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议论文素材

子曰：君子不器。杨伯峻：孔子说：君子不像器皿，[只有一定的用途]钱穆：先生说：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李泽厚：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详解：上面及通常的理解，都从朱熹而来，朱熹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如此解释，成了其后华而不实、追求所谓通才之风大盛，最终导致国家大衰的根源之一。所谓通才，实则不通，不过自渎而已。而该思维模式却成了所谓士人儒者的一种追求与标榜，到如今，江湖术士依然继续贩卖所谓一通百通的废话与呻吟。所谓一通百通之人，不过是假设世界服从一个共同的看不见或看得见之手，只要抓住这手了，人就圣人，人就上帝，人就一通百通。这种弱智呻吟在宋儒之后如此流行，都离不开对“君子不器“的误解。按照他们的逻辑，“器”了不能“君子”，而腐儒又自以为君子，当然就要假设或把自己装扮成“不器”了，也就是要“成德而用无不周”了，抓一种有形无形之手而君子自己、上帝自己了。结果，中国就被这群牛皮废物给废物了。但如此习性，在中国人的根子里就没被废物过，一有机会就吹又生了。这种东方式弊端归根结底是从对《易经》的误解开始，道家等的思维基本都从这种误解而来，从这种一通百通自渎模式开始，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这种一通百通自渎模式的最好写照。孔子、儒家坚决反对类似模式，但从宋儒开始，由于儒家在隋唐佛道两家的大发展后十分低迷。在西方传统下，这种所谓的通才是没有市场的，当然，西方不乏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特别在十九世纪之前，真正的大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但西方的百科全书式可不是一通百通的中国腐儒式通才，而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发展还在初级阶段，知识相对来说并不太多太复杂，因此，一个人对大多数的学科都有所深入，这并非难事。到如今，百科全书式基本不可能了，即使在一个大学科里，例如，数学，新分支不断产生，根本就没人能对每个分支都深入之，对数学大角度的把握是可能的，但一旦深入到具体的问题，根本就没这可能了。其他学科的情况也一样，这也是如今专家流行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的专家可以组成小团体，而这些团体，越来越像天主教中的教会组织，其间的腐败与堕落，不难想象。人类的困境，就在于这东西困境之中。东方一通百通的自渎，与西方最终教会化的自虐，构成了人类的两个困境。何谓“器”？《易·系辞》：“形乃谓之器。”，“器”就是“形”；何谓“形”？“形”，就是“相”。何谓“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相”。“道，不同、不相为谋”，要“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要“闻、见、学、行”“不相”之谋。上面所说的东方与西方之困，都在于自相其相。自渎与自虐、一切自相其相，归根结底来自人的贪婪与恐惧，来自其“馁”，来自“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该循环不单单在物质与社会的层面存在，同样在人的心灵层面存在，所谓的“心田“，被“馁”的种子播种后，人，自相其相对其耕种，然后结出虚幻的果实来自渎自食，最后还是“馁”，虚幻的果实又成了“馁”之种子恶性循环下去。有如此的社会，就有如此的人心，反之亦然；一个被“馁、耕、食”所恶性循环的社会，同样有这一颗颗被“馁、耕、食”所恶性循环的人心，反之亦然。君子不相，君子不器，君子不同，不相、不器、不同的，就是这“馁、耕、食”的恶性循环。白话直译子曰∶君子不器。孔子说：君子不相。

孔子是一位圣人，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提起孔子我们就满心崇敬。本文作者的笔下却给我们呈现了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洒脱。这是走下神坛的孔子，是生活化的孔子，是可爱的孔子。你是不是对孔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做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讽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做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径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儿不洒脱呢？1991年8月我心中的鲁迅高一（9）蒋道雯“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就是我心中鲁迅的外部形象。鲁迅首先是位文学家。在此我就谈谈对其杂文及小说的感受。鲁迅杂文以尖锐、犀利见称。有这么句话：“有的人用他枪杆子杀人，有的人用笔杆子杀人”我不知道原本是不是用以形容鲁文的不过，鲁文的战斗力的确很强，多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帝国主义，贯用讽刺、反语等手法。有人说：“这种不带脏字，又能把人骂得淋漓尽致的方法真是千古一绝。”鲁迅的小说大多描写清末民间初期江南小城的众生像，然而他所描写的人物，个性鲜明，入木三分，磨也磨不去的，到现在人们仍在说：你还真有点阿Q精神！我读过些鲁迅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又在语文课上重点分析过，因此我确实受了些鲁迅的影响，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你嘴里怎么尽是鲁迅的调调，被他的强磁场给磁化了？然而，我并不十分欣赏鲁迅为人。的确，他爱憎分明，可我总觉得他那把“匕首”磨得太光太热，不捅出去两下就不舒服，脾气也过于偏激。一度与陈西滢打了好几个月笔战，经徐志摩、胡适等人和解才停战，但察明原因才知道是误会一场——燕大两个女生的行李被扔到了校门外，正好被周撞见，便打抱不平。