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城市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接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且总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逆城市化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之后同样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笔者回顾了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历程，并针对不同城市分组进行了一些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并非逆城市化现象，而只是由于动乱而引起的暂时波动。在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之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再次步入动乱前的正轨。由于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当不确定。【关键词】 俄罗斯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城市分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减慢，这引起了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 pp.65-77)。西方城市理论认为当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逆转现象，因此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俄罗斯也属于这种情况[2]。然而，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依然不明确，因此俄罗斯城市化进程步入了逆城市化阶段是值得怀疑的，很多现象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文中将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解答这个问题。一、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化理论的挑战在1900年时，俄罗斯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全国仅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同期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是俄罗斯水平的2.5倍。20年之后，俄罗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员损失相当大，这种比率依然保持不变。然而在这之后，随着苏联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到1980年时，苏联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高出很多。但自1991年开始，俄罗斯城市人口和总人口都开始减少，城市化水平开始显著下降。人口减少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次不是因为战争或瘟疫，而是因为一些内在的因素，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却是首次发生[3]。在这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口的负增长率甚至超过了西欧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下降，已经接近全球半边缘地带国家（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它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却类似西方国家。俄罗斯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并且总人口同时在减少，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苏联对俄罗斯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知道前苏联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瞩的。在目前俄罗斯1090个城市里，大约有630个是在1917年以后建立的。前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在前苏联的核心和边缘地带建立了大量的城市，这些城市快速地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城市超前发展，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4]。因此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开始控制城市的人口迁入和工业化，到60年代后则进一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苏联的这种城市化政策可称为“分散集中”的策略，有些类似于我国80年代提倡的“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建设县城和集镇”的政策。在这个阶段，苏联核心地带（欧洲部分）的人口向东部、北部和南部的众多地区进行扩散，以往这些落后的边缘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明显是为了避免人口和工业的过度集中。Harris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充满大城市的土地[5]。俄罗斯的状况更是如此，它拥有联邦51％的人口，57％的城市人口，在苏维埃联邦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俄罗斯拥有其62％的人口。然而，俄罗斯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拉美和远东地区的国家[6]( pp.34-48)。这与苏联所采用的“分散集中”的城市化策略不谋而合。在同一时期，许多低水平的小型苏联工业城镇和半城市化的小镇的建立激起了众多学者对“过城市化”问题的讨论[7]( pp.219-244)。这个名词这样称呼本身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争论者认为苏联的城市体系发展是不完整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完善的，城市化水平尚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9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应当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暂停”符，而不应当认为是逆城市化阶段的来临。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苏联的倒台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几乎同时发生的，这是令人感到很疑惑的。在这里，笔者还要提到俄罗斯学者的另外一种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Medvedkov认为1991年是俄罗斯城市化S曲线的转折点，也就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逆城市化阶段的转折点，一般来说，在这个转折点来临之前，城市化水平已经高度发达，城乡差别显著减小，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或小城市迁移[8]。