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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老师下的任务么？像寒假实践之类的？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二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四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参考文献][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4]劝学篇•变法[M].[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7]清实录•光绪朝[M].[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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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意识的内涵。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法律意识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法律意识也属于法律文化范畴，它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蕴涵着个人及群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学习和自觉培养的结果，也是法律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二．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意识培养的必要性、紧迫性。青少年是一个从年龄上讲横跨少年和成年的群体，他们既有青年人的朝气，又有少年的稚气。他们一方面思维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充满青春的躁动和思想的波动。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然而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也渴望融入社会并得到社会的理解。他们对世界因好奇而不免有时盲从、盲动。外界隐藏在美丽外表下的诱惑，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阴暗现象，常常使他们在困惑、迷惑中随波逐流，甚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那么，如何去引导和规范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提供维护他们合法权利的方式、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信仰从而自觉遵守，遏制住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及针对青少年的犯罪？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就应该去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以下我想就谈一点认识，求教于方家。三 培养青少年基本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一）通过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灌输基本法律规范，帮助青少年守法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初步形成。《条例》是对有轻微违法的行为的人进行行政处理的行政性行为规范，《刑法》是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处罚的刑事法律规范。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违法犯罪的人追究责任，只不过《条例》和《刑法》所针对的行使处罚权的部门及程序、处罚对象、违法的轻重程度、处罚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通过学习《条例》和《刑法》，青少年可以初步认识和区分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哪些行为是法律、法规禁止的，哪些行为又是法律、法规准许乃至鼓励的。不但要灌输理论知识，而且应从身边人、身边事上着手分析，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总结、提炼典型案例，让其自我教育，明辨是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的放失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学生如何应对处理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和减轻不必要的伤害，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达到一般预防和维护青少年权利的双重目的。（二）通过对《宪法》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的形成。权利文化是与人道主义文化、科技文化一起构成当今世界三大文化主流的文化之一。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本位的理论。权利本位的思想有两大内涵。其一，它是解决公民和国家主体关系的理论。主仆型文化产生义务本位。在这种本位中，国家主宰一切，公民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权利本位则不然，它把公民对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其二，它是解决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创设权利的实现条件为目的，权力的行使如果背离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权力便会得到改造。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运行界限。而两者界限由法律明定之。权利本位思想的的实质是个人权利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与国家具有三种关系，即义务领域里的服从，自由领域里的排斥，权利领域里的依靠和参与，于是就产生社会和谐。权利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勃发。所以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必须从小着手进行。而青少年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必须通过对宪法的学习，树立宪法至高无上，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一基本的观念。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我们更应让青少年懂得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众所周知的是宪法是安邦治国的总章程，但这一结论却主要是就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因而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统一；事实上，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故由此可知，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也可以从宪法的发展历史和宪法的基本内容中的到证明。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青少年就可以理解到：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地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三） 学习《民法》，促进平等和契约观念（诚实信用）的形成。人人平等和遵守契约观念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民法》的学习。民法起源于简单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发展的古代罗马社会。经过人类历史演进的熏陶，民法逐渐成为调整各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从本质上讲，民法就是把一定社会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可见，民法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平等的主体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要取得对方的财产就必须支付相应对价，体现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要受以民法为主的法律的保护，而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民事主体间签定合法、有效的契约（即合同）。契约各方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自己的意愿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契约必须遵守，契约即是交易各方间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也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体现。通过学习，我们的青少年将更好地理解和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必须遵守”的平等、守约思想。（四） 清除旧的“厌讼”观念的不良影响，强化诉讼意识，树立新型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是“刑治主义”，同时法律规范是“礼法合一”，法律精神的原则是“宗法伦理”。所以从古至今，基于“性善”、“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可行的，争讼则是可以避免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意就是说他接受人们的讼案后，并不立即进行审理，而是采取拖延的策略，让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达到无讼的目的。故而，中国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争讼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相反，没有争讼的社会才是理想、和谐的社会，这一观念在中国人中可谓根深蒂固，人们不愿诉讼，极力避开诉讼。即使到现在，有些人仍然把打“官司”，特别是当“被告”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一般地，亲人、朋友间如果走进法庭，将矛盾、争议诉诸法律，无论是外界人士眼中还是事实上，亲情、友情必定荡然无存。我们就是要从学习《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诉讼法律入手，着重在受传统“厌讼”思想影响较少的青少年中更新陈旧的诉讼观念。在我们看来，诉讼不过是使得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的一种常用手段而已。即使是亲友“对簿公堂”也不是撕开脸皮，抛开情理，而是一种让争端在公开、公平的前提条件下谋求来自第三方独立公正地加以解决的争端解决机制，比之以前的私人调解、裁决等私力救济更加文明和进步。我们要教育青少年将为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诉讼视作一种权利，以及捍卫这种权利的正当行为。鼓励青少年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在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大胆地运用法律的武器，及时充分地利用诉讼权利，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未雨绸缪或者亡羊补牢。
