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学习兴趣论文开题报告

法学类开题报告范文

法学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我整理的法学类开题报告范文，欢迎阅读。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国的法治实践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成就，但是十年**，使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都陷入了低谷。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也都走上了正轨，尤其是我国已经建成了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的过程中。首先，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成。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重点受到关注的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合理性，而社会事实以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很多法律规范要么因其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无关而被无视，要么因其与社会风俗、生活惯例不同而没有得到人们的自觉有效的遵守。其次，西方权利话语的力量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被人为放大，而传统的道德因素却被排斥在法院门外，导致了像《秋菊打官司》中主人公秋菊那一类人的彷徨和无助，而原本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恶人”却能逍遥法外。形式法治在法治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针对法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也是指导我国法学实践的基础理论面临的难题。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已步入深水区，面对着快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立法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妥善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又能够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给百姓合理的预期；如何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既排除了其它干扰，保持形式法治的纯洁性实现程序正义，而又不以牺牲传统道德、社会习俗为代价。面对诸多难题，笔者认为仅仅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对法律的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结合法社会学的实证调查、自然法学的价值研究等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才能摆脱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面临的困境。而作为分析实证主义的一种新的修正形式的制度法学在法学领域能很好的融合道德和事实，通过制度事实理论，能够综合的运用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因此，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如果能被我国法学理论界认真研究、借鉴和吸收，或许能很好的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除此之外，本人因在读书、上课，参加学术沙龙、读书会的过程中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启发，带着深刻的问题意识认真阅读了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并对制度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也广泛收集了一些有关制度法论的材料。这也是选择本题的背景原因之一。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吸收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精华的同时，对法学展开解释学的、社会实证的研究，并把这几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法学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也对中国的法学理论界自觉的开启一个研究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学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实意义：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传统之治向规则之治的转变，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挑战。而在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现代精神与地方传统、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国人的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则是问题的关键。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实现了道德、规则和事实三者之间的沟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文献综述

笔者在将近一年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针对本文的论题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工作，资料搜集的范围也广泛的涉及到了中外着作、网络期刊等各种形式的资料。仅就本人能力范围之内搜集到的资料而言，目前中外法学界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研究还相当的薄弱。而对于制度法学的理论，学界的普遍态度还是认为其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有关制度法学的理论，以麦考密克本人的作品居多。而爱丁堡大学也曾专门针对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理论召开过研讨会，会后还曾以一本书的形式发表了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本人能力所限，不能得到这手宝贵资料，对于研究制度法学的理论来说实为憾事。

就国内发表过的有关制度法学理论的文章数量来看，也只有几篇，研究者较少。笔者收集到的制度法学的学术期刊论文共 7 篇，但是只有唐仲清的《对‘制度事实’的法哲学思考》、陈金钊的《法律事实的定位与制度性事实--评制度法论》、温博的《事实与价值的调和--制度法学的方法论》三篇期刊文章谈到了制度法学中的制度事实理论。其中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学评论上的陈金钊的文章还专门谈到了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陈金钊教授把有关法律事实的学说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前提说，一类是对象说，还有一类是本体说。陈教授认为关于法律事实本体说的提出者就是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它认为，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事实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事实。同时，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他还明智的指出了我国法学理论在法律事实领域研究的薄弱现象。因为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有关法律的制定、解释、适用技术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主要片面的强调对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法律事实的研究。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的理论无疑会增加中国法学研究的深度以及回应司法实践的能力。

在上述期刊文章中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过全面的阐述的当属张文显所写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制度法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文章指出，制度法学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超越，其主要原因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观，即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并在方法论上对传统法学流派（主要指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实现了突破和重组。其余几篇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对制度法学的功过是非做了客观性的评价。而对制度法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实践理性”以及实践理性与制度事实的关系做出独到而深刻的探讨的是梁晓俭教授所着的《实践理性：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究》一文。在文中，作者精到的指出制度法学的作者们提出的关于“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的理论体现了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希望在法学的研究中结合分析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用心。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事实，既有规则和规范在思想客体意义上的存在也有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因此，对法学的研究，要综合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制度事实的存在依靠的是规则对客观事件的解释，而法律规则的背后体现的必然是制定规则的立法者的意志和目的，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所以要想知道规范具有何种性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理性行为的性质，而这里的理性行为便是实践理性。通过实践理性，制度法学把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法学研究之中。最终实现了制度事实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除了上述所列的学术期刊之外，笔者目前没有搜集到任何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专着性文章，此外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博士或者硕士论文中进行专门研究的也较少。在笔者搜集到的有限的资料中，山东大学的博士生杨建军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法律事实》中的第一章“法律事实的概念”里曾有一小节来专门讨论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关系。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同，制度事实是立法者为了实现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整，而经过理性的抽象所概括出来的事实。因此，制度事实是立法者通过对复杂的具体事实进行抽象的概括而形成的抽象事实。所以当具体的法律事实发生以后，法官就能依据法律规定的抽象事实对具体的纠纷做出裁决。一个法律规范一般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而他认为制度事实就相当于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而且他还认为，法官能够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规定的疑难案件做出格式化的分类和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制度事实不仅概括在法律规则之中而且它还概括在法律原则之中，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案情变化时，法官可以依据原则中的制度事实对案件进行格式化的裁决。而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完全不同，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事实。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能够导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因此，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事实是一种立法角度上的事实，而法律事实是司法角度上的事实。