（在美国这个转折点的来临大概是1970年）。该作者认为无论苏联是否失败，或者无论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多大变化，这个逆城市化的阶段迟早都会来临。他同时发现俄罗斯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之后主要由大城市转向中等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991—1996年减少了200万居民，同时0.25—100万这一分组的城市在这期间减少了100万人。小城市则继续保持增长，在0.05－0.25万这一城市分组中，人口总量达到250万人，比1991年之前增加了200多万人。很明显，这是一种反极化的趋势。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又是令人感到怀疑的。因为大多数小城市都位于城市化发展不成熟的地区，在这些小城市里，生活只能称得上是半边缘化的城市生活。要知道，在发生逆城市化阶段以前，大城市与小城市以及郊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在同期，俄罗斯有些地方城市化水平很高，城市化进程达到停滞的阶段，而其他很多地方城市化水平依然很落后[8]。那么这样看来，认为俄罗斯城市化水平在总体上达到高度发达状态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之后的阶段（1996—1999年）里，俄罗斯的经济有所恢复，大城市又重新开始增长，增长了140万人之多，而小城市人口增速减缓，只增加了20万人，同时2万人到50万人的中等城市减少了200万居民。而农村人口在经历了1991－1994年四年增长期之后，开始了新一阶段的下降。以上论述证明了俄罗斯城市体系在苏联解体之后极不稳定，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西方逆城市化的阶段。大体上，西方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核心和边缘地带在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而在俄罗斯，动乱进一步加大了少数大都市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差距，边远地区的人口经历着严重的贫困，在很多边远地区城市中，当地的产业不能满足当地人的生活，因此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的城市分组的总人口和迁移状况的变化来分析俄罗斯百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二、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序列分析：不同城市分组总人口和净迁移状况的变化为了深入分析俄罗斯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首先笔者需要根据人口规模来对城市进行分组。需要说明的是，对大中小城市的定义是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因为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以前的标准放到现在则不再适用。俄罗斯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从1800年的5干人增长到1900年的2万1干人，到1990年又变为9万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采用分时段来定义大中小城市规模的原因，根据笔者多方面的参考，首先分时段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定义出中等城市的规模后，自然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相应就出来了。笔者对俄罗斯不同时期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的定义如下：19世纪为5000－20000人；1897年到1926年世纪之交时为10000－50000人；1926年到1959年为20000－100000人；1959年到1970年为40000－200000人；最后，在1970之后则为50000－250000人。1970年以后标准的低限是参考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而大城市的低限250000人是当代俄罗斯各区域中心城市的正常水平[9]。根据以上标准，在2000年俄罗斯有74个大城市，263个中等城市和2630个小城市（其中755个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其他1875个都是小镇）。在1897年，根据19世纪的标准，俄罗斯则有85个大城市，306个中等城市和430个小城市（不包括小镇）。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序列里，人口普查数据都比较完整，而迁移的数据相对零散，所以笔者首先对前者的情况进行分析。图1反映出从19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概况，从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的多次波折。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之后，大量农民从土地中得到解放，很多农民开始进城做工，俄罗斯也逐渐从封建制城市体系向工业化城市体系过渡。但在1914－26年期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影响，这一发展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期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座主要城市都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俄罗斯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而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等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只有小城镇表现还十分稳定。这说明在危机到来时，大城市由于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大量居民会转移到小城镇或农村去来度过难关。相比较大城市而言，中等城市基础较差，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图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的年均增长率1926到1939年期间是苏联实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以农村作为牺牲而实现的）。大城市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最慢，表明俄罗斯从早期的城市化阶段逐渐向极化阶段过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使图中所有曲线全部向下。在后来的50年代，俄罗斯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俄罗斯第三次重新开始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进程，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慢慢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增速也开始逐渐减缓。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俄罗斯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上二次被政治动乱所打断，这就形成了波浪摇摆的城市化发展曲线。