浅谈派出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犯罪是社会的一大公害。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危害极大．而且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盛、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派出所是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力军，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桥头堡，是组织和发动群众、搞好治安防范工作的重要阵地，其在整个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已成定局。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深化和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社会治安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相当巨大的。下面我就派出所如何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宣传站的作用。实践告诉我们，搞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仅仅依靠公安机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基础的治安防控体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要大力宣传好党的大政方针。要紧紧围绕当前改革开放事业中遇到的难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二要开展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特别要结合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结合日常工作，重点搞好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三要下大力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根据普法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报纸、广播、板报等媒体形式广泛地进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治安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要重点做好对刑释解教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活动，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转变观念重新做人。四要开展安全防范宣传教育。根据犯罪活动的一般规律，犯罪高发区一般都与社会总体防范水平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派出所责任区民警应按照规定，结合"争做"活动，采取宣传栏、宣传单，致居民一封信、走访单位、入户等形式，普及反盗窃、反抢劫、反伤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信息站的作用。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最基层单位，它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信息和动态，反映民意、民情，是上级的耳目、参谋和决策源泉。因此，派出所要牢固树立信息意识，广泛采集各类与社会安定相关的情报信息。特别是广大责任区民警，要结合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邪教活动情况、刑事案件等问题，时刻带着信息意识下片开展工作，增强信息收集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要努力扩宽信息收集的渠道。要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延伸信息触角，全面掌握辖区社会动态，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 三、防疫站的作用。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抓好防范是减少发案的关键。首先，狠抓"三防"即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的落实。当前应大力推广"三铁"(铁门、铁窗、铁柜)工程和电子防盗器材的应用，实践证明。凡是"三铁"和电子防盗器材系统普及的地方，入室盗窃、爬阳台的案件就明显减少，派出所应在"三防"上多做宣传。其次，在深入调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抓好违法青少年、刑释解教人员、外来人口等犯罪"高危"人群的控制和帮教工作。一是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打好"防疫针"。二是要建档管理，落实目标责任制，组织和动员治保会、家庭，单位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使"防疫"工作深入扎实。三是及时发现和调解各种纠纷，预防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把各种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防疫"工作收到实效。四是抓好"警校共建工作"实行由派出所领导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的做法，定期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四、工作站的作用。派出所工作千头万绪、涉及面广，但最基本的还是管理和防范工作。因此，只有深入辖区，扎根群众，服务人民，搞好防范，才能确保一方平安，让人民满意。要抓好安全文明小区的创建。创建安全文明小区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是搞好防范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要把创建工作作为提高防范能力的突破口狠抓不放，同时要跟上小区安全管理，逐步巩固提高。要抓好派出所队伍建设，树良好形象。要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自觉便民、爱民、无私奉献。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民警法律素质，严格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巩固好责任区这块阵地。 总之，随着治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警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派出所的作用日显突出，我们只有不断探索和加强派出所的工作，才能增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
你的论文预备往啥方向写，选题老师审阅经过了没，我能够给你一篇现成的。论文构成 结业论文格局应标准，有必要由封面、目录、正文（包含中外文落款、中外文摘要、中外文要害字、正文、参阅文献和称谢）三有些构成。
自学考试公安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一、公安管理方向1、 基层公安机关警务效能现状与改进对策研究2、 公安机关大接访工作效果分析3、 公安派出所警务管理机制研究4、 试论基层公安机关走出经费保障困境的长效机制5、 试论公安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模式6、 跨地区、多警种的警务协作模式研究7、 基层公安机关机构改革的设想8、 关于公安机关警务协作中的统一指挥问题研究9、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警察职能演变10、 社区安全设施建设与犯罪预防绩效11、 试论农村警务改革与发展战略12、 论警察巡逻体制创新13、 从公共管理视角谈社区警务的发展模式14、 论新世纪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途径15、 论警察权力的道德约束机制16、 警务责任工作机制研究17、 论公安机关服务理念与勤务制度创新18、 试论构建服务型公安机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19、 论公安民警人性化执法20、 关于公安民警实践执法为民思想的思考21、 论奖励激励在警察管理实践中的运用22、 基层公安机关勤务制度的现状分析及改革设想23、 试论对公安领导者权力运用的监控24、 论警察激励机制的构建25、 关于基层公安机关管理层级设置的思考26、 论提高基层公安实战部门工作质量的途径27、 论提高基层公安实战部门绩效的工作机制28、 论公安经费开支的监督29、 论公安机关规范化管理30、 试析公安机关的政府采购管理31、 浅谈公安机关警务保障体系的完善32、 当前公安机关经费保障与现实需求分析33、 论适应国家财政改革的公安财务管理34、 论公安经费的使用效益35、 浅析当前公安机关装备保障与使用36、 节约型公安机关建设之研究37、 试论公安装备配备的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38、 公安机关执行新财政收支科目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39、 试论公安装备配备标准体系40、 论岗位责任制对公安管理的作用41、 当前公安机关推行目标管理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42、 公安民警工作满意度分析43、 试论增强公安机关群体凝聚力的途径44、 试论公安新闻发布会的有效组织45、 论质量管理在公安机关的应用46、 应对警务危机之策略47、 公安机关危机公关之对策48、 关于基层公安实战部门工作绩效的评价49、 论公安机关非正式群体的功能及其引导策略50、 如何构建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长效机制51、 浅谈公安机关组织结构改革与创新52、 公安民警心理健康状况分析53、 关于公安机关优抚制度的思考54、 社区民警角色分析与工作技能要求55、 我国社区警务发展模式比较研究56、 从市政管理看城市警察职能57、 街面巡逻见警率与反应时间研究58、 关于公安派出所绩效考核的思考59、 论公安管理的效率增进60、 浅谈公安领导体制改革和创新61、 试论警务公开与公安组织绩效提升62、 试论公安指挥中心职能63、 社会治安预警机制研究64、 试论公安领导力65、 试论公安领导者如何有效地使用权力66、 论公安统计对公安决策的意义67、 政府应急管理框架下的公安应急体制研究68、 公安机关应急管理的任务、特点和对策69、 关于公安决策咨询机制建设70、 论公安领导决策艺术71、 论公安统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72、 我国公安指挥体系研究73、 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分析和预警机制建设74、 试论公安信息安全组织管理保障75、 试论紧急警务现场指挥的情报信息工作76、 紧急警务现场态势评估方法研究77、 公安决策创新与超优目标设计思想探究78、 试论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79、 大型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80、 论适应动态社会治安管理要求的公安统计工作改革81、 公安指挥的情报信息保障系统研究82、 公安派出所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83、 试论警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构建84、 人口管理信息化研究85、 论公安机关信息资源开发86、 论公安信息系统对于提高警力的意义87、 电子警务与电子政务关系研究88、 关于公安信息化建设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89、 试论公安信息安全管理90、 公安信息标准化研究91、 电子警务若干问题研究92、 网络环境下的治安问题研究93、 公安组织评价基本技术方法研究94、 电子警务实施办法研究。95、 公安机关办公自动化研究96、 论公安信息化与警务效能提高97、 电子警务工作模式研究98、 公安组织评价基本要素研究99、 城市公安综合信息系统研究100、 电子警务与公安管理创新101、 国外警察信息化建设研究102、 论如何实现公安管理工作信息化103、 警务协同的内容与方式研究104、 公安机关紧急警务处置现场指挥问题研究105、 公安指挥处警预案研究106、 警务协作中指挥关系研究107、 论指挥中心在公安指挥中的作用。108、 公安指挥中心规范化建设研究。