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史毕业论文

是你们老师下的任务么？像寒假实践之类的？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二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四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参考文献][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4]劝学篇•变法[M].[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7]清实录•光绪朝[M].[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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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意识的内涵。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法律意识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法律意识也属于法律文化范畴，它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蕴涵着个人及群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学习和自觉培养的结果，也是法律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二．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必要性、紧迫性。青少年是一个从年龄上讲横跨少年和成年的群体，他们既有青年人的朝气，又有少年的稚气。他们一方面思维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充满青春的躁动和思想的波动。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然而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也渴望融入社会并得到社会的理解。他们对世界因好奇而不免有时盲从、盲动。外界隐藏在美丽外表下的诱惑，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阴暗现象，常常使他们在困惑、迷惑中随波逐流，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那么，如何去引导和规范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提供维护他们合法权利的方式、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信仰从而自觉遵守，遏制住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犯罪？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就应该去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以下我想就谈一点认识，求教于方家。三 培养青少年基本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一）通过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灌输基本法律规范，帮助青少年守法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初步形成。《条例》是对有轻微违法的行为的人进行行政处理的行政性行为规范，《刑法》是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处罚的刑事法律规范。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违法犯罪的人追究责任，只不过《条例》和《刑法》所针对的行使处罚权的部门及程序、处罚对象、违法的轻重程度、处罚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通过学习《条例》和《刑法》，青少年可以初步认识和区分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哪些行为是法律、法规禁止的，哪些行为又是法律、法规准许乃至鼓励的。不但要灌输理论知识，而且应从身边人、身边事上着手分析，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总结、提炼典型案例，让其自我教育，明辨是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失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学生如何应对处理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和减轻不必要的伤害，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达到一般预防和维护青少年权利的双重目的。（二）通过对《宪法》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形成。权利文化是与人道主义文化、科技文化一起构成当今世界三大文化主流的文化之一。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本位的理论。权利本位的思想有两大内涵。其一，它是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的理论。主仆型文化产生义务本位。在这种本位中，国家主宰一切，公民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权利本位则不然，它把公民对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其二，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创设权利的实现条件为目的，权力的行使如果背离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权力便会得到改造。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而两者界限由法律明定之。权利本位思想的的实质是个人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与国家具有三种关系，即义务领域里的服从，自由领域里的排斥，权利领域里的依靠和参与，于是就产生社会和谐。权利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勃发。所以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必须从小着手进行。而青少年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必须通过对宪法的学习，树立宪法至高无上，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一基本的观念。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我们更应让青少年懂得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众所周知的是宪法是安邦治国的总章程，但这一结论却主要是就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因而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统一；事实上，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故由此可知，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可以从宪法的发展历史和宪法的基本内容中的到证明。