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字形结构研究论文

〈汉简与帛书初探〉石墨老人一、马王堆简牍与帛书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一座前汉时代的墓葬，那就是马王堆一号墓。此墓墓主为侯利苍的夫人辛追。该墓出土了墓主的保存完好的湿尸，根据汉代升仙思想而作的浪漫的帛画以及大量的漆器、木俑、绢制品等珍贵文物共1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作为这些随葬品的目录的“遣策”，共有312支竹简，竹简长度27．6厘米，全部字数达2063字。竹简之外，还有附于竹简上的木牌49件，以及“侯家丞”的封泥等。帛书被折叠起来放在长方形的漆奁之内。帛