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叙事转向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小说的叙事转向,代表了我国当代小说乡土叙事的审美流变。下面试以他的小说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1、乡村社会的文化寻根 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是文学本土化的追求的结果。从个人体验来看,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一种自然发展。他在反思自己的心性时说道:“人越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地泛起。” [4]贾平凹又多次以作家的身份往返商州故地,他的乡村经历必然会触发他对童年的种种回忆。 贾平凹对商州文化的历史寻根,正是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基础上的。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如《远山野情》、《天狗》、《晚雨》、《黑氏》等,塑造了三大、天狗、天鉴、黑氏等在乡村古朴文化氛围中,具有美好道德品质的人物,都意在抵抗城市文明的进程中,人的道德伦理的恶性蜕变。显示了贾平凹试图把传统文化的良性价值观念移植到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一种努力,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就成为了他下一步乡土叙事的中心。2、现代文明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乡土小说贯穿的主题则始终都是城乡文明的冲突,以及在这一冲突中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写下了《太白山记》、《烟》等侧重于对人物神秘事象探索的中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废都》与《白夜》则以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意象建构,揭示了世纪末的某种时代氛围。《废都》表现了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文化人精神无寄的迷茫。自《废都》以后,贾平凹树起了对都市文明批判的大旗。长篇小说《白夜》展示了都市浮泛生活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深刻质变。贾平凹揭示了都市文明中人性的悖谬,表现了作者对物欲横流,人的精神迷失的城市浮泛生活的厌恶和诅咒。他说道:“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5] 在《土门》中,他开始了其文化家园的精神寻觅。《土门》写的是西京城郊一个叫“仁厚村”的地方,在城市化运动中被城市逐渐吞并的过程。贾平凹是站在乡村文明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城市文明的弊端予以否定的。然而,他也意识到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本质上看,反思现代文明还是他的乡土怀旧情感的流露。 3、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和困惑 从《高老庄》开始,贾平凹自觉地建立了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并以此开创了对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探索。《高老庄》是一部文化乡土小说,以小村庄寓意大民族、大社会的寓言形式,演绎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贾平凹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寓言小说是《怀念狼》,贾平凹自言:“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 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以“狼”为契机,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物化时代,人们心灵中精神分裂的情绪。即一方面在理智上肯定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改造和扬弃;另一方面,又在心智上对传统乡村文明产生依依眷念的情愫。《怀念狼》通过寓言化的手法,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心理内伤和精神诉求的。从小说的人物关系上看,贾平凹通过傅山和烂头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类比对照,展示的是人的神性(理性)的崇高和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困顿,以及人的情欲的失控与泛滥。高子明的形象则具有整合的作用,从而构筑了小说人物形象三位一体的对世纪末复杂时代情绪的类的整体勾勒,映射出转型社会人类理性与情感的严重失衡和分裂。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最具影响的力作是长篇小说《秦腔》,他在《秦腔》中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7] 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称为“乡土叙事的终结”。贾平凹运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8]从而从深层次中呈现出传统乡村生活终结处的景象。传统文化在城市文明扩张中的衰退表现有三:一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败退。淳厚质朴的民风,尊老敬贤的风气消失,而道德堕落重利忘义等恶俗的盛行。二是传统权利组织解体。三是传统文化的衰败。秦腔是秦人文化的灵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秦腔却逐渐衰落,最后只能沦落为奔丧之乐。面对终极处的破败景象,贾平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必然,但是是否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投身于另一种文明呢?他的乡土情结是坚决的,所以他迷惘、徘徊,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视角正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贾平凹坦率承认:“夏风由乡村入城市的经历与我有相似之处,而引生的个性与审美追求则与我十分相似。” [9]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