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青少年就可以理解到：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地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三） 学习《民法》，促进平等和契约观念（诚实信用）的形成。人人平等和遵守契约观念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民法》的学习。民法起源于简单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发展的古代罗马社会。经过人类历史演进的熏陶，民法逐渐成为调整各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从本质上讲，民法就是把一定社会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可见，民法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平等的主体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要取得对方的财产就必须支付相应对价，体现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要受以民法为主的法律的保护，而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民事主体间签定合法、有效的契约（即合同）。契约各方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自己的意愿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契约必须遵守，契约即是交易各方间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也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体现。通过学习，我们的青少年将更好地理解和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必须遵守”的平等、守约思想。（四） 清除旧的“厌讼”观念的不良影响，强化诉讼意识，树立新型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刑治主义”，同时法律规范是“礼法合一”，法律精神的原则是“宗法伦理”。所以从古至今，基于“性善”、“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可行的，争讼则是可以避免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意就是说他接受人们的讼案后，并不立即进行审理，而是采取拖延的策略，让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达到无讼的目的。故而，中国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争讼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相反，没有争讼的社会才是理想、和谐的社会，这一观念在中国人中可谓根深蒂固，人们不愿诉讼，极力避开诉讼。即使到现在，有些人仍然把打“官司”，特别是当“被告”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一般地，亲人、朋友间如果走进法庭，将矛盾、争议诉诸法律，无论是外界人士眼中还是事实上，亲情、友情必定荡然无存。我们就是要从学习《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诉讼法律入手，着重在受传统“厌讼”思想影响较少的青少年中更新陈旧的诉讼观念。在我们看来，诉讼不过是使得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的一种常用手段而已。即使是亲友“对簿公堂”也不是撕开脸皮，抛开情理，而是一种让争端在公开、公平的前提条件下谋求来自第三方独立公正地加以解决的争端解决机制，比之以前的私人调解、裁决等私力救济更加文明和进步。我们要教育青少年将为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诉讼视作一种权利，以及捍卫这种权利的正当行为。鼓励青少年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在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大胆地运用法律的武器，及时充分地利用诉讼权利，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未雨绸缪或者亡羊补牢。

我国森林公安的历史发展 摘要]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林衡来执掌的。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 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为“山林警察”。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林 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跨入21世纪 以来，森林公安得到较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 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关键词]森林公安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森林警察的职能机构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就是从大森林中繁衍进化而 来的。至今，森林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 林衡来执掌的。中华民国《警察行政》一书，干脆就以此断 言，林衡、山虞为森林警察，这个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认为 其为林务官员是毫无疑问的。森林警察职能由其执掌也是顺 理成章的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古代人类社会分工并不明 确，各种职能集一身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中国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也长期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军事和行政合 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又长期实行军警不分、政警不分 的制度。因此，就其警察职能和具有这种职能的机构来说， 可以追溯到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的最初时期，尽管它有别于 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二、民国时期“森林警察”之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称为“山林警察”。事实上，更早一点，在民国建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把植树造林、恢复森林作为立国 之本，拟定“森林与建国”六项任务：（1）森林与民生；（2） 建造森林；（3）开发森林；（4）森林行政；（5）山林测量； （6）森林与建设。提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 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实业部，下设农务司管林业行政，后分设农林部，下设山林 司主管。 1912年首颁《林政纲要》11条，其中规定无主山林定 为国有经营，限制滥伐私伐，设山林警察，奖励民地造林， 有山林的省份设林务官及林政机关，提倡经营造林保林等政 务。 1914年11月和1930年先后由农商部与国民政府颁布 《森林法》，分别为6章32条和7章77条，相继制定《森 林法施行细则》。