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林博士学位论文经济学

头条关注 博士论文的写作， 实际上是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的深入 ，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学术训练 。 在高校经受专门学术训练的莘莘学子们 ， 往往借助学位论文凝聚并展示其多年孜孜求学付出的心血 。 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总体而言是比较高的 ， 它们构成了一国 学术成果的重要部分 。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在谈及博士论文写作时 ， 曾把博士学位论文比之为一个标竿 。 博士论文对写作者而言 ， 真好像是一个标竿 ， 倘若跳不过或勉强过关 ， 只能说明写作者的学问还没有做好 ， 功夫不够扎实 ， 还没有资格戴上博士帽 。经济 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如此 ， 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 ， 可以说是写作者跨过标竿 ， 进入了经济学学术殿堂 。 笔者不揣浅陋 ， 拟在已有 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 ， 结合经济学专业 ， 对博士论文写作中的几个有关 问题 谈点认识体会。 论文选题 ： 重要的起点 博士论文同写作别类文章不一样 ， 首先要选择好适合于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 在许多博士生导师来看 ， 论文选题是“重要的起点” ， 博士生们在确定选题时应特别注意 ： 首先， 论文选题值得做 。 所谓“值得做” ， 即指有 理论 价值 ， 下功夫研究有可能在理论和 方法 上有所创新 ， 甚至还有可能对本学科的 发展 有所贡献 。 由于经济学是门 应用 性很强的 科学 ， 因此选题还必须考虑研究此问题有无实践意义。 惟有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 才是值得做的课题 。 论文选题我能做 ， 能写好 。 确定这个选题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积累 ， 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 这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 如果随意抓一个热门的课题 ， 即使这个课题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 也不一定能写好 。 这是因为该选题同自己的长期的知识积累 、 兴趣以及长处相脱节 ， 不能发挥比较优势 ， 写作起来不免吃力 ， 甚至有可能难以完成 。 选题不宜过小或过大 ， 而应当是小题大做 ， 即所谓“小题目 ， 大文章” 。 “小题目 ， 大文章”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 ， 做深做透 ， 还宜于控制 ， 使研究成果比较坚实 。 好的选题 ， 题目看似虽小 ， 但深度和厚度却较大 。 做学术论文 ， 研究要单刀直入 ， 切忌贪大求全 ， 四面开花 。 选取前人没有研究和涉猎过的课题 。 从新的角度选题 ， 使选择的课题和论文题目具有开拓性 、 独创性和新颖性 。 只有这样 ， 才能做出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 尽量选择对自己有长久研究价值的选题 。 博士论文毕竟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 这个成果虽然很重要 ， 但不一定都能作为自己今后开展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 从长计议 ， 应当尽量选择围绕此问题 ， 能长久做下去 ， 作为自己写作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 。 规范引用学术 文献 学术论文 ， 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 ， 是学术规范训练的第一步 ， 是一个“规范”而得出的成果 。 所谓学术文献引用的规范 ， 首先是指要重视注明引文的出处 ， 这是学者著述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 。 学术是一代又一代积累沉淀下来的 。 因此， 任何论文的观点和论据不可能全部都是自己的 ， 部分甚至某些重要观点或论据是引用别人的 ， 这是允许的 。 但是， 引用了别人的思想观点或论据 ， 必须注明 ， 注释不能含糊 。 这一方面体现出对他人成果的尊重 ， 另一方面也便于评阅人和读者了解论文材料及观点或论据的来源 。 学术研究虽然总是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层楼更上的 ， 但学术引用也应有个度 ， 不能不加节制的过度引用 ， 这也是学术规范的一个基本要求 。 一篇10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 ， 如果 参考 文献太多 ， 大量引用别人的成果 ， 那么还会有多少观点和 内容 是属于你自己的呢 ？ 在时下的大学校园里 ， 抄袭和剽窃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学术腐败现象 。 抄袭他人之作几乎已成了一些大学研究生的公开秘密 。 写作博士论文难免会有学术文献的引用 ， 但必须把握好度 ， 这个最基本的限度 ， 就是读起来能让人觉得论文确实是你花功夫辛辛苦苦写出来的 ， 而不是从前人或当代学人那里抄袭而来的 。

玛格丽特•里德对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的贡献——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学术贡献评介内容提要：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将其一生无私地奉献于经济学研究事业。本文追溯了里德的学术人生：她首先提出家庭生产的定义，并列举四种衡量家庭生产活动价值的方法；在消费行为学研究领域，她总结了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晚年的她专心地投入到人口健康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重点研究关于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综述了里德学术贡献的独特价值。里德的贡献不仅推进了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关键词：玛格丽特·里德 女性经济学家 家庭经济学 消费行为学 永久性收入假说一、玛格丽特·里德的学术人生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Dis tinguished Fellow）的女性经济学家寥寥可数，而于1980年当选为杰出会士的首位女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G. Reid），被认为是错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女性经济学家之一。里德于1896年1月27日出生在加拿大温尼伯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里德出生之际，正值小麦经济蓬勃发展，新一波移民涌入加拿大，中部的温尼伯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加拿大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了曼尼托巴省的商业文化中心。