109、 论如何提高公安指挥的有效性110、 公安指挥机制建设的重点与难点111、 论公安机关警务协作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112、 论公安指挥模拟训练系统开发113、 基层公安机关警力配置现状分析及改进114、 论加强公安监督的途径115、 关于当前警务督察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116、 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117、 如何加强对公安机关“一把手”的监督118、 用权变理论管理警察人力资源——对警力不足的思考119、 关于公安机关警种合理设置的思考120、 基层公安机关行政改革研究121、 公安机关行政权威流失问题研究122、 关于警力下沉的理性思考123、 关于公安机关开展基层基础建设的战略思考124、 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与公安行政改革新思路125、 试论和谐社会与公安执法改进126、 论公安机关队伍管理的长效机制建设127、 论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作用128、 论公安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创新129、 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130、 论“战训合一”的公安教育培训模式131、 公安机关人才选拔机制研究132、 公安民警考核方法研究133、 公安民警职位分类研究134、 实习警察职业资格的标准和认定形式135、 公安民警素质结构分析136、 公安机关“从优待警”保障机制研究137、 论新时期公安文化建设途径138、 公安行政职能转变研究139、 关于构建服务型警务模式之我见140、 论外国警察教育训练工作的启示及借鉴141、 试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工作142、 警察权力腐败现象透析143、 对公安机关末位调整措施的思考144、 论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结症及解决途径145、 论警察权力运行规范与制约146、 如何维护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147、 论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构的整合148、 关于当前公安监督工作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149、 试论警务督察工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150、 论现场督察的实施151、 论警务督察效能的提高152、 如何构建公安机关惩防腐败体系153、 如何加强对基层公安领导的监督154、 论公安行政执法监督155、 基层公安机关培训工作效果评估156、 试论公安行政伦理157、 构建学习型警队的条件分析158、 警察绩效评估的价值分析159、 试论警察绩效“评估链”160、 试论社会公众见义勇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161、 警力下沉的经济学分析162、 基层公安民警思想状况研究163、 试论公安行政人格的完善164、 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165、 暴力袭警与警察执法权益保障问题研究166、 试论公安机关的服务性职能167、 论公安机关腐败治理体系建设二、刑事证据学方向168、 试论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特点和评价169、 论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170、 试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171、 自由心证原则与判断证据的标准172、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构想173、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174、 试论新中国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75、 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176、 论“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运用177、 无罪推定的真实内涵探究178、 论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证据运用179、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180、 试论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适用181、 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182、 试论刑事疑案及其处理183、 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的无罪推定制度184、 试论刑事证据的基本属性185、 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反思186、 证据关联性含义及其判断187、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188、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及查案适用189、 试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完善190、 刑事诉讼证据能力初论191、 论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对证明力的影响192、 试论证明力强的证据和证明力弱的证据193、 试论证据意识194、 论物证195、 试论物证的概念及其证明力的特点196、 试论现场微量物证的侦破作用197、 论书证收集的程序保障198、 论书证199、 试论书证及其证明力的特点200、 论证人资格问题201、 论幼年证人的资格202、 试论刑事诉讼中证人拒不作证的问题203、 证人拒证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对策204、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证法律责任的探讨205、 刑事案件证人拒证追究制的立法构想206、 论公民免证权207、 证人作证义务初探208、 试论强制证人作证的合理性209、 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210、 试论证人证言的两重性211、 论非证据性证人陈述的排除212、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213、 建立与完善证人保护制度问题研究214、 论证人证言的特点与运用215、 证人证言失真原因及对策研究216、 试论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217、 警察出庭作证若干问题的研究218、 试论单位或组织出具刑事证言的违法性219、 试论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特点220、 对强奸案中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初探221、 试析被害精神病人陈述的法律效力222、 试论被害人陈述的收集及审查判断223、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224、 浅谈同案犯口供的法律性质及证明作用225、 试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226、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攀供问题探究227、 试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228、 证明责任与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229、 论口供的特点与运用230、 试论“零口供”与沉默权的关系231、 毒品犯罪案件中口供的鉴别与认定232、 试论“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原则233、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规则体系234、 论我国口供补强证据规则235、 试论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的法律性质236、 试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证明作用237、 试论鉴定结论证明力的特点和审查判断238、 试论我国的鉴定人制度239、 试论鉴定人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240、 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之构想241、 试论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和价值判断242、 浅谈测谎技术在侦查领域中的运用243、 关于测谎及其结论的争议与评析244、 论指纹检验技术在侦破案件中的作用245、 刑事鉴定结论若干问题辨析246、 刑事诉讼中鉴定的性质和范围247、 试论勘验、检查笔录的概念及其证明力248、 试论视听资料在侦查中的运用249、 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与运用250、 论视听资料在诉讼中的意义及应用251、 试论视听资料的含义及其证明力252、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价值253、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排除与采信254、 论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255、 试论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固定256、 试论电子数据信息的证据效力257、 试论网络犯罪的证据收集及其采信规则258、 电子证据规则体系研究259、 试论刑事证据的分类260、 试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运用规则261、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传来证据262、 试论传闻证据及其排除法则263、 试论传闻证据的概念和特征264、 试论传闻证据规则的含义和价值265、 试论直接证据及其运用规则266、 试论间接证据及其运用规则267、 试论间接证据证明力的特点268、 试论间接证据的证明方法269、 如何运用间接证据认定犯罪事实270、 试论间接证据在预审中的作用271、 论言词证据及其运用规则272、 论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273、 试论辩护证据及其运用274、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275、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276、 论刑事诉讼的免证事实277、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278、 试论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279、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280、 论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标准281、 试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282、 试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283、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284、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285、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性及其防范对策286、 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几个问题287、 严禁刑讯逼供若干问题探讨288、 高科技取证与严禁刑讯逼供289、 论侦查阶段律师收集证据权290、 试论违法取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291、 试论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权衡292、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293、 论刑事证据规则及其制度构建294、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295、 试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296、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297、 论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98、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299、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300、 浅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301、 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302、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303、 对非法证据材料证明力问题的探讨304、 刑事非法证据成因分析305、 试论秘密取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306、 论取证难及证据制度之完善307、 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308、 沉默权移植与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309、 论沉默权制度的引进与借鉴310、 试论沉默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311、 试论沉默权312、 试论审判阶段控方收集证据权313、 论交通肇事案件的证据特点及其运用原则314、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范围315、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研究316、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317、 论再审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三、犯罪学方向318、 非犯罪化研究319、 犯罪学实证主义学派基本观点评价320、 强制性环境对犯罪人人格特征的影响321、 社会反应与犯罪的关系322、 情景因素在犯罪行为生成过程中的作用323、 社会化与少年犯罪324、 