同时制定颁布《狩猎法》与《狩猎法施行 细则》。为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林区治安秩序提供法律依据。 1915年7月7日，孝丰县知事因创办山林警察所、制 定周密的警章条文、保护山林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浙江巡按使 公署的表彰。1919年，省警察厅下令改山林警察所为森林 警察队，属县警察局管辖，编制42人，配有武器，设巡官 1人（后改名队长），由邑绅推荐。森林警察轮流驻在竹林 大年地区，巡山护林。安吉县也设森林警察，分驻在云野公 司及桃南、桃北、三港林业合作社，巡山护林。同时，山主 还雇看山人员，分片管山。一旦发生挖笋、砍竹、伐木事件， 看山人员即报告森林警察处理。 1916年（民国五年）由江苏省教育团体出资经营的江 苏教育团公有林（后改称为江苏省教育林）。该团体经巡按 使将组织情形呈报大总统比准，并报内务、财政、教育、农 商各部备案。该团体在《组织大纲》中提出“关于公有林之 保护，得酌设森林警察”。 1924年（民国十三年）8月22日，内务部警政司答复 “湖北省警务处函询山林警察是否订有专章”一文记载“因 查森林警察条例早经本部与农商部从事会商，目下尚未定 完。在此项条例未经公布以前，自可比照矿业警察之例，仍 属警务处主管，会同实业厅办理其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及服 务身份应一律同函复湖北省警务处查照”。湖北省是中国近 代最早建立警察的省份，其询问“各省外县拟请等设之森林 警察其统系应属于何处，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暨服务身份 与普遍行政警察一律统希详复等”，说明当时各地方自行建 立森林警察已经比较普遍了。 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内政部鉴于森林警察职能非普 通警察所能代替，有必要专设森林警察。于是，1929年（民 国十八年）9月2日至7日，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召开林政 会议，通过林政司拟请中央设立森林警察训练所案——由农 矿部主持办理的决议案。1929年11月在会同农矿部筹设渔 业警察的同时，商请农矿部共同制定森林警察各项规章，但 被农矿部以当时森林法尚未经立法院审议公布，拟订森林警 察规程无所依据为由予以搁置。 1930年7月7日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根据实际需要先 行组建设置了自办的森林警察。中华民国的警察讲义一类书 也是认定森林警察建于7月7日。森林警察成立后单独列编， 并专设训练员1人。后来因为经费困难，改由该局技术课员 与各林场管理员兼管。该森林警察经费由林区管理局经常费 项下开支，有长警70名、步枪25支，分驻于下属各林场， 由林区管理局技术课课员及各林场管理员兼管，担任森林保 护任务。农矿部改为实业部后，森林警察事务转为实业部林 垦署掌管。 1943年2月15日，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施行了 《森林警察规程》，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森林警察机构 设置办法、人员及装备。当时的森林警察的职责有以下几种 [1]： （一）维护林区的日常管理 主要是验狩猎、采伐、割草、引火等证书及其他护林 事务。 （二）维护林区治安秩序 保护林业工作人员，预防和侦缉森林犯罪，处理扰乱 林区、林场秩序或妨害森林作业的事件。 （三）保护森林资源 防止人畜残害或盗伐森林，预防和处理森林的各种气 象灾害，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及扑灭森林火患。 森林警察对在林区、林场内发生的普通违警案件，除 地方警察机关委托或命令之外，应移送当地警察机关或乡镇 后处理。遇紧急情况时可在辖区外逮捕森林罪犯，但应立即 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治安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必要时也可报 请附近地方警察或民团、军队等协助维持治安秩序。 根据当时的《森林警察规程》，森林警察的设置完全实 行自愿原则，由呈请人自愿提出申请，写明森林所有权人名 称，森林所在地面积及林区界限，业务概况及工人人数，所 需森林警察或驻卫警察名额及枪支弹药情况。根据森林所有 权不同，当时森林警察的配置及任免程序也不同。 国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由该森林主管机关或受 委托的管理机关分呈内政部和农林部核准设置，两部核准11 后，致函该国有林所在地省政府并转告有关县政府。 公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则由该森林主管机关呈 请省政府核准，省政府核准后报内政、农林两部并通知公有 林所在地县政府。私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应由该森林所 有人向森林所在地警察机关或县政府申请派遣驻守警察，警 察机关或县政府批准并派遣后，报省警察主管机关和省林业 主管机关会呈内政、农林两部备案。森林警察受林业主管部 门的监督的指挥，其所需经费由各森林主管机关或私有林所 有者支出。国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农林部会同内政部任免， 公有林及私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省政府任免并分报内政、农 林两部备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森林公安机关的设置 建国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 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 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新中国森林公 安机关的建立和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2]： （一）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1947-1966） 1951年1月12日，为加强保护国家森林及林业生产设 备，严防敌特破坏与火灾发生，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签署 了《关于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决定》（东政公字第2号），在 森林工业总局所属的各森林工业管理局（即松江、伊春、牡 丹江、吉林、辽东、黑龙江6个管理局）下设森林公安处。 其在业务上受所在各该省省公安厅领导，在行政及日常工作 上受各该森林工业管理局领导。其业务范围为：（1）组织与 教育员工进行护林防火、防奸、防匪等工作。（2）调查与检 举敌特及反革命破坏分子。（3）研究与指导护林与防火等工 作。（4）协助行政上指导与教育森林警卫队。决定还对森林 公安处的内部机构及下属机构设置、职能、人员、编制、待 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这是1949年后，全国第一部由地 方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件。1953年6 月，经政务院批准，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林区的国营林 业局设立了林业公安局。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清匪反霸，肃反 肃特，保障林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有限的 森林资源遭到一次极大破坏。60年代初期，国家调整政策， 采取了许多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使林业公安机关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的林业 公安机关的职责、权限，从多项投入上加强林业公安队伍建 设。60年代初，南方林区也相继建立了林业公安派出所。 