年保健学（Medicina Gerocomica）》是第一本关于衰老的英文著作。他信仰盖伦和培根，他很多养生法都来自培根，他劝诫人们凡事需要节制。他最得意的长寿秘方就是按照老年人的体质来进行适当的热水浴或冷水浴。有些人，如Charcot认为他的这本书是老年病学方面的第一部现代教科书。6 17世纪17世纪是一个天才辈出的世纪。布鲁诺等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思想的自由。人们遵循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解剖学家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发展精神，医学知识的积累为人类对生命地认识逐步深入到更高的层次做了准备。同时，人类在认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上的进步，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马克思把他称作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的长寿和衰老理论大部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伦，他对衰老的解释是活力论和体液论，他置换了内热和内湿，而用了精气，相当于中国的元气一样[11]。这种精气是身体必需的，它能逃逸到空气中去，很可能耗干液体和燃烧完身体的油。为了延缓身体动力的消失，培根给了很多建议。（1）精气必需保存，一些药物，例如鸦片和硝酸钠能阻止精气消失。（2）一些草药能滋养并加强一些重要器官，适当的养生法（饮食、锻炼）可以促进营养的消化和吸收。（3）引起衰老干燥的过程能被一些按摩和特殊水浴法阻止，周期性地吃草药和泻药可以吸收新的生命力和排泄旧的生命力。培根的长寿实践创新是就是置换重要器官（肾、肺等）来治疗疾病。在如今已是普遍的现实，譬如人工呼吸机、人工肾等等。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年）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生理学家。他与培根一样都致力于知识的实用性，都相信科学能改善人类的环境。他强烈意识到人生是短暂的，艺术是持久的。因此他非常渴望长寿，他想活过100岁。他认为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他尝试过Cornaro的养生法，甚至更细腻，有点像道家的饮食法。他的伟大创新是将人的身体比作机器，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机器来解释。他满怀希望地认为有一种药能冶衰老。他的《论人类》是生理学的一个里程碑。他强力地推动了现代生理学实验的发展[12]。Richard Lower是英国内科医生和生理学家。他在1650年用狗做了第一个成功的动物换血实验。Jean Denis是法国的内科医生，他首创探索了人和动物的换血实验，想通过年轻的血液来让衰老的器官返老还童，但没能成功，而因此受到诉讼，被禁止做类似的实验研究[6]。人类输血的实践直到19世纪初才有进一步的发展。7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再次加快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长寿被视为一个在将来很快实现的目标，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长寿乐观派。以雨天用风筝采雷电闻名于世，而被誉为“现代普罗米修士”的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所有的疾病将会得到预防和冶疗，连衰老也不例外。他预期人的寿命将会超过史前的记录甚而达到1000岁[13]。富兰克林非常渴望自己活得足够长，以期望奇迹的发生。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看看100年后的美国。他从淹死的苍蝇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复活，想到自己的生命再生。他愿意以任何可行的方法“死去”，然后浸在马德拉白葡萄酒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被来自祖国温暖的阳光唤醒。他设计的冰冻实验计划将人冰冻在寒冷的地带，然后解冻复苏，使人能活任意长的时期。富兰克林的朋友兼医生Fothergill于1792年出版了《人生保健守则（Rules for Preserving Health at All Ages）》一书。他告诉人们性情要温和，应当与年青人作伴，注意消除老年人容易出现的沉重心思。 Benjamin Rusu是另一位颇具天才、兴趣广泛的美国人，曾对老年病做过细致的观察。按照Buffon 的传统观点，他承认人的寿限。在《医学探索与观察（Medical Inguiries and Observation）》一书中，根据对老年病的观察和治疗，他用一整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老年人机体和精神状态变化的特点。他受当时技术的限制，强调遗传、性情、精神活动等是影响长寿的因素。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观察到所有老年人的死亡都与疾病有关，几乎没有谁真正“老死”。他的著作反映出他的见解和临床观察的深度明显地局限于病因学方面。