犯罪统计的价值评断325、 论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326、 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犯罪问题327、 刑罚的预防犯罪价值328、 预防犯罪的模式探讨329、 被害预防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330、 当代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被害预防331、 试论警察被害预防332、 我国流动人口潜在被害性及其预防333、 论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334、 被害预防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335、 网络接触中的被害性问题探讨336、 创建无毒社区之理论与实践337、 “无被害人犯罪”的预防机制338、 家庭暴力与未成年人犯罪339、 青少年暴力犯罪原因分析340、 家庭结构变化与少年犯罪的相关性341、 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现象探析及思考342、 “两抢”案件频发的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343、 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与控制344、 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犯罪现况浅析345、 农民工犯罪原因分析及对策346、 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及其完善347、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与趋势分析348、 腐败的预防机制349、 跨境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防范350、 洗钱犯罪的预防与惩治351、 涉网金融犯罪的特点、成因与防范352、 网络成瘾与上网中的越轨行为353、 网络黑客行为的定性分析与公共治理354、 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对策355、 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行为的治理对策356、 足球流氓的治理对策357、 群体犯罪及其公安控制358、 手机短信违法犯罪的治理对策359、 互联网对上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影响分析360、 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研究361、 浅析大学生犯罪心理及防范措施362、 大学生激情犯罪的预防363、 论“擂肥”违法犯罪及其控制364、 高校犯罪预防模式研究365、 社区矫正研究
嗯哼，，可以拿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一）选题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本科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长，选择适当的论文题目，但所写论文要与本专业所学课程有关。（二）查阅资料、列出论文提纲题目选定后，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调研和进行实验，搜集、查阅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然后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三）完成初稿根据所列提纲，按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完成初稿。（四）定稿初稿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按其意见和要求进行修改，然后定稿。一般毕业论文题目的选择最好不要太泛，越具体越好，而且老师希望学生能结合自己学过的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不知道你是否确定了选题，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你如果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和范文我可以提供给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问我，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一、尽快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毕业论文工作布置后,每个人都应遵循选题的基本原则,在 较短的时间内把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从毕业论文题目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另一类是专业学科本身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范 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尽快从上述两大类中确定一个方向。二、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毕业论文的具体题目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 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选题方法。 浏览捕捉法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占有的文献资料快速地、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 论文题目地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 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课 题。这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全面的阅读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的都 应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点看法,就到此为止,急于动笔。也不能“先入为主”,以自己头 脑中原有的观点或看了第一篇资料后得到的看法去决定取舍。而应冷静地、客观地对所有资料作 认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反复思考琢磨许多时候之后,必然会有 所发现,这是搞科学研究的人时常会碰到的情形。 浏览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 泛地浏览资料。在浏览中要注意勤作笔录,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记下资料中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 观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脑海中涌现的点滴体会。当然,手抄笔录并不等于有言必录,有文必 录,而是要做细心的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当详则详,当略则略,一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和 材料则不必重复摘录,只需记下资料来源及页码就行,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步,是将阅读 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材料可按纲目分类,如 分成: 系统介绍有关问题研究发展概况的资料; 对某一个问题研究情况的资料; 对同一问题几种 不同观点的资料; 对某一问题研究最新的资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将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与资料分别加以比较,找出哪些体会在资料中没有或部分没有;哪些体会虽然资料已有,但自己对此有不 同看法;哪些体会和资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体会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深化和发挥等等。经过几番深 思熟虑的思考过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及时捕捉住,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选题的目 标也就会渐渐明确起来。
法制史的本科论文要参考外国文献吗？你好我的回答是，本科毕业论文不一定要引用外国文献，全引用中国的也可以。希望我得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请自行择取修改内容提要：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本文笔者试分别谈论分析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进而提出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的启示。关键词：反贪 立法 特点 处罚 启示贪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总结古代中国在反贪立法方面的经验，剖析历朝廉政监督机制的优点与缺陷，指出各代反贪立法的成败与得失，都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我国历代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一）秦以前的反贪立法情况及特点夏、商、周时代我们称之为先秦时代。从立法角度讲，先秦法律尚不完善，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朕命”和“礼”中，都包含有反贪、戒贪的内容。最早见诸文献的反贪立法要数商朝。《尚书·伊训》载，殷汤制官刑，把“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入可导致亡国败身的“三风十（衍心）”之中，并告诫，如“臣下不匡，其刑墨”。《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反贪立法比夏、商、周更为完善。先秦时期反贪立法总的特点是对贪污犯罪无正式罪名，处罚没有具体规定，尚处于萌芽阶段。（二）秦汉是中国古代反贪立法初步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对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贪污犯罪的罪名日趋完善。如规定了一种罪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等处以重刑。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其反贪立法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窥见大概。秦朝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1、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有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盗同罪。” 2、对于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可以想象将受到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处罚。3、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规定行贿一钱即“（黑京）城旦罪”，也就是肉刑、徒刑并用。4、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汉代对贪污行为的查处比秦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汉代对防范和惩治贪赃十分重视，如汉武帝时的《汉官典职仪》，规定十三部刺史察问郡县，考察官吏，以六条问事。六条中有三条涉及到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渔百姓等罪。秦汉时期的贪污罪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受财枉法；2.主守自盗；3．接受属官馈赠；4．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5.行贿；6.挪用公款公物，汉代称“放散官钱”。（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惩贪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而且不少朝代如晋、陈、北魏对贪污的惩治是比较严厉的。《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和《杂律》中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起，创辟《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魏晋南北朝超过了前代。