其中，浙江、江西、广西、湖北等7省、自治区共有林业公 安民警500多人，设立派出所129个。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 资源及安全保卫工作得到加强。这样，在全国南北方的重点 林区中，都有了一定规模的林业公安队伍，保护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已成为林业公安机关的重要使命，由于地处深山 老林，“一人一马一杆枪，防奸反特打豺狼”，是当时森林 公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公安工作随着全国公、检、法 机构被冲击处于瘫痪状态，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陷入困境。 （三）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森林公安恢复和 发展阶段（1976—1998年） 直至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林业公安工作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林业发展的新形势和强 化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新要求，政府在林业建设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法治林开始提上历史日程。 1979年1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乱砍乱 伐的通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林区派出所，保护森林，维 护林区治安。1979年2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重点林区设立公安局、派出所，配备 森林警察，加强治安，保护森林。”这是建国以来由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12月林业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出《关于在重点林区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检察、 法院组织机构的通知》，要求在重点林区组织建立与健全林 业公安机构，在国有林业局、检材水运局设立林业公安局； 在森林资源比较多的省、地（市）、县设立林业公安处或林 业公安科、股；在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建立林业公安局或派 出所。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保护森 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81］25号）文件中 明确指出，林区要抓紧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机构。1982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 急通知》明确指出，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分子情节严 重的和对包庇、支持、怂恿破坏森林资源的领导干部构成犯 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到1983年6月底，全国林业公安队伍已覆盖25个省、 自治区。其中14个省区建立了林业公安局（处），大面积国 有林区建立了149个林业公安局，163个地、县建立了林业 公安科（股），林业派出所1 730个，民警17 000余人。 1984年9月公布的《森林法》，确定了保护森林、发展 林业的法律地位，对盗伐、滥伐和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 行为适用法律条款作了详细规定。1984年国务院批准林业 部、公安部《关于解决林业公安体制问题的请示》（林发政 〔106〕号），同年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林业公安体制问题 的通知》（劳人编1984〔70〕号），同意林业部设立林业公 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实行双重领导，该局所需编制，在 林业部机关行政编制内调剂解决。同意地方林业公安机构列 入国家公安系列，武装森林警察列入人民武装警察序列，实 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体制。林业干警工资标准、着装、 武器装备等，分别执行国家公安干警和人民武装警察的统一 规定。人员编制、经费开支仍由林业部门承担，县以上林业 公安编制在各级林业部门编制中解决，国营林业企业、事业 单位的林业公安机构和林区派出所的编制分别列入企业、事 业编制。1984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将林业公安局编入 公安部序列的通知》〔（84）公（政治）字48号〕，将林业公 安局编入公安部序列，为十六局，11月林业部公安局正式 建立。 1985年10月公安部和林业部在昆明联合召开了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林业（农林）厅（局） 长参加的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1986年1月两部又联合 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林安字〔1986〕1号）， 《纪要》具体规定了（1）林业公安的任务；（2）林业公安 机关的性质、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3）林业公安机关的管 理体制；（4）林业公安机关的经费和装备；（5）加强林业公 安队伍的建设5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保护森林资源是林业 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明确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 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 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原则上行使同级地 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由此可以看出，森林公安工作包 括森林公安队伍管理、机构建设、维护国有林区的社会治安 秩序、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预防 和扑救森林火灾等内容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 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国家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 各级林业公安机关迅速传达贯彻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保 护森林资源上来，极大地推动了森林公安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1986年1月10日，林业部、 公安部联合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 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 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 政力量，原则与行使同级地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 1987年6月30日，针对长期存在的林木超量采伐仍难 以控制，森林资源持续下降。