随着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加大了教育投资力度，曼尼托巴农业大学得以扩张，为建立发展家庭经济学课程奠定了基础。随着家庭经济学的兴起，里德接触到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开启了运用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探究家庭经济课题的学术生涯。里德最初在里贾纳师范学院接受培训，开始了学校教师的职业生涯。到1915年，曼尼托巴农业大学设立家庭经济学学位课程，主要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高中教育需求而对家庭教师进行培训，里德则在次年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家庭经济学课程学习。1921年，25岁的里德顺利毕业于曼尼托巴农业大学。毕业后，里德继续追求学术上的造诣。1921-1927年间，里德在安大略农业大学的麦克唐纳研究所担任家政管理讲师。1927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跟随黑兹尔·凯尔克（Hazel Kyrk）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在康涅狄格学院就职一年，讲授家庭经济学；一年后，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与家庭经济学院讲授消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并且结识了职业生涯中的搭档伊丽莎白·霍伊特。 1931年，在凯尔克的指导下，里德以题为《家庭经济学》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随后于1934年以“家庭生产经济学”为题名出版。1939年，里德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并在1943年之前一直居住在爱荷华州。1940年，里德晋升为正教授。19世纪40年代中期，里德在华盛顿担任政府经济学家。1943-1944年间，她担任总统办公室统计标准部门的经济学家和经济顾问。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领导着农业部的家庭经济部门，继续深入研究价格和分析家庭预算。同时，她还充分关注食品价格问题，专注研究价格上涨时家庭预算分配的相应调整。在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 dore Schultz）的鼓励和支持下，她于1951年起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继续专心致志地研究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直到1961年退休。之后，她专心地投入到人口健康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重点研究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里德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终身未婚，于1991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她将大部分遗产捐给了芝加哥大学，以鼓励年轻学者对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做出进一步的研究。1979年，家庭经济学家们组织召开专门会议，为里德在家庭经济学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向其致敬。1980年，里德成为第一位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杰出会士”称号的女性。作为一名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里德有足够的资格和实力问鼎诺贝尔奖，最终却无缘获奖，但是她对家庭经济学和消费行为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里德的事迹激励和鼓舞了芝加哥大学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她身上坚毅刻苦的研究精神和求知若渴的学习精神影响着后人。二、在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构建及研究方法（一）关于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观点家务劳动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贡献大约在20％到44％之间。里德（1947）估算，全职家庭主妇在1940年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值达到150亿美元，1945年贡献值提高至340亿美元。在每1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全职家庭主妇1940年贡献了20美元，1945年贡献了22美元。里德在《家庭生产经济学》（Reid,1934）著作中指出，除非我们把家务劳动视为具备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性工作，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女性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决策，也很难准确理解女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她看来，家庭经济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在分析家庭生产和家庭管理者的角色时，里德详细讨论了工作对家庭主妇生产力的影响，家庭生产商品的成本和价值，家庭消费，家庭劳动力资源和家庭科学管理等问题。为了解决与家庭生产相关的问题，她专门研究如何评估家庭中的无酬劳动和生产活动的价值。里德明确指出，提升家务劳动技能和新技术在家庭中的应用会导致重新分配家庭内外的劳动力资源，对于家庭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家务劳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家庭主妇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需要得到充分认识。里德（Reid,1934）提供了对家庭生产的概念性定义：“如果在收入、市场条件和个人倾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家庭服务委托给市场组织，则家庭成员的无偿活动可以由市场商品或有偿服务取代。”她关于家庭生产定义的前半部分表明，家庭主妇对于市场生产替代家庭生产的偏好、限制等因素，可以用于解释不同家庭为家庭生产分配不同的投入，以及家庭生产的绝对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等现象。因此，里德更进一步地将家庭生产活动解释为受到收入、地理差异、教育、种族、偏好和生命周期阶段多种因素影响的函数。里德（Reid，1934）并非把所有的无偿家务都当作家庭生产活动。