《晋律》有一条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这一时期反贪法规还有一个特点，即对贪污罪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四）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隋唐时，封建法律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当时已出现了“六账”之名，在《名例》律“以账入罪”和《杂》律“坐账致罪”等规定中，都提到“六账”，这是对六种非法占取公私财物的合称：一受财枉法，二受财不枉法，三受所监临，四强盗，五窃盗，六坐账。这里除一种（强盗）外，其他有三种直接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另外两种也常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就获取财产有关。唐律《职制》律中规定官吏因职务从他人得到非法利益的各种犯罪。比如，利用职务便利而授受贿赂，在唐律中称为“受财”，不按法律办事叫做“枉法”。此外，单纯请托的也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不使用财物只因人情的也不允许。还有从隋唐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污犯罪的严格规定。如隋文帝时告诫官吏不要利用职务之便经商牟利。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则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等与“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总结隋唐时期反贪立法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集以往反贪立法之大成，对贪污犯罪行为的不同罪名的概念、以及量刑处刑的原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二是唐律对贪污行为作了明细的区分，成为后世反贪立法的蓝本；三是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等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遇赦不原”的规定，已正式定型化，来及以后多沿用不改。（五）宋辽金元时期的反贪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亦有特点，如：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法律规定。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金朝、元代也有相类似的规定。第三，制定严厉的惩治贪污行为的单行法规。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的“诸仓丐取法”。元代则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和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的基本规范 “赃罪条例十二章”。（六）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承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明代反贪立法多集中在《大明律》中。《大明律》共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下设 30门，共460条。该律上承唐律，特点是“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体现了明太祖刑用重典、为法当简的法治思想。《大明律》颁行后，明太祖后世子孙为补律之所未备，历代都编修条例，称“问刑条例”，其中增加了不少反贪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等等。“问刑条例”的许多内容被收入《明会典》中。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变化不大，只是补充了一些条款。明清律都增加了反贪罪名，另外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二、古代反贪立法给我们的启示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目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年、金世宗时期，以及明初和清代前期。而这些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被人所称道的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古代的反贪立法及其严惩赃吏，无疑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一面，但必须看到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笔者认为从古代反贪立法中可借鉴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立法比较重视，在立法之初便充分吸收过去的宝贵经验，很少有等到问题恶化情况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认真细致地立法。二是立法较细，既让官吏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些，也使惩罚那些敢于违法的官吏时有明确的法规可循。三是立法较严，这首先是表现在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使官吏更无隙可乘；其次表现在从小的方面抓起，只要有轻微的非法举动，便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中国古代是封建国家，对其官吏所定的处罚都如此严格，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对自己的干部要求上，即使不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制度更高更严，也应该不亚于封建时代。参考书目：1．张建国 《帝国时代的中国法》 法律出版社2．王利民 《中国法制史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3．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请自行择取修改内容提要：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本文笔者试分别谈论分析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进而提出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的启示。关键词：反贪 立法 特点 处罚 启示贪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总结古代中国在反贪立法方面的经验，剖析历朝廉政监督机制的优点与缺陷，指出各代反贪立法的成败与得失，都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我国历代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一）秦以前的反贪立法情况及特点夏、商、周时代我们称之为先秦时代。从立法角度讲，先秦法律尚不完善，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朕命”和“礼”中，都包含有反贪、戒贪的内容。最早见诸文献的反贪立法要数商朝。《尚书·伊训》载，殷汤制官刑，把“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入可导致亡国败身的“三风十（衍心）”之中，并告诫，如“臣下不匡，其刑墨”。《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反贪立法比夏、商、周更为完善。 先秦时期反贪立法总的特点是对贪污犯罪无正式罪名，处罚没有具体规定，尚处于萌芽阶段。（二）秦汉是中国古代反贪立法初步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对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贪污犯罪的罪名日趋完善。如规定了一种罪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等处以重刑。 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其反贪立法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窥见大概。秦朝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1、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有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盗同罪。” 2、对于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可以想象将受到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处罚。3、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规定行贿一钱即“（黑京）城旦罪”，也就是肉刑、徒刑并用。4、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 汉代对贪污行为的查处比秦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 汉代对防范和惩治贪赃十分重视，如汉武帝时的《汉官典职仪》，规定十三部刺史察问郡县，考察官吏，以六条问事。六条中有三条涉及到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渔百姓等罪。 秦汉时期的贪污罪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受财枉法；2.主守自盗；3．接受属官馈赠；4．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5.行贿；6.挪用公款公物，汉代称“放散官钱”。（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惩贪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而且不少朝代如晋、陈、北魏对贪污的惩治是比较严厉的。《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和《杂律》中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起，创辟《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魏晋南北朝超过了前代。《晋律》有一条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 这一时期反贪法规还有一个特点，即对贪污罪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 （四）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 隋唐时，封建法律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当时已出现了“六账”之名，在《名例》律“以账入罪”和《杂》律“坐账致罪”等规定中，都提到“六账”，这是对六种非法占取公私财物的合称：一受财枉法，二受财不枉法，三受所监临，四强盗，五窃盗，六坐账。这里除一种（强盗）外，其他有三种直接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另外两种也常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就获取财产有关。 唐律《职制》律中规定官吏因职务从他人得到非法利益的各种犯罪。比如，利用职务便利而授受贿赂，在唐律中称为“受财”，不按法律办事叫做“枉法”。 此外，单纯请托的也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不使用财物只因人情的也不允许。 还有从隋唐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污犯罪的严格规定。如隋文帝时告诫官吏不要利用职务之便经商牟利。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则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等与“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 总结隋唐时期反贪立法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集以往反贪立法之大成，对贪污犯罪行为的不同罪名的概念、以及量刑处刑的原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二是唐律对贪污行为作了明细的区分，成为后世反贪立法的蓝本；三是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等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遇赦不原”的规定，已正式定型化，来及以后多沿用不改。（五）宋辽金元时期的反贪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亦有特点，如： 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法律规定。 