在第三次恢复发展之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显然不快，并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表明俄罗斯城市化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其速度必然会减缓；但另一方面，苏联过于重视城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而轻视对二三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明显束缚了苏联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其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市生活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解体之前，期间俄罗斯城市化水平一度达到73％以上。影响人口变化主要有两大因素，分别是自然增长和净迁移人口。自从1992年以来，无论俄罗斯的农村还是城市，人口都经历着负增长的过程，城市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快。在1991－1992年城市危机期间，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引起了短期内城市人口的大量迁出。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大量来自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一些来自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城市居民也纷纷迁往俄罗斯传统地区的农村。第三个导致城市人口下降的特定因素是行政管理的再分化：成百上千半城市化的小镇要求返回农村的身份，因为这样可使居民负担较低的水电、公共交通的费用，而且还可以拥有大块私人土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半城市化地区人口总量的下降。大城市同样经历了人口减少的过程，而其他分组基本保持稳定（见表1）。表1 俄罗斯不同城市分组在1989，1994和1999年的人口数和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单位：干人） 1989 1994 1999 人口总量（单位：百万） 城市人口 >250 54.2 53.4 52.8 城市人口 50-250 24.4 25.8 25.8 城市人口 20-50 11.6 11.6 11.8 城市人口 <20 4.3 4.5 4.8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13.5 12.2 11.5 农村 39.1 39.9 39.5 城市数量 城市人口 >250 78 76 74 城市人口 50-250 252 264 264 城市人口 20-50 360 361 365 城市人口 <20 349 358 383 半城市化的居住地 2,193 2,066 1,922 农村 152,900 无数据 无数据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以下同。图2是从1970年以来俄罗斯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净迁移率曲线图。从图中可见，除了90年代早期，俄罗斯城市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农村人口长期都处于净迁出状态。在经典的城市化理论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从来都是主要的流向，一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可能发生反向流动。但发生在俄罗斯90年代的事情却是不同的，俄罗斯首次在和平的时期发生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不过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渐恢复，这种过程也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再次成为主流，并且来自前加盟共和国的移民也从起初的居住地农村转向城市。图3是根据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人口净迁移率曲线，由于数据不全，故只选择了一些典型年份。从图中可见，在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慢慢过渡到城市化的早期成熟阶段，农村的净迁出率由很高慢慢过渡到迁出很少；大中城市一开始迁入率很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开始缓慢下降。90年代早期的动乱使所有城市分组的发展历程倒退回早期城市发展阶段。如前所述，在1992－94年危机期间，乡村和小城市成为热衷的迁入地，吸引了大量从大城市和前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迁入。从其他加盟共和国来的移民往往首先被安置在乡村和小城市，并强迫他们将这里作为他们的目的地。但是调查显示，这些外来的定居者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生活得并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离开。动乱和这些反城市化的政府行为是俄罗斯在90年代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和停滞的首要原因。图2 俄罗斯城市、农村和总人口的年际净迁移量 图3 不同规模城市和农村的年际净迁移率变化尽管如此，只有1992年一年显示俄罗斯的大城市具有负的净迁移率。相对而言，在俄罗斯的大城市挣钱比较容易，城市越大越容易，例如首都莫斯科人口仅占全国的6％，而GDP占全国的13.5％，财政收入的比例更是高达40％。所以，当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时，大城市的人口净迁入率稳步回升，农村和小城市的净迁入率快速下降。这些年，俄罗斯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从危机时的反极化阶段恢复到80年代末的正常阶段。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俄罗斯大城市迁入率的回升还和90年代以来大城市进入壁垒的放松和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需要大量的年青劳动力进行补充有着很强的关系。三、结语俄罗斯在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一度下降到一些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使得俄罗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子女，由此又引发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在经历很高城市化水平之后向逆城市化阶段发展，而笔者通过以上分析，证明该论点是错误的。俄罗斯近些年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并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逆城市化阶段，相反俄罗斯良好的城市化进程被延续十几年的动乱所打乱，只在近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要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成熟阶段则尚需时日。

