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研究论文

西安，古称长安，中国古都之首,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建立于公元前16世纪。西安曾用名：大兴城，京兆，奉元，西京。西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的省会，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西北地区工商业中心,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级卫生城市之一。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城市。西安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重要的航天工业中心、机械制造中心和纺织工业中心、中国重要的武器制造地、中国唯一的大飞机制造地。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是中国西部地区科技实力最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特大中心城市之一。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其“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建国后,西安曾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已撤销),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现为副省级城市。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西安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辐射北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希望这些材料对你有用。

意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启示：民族大义高于党派之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领导的要审时度势，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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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介绍：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每年的12月12日被定为西安事变纪念日。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和解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1935年,蒋介石调张学良到陕西"剿共".在战场上,东北军近三个精锐师被歼,损失惨重.蒋介石趁机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打回老家去人"的救亡口号,深受东北军下级官兵的欢迎.他们自动停止和红军作战,并同红军联欢.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张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无理训斥.他们于12日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杨虎城将军告西安同胞书）西安的同胞们：今日何日？就是我们十年前在那个摇摇欲坠的西安城中，军阀的枪林弹雨之下，数十里的长围里头，共患难、共生死，吃草根树皮、吃败革油渣，饿殍载途、死亡相继，极人世未有的悲惨，和古今未有的牺牲，经过了八个月的期间，得到最后的胜利的这一天。现在革命公园中，巍巍高耸的两个巨大的土山下，就是当时我们这一役中，死难的父老兄弟等，还有武装同志的白骨，现在我们来凭吊这两个土山，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凄恻呢。 同胞们：我们当时牺牲了这么多的生命，损失了这么多的财产，挨饥受饿，受了千辛万苦，为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怕把西北陷落在铁蹄之下。我们的民众整个受军阀的蹂躏，膏血整个被军阀没收，我们的自由永远受军阀的剥削，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永远不能实现呢。 同胞们：这不是我们的无病呻吟，现实当前是不能否认的。当时我们的蒋委员长在广东正准备北伐的时候，军阀们联合了战线，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他们想把大江以北的革命势力扫荡无遗，好出全力来对付北伐大军。国民二军号称二十万，被他们很不人道的全部倾覆在豫西，国民一军又相继败退南口，他们更派兵十余万来取西安。当时若没有我们的军民一心来坚守这个城，我们的北伐未必能很快的成功，我们西北今日尚能见得到青天白日的国徽吗？尚能见得到交通水利一切伟大的建设吗？这一切一切的庄严灿烂，都是我们十年前无数的生命、巨大的牺牲，反映出来的代价。生者的安慰，死者的含笑，也都是这一切一切的给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牺牲自己、为大多数人类谋幸福。人群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彼此互助、来共同防御危害我们幸福的敌人。死者已矣，生者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 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军阀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喝，“九·一八”以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住居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那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伪匪为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了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给我们解除这个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要一致起来作政府的后盾。我们的办法是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完整了我们主权，不会再受敌人侵略，这是我们多合理的要求。 总理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人在世界上求自由、求平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胞们：要认清现在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也到了非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清算不能生存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