在笔者搜集到的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 5 篇硕士论文中，其中有三篇论文的作者是出自同一个学校，西南政法大学。他们分别是论文《法律和道德的制度性结合--制度法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席琳，论文《制度法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修正》的作者夏菲以及论文《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制度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徐海同。还有另外两篇，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的赵建兵写的《浅议麦考密克的制度法理论》和重庆大学贾哲写的《制度法论创制规则问题研究》。总体上，这些论文把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对制度法学思想的梳理介绍方面，包括制度法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制度法学的内涵以及制度法学的理论价值等等，鲜有文章讨论过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制度法学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收集到的关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有限材料，认为各个学者大部分的讨论都是集中在有关制度法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制度法学与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的内在联系。而对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来源、特征，以及它是如何解决以往法学流派的困境从而成就了制度法学，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建设意义等方面却鲜有论述。本文的写作目的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便在于此。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从改革开放至今，在短短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便建立起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这种在立法方面取得成绩，并没有掩盖司法现实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如反映法律与道德之争的“泸州二奶继承案”、反映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张力的“吴英集资案”、（虽然案例并不新颖，但是如果我们不做改变的话，谁能保证日后就不再发生了呢？）以及法院遇到的一系列的执行难的问题等，这种种问题处处都在暗示着一种没有道德支撑的、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只依赖强力而存在的法律规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软弱无力。但是，我并不是在否认离开强力的法治是可行的。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种建立在形式法治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强力。而我国在形式法治的建设方面，付出的努力虽然可圈可点，但取得的成效，却不尽人意。因为大量的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案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如最近改判的发生在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以及各种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治困境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如何才能够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实质法治的理想成分；如何能够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也满足实质正义的要求；如何能够将国家颁布的法律转变为人们心中的法律？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那问题又出在哪？我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最终，在魏因贝格尔和麦考密克的《制度法论》中找到了答案。

在西方，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形式法治的大厦不断的受到来自新自然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甚至是现实主义法学派的攻击。自然法学派以新自然法学的面貌重新出现，并再次强调法律的道德基础；经济法学派则更重视法律背后的成本收益分析；社会法学派注重对影响法律的社会现实因素的考察，甚至提出“活法”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强力挑战。它们的产生本身便说明了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旨在建立一种能够融合道德、法律、事实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应运而生，并很好的满足了实践的需求。

而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进行很好的结合，并处理好形式法治理念与百姓心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的矛盾。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任务。而这一情形又与制度法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颇为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特征，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考察、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搜集和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丰富的素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自己收集到的文献认真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旨在通过对制度法学制度事实理论的解读，指出制度事实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法学运用制度事实理论实现的对以往法学流派瓶颈的突破。最后论述了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制度事实范畴研究；第三部分是制度事实对法律本体论的贡献；第四部分是制度事实对于法学方法论的贡献；第五部分是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1.5 创新点