陈源与此校长是同乡又同是留英的，却不相识，只在此事上说了两名调和的话，周便认为陈与此校长有何关系，将陈一并骂了进去。（参看《英伦记者八访凌叔华》。凌作为陈夫人，其言不知是确能确信，不过周确实是偏激了）据说鲁迅与郭沫若也不和，写文章讽刺过他。并且不少现代评论派的文人都说鲁迅脾气大了些、鲁迅对进步青年十分关心，并给予最大的帮助，这很好。却不该对二五年前后的学生罢课等运动太过支持。梁实秋作为清华学子，在《清华八年》中有过记述：清华学生运动起初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后来由于先前生活过分压抑，大约出于报复吧，曾三赶校长，其中一个没上任便被吓跑了。之后一到五六月便罢课，而只要有人提出，学生会总是会同意的。有一次游行，前面一辆汽车挡了路并不住按喇叭，于是怒气冲冲的学生——不如说高度兴奋的学生连人带车咂了一顿。事后还写道，那坐车的确实无辜，可当时坐汽车的十有八九不是好东西。作为清华一员，想来不会太贬自己。可见鲁迅将有些事美化了不少。其次鲁迅是思想家、革命家。的确，在当时乱世，有不少文人、作家感到迷惘，推动了方向，但鲁迅能看清这一切已是不易，能提起千钧之笔来醒民魂，抨击反动政府，支持中国革命更是不易，思想家、革命家当之无愧。但我总觉得，鲁迅的出名，有一小部分因为他是位实实在在的左翼作家。换句话说，他选对了政党。文革之后，五四时期原本百家争鸣的文坛只剩下部分左翼作家和一些特别出名的、走“中庸之道”的文人。复古派早与孔老夫子一起被赶下了台，连徐志摩，郁达夫、梁实秋、胡适等一批“新月”派文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更别说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严独鹤一些鸳鸯蝴蝶派大师。当然，在此我并不是说鲁迅有何不光彩——事实上也没有。只想说既然坚持“唯物主义”就该一分为二的去看人和事，对文学及文人也是如此。总的来说，鲁迅是伟人，但太阳巨大的光辉并不能把黑洞掩盖掉。鲁迅的脾气，不过是美玉微瑕罢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语出荀子的《劝学》，荀子用靛青比喻那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后起之秀，而用蓝草比喻他们的导师和前辈。我理解这句话的真意是鼓励青年人在事业上超过前人。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愚昧时代，发展到今天征服太空的文明时期，每一个世纪、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大都在青壮年时期功成业就。他们年轻，稚气未脱，阅历浅，却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超过先哲，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戏剧，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而他们的学生也像他们一样，又超过他们，推动人类的进步。就这样后浪推前浪，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广义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早在求学时代，就攻读了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全部著作，吸取了经典力学的精华。他非常敬重牛顿，但从不迷信前人。他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终于指出了牛顿力学的错误。不错，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爱因斯坦是喝牛顿奶长大的。”他出于蓝；他敢于向牛顿挑战，为人类的进步，打倒作为偶像的牛顿，他胜于蓝。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科学家，早年求学于著名画家佛罗基奥。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从画蛋开始，稳步攀登绘画艺术高峰。他虚心向老师学习，但也注意摒弃老师错误的绘画技巧和方法，不到四年时间，就超过了名扬四海的业师佛罗基奥。一次，佛罗基奥被邀请为一个教堂画壁画，他画完了基督和两个天使，让达·芬奇画第三个天使。达·芬奇从容不迫地拿起画笔，只用了半天时间，一个雍容典雅、栩栩如生的天使便飘然降落在教堂中。佛罗基奥大为惊讶，自叹弗如。从此，这位威震画坛的一代宗师再也没有拿起画笔，转而研究雕塑了。可见，青年人是完全可以超过前人的。无数伟人的生平证明了这一点。有后来居上的雄心壮志，还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虚心向师长学习，用人类全部的精神财富武装自己。青之所以青于蓝，因其取之于蓝；青之所以取得胜利，赢得“胜于蓝”的美名，离不开蓝的栽培和哺育。我国25岁的女博士黄斌，在英国留学期间，以其对事业兢兢业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受到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的森德兰教授的重视。森德兰教授已年逾花甲，身体不好，但他慧眼识才，非常珍惜黄斌这棵破土而出的新苗，主动提出亲自指导黄斌，使她早日获得博士学位。黄斌在老师的帮助下，埋头书堆，昼夜苦读，在学业上突飞猛进。森德兰教授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黄斌。为了黄斌早日成就学业，他停下了自己手中的著作，放弃了休假和出国讲学的机会。在师生共同努力下，黄斌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写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她研究的结果，恰恰与导师的理论背道而驰，她所取得的成果，推翻了主宰生物学界15年的森德兰构造。森德兰教授非常高兴黄斌超过自己，到处宣讲她的理论，并且打破了民族偏见，冲破了重重阻挠，帮助黄斌平安地回到了中国。黄斌回国以后，在科学院为她举行的欢迎会上，第一句话就是：“我所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我敬爱的老师。”