她认为，中产阶级女性的闲暇活动和炫耀性消费不属于家庭生产活动的范围，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丈夫的社会和心理预期。此外，为了将家庭消费与生产活动分开，里德将家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限定为只能由市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取代。在这个条件限制下，有两种情况被排除在家庭生产活动之外：一是根据各自需求，不同家庭之间进行的商品物物交换；二是志愿者自愿帮助家庭进行生产活动。此外，陪伴孩子玩耍的活动属于消费活动还是家庭生产，取决于父母所享有的快乐程度。她主要是通过估算家庭生产商品在市场上的替代品的成本，实现对家庭生产活动价值的估算。里德关于“家庭生产活动”这个严格谨慎的定义将家庭生产纳入经济计算体系中，突破了以往家务劳动价值无法估算的瓶颈。众所周知，里德和贝克尔的家庭生产概念之间有很大区别。为了界定和估计家庭生产的价值，里德集中研究无偿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并认为其能够被市场商品和服务所替代。贝克尔则关注家庭成员在市场工作与消费（包括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贝克尔（1965）认为，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都是无偿的，而且女性进行家务劳动或闲暇休息都是放弃工资的行为，所以包括闲暇时间在内的家庭时间都属于“消费时间”，且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对于家庭生产中同样的现象，两位经济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里德和贝克尔对于问题的关注点和思考角度不同。后来，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以及她们在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等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直到贝克尔在新古典经济范式内将女性对于时间的分配使用以理论形式提出后，主流经济学才开始关注家庭生产。“新家庭经济”之父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就是在里德《家庭生产经济学》（1934）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里德的实证研究成果的扩展延伸。尽管他并没有在《时间配置理论》（Becker,1965）中提到里德的贡献，但是他在之后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Becker,1976）承认里德关于家庭生产性活动早期研究的价值。关于家庭生产的研究，里德首先提出概念和定义，为贝克尔的新家庭生产理论提供理论基石。在里德研究的基础上，贝克尔（1965）更加深入地分析女性的就业、生育、养育、婚姻、离婚、教育，侧重分析女性在市场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在贝克尔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时间价值，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以下这些领域：以家庭主妇参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为中心的时间使用研究，就业女性和家庭主妇的消费模式研究，教育研究以及信息搜索经济学研究。（二）关于衡量家庭生产价值的方法里德（Reid，1934）运用四种方法来衡量家庭生产的经济价值：机会成本法，零售价格法，雇佣工人成本法和寄宿服务成本法。这四种方法并不都是尽善尽美的，都各自存在着不足。1.机会成本法。该方法衡量的是把闲暇时间用于家庭生产而放弃的潜在收益的价值。机会成本在经济学原理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指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在这里，一定的经济资源是指有限的时间，工作与闲暇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单纯的闲暇必定是对工作收入的放弃。在消耗相同的烹饪时间条件下，高薪的专业工作者的机会成本高于那些工资较低的工人。在里德（Reid，1934）看来，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理解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市场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而且对于理解女性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决策是有用的，但是，在衡量无薪家庭活动生产者的经济贡献时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隐含着：“一个可以选择在不同领域工作的个体提供的服务价值，远远高于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个体所提供的更好的、更有技术含量的服务价值”（Reid，1934）。2.零售价格法。该方法是通过从家庭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替代品的价格中扣除所有购买的投入的成本，来估算家庭生产的增值。里德（Reid，1934）认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家庭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替代品的可选择范围扩大，因而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此时，这种方法变得更加普遍有效。这也是里德在《人类的食物》（Reid,1943a）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3. 雇佣工人成本法。在法律制度系统中，雇佣工人成本法是对家务劳动进行估值的一种常见方法，通过雇佣其他人做同样工作所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家庭生产。这个成本可以用雇佣者的平均小时工资率或特定工作专家的工资率来计算，例如裁缝、厨师或日托工作者的工资率。国家经济研究局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家庭生产对国民收入的贡献。里德（Reid，1934）认为，这种方法的缺陷是难以保证雇佣劳动工人和家庭成员生产同样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由于难以找到和家庭主妇一样合格又有责任感的技术人员进行家庭生产活动，这可能会导致低估女性家务的价值；另一方面，过分重视家庭主妇能够同时进行多项家务可能会高估家庭生产的价值。4.寄宿服务成本法。寄宿服务成本法是在雇佣工人的基础上，假定被雇佣者居住在雇佣者家中。里德（Reid，1934）认为寄宿服务成本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被雇佣者寄宿在雇主家中的生活方式与其在自己家中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2）由于寄宿在雇主家里，工人所承担的实际工作量比一般的工人稍重。它存在着和雇佣工人成本法相同的缺陷，那就是雇佣劳动工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质量上几乎不可能和家庭成员提供的一模一样。