没人写过（至少国内）又不深奥的：1. 农民道的发展、价值及其有益经验2.文永、弘安之役是否颠覆了日本的中国观3. 新中国题材日本汉诗综述4. 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与安倍的政治利用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日本海军在幕府或更早的时期就有了，但那只是各诸侯的私家军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能算是一个雏形罢了。真正的海军建军思想应该说是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到：“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其关键就是大炮。抓住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之关键……。”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现在通用的海防的基本理论。但当时的幕府却将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而加以禁锢。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不断派出使节要求通商，最后甚至派军舰到了国后岛附近，舰长等还登上了该岛。不久还发生了英舰费顿（pheaton）号为了追逐荷船，开进了长崎港，佐贺藩亦未加制止。此事使幕府恐慌不已，先撤了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后于1825年发布了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继续坚持锁国海防政策，具体行动是加紧海岸要塞和修筑炮台。而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使得幕府终于懂得了锁国海防的局限性，认识到欧美列强的势力总有一天会达到日本。结果导致攘夷论后退，两年后，幕府取消了驱赶外国船只得命令。然而最终使日本开国的还是美国。 为了得到发展北太平洋的捕鲸业的船港，培利（perry）舰队开入了浦贺，要求日本开放。其实事先荷兰政府已将此传闻告知幕府，劝其开国，但幕府一直半信半疑。一年后再度到来的培利舰队，最终迫使幕府订约，英，俄，荷，法亦接踵而至，历时200余年的锁国状态终被打破，这样锁国的海防也宣告结束。 开放后的海防，必须以应付林子平所说的水战的海军为主体。当然，锁国时的幕府也并不是没有海军的，只是其本质不能相容。比如1838年，水户藩所造的军舰“日立丸”号，只因规模稍大，不合锁国政策要求而不许使用。现在的幕府已决定了开放，发展海军立刻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853年9月，幕府撤销了1635年颁布的禁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为组建和振兴海军迈出了第一步。 这时，九州南端的萨摩藩已经招募人才，在着手进行重振萨摩海军的计划。这大概也是萨藩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幕府也雇用了军事家高岛秋帆（1795－1866）和江川太郎左卫门等主持洋炮的制造和人员的培训，同时采用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海防八策”等主张。基本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军舰的问题了。 1853年10月即决定向荷兰购买军舰。然而此时克里米亚战争正酣，荷兰政府没有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三个月，以此船为主要教材对幕府选拔出来的直属武士的子弟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发展了。 1856年，荷兰政府接受了日本两艘炮舰“咸临丸”号和“朝阳丸”号订货，同时又以荷王威廉三世的名义将“森宾”号赠与幕府，改名为“观光丸”号，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舰。 幕府也借此机会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将“观光丸”作为练习之用，聘请该船的荷兰上尉佩尔斯林肯等21人担任教官，日方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胜麟太郎（海舟）等为助理。传习生总共百数十人，均是从各藩选拔出来，包括70名幕臣。 1857年，幕府在筑地开办军舰讲授所，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们大都转到此处继续深造，不久又改名为海军操练所。他们曾把“观光丸”安全的开到横滨，以示长崎讲习所的学习成绩。9月，向荷兰定购的“咸临丸”抵达长崎，第二年“朝阳丸”号亦到达，两舰均作为练习舰。由于荷兰顾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长崎讲习所便于1859年关闭了。 此前的1854年5月，幕府在浦贺新建造了一艘双桅的欧式帆船“凤凰丸”号。与此同时，萨摩藩也建造了一艘3桅帆单舰“昌平丸”。而幕府依靠本国力量所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船是“千代田”型军舰。 虽然幕府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舰只还是主要靠从外国购买，除向荷兰定购外，向美国定购了“富士山”号，向俄国定购了“回天”号，向法国定购了“甲铁”号（后改名叫“东”号）等。其中向荷兰定购的“开阳丸”号，战斗力最强，是幕府海军的旗舰。 1860年，日本代表团乘坐“咸临丸”从浦贺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1863年，为了加强大坂湾的海防，幕府在兵库小野浜开办了海军讲习所，命胜海舟为传习指导。但因为传习生中有坂本龙马等当时杰出的天下名流，不久便引起了幕府的疑虑，一年后就将其关闭了。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今天的XX课上（写课程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贪玩/贪睡/……的个性，就不自觉地XX（写罪名），在此过程中，XX（写领导的级别及姓名）发现了我的这一严重错误，并及时地对我进行了指出和纠正。 现在想起我当时的行为，可真是千般懊恼，万番悔恨。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xx期间（可写什么大检查、百日活动之类），我利用这宝贵的学习时间来XX，真是极其不该。这样的行为，不但使对教员/老师的不尊重，对我们这个集体的不负责，更是对自身的要求不严，约束不够。这不但使教员/老师对我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印象，同时也令教员/老师对我们整个XX这个集体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使我们的集体在校园内丢了脸，掉了队。在校内进行“……”（特别活动名，如“百日安全大检查”之类）的时候，我竟犯了这样的错误，使我们的这个集体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坏，究其根本，谈其关键，在于平日里我一罐对自己放松要求，放低标准，从而导致了自己在不经意间再次犯错，违法了队/班规，破坏了队/班纪。 我的这一行为，对不起XX，对不起XX，……（写领导级别或姓名，按级别从高到低写，最好全部写到，但切忌一定要从高到低写）。 如果自己平时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向骨干/班干部多学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自身提高标准，想必就不会犯下此类严重错误。 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事已至此，多说无意，唯有以此教训为诫，以此事件为警，借作此次检查为契机，从现在起，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加强自我约束，强化自身责任感，深化集体主义荣誉感，在学校内在XXn内（写班级名），争当一名作风优良，学习踏实的学员/学生，为我校我班/队争光添彩，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检查人 XXX 200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