我赞美青于蓝草的靛青，我更赞美将自己的一切传给靛青的蓝草。我相信，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一定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像黄斌一样锐意进取的后生和像森德兰教授那样高尚无私的前辈。经过新老两代人的共同努力，祖国“四化”的千秋大业，必将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宋·胡宏）●君子以道德轻重人，小人以势轻重人（清·宋缍）●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左传〉●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唐·吴兢）●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通鉴〉●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汉·刘向）●君子暇豫则思义，小人暇豫则思邪〈阮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莸之不相入（宋·朱熹）●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宋·朱熹）●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小人自满之气，不胜其小（明·薛萱）●君子之心不胜其小，而气量涵益一世（清·金缨）●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三国·诸葛亮）●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宋·苏轼）●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

以前看过这样一个事例，大意是说某大学一老师是研究李白诗歌的，一日一学生拿李白的一首诗请教于他，那老师看毕说：“这是李白前期的诗歌，我不懂。我研究的是李白后期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学术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便是通才的隐退和专家的登场，人们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以致于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专家名号，如口腔专家，减肥专家，评估专家，幼教专家，品牌策划专家，创业指导专家，甚至方便面专家等等，数不胜数。这不免让我想到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为政》里就说：“君子不器”，所谓“君子不器”意思是说：“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也就是说不能专限与一材一艺之长。当然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成为通才而且我们的时代所需要所看重的是“专家之学”，似乎现代人对于通才的看法也变了，就好比对于那些多功能物件的看法一样——缺乏信任。“专家之学”对事物的研究似乎更透彻些，我们可以意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方便面那将会精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可以完全意识到过分强调“专才”的弊病，钱钟书先生在《灵感》里有一段写道：“‘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思，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钱先生的文字总是这样诙谐，但入木三分，“支那学” 者的学问贵在专门虽然是种夸张，但是很浅显的说明了“专才”的弊病。就我们文科的学习来说，中国本来就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其实也很难以将其分开，比如我们讲文学作品的时候，必定要讲到历史，必定要联系到美学哲学。刻意地强调“专门”追求“专才”必定会导致知识的缺失。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的遗训，在钱穆看来“仍是一种通义，不以时代古今而变。”①而我们现在所要研究和思考的是怎样去培养“通才”，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大学特别是文科教学，开始有意识地整合人文知识，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就开设了“元培计划班”，同学进校后，不放在中文系，历史系或哲学系，而是单独建制，然后请文史哲各系的老师给他们上课。但是这种计划班的效果如何呢？似乎不是太好，会造成学生每一样都懂，每一样都没学好的尴尬境地。看来太专不行，太泛了也不行，这“通才”问题也许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所需要研究的。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又说：“可见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如人类生命活的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上帐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世道之忧无穷矣。不可不深思。”也许这是钱氏对“君子不器”的更深入的解读，其实诚如钱氏所说，我们现在的学习特别是中学阶段的学习，浩瀚的题海就是“力求”将我们训练成机械或者如登记上帐簿。君子不器，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也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是一种器具。这真的不可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