乱砍滥伐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一些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也遭到盗伐哄抢。造成 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林业改革中某些具体政策失调 和存在漏洞，林政和资源管理不严，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为了坚决煞住这股歪风，进一步从政策和制度上堵塞漏洞， 严格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 由于哄抢林木事件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也促使国家对森林 公安队伍建设的不断重视。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和《国务院批转公安 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发［1992］ 49号）规定，“评定授予警衔的人员，必须是属于人民警察 建制的在编在职的人民警察”“各级公安部门（包括公安部 门设立在铁道、交通、民航、林业部门的公安机构）”，林业 公安才真正在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使林业公安真正成为国 家公安的组织部分。 森林公安干警按规定评定了警衔。森林公安警察干部 管理，按人民警察法规定和公安部的要求进行。各级森林公 安机关的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林业部门推荐，征求同级公 安部门意见后，报经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同意，按干部管理权 限，由干部管理部门办理任免手续。森林公安民警的调入， 原则上要从公安警察院校毕业学生中分配调入，若从其他部 门调入，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 核；地（市）以下，必须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安 处（局）审核同意后，再由所在地的人事部门办理调入手续。 1992年7月1日起，我国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凡森 林公安人民警察，警司、警员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森林公安处（局）审核，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批， 公安局长任命；警督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 安处（局）申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核，报公安部审 批，公安部部长任命；三级警监，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申报，公安部审核，警衔领导小组审批，公安部部长任命； 二级警监以上警衔，由公安部申报，警衔领导小组审核，由 国务院总理任命。 （四）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建设阶段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中的第十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 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这 一规定，既明确了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又明确了森林 公安机关的职责，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以保护森林 和野生动物资源为己任的原“林业公安”的称呼，即“森林 公安”。因此，随后的“林业公安机关”将按照法律的规定， 统一改称为:“森林公安机关”，森林公安机关迎来了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化建设阶段。 截至到2004年底，全国除上海市外，30个省（区、市） 共建立森林公安机构6 769个，局级机构1个（国家林业局森 林公安局即公安部第十六局）；省（区、市）森林公安局（处） 31个（森林公安局28个，森林公安处3个）；地市级机构375个； 县级机构1 590个；派出所4 767个，实有警力56 483人。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2005]42号文形 式正式印发《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 的通知》。多年来，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为保护森林及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做 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 编制不统一，经费渠道多样且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队伍稳定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国办42号文件的下发实施，有效破解了 长期以来制约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队伍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问题，对稳定队伍、凝聚警心、鼓舞士气、强化职能，对做 好“相持阶段”生态保护工作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编制纳入政法专项编制序列，经费列入 各级财政预算，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长期为 之努力，广大森林公安民警热切盼望的重大问题。现在国务 院决定抓紧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 建设和保护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林业生态保护取得的又 一项重大成果，是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参考文献： [1]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第660-662页。 [2]蒋先进、罗锋主编，《警察业务全书—保卫工作卷》，群众出版社出 版，1996年7月第1版，第379-385页。 作者简介： 胡建刚，男，1967年4月出生，籍贯江苏宜兴，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治安学、林区治安管理。 ≈≈≈≈≈≈≈≈≈≈≈≈≈≈≈≈≈≈≈≈≈≈≈≈≈≈≈≈≈≈≈≈≈≈≈≈≈≈≈≈≈≈≈≈≈≈≈≈≈≈≈≈≈≈≈≈≈≈≈≈≈≈≈≈ （上接第9页）江各民族与周边国家俄罗斯、日本、朝鲜、 南韩等国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际 课题《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的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对 这两个跨国民族的信仰文化、民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居住文化、丧葬文化、婚俗文化等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揭示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 三、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长 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如赫哲族的尤志贤、 尤金良，鄂伦春族的韩有峰、孟淑珍，锡伯族的吴克尧，蒙 古族的波少布，鄂温克族的那晓波等。