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 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 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金朝、元代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第三，制定严厉的惩治贪污行为的单行法规。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的“诸仓丐取法”。元代则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和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的基本规范 “赃罪条例十二章”。（六）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承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 明代反贪立法多集中在《大明律》中。《大明律》共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下设 30门，共460条。该律上承唐律，特点是“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体现了明太祖刑用重典、为法当简的法治思想。《大明律》颁行后，明太祖后世子孙为补律之所未备，历代都编修条例，称“问刑条例”，其中增加了不少反贪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等等。“问刑条例”的许多内容被收入《明会典》中。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变化不大，只是补充了一些条款。 明清律都增加了反贪罪名，另外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 二、古代反贪立法给我们的启示 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目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年、金世宗时期，以及明初和清代前期。而这些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被人所称道的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古代的反贪立法及其严惩赃吏，无疑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一面，但必须看到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笔者认为从古代反贪立法中可借鉴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立法比较重视，在立法之初便充分吸收过去的宝贵经验，很少有等到问题恶化情况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认真细致地立法。二是立法较细，既让官吏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些，也使惩罚那些敢于违法的官吏时有明确的法规可循。三是立法较严，这首先是表现在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使官吏更无隙可乘；其次表现在从小的方面抓起，只要有轻微的非法举动，便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中国古代是封建国家，对其官吏所定的处罚都如此严格，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对自己的干部要求上，即使不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制度更高更严，也应该不亚于封建时代。参考书目： 1．张建国 《帝国时代的中国法》 法律出版社 2．王利民 《中国法制史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对城管执法工作存在问题的思考措施 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服务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城管执法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存在的矛盾和困难也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是新时期形势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在适应城市的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齐抓共管机制尚未形成。1、综合整治靠突击。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在城市创建的目标下，遇有重大活动时,往往习惯用“运动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整治，短期内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这期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推诿扯皮少，市领导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阶段性创建任务完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揽机构来组织落实长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局面。2、基层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区（街办）、社区、城中村（组），没有管理城市的具体责任和压力，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层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脱节、断链，城市管理网络不健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很多违章占道现象背后，都有街办、村组、驻街单位的背景。如我市某街道办事处和村组的干部，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带头违规“种房”、违章占道经营，甚至带头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部门查处时，他们一面以照顾困难名义为违章者说情开脱，私下又支持违章者与职能部门对抗，使城市管理工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二）执法难度大。1、执法手段单一。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具有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只能由法律设定，而且只有司法机关和工商、税务、海关等少数行政机关可以实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了各类行政处罚，但对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监管措施，没有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任何有效手段。某年5月26日，某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审议《某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议表决稿）》时，专门就是否取消有关“暂扣物品”的相关条款进行单项表决，最终删除了建议表决稿中“可以暂扣其经营的物品和装盛器具”内容；而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仅设置了实施罚款和责令清理、改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现实的执法情况是，违章者对执法人员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罚款没钱，责令清理、改正我不干。执法人员没有什么办法强制其交罚款或强制其清理，也不能暂时限制其自由带回机关处理。这样一来，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加以管理。2、执法效果不佳。目前，我市违反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第二，动态性。表现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性质上的不确定，没有规律可以掌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第三，反复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违法行为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和经常性，被纠正或教育后，又重新开始，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执法人员穷与应付，疲于奔命。3、执法人员安全无保障。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教育，要求执法人员决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决不允许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贩、“钉子户”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以来，我市就发生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15起。实际上全省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鄂州市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严重。由于城管执法机关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发生暴力抗法时，只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由于多种原因，一般都是按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在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有的甚至殃及家庭；有的受伤的队员几乎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给其身心带来了极大创伤，造成在日常执法过程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违法行为者却越来越目无法纪，无视执法人员，从而形成了“加大执法力度，就造成暴力抗法，一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就松懈，一松懈就乱，一乱就紧”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城管执法人员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出事，执法效果可想而知。（三）执法环境差。1、违章行为当事人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管理法规也是行政法规体系的组成内容，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样，违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辩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抢，在街边摆东西谋生，犯什么法！”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导致不主动配合执法，有时纠缠、拒绝、阻碍甚至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断发生。2、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当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处罚时，经常有一大帮围观群众，出于“ 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还指责执法人员欺侮老百姓，彻底否定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动，助长了违法行为人的底气，形成了不利于城管执法的社会氛围。给城管执法部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3、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不高。一些市民的环境卫生习惯较差，社会公德意识薄弱，讲文明、树新风的观念还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参与，只指责不自责，袖手旁观而不身体力行。二、对策建议（一）积极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1、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有必要按照“统一指挥，条块结合，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成立政府的非常设机构——城市管理委员会，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协调性和动员性，是创建指挥部的常态化。