本文写作的创新之处是，笔者从制度事实的概念和历史发展脉络两个方面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范畴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制度事实是制度法学的核心概念，为制度法学提出新的法律本体论观点以及综合运用分析的、实证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制度法学通过制度事实的理论得以将价值、规范、事实的因素融合进法律的概念之中，实现了对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超越和突破。同时也揭示出了法律的制度事实理论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法律制度建设自身的和谐，是发挥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障作用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一条基本的实现路径上，应该是多种手段并行并用，使它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但是，在这些手段中，法治是不可或缺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只有当社会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然而，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法律制度自身达成和谐状态，法律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才能有效发挥。法律制度自身的不和谐，不仅不会推动和保障社会和谐，甚至还会引发社会不和谐问题的发生，破坏其他社会和谐条件的形成。因此，法律制度自身的和谐状况，直接关系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勿庸讳言，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自身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贯彻不力，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一位阶的法律规范相矛盾，不同行政区域对同一规范对象的规定大相径庭，其他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离，以至于发生“规则相撞”、“法律打架”，给人们带来种种困惑和无奈；二是立改废的工作失衡，重制定轻清理，许多时过境迁的法律规范依然用陈旧的规则顽强的规范着早已变化了的现实。以至于“革委会”的规则还充当今日的执法依据，45年前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至今依然“暂行”，规范着今日的防暑降温工作。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法治理念已经发生了多次变革和进步，而在不同法治理念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范尚在并存并用、相互抵牾。那些在旧的行政管理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制度继续投影在今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几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三是计划经济、部门利益、地方保护的阴影还保存在过时的法律制度之中，投射在今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活动上。四是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的不完备，还继续制造着法律制度的新的不和谐。程序的欠缺使权力意志顺利实现而权利意志无法充分表达，民主参与成了点缀，利益主体博弈形同虚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各类利益群体对一部法规的出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影响不甚了了。立法活动变成了立法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立法机关）的事，引不起公民的兴趣，出台的不少法规往往引发不出强烈的社会反响，当然也就不可能发挥规范社会生活、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立法技术的不完备，使立法活动只关注宏观原则，不注重细节，过大的弹性、过宽的自由裁量，使同一个法律条款得出面目各异的适用结果。法律规范成了“橡皮泥”、“变形金刚”。这样的法律规范很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准绳。鉴于上述情况，要使法治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首先要构建和谐的法律制度。当务之急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确立新的立法理念。在法学家们研究提出的众多现代法治理念中，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以下几种理念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①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任何社会关系的和谐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应当在法律制度建设中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尊重人权、爱护群众、依靠人民的精神渗透到法律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立法活动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来保障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②权力（权利）制衡的理念。法律制度的和谐直接表现为制度建设中五种利益关系的和谐均衡，即：权利与义务的和谐均衡、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均衡、公共权力之间的和谐均衡、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均衡、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和谐均衡。③利益博弈的理念。法律并不直接创造利益，法律只能通过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作出安排、确认，保障合法权益，鼓励大家用法律许可的手段去追求法律承认的利益，制止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法律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利益的平衡器。密集型的立法会带来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公民利益和整个市场主体利益的大调整。法律的质量表现为立法者能在各种社会利益和利益集团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利益主体的博弈充分。凡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调整，均应该让与这一重大利益调整有关的各类主体参与博弈，参与立法讨论，对争议点充分表达意见、阐述观点。④法制统一的理念。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就不能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体现在法律制度建设上集中表现为“不抵触”原则，“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规范相抵触。二要全面清理过时的法律制度。要把法律规范的清理、修改、废止工作与制定新的法律规范的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首先，新的立法要引入“日落条款”，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必须同时清理、修改、废止与之相左的陈规旧律。其次，要对过去的法律、法规、规章开展一次全面、集中、系统地清理，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废止的时间表。再次，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建立立法机关定期清理制度，实施机关适时清理制度，公民、法人和组织及时建议和异议制度。通过清理，及时消除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不和谐因素，提高其和谐程度。三要完善立法程序和提高立法技术。这是保证法律制度和谐的重要保证，要严格执行立法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立法程序，不能随意简化、省略必要的法定程序，用程序来保证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是科学决策的产物、民主参与的结果、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确保立法活动及所立之法公开透明、民主参与、博弈充分、刚主柔辅、和谐统一。四要前瞻适度。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适度超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使法律制度具有相对长远的适用性和稳定性。但是前瞻必须适度，创设某项新的法律制度的条件必须基本具备，不能仅靠主观愿望脱离客观情况盲目上马。实践证明，当整个社会还没有提出新的法律制度需求，创设这一法律制度的基本条件还未具备，就去制定跨越台阶很高的法律，这部法就有可能实施不了，甚至有可能不是良法。把今后才能规范的事项非要拿到今天来规范，往往事与愿违。如同过去把共产主义阶段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办所受到的教训一样。政治建设如此，法律建设也如此。三、法律机制运行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谐，而且需要法律机制运行的和谐。没有法律机制的和谐运行，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和遵守，就无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首先，要改革执法体制，提高执法效能。行政执法和司法是法律运行的基本形式，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中介。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有效展开，才能使静态的法律规范变成动态的法律实践活动，以发挥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作用。当前，行政执法状况不甚理想，存在着行政执法主体混乱、不合法，行政执法纵向职责界定模糊、横向部门职责交叉，行政执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不作为、滥作为，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问题也屡禁不止。司法状况也不理想，由于司法改革尚不到位，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引起社会的种种非议。为此，必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以提高法律机制的和谐有效运行。谨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来看，一要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二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使执法主体资格认定经常化、制度化；三要推进综合执法，逐步实现同一级政府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以有效解决执法交叉、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问题；四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在城市实行一级执法；在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执法重心下移，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重点由县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五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案卷评查、典型案例分析、执法过错追究等多种方式，实现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纠错。