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参考文献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偷懒都成这样了，有何意义。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徐 祝 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摘 要：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东北军中图分类号：K264.6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丢失了东北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开始沦落关内，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辗转到华中，最后落户于西北进行“剿共”。随着蒋介石的削弱打击，东北军内部开始不断的分化演变，逐步衰退，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面对东北军逐渐衰退的现实，十分苦恼。东北军的兴衰直接关系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张学良实现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因此张学良于1936 年初到西安事变前，对东北军进行了整训。一、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军经历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丧失了赖以生存根据地，背井离乡，饱受苦涩，身被国仇家恨，且还被人误解。导致战斗力下降，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致使东北军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削弱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这支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打击。东北军失去了往日的地盘，威名扫地，实力大为削弱。蒋介石把东北军从东北调到华北，又从华北调到华中，最后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在西北剿共战场上，东北军与红军交战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三个精锐师，蒋介石不但不给予补充还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编制。“东北军自南来豫皖、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乞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诉外，毫无补充之事实。”[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2]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到三百多架。因此，奉军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每况日下，在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逐渐丧失作为强大军事集团的力量。经过辗转流离后的东北军，慢慢地丧失斗志士气低落。2．东北军剿共的受挫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调东北军去“剿共”使东北军损失惨重，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率领东北军围剿红二十五军。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屡屡受挫，“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直接作过战，此次作战占过便宜，也吃过大亏”。[3]东北军在武汉外围剿共不利，“张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110 师在甘泉的惨败，109 师在合水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南京对已损失的部队不补充，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渐失去信心。[4]在红军的打击下，东北军士气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东北军内部厌倦内战的情绪，张学良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力量，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与中共接触。1936 年4 月9 日，在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张学良决心脱离内战，抗日复土。因而他抓紧一切时间，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以便使东北军“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心思想，”唤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起“一盘散沙似的民众，进行长期抗战”。[5]3．东北军内部的涣散东北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家族军队存在着一些弊端，据应德田回忆东北军过去处于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6]“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东北军有着比其他军队优厚的待遇，装备精良，饷银优厚。这就使东北军的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等作风十足。张学良将军对军队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觉，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负国望。”[7]“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从此沦落关内，饱受挫折，东北军是家族的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处处受人歧视，遭人白眼。东北军处于如此的状况，军队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士气低落到极点。如不进行整顿，长此以往有瓦解的危险。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面对东北军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张学良在1936年开始对在西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企图通过新的整军运动，挽救东北军逐渐衰退的态势，重新焕发东北军的生机。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8]训练团共办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的教育长是黄显生，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的主要军官，后期还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办理，实际上宣扬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9]训练团的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军中利弊、游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开会讨论（每班为一组）把讨论的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军队改革时参考。[10]为了进行抗日教育，刘澜波还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学良对唱这些歌曲很重视，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11]1936 年6 月22 日，张学良对训练团教职员和学员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这次讲话，表明了张学良的抗日态度，同时对统一和提高训练团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2]“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13]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2．抗日同志会的成立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与解放。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14]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沛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枕、何镜华、贾国辅（贾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十一月份张学良将军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沛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15]发展同志会会员，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学良将军、应德田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会员入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应德田都参加宣誓仪式，每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并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同时还掌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的收容等。（2）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的来往人员等。（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4）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16]。张学良成立抗日同志会从大局来说为了在东北军中建立联共抗日的秘密领导核心，为抗日做组织准备。从东北军内的新旧思想和派系斗争来说，张学良也有除陈布新，逐步以少壮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权旁落的意图。3．东北军学兵队的组建组建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为东北军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为抗日做准备。”[17]1936 年3 月间，张学良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的抗日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酝酿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考虑到东北军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而招收学生当学兵总是可以的，遂决定在卫队二营编制中增设学生队（后来通称学兵队）并当即责成宋黎和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于是学生队很快成立起来了。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城门楼作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均由手枪营的军需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办。康博缨和于维哲分任队长和队附，另外还有一个队附孙巨奎，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中挑选，各班班长则由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选一名副班长，也叫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维哲负责拟定，确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18]关于学兵队的来源，张学良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队队员，和少数北平地下党员”。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车于9 月初到达西安；第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达西安。这两批均由赵天野带队。第三批200 多人，由关时润（吴俊如，参密室参谋）和吴铎两人去北平联系的，时值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当局阻挠，因而这批人员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到西安，一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学生队员，是东北军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的。学兵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门主课。“军事教育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由队附和分队长负责；政治教育计划和实施由政治部主任负责。”[19]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下到东北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当时西北的抗日形势飞速发展，从军队到地方以及各界群众组织，都急需一批受过训练的骨干力量来加强工作，因此学兵队同学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到东门楼来要干部接干部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从此，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们，就融入在祖国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助澜，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结论经过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东北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扭转了衰退的形势。首先，改变了东北军战斗力低下，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的局面，使东北军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其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人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以抗日为最终目的，为“将来打回老家去”做准备。最后，使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对“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考文献：[1]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部）[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69.[2]傅虹霖（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48.[3]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M].1937 年北平版，16 页.[4]辽宁文史资料[J].第6 辑，第127 页.[5]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报[N]，1937年1 月5 日.[6][7][8][10][11][13][14][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44,58,60,63,64,65,65-66.[9][1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12]西安文化日报[N]. 1937 年1 月5 日、6 日.[17] [18] [20]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5,245,251.[19]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59.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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