在里德提出的这四种方法中，经济学家应用最频繁的是机会成本法。因为它涉及时间价值，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前提出发，可以通过对工作和家务劳动进行时间分配提高效率。根据时间价值的波动，家庭女性可以对家庭生产和市场工作之间做出理性的时间安排，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事实证明，机会成本法是解决时间分配问题的有力工具，女性从事市场工作的时间日益增长，家务劳动的时间日益减少。基于该事实，贝克尔（Becker，1965）利用货币资源约束，使用时间价值概念，形成了市场工作与家务之间时间分配的替代动态理论。（三）关于家庭女性转变为职业女性的研究在研究家庭经济学的过程中，里德发现了一个事实：女性的地位与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息息相关。如果家庭生产活动没有经济价值，那么女性的地位十分卑微。从远古时代开始，女性一直是家庭活动的主要生产者。随着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家务量慢慢减少，大部分家庭女性转变为职业女性，开始将重心转向事业。里德（Rei d，1947）详细描述了几种用于衡量家庭主妇对家庭福利贡献的经济价值的方法。她指出，1910年，已婚女性中42%的女性抚养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到了1940年，该比例下降至26%。里德发现，家庭购买的食物原材料大部分是已经加工或者烹饪过的，越来越多的居民喜欢在商业餐饮场所里消费用餐。在美国零售食品店和酒类商店每100美元的销售额中，餐饮场所的份额从1935年的25美元逐步增加到1945年的47美元。许多类型的家庭服务也已经转移到有偿工作人员身上，例如清洁衣物和家用纺织品、打扫收拾房间等。此外，里德在《已婚女性的工作趋势》 (19 43b)一文中发现，已婚女性在从事工作的女性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890年，从事工作的女性中有13.9%的已婚女性；1940年，该比例达到了35.5%。相应地，家庭生产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转移也有一定的联系。1930年，失业率不断上升，1932-1933年间失业率达到峰值，居民收入急剧降低，生活水平骤降。1940年，大约2900万女性没有工作，同时，大约有5300万的潜在劳动力人口。在劳动人口中，55%是全职家庭主妇。到了1942年，美国市场急需劳动力，大量女性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此外，战争致使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由此，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现象，例如工资率的提高，许多职业对女性的开放，必要培训的提供，以及企业工厂针对女性进行的生产技术调整，而这些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然而，每个女性的地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生产状况的影响。大部分人认为，女性只需从事要求不高、薪资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岗位即可。无论在何种行业，因为社会大众对女性的工作能力普遍持怀疑态度，女性在某些方面总是处于弱势地位。里德一生奉献于家庭经济学领域，试图通过改变经济学家对家庭生产的态度来改变其对女性的态度。里德在《关于非货币收入的分配》（Reid,1951）一文中，主张用系统的方法来衡量非货币收入的大小，其中包括家庭主妇的贡献。1959年，在美国家政学会的会议上，里德预言未来50年内家庭生活将会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家庭经济的价值，重新定位女性的地位（Forget，2000）。她在《经济变化下的家庭》（Reid,1959）一文中做了非常透彻的预测：核心家庭将会崛起，老年人变得孤寡；职业女性的人数将会大幅度增长；由于家庭将会购买越来越多的现成产品，需要建立健全消费者保护法。三、在消费行为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创见里德在《消费者与市场》（Reid，1938）一书中指出，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应用科学，消费者行为学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问题日益尖锐、竞争加剧而出现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消费者行为与心理研究的理论开始出现，并有了初步的发展。处于这一时期的里德对消费行为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就。（一）关于永久性收入假说永久性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 thesis）来源于里德对家庭预算的研究，之后通过在学术会议和工作报告上的多次演讲交流而最终形成。她对于永久性收入研究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家庭预算调查的偶然发现，并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总结出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和计算方法。里德在调查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时发现，威斯康星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户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个令人困惑的发现激发了她敏锐的洞察力（Yi，1996）。据此，她推测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基于长期收入，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收入，因此，寻找最合适的收入概念变得尤为关键。由此，永久性收入假说应运而生。里德在《农民家庭的收入-消费模式》（Reid,1950）报告中对于永久性收入概念的发展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她比较研究了不同地域的农户平均净收入和消费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的城市家庭与农户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基于这两方面的差异，里德猜测各地区之间农户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缘于农业人口比例不同。因为农民收入与天气、农作物等不定因素息息相关，所以农户的收入存在很大的波动性。在这项报告的研究工作中，里德就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和计量做了一些最早期的工作，她曾想研究永久性收入与经常支出的关系问题，无奈于各州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定义不一致，难以进行比较实证研究。1948-1952年间，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收入与财富的研究丛书，其中包含里德早期关于预算和收入的研究成果，解释了暂时收入和永久性收入的概念与区别。