由市长担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在区、街道两级参照市模式，街道城管委还吸收驻街较大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市、区城管局和街道城管科。委员会虚实结合，通过相应的规定，厘清各方面城市管理职责，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条块之间、上下之间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横向关系全面贯通；制定城市管理的目标计划，决策城市管理中带共性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城市管理法规的覆盖范围；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案件移交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运作高效、配合密切的城管执法联动机制，从宏观上、源头上解决城管执法职责不明、配合不好、保障不力的问题，为“大城管”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2、组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网络”的模式，以及“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区街负责，交叉任职，双重领导”的原则，市级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市城市管理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归并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使之具有统筹全市城市管理和执法的能力。3、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城市管理的重要作用。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推进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明确城区各街道办事处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促使他们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日常城市管理上来，负责本辖区城市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社区（居委会）、城中村村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建工作专班，切实负责本辖区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各驻街单位也应按照确定的范围和职责，承担相应的城市管理任务。同时，将城市管理的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各区、街办和市直各部门的年度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发挥“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作用。（二）建立执法保障机制。借鉴长沙、宜春等城市做法，在公安局内整合成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队，专门配合支持城管执法。其主要任务是把维护治安秩序与预防和处理暴力抗法结合进行，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城管执法，而是根据执法需要，派警察跟随执法，发生暴力抗法时，由警察根据情况或当场处理，或带离现场，或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震慑违法者，既提高执法效率，保障文明执法的效果，同时又能保证经营户平等竞争，守法经营。在审判工作方面，城管执法机关有不少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能否迅速有效的执行，直接关系行政处罚的权威与效果。同时，随着城管执法工作的加强，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之势，这些都需要法院的支持。可以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为主，统筹安排，简化手续，加强城管执法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并对城管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指导，减少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保障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坚持疏堵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像修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卖早点等，很难根本杜绝。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人员和接受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农民、下岗工人和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这就要求管理者要从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经济状况出发，研究疏堵结合的长效管理办法。可采取“三不”和“三分”的原则来处理，即在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影响群众生活秩序和治安的前提下，区分行业，区分区域和地点，区分时间进行规范管理和疏导。1、区分行业：如将修鞋、擦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等群众生活需要的服务项目，开展“送市场、送方便”等活动，纳入社区服务体系，由社区进行管理。对非法食品加工设摊，占道卖盒饭等则坚取缔。2、区分区域和地点：如在人口众多，农贸市场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地方，由街道利用空置土地设置临时性的农贸市场，引导游动摊贩进场经营。在小区里适当设置一些小型公共广告栏，疏导小广告，减少管理工作量。3、区分时间：针对早点、夜市等饮食摊群卫生状况差、出摊占道、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疏导管理的办法，按照统一开市、闭市时间等“8个统一”的要求，对城区早点、夜市进行定点规范，既可兼顾困难群众就业需求，方便市民生活，又可缓解执法人员与个体经营者的矛盾。（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个国家法律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依法执法的力度，更主要通过国民的法律素质及守法自觉性来体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1、树立良好的城管执法形象。需要城管执法人员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倡导文明执法，不断加大执法宣传力度，树立城管执法新形象。2、加大对城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有利于城管执法出发，善于把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转化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的卖点，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城管动态，增强城管执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3、强化市民教育。要在群众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城市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宣传“城市管理，人人有责；管好城市，人人受益”的观念，促使广大群众增强自律意识，自觉遵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爱护城市环境，理解城管，重视城管，实现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人民警察在和平时期担负着国家安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人民警察法》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他们共同筑起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堤。在许多人的眼里，警察职业是一种荣耀，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的代表，是神圣的，也是不容被侵犯的。所谓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指人民警察在执勤当中，如何正确运用好法律法规、掌握好本职业务技能、发挥好自身体能素质，积极主动地完成好上级交付的工作任务，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免受到不法侵犯。据统计，2005年度全国共有49名民警被授予一、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48个集体荣立一等功；还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 。在取得这些政绩的同时，却是409名民警因公牺牲，4078名民警光荣负伤的残酷事实。尤其是近年来，一线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中，受到推搡、殴打、辱骂、刁难、诬陷等袭警、扰警、诽警事件经常发生。在上述问题中，除有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理外，大部分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之下只能忍气吞声，感叹当前执法之艰难。据调查资料中显示中国警察人数仅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七左右，多的地方超不过万分之十，少的地方则达不到万分之五，警力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若按此比例计算，假如一个警察倒下了，岂不就等于把1000甚至2000个公民置于危险之中吗？每牺牲一位民警，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切缅怀，但是，并没有因此有效遏制民警在正当执法时遭遇侵害受伤甚至牺牲的势头。一个民警牺牲了，再隆重的追悼，再深切的缅怀，也挽不回警察的生命，毕竟社会的稳定、百姓的平安需要更多活着的人民警察。警察是人民的警察，保护人民警察，其实就是保护公民自己。分析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 其一：法治建设的“滞后”、行政权力的“干预”： 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具体表现在袭警、扰警、诽警现象，它们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心态。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现象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多种矛盾集中，很多人的心态不够平和的表现。社会法治环境和公民法治心态的不完善。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拒不服从管理，围攻殴打暴力威胁伤害警察，这是对公共权利的一种蔑视。其产生的主要根源还是政府滥用警力，激起民愤。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治安稳定，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天职，但前提必须是依法执行公务。只有依法执行职务，才能受法律保护。可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当作为其“平事”的工具。比如：在城市开发中，政府既不征求群众的意见，也不能按政策足额给予经济补偿，一道拆迁令下去，到期没有动作就让居民强行拆除自己的住宅，怕居民“闹事”，就动用警察来“震压”，群众本来因为拆迁吃亏了心里就对政府有意见，再用警察来压制，不是火上交油吗？还有上工业项目强行征用农民承包地、农民工要求政府帮助讨要拖欠的工钱、下岗职工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等原因引起的群众到政府上访，政府官员为了“平事”，习惯于采取动用警力强行“震压”来息访。要是遇到听话的，也就被“震”回去了，遇到不听邪的，管你警察不警察，照样敢于动武。从而转移了矛盾，使奉命行动的警察成了“替罪羊”。按理说警察是来对付犯罪分子的，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一旦地方政府出现搬迁“钉子户”，更有甚者计生工作中有超生的不愿意交罚款都要叫警察压阵，难免让老百姓产生抵触情绪。其二：过份“人性化”管理，强调无原则“照顾”： 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人性化”管理认识上的误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已发生的袭警典型事件看，有的群众把“人性化”管理视为警察的软弱，或理解为群众的要求不受法律和规范的约束。