其次，要强化程序建设，规范执法行为。程序是法律机制和谐运行的轨道。建立公正科学的程序制度是规范执法的重要途径。民主、公正、科学、正当的程序制度是执法行为实体公正、准确的保障。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主体和相对人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行政执法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而相对人则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行政执法主体和相对人对实体权利处分的不平衡，容易引发行政执法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而公正的行政程序则可以保障相对人不受行政主体的任意支配，增进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效克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地位过分不平衡倾向。再次，要倡导人性化现代法治理念，让执法、司法回归人性，让法治体现人文关怀。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教人尊重法律、热爱法律、信仰法律是第一重要的。法律的力量，与其说依存于执法、司法者的严厉，不如说依存于它本身的智慧和执法、司法的艺术。从这一基点出发，人性化执法、司法应该是让人亲近法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号令了。这就要求执法者在刚性执法的同时，给予公民柔性的人文关怀，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权利，体恤人的需求，顾及人的感受，求得公正执法与执法效果的最佳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性化执法、司法，其实质就是亲民执法，让习惯于领教法律威严的民众享受到法律的温情。社会主义法治就其本质而言是最讲人权、人道和人本的，因此执法的刚与柔是互不排斥的。只柔不刚，法无权威；只刚不柔，难得人心。人情化执法，将有助于身处弱势的当事人在不受精神强制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志、依法行使权利，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和法律机制的和谐运行。最后，要着力培养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树立对法律的信仰，以实现法律被自觉自愿地遵守。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才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就能引导公民理性守法，从而塑造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自觉、自愿服从法律规则，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而保障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四、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保障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获得及时解决的社会。在一切有着利益追求的社会中，都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存在或者潜伏着社会冲突。因此社会冲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和谐社会也不例外。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起步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矛盾集中凸现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运用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手段减少矛盾、解决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从减少矛盾和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讲，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矛盾的法治机制，是达成和维系和谐社会的直接保障、重要手段和路径。构建和维系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机制必须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成本低廉、便捷高效的原则，着力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下大力抓好源头治理机制的建设，避免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这是矛盾凸现期、高发期的首选之策。从现阶段矛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来研究，当前应下大力抓好以下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一是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依法行政的行政方略，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这是最根本的源头治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行政权力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切相连。能否正确的行使公共权力，直接关系着社会运作是否顺畅、社会关系是否和谐、社会交往是否融洽。实践证明，依法行权、依法行政，有助于理顺、平衡社会关系，有助于化解、消除矛盾冲突。违法行权、违法施政必然导致社会关系扭曲，社会矛盾百出、公民权利受损。因此，一切国家机关都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法定职责行使权力，努力建设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国家机关。这是最重要的源头治理，是构建和维系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二是提高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政能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管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本领的提高是源头治理的组织条件。三是建立、健全权利制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些机制的建立健全和作用的发挥，将使党和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制定过程中，更加科学、正确的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进一步妥善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使各类利益群体各得其所，使各种社会关系各安其位，就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重大社会矛盾的发生。四是积极引导社会各类群体增强政治认同感。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许多正确的政治举措会演变成“有趣的戏说”，甚至可能出现离心倾向。因此，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重要内容。这种政治认同，应当包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对政策法律的认同、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的认同、以及对政治人物的认同。（二）积极探索矛盾缓发和缓冲机制，为有效地化解矛盾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权。既然社会矛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争取解决矛盾的主动权，积极探索矛盾缓发和缓冲机制，避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突然发生，就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举措。一是坚持社会矛盾排查分析制度，及时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的苗头。二是认真贯彻实施《信访条例》，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社会矛盾缓冲阀、润滑剂作用。三是密切关注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焦点，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如，要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使其有基本的权利和利益保证，不存在生存危机，以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又如要关注优势、特殊利益群体的行为，抑制其利益垄断结盟或政治控权结盟行为，使其利益表达行为始终纳入法制化轨道。四是引导公民提高道德自律和理性自抑能力，并建立相应的自律、自抑机制。五是建立激情宣泄机制，使那些由于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激动、怨恨、委屈、愤慨等情绪有合理的宣泄、排放途径，从而避免因情绪高度压抑而激化失控并引发对抗社会的行为。（三）着力抓好矛盾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时高效的解决矛盾，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当前，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有民间调解、行政机关处理以及司法机关处理三种基本类型。相应的法律制度有人民调解制度，信访工作制度，申诉、控告、检举、举报制度，仲裁制度（包括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人事仲裁等），行政机关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诉讼制度（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另外还有社会组织根据组织章程解决内部矛盾的机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根据自治原则解决自身矛盾的机制等等。其中，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具有程序严格、公正程度高的优势，但又有时间长、成本较高，公民不甚熟悉的缺憾，再加上司法制度还有许多尚需改革的方面，因此，司法机关的公信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必须加快司法改革进度，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力军作用，运用好这一最有效的最后手段，把住公平正义的关口，守住社会和谐稳定的底限。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着力完善更为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民间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行政机关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遍布各地、覆盖各业，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下，广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使各类社会矛盾依法、及时、就地有效解决，一举收到保持社会和谐、保持社会活力、保持健康发展的多种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