这些少数民族学者在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赫哲族人口很少，只 有4 640人，我省只有3 910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但近几年来关于赫哲族的研究，已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 意。德国的付玛瑞、南荣国，瑞士的米歇尔，意大利的马嘉， 加拿大的纳尔，韩国的李钟周，俄罗斯的那嘉、谢尔盖·华 西里维奇，日本的池上二良、浅川滋男、大贯静夫、涩谷武 等学者，先后来黑龙江进行考察研究，有的多次前来调查采 访。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已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学 术研究。这些外国学者回国后，发表了专著、论文，翻译了 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文章和民间文学作品，提高了黑 龙江的知名度。面向21世纪，为了把我们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特提出如下建议： 1．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龙江经济发展服务。 2．从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民族 博物馆抽调人员，组成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小组，在3～ 5年内，对我省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化进行重点抢救。 3．责成出版部门出版一套《黑龙江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情、民间文学、民族工艺、民族艺术、 民族经济等著作。 4．建立定点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吸引中外游客前来 旅游，体验民族风情，品尝风味菜肴，观赏民族歌舞，购买 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5．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有特色的工艺品生产，如桦皮工 艺、鱼皮工艺、鱼骨工艺等，增加民族地区的经济收入，为 发展我省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6．在民族聚居地的中、小学，开设民族语言课，讲授 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使少数民族下一代对自己民族的文化 从小就有所有了解。 7．组织省、市电视台拍摄反映我省少数民族50年来发 展变化的纪录片、风情片，向中央电视台推荐，向国外电视 台推荐。 8．在博物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街宣传栏、宾 馆接待室等地，用图片、文章、录像、实物等宣传我省少数 民族文化。让广大群众了解我省少数民族文化。 9．拨专项经费支持民族文化研究事业，出版学术研究 著作和普及读物，支持本省学者到日本、俄罗斯等国访问， 召开国际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让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审判监督权与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冲突、与当事人诉权的矛盾等问题。民事诉讼法对审监程序作出了修改，但仍存在不完善之处。 鉴于此，全国人大在2007年10月就民诉法的部分法条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尤引人注目。本次修法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主要作出了五个方面的修改。一是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审理。二是申请再审案件有了三个月的审理期限。三是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亦作了明确。四是申请再审期限有限放宽。五是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十三项具体事由。以上修改内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立法过于原则、再审启动随意、复查效率过低等问题，申请再审案件及再审案件的审理进入规范化轨道。但是，修改后的民诉法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我国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一)再审案件收案激增将冲击再审程序固有性质(二)再审事由的规定不尽可行(三)对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缺失(四)“有限再审”原则未予确立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并重的审判监督程序价值取向审判监督程序是民事诉讼框架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必将引起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重大调整，甚至会影响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成败。因此，在对其进行改革前，必须进行充分论证，设想并讨论每一种方案的优势和缺点，在对我国国情通透掌握的情况下，确定一种效益最高、负面影响最小的改革方案。本文希望通过建立“再审之诉，合理限制其他审判监督权力”的审判监督程序，使我国诉讼体制能与目前社会形势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真正起到统一司法、发展法律、个案公正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的作用，司法的公权力与当事人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救济，最终实现定纷止争、服判息诉，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中国刑法的进步与缺陷这个从大的范围说的话，中国刑法正在日趋走向成熟化，法典化；我谈下我对刑法中有关条款的理解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我认为在这条规定中“法定程序鉴定确定”这几个字含义模糊，弹性较大。 即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方法和机构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而且由于此条规定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直接挑战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引起法律界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尚未完全尚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问题又来了， 法官如何甄别嫌疑犯在犯罪时是尚未完全尚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能力？ 总之，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而判断一个人精神病的有无或程度的轻重，在目前的技术上来讲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中国的法律工作者应慎之又慎。以上是范本，可以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