葛德文（Godwin，1756-1836年）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葛德文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力量和真理的万能能永恒地促进知识的发展，这些知识能够用来改善人种，他推想人通过精神影响物质来延长寿命。他认为人的不断完善能克服死亡。他认为道德败坏、精神和情绪不佳都能引起衰老。他认为好的情绪能冶疗身体的不适，不快乐的情绪能导致器官的疾病。他提倡心理冶疗。这种心理冶疗不同于现在的心理冶疗是以意识为主，而不是以潜意识为主。他还认为正确的思考和良好的生活起居能长寿，不死的秘诀是欢乐、清醒的头脑和仁慈。他相信只要有长寿的信念和乐天的脾性就能延年益寿[14]。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是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他相信发展，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此时的世界才刚刚昌盛，并有伟大的前景。他是长寿的乐观派。他长寿的三个理论基础是：（1）改善环境（2）获得性遗传（3）医药科学的迅猛发展。像19世纪的保健学家一样，他认为疾病主要原因是不纯的空气、工作过量、不明智的饮食和暴力情绪[15]。他认为随着理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调整，人的寿命将会延长。知识和道德能够代代相传，因此能完善人种。他把长寿的希望寄托在医药的发展上。他认为内科医学能使身体处在永久的健康状态，这就像制造钟表的技师通过他的技能使钟表处在完美状态。孔多塞的这种乐观长寿很快影响了他的那个时代。拿破仑也在1817年宣称科学的发展将会无限地延长人的寿命。8 19世纪19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衰老与疾病的关系，并深入研究衰老的真正的原因，为20世纪全面研究衰老进一步奠定了基础，破解衰老之谜的大船高高地扬起了远航的风帆。1804年，爱丁堡的John Sinclair（1754-1835）先生出版了他的4卷大部头杰作，其中扼要地论述了在他以前探索衰老问题的著作的主要思想，并包括了1800年出版物的文献目录。他对于经典著作的翻译、统计学的评述、同英国知名人士的通信，以及对衰老研究的整个知识掌握的程度都是超群的[6]。1817年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Anthony Carlisle（1768-1840）先生出版了他的《论老年疾病(Essay on the Disordes of Old Age)》一书，作为献给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礼物。他建议年青人应采用良好的养生法以延年益寿，他描述了导致衰老的一些常见病，认为60岁是衰老的起始点。他对于老年外科问题所做的评论被编入第一套专科论文集中。他指出：“高龄者不宜做危险性很大的手术”，因为他们老年人体质的平衡能力和活力已下降[8]。英国学者伽尔顿（Galton,1822-1911）经过观察指出不同年龄的老人具有不同体格状况。温德特（Wundt,1822-1920）研究了高龄动物许多方面的特点并与幼龄动物作了对比。1839年，德国Carl Canstatt (1807-1850)出版了论老年病学的著作。此书被赞誉为这一领域前所未有的杰出论著。与衰老理论有关的事实，只要符合逻辑他就完成赞同。他认为个体细胞的死亡意味着不可替代的普遍的分子死亡。四年后，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在巴黎La Salpetriere开始讲授老年疾病。他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老年病医师，发现某些老年性疾病潜伏期很长，最后才发展成为病理改变[8]。1867年，他出版了享有盛名的《论老年人疾病的临床教程》。他在书中写道：“今天我能开设的一般特征，并提醒大家注意最常见的老年疾病。” 1869年，法国内分泌学创始人布朗塞卡（C.E. Brown Sequard,1817-1894）指出，用男性生殖腺（睾丸）浸出液注入人体内可抗衰老，并最先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宣称该方法确实使自己感到返老还童，精力充沛。这方法曾轰动一时， 广为流传。1899年，俄国学者鲍特金（1832-1889）对2240名老人作健康检查分析后宣布，疾病不是引起衰老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人由于衰老才易患老年病，这一论断，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衰老与疾病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研究方向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更加注重老化原因和机制的研究。总之：从远古到20世纪初，西方文明对长寿的实践和衰老之谜的解说主要走过了两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和形而上阶段，在这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中，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和理念，值得当今衰老研究和抗衰老生物医学研究合理地继承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