少数公安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表现在对“人性化”管理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把它理解为对群众要求的无原则的“照顾”，对袭警事件缺乏法律的对应措施。“人性化”管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严格的执法本身就是实现人性化管理的体现。公安机关担负着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其内容与具体程序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在法律规定之外推行过多的所谓“人性化”管理措施，有可能造成规范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活动的社会效果，必须把“人性化”管理纳入到法律规范体系中，强调规范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使执法者的活动获得规范的支持。以人性的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法治力量既表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表现为对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对执法者权益的侵害，不仅是对执法者权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亵渎。其三：自身执法“素质”低、业务处置“技能”差：犯罪升级、警务条件及其装备落后等因素固然存在，但从袭警、扰警、诽警案件的侵害对象——被害民警来看，在绝大多数被害者中，其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的疏忽或失误也是使袭警者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民警执法过程中方法简单、执法不规范、处置不恰当，不善于在突发事件中自我保护。尤其一些民警对新形势下的刑事犯罪，特别是对暴力案件（如武装走私、贩毒等）的恶性程度及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工作中习惯于拿“我是公安”或凭一身警服，从心理上来震慑对方。殊不知一些歹徒，尤其是那些铤而走险的暴徒，一旦与民警遭遇，往往会不择手段拚个“鱼死网破”。为了少惹麻烦，干脆“刀枪入库”，执法时不带枪支警械。在这种情况下，民警常常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据统计，在全省遇袭受伤的民警中，防暴、特警等警种仅占1%，其他均为刑警、派出所民警等。其四：极少数民警“违法”，极个别案件“违规”： 在经历了广州孙志刚案、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和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案之后，警察的职业声望跌入谷底。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衡阳市珠晖公安分局东风路派出所副所长王晓东因涉嫌强奸罪被衡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祁东“12•22”聚赌案中，祁东县公安民警涉赌的4名民警给予禁闭。这一桩桩事实极大地损害了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突出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袭警、扰警、诽警案件的频频发生，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不仅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使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产生了疑虑，甚至还影响了民警执法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严重损害国家与法律的尊严。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妨害的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正常管理。举目而望，被老百姓视为“保护神”的人民警察屡屡被伤害。让我们来共同注视几组镜头：（镜头之一）：2005年9月21日，吉林农安县交警大队哈拉海中队中队长徐国辉在办公室遭到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颈部、腹部被刺伤。（镜头之二）：2005年9月9日，湖南常德市民警谭建新遭30余名村民围攻报复，被非法拘禁7小时。（镜头之三）：2005年9月5日，陕西西安市民警王军亮、王峰等在处理斗殴时被犯罪嫌疑人袭击，背部、头部12处受伤。（镜头之四）：2005年5月30日，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民警袁冬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拦车检查时被犯罪嫌疑人刺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镜头之五）：2005年4月22日，安徽巢湖市民警彭和平在处理殴斗时，被犯罪嫌疑人殴打，后经抢救无效牺牲。事实上，近年来人民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处理群体事件中受围攻殴打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现象明显增多。面对呈上升趋势的形形色色的妨碍公务甚至袭警案件，面对一位位倒在血泊中的公安民警，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为人民警察撑起生命“保护伞”？造成执法难办，警察难当的因素很多，但是作为警察本身来说，应该如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怎样预防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各种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经验和体会我认为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堂堂正正做人，严格依法办事：民警在执法中既要注意熟练掌握、正确运用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又要以理服人、以法论理。严格用“五条禁令”和各项纪律约束自己，就不会授人以把柄。特别是法律要求我们坚持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优亲厚友，不挟私报复，不贪财贪色，不冷横硬推，就会大大减少摩擦机会。常见有这样的问题，民警根本不存在徇私枉法，就是因为业务水平低造成差错，结果让人家抓住不放，长期上访。还有的在办案中粗枝大叶，把材料、证据丢失，甚至丢失扣押物品等。再如乱扣押、乱罚款等更是屡见不鲜，这都是造成警察声誉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牢记，作为一个执法者，要明确你的职责，精通本职业务。依法该你做的事情你不做就是“不作为”，依法不该你插手管的你去管，是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 其二，注重警力协同，快速策应处警：作为一名合格的警员不能光凭一腔热血，呈匹夫之勇。香港的警察发现一名歹徒正在实施暴力犯罪时会怎样做？首先观察分析是否真的发生了犯罪？如果确是犯罪，首先报警。然后看歹徒几个人，如果是一个人，还要看对方的身体状况，是否带有凶器，一个人能否对付得了、、、。在做出一系列判断后，再确定自己怎么办。我们并不是倡导大家效仿香港警察。在必要时警察为国流血牺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警察也是血肉之躯，警察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我们内地警察多数没有配枪，蛮干和毫无价值的去面对噬血的刀枪同样是不可取的。确实需要一人面对歹徒时，也要讲究策略，以智取胜。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人办案，不然既违法又不安全。有时一个人办案，发生点问题连个证人都没有。一旦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发生被殴打、侮辱、推搡，要注意留下证据；特别是着便衣时要大声喊出自己是警察，及时出示警官证。这样做一是震慑对方，二是便于群众作证。 其三，加强防范措施，讲究工作方式：警察应该是很干净的人，除公务外，什么“洗、拿、嫖、赌”的地方千万不能涉足，饭店也要少去，稍不小心你可能就被人盯梢、跟踪、拍照、录像，最后轻者被当作笑料，损害我们的形象，严重的还要受处罚甚至被砸饭碗。亲朋的一些“烂事”少出面，尤其是严重违法犯罪；黄、赌、毒等受世人唾弃的事，要少掺和。这些事掺和进去最容易让人指控充当“保护伞”了。确实是受冤的，通过正常渠道照样能够解决。何必低三下四地开我们的尊口呢？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通过电话、录音笔、暗藏摄像头等对民警录音录像，然后对民警进行要挟。因此对没有把握的人尽量不要在电话中谈事；当面谈话时，要留心窃听窃照设备，以免授人以柄。 其四，提高执法水平，依靠法律维权：应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我们的执法环境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但是，不容否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对公安民警的正当执法采取消极应付、抵制甚至恶意阻挠的态度，致使对抗、围攻、报复执法民警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在目前公安机关的执法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使得民警在正当执法过程中受到伤害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将依法受到更充分、有效和规范的保护；并将以此为契机，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惩处的力度，营造知法、守法，自觉支持配合公安机关执法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我们的执法环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我们的执法人员，也应不断增强自身素质，提高执法水平，以公正的执法，让人民群众信服和满意。其五，提倡人性执法，敢干担负责任： 有人认为袭警事件频发与公安部推出的“人性化”执法有关，违法分子将民警人性化错误的理解为警察"懦弱"可欺，故胆大妄为，大打出手。因此，有观点认为，公安人性化执法有负面效应，应当叫停人性化执法也不意味着执法者可以放弃正当防卫的权利。警察也是公民，人身安全依法受到保护，刑法赋予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样适用于民警，当生命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警察完全可以正当防卫，而不是一味的打不还手。在许多国家袭警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被视为对国家机器的侵害，警察可动枪保护自己。我国人民警察法也赋予了警察执法中遭遇危险时自卫的权利，直至动用武器。作为战斗在维护社会治安，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的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不该因为自身职业的特殊性、敏感性就放弃必要的自卫，打死也不还手，那不叫人性化，而是对人性化执法的曲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与群众发生矛盾，如果我们真的错了，就敢于承认，做警察也要有肚量。并且学会道歉。即使有理，也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谁让我们穿这身“国服”呢。 总之 ，提高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涉及我们的工作、婚姻、家庭、交友等各个方面，不能一一列举，要用心去体会。我们要认真把握自己，不干与身份不符的事情，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同时要学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保护自己。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打击犯罪分子，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进一步加入警械、警具、防护装置等硬件设施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在严格办案程序、改革勤务制度、规范警务活动方面多下功夫，注意培养民警在处理警务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对民警的警务战术，特别是警务查缉战术的训练，以提高民警的应变能力、攻防转换能力、单兵作战能力和自救互救等能力，消除各种隐患，切实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 。 这类文章不多，你要急着用最好找个有知网之类的账号的朋友帮你从论文库里下几篇研究研究，或者干脆自己花点钱注册个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