为了解释农民家庭中收入对支出的影响，她对农户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了“家庭收入中永久性收入的组成部分”。里德与邓辛合作的两篇论文继续推进了收入变化对收入支出效应的影响这一思想的发展。当时，里德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Friedman，1957）序言中承认了里德、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和多萝西·布雷迪（Dorothy Brady）对永久性收入假说的贡献。（二）关于家庭食品消费的研究里德对家庭食品消费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对美国家庭食品的消费调查，她发表了《关于美国家庭的食品消费我们所知道和不知道的》（Reid,1958）的论文。里德在论文中指出，造成食品消费变化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以及可消费的资源。她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食品的消费数量会受到消费者偏好、产品的质量以及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家庭中，消费者对于食物的偏好和购买食物的市场价格可能都会有所不同，而这种差异可能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关系。为了探究这种可能性，里德在实地调查中增加了家庭样本数量，以社区、地区、家庭类型以及收入等不同方式对家庭进行了分类。若按照社区类型对家庭进行分类，收入与食品平均价格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削弱，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人口比例与收入之间呈现反比关系；若按照地区对家庭分类，不同地区的家庭对食物的偏好不同，相对价格也不同，而正是国际合作的生产分工和各个地区生产成本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对价格的差异。里德在后来的研究成果《家庭收入与支出收入弹性之间的关系》(Reid,n.d.)中，成功地证明了“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比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消费支出更高”这一假设。在她的假设中，设置了几个控制变量，即组内家庭拥有相同的永久性收入，固定的百分比储蓄和不同的短暂收入。研究发现，各个组内不同个体的短暂收入不尽相同，但在集体的永久性收入水平上趋于稳定。同时，这一研究也充分说明了永久性收入理论的研究价值。里德丰富了对不同收入概念的经验探索，正是由于其对于寻找正确的永久性收入衡量标准刺激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最终导致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永久性收入假说的产生。（三）对收入—支出关系的研究里德在其《住房与收入》（Reid,1962）著作中用永久性收入假说来探究住房支出与正常收入之间的关系。她对收入和支出关系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综合分析，着重介绍“神秘的收入变量”，进一步深化了对家庭消费模式的理解。该书是定量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里德研究发现了短期收入发生瞬息变化时产生的影响，与年龄相关的收入效应以及与其他社会人口因素相关的收入效应。一个尤为重要的发现是，随着正常收入的增加，住房的价格上涨相对较快。早期的研究一直显示住房收入弹性较低，但是当里德研究住房支出与永久性收入之间的关系时，收入弹性显示很高。她根据1918-1960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住房的收入弹性在1.5～2.0之间变动，弹性的大小与计算永久性收入的方法有关。这一重大发现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于住房支出和相关消费行为的理解，至今影响深远。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任职期间，里德发表了许多研究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文章。例如，在“爱荷华州的收入所得税报告”（Reid & Britton,1938）中，她与合作者从收入规模、收入来源、收入作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对收集的家庭数据样本进行研究。此外，里德还和凯尔克、霍伊特一起研究家庭经济福利，为改变美国家庭经济教育的性质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得美国许多大学的家政课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们认为，提高消费者教育水平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同时还能改善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之后在美国州立大学农学实验站的赞助下，基于她和其他经济学家对消费者行为和家庭支出的研究成果，里德出版了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消费者与市场》（Reid,1938）。该书试图提高消费者在广告、商标、信用、法律保护和国家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责任意识。（四）对收入水平与健康指数关系的研究晚年的里德主要研究方向是收入水平与健康指数之间的关系。她均撰写了关于这个课题的长篇研究报告，分别是《劳动力、收入与健康》(Reid，1974)、《关于健康、年龄和人口收入的介绍》(Reid，1985)。而在此之前，关于收入与健康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报告提供了相互矛盾的结果。里德（Reid，1974）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是不同种类的研究对象造成的。里德（Reid，1985）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居住在大都市地区的白人男性，年龄在35～74岁之间。为了控制研究对象的特征差异，她把人群根据差异进行分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不同年龄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环境经历，面临着不同的生活状况，例如当前收入的不稳定性，永久性收入随着年龄增长的变化，保健技术手段的变化等，而这些因素都与死亡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控制劳动力参与、人口流动以及非白人男性比例的条件下，从总体来看，收入与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此外，对于不同种类的人群，影响健康和收入变量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例如在55～64岁人群中，教育与死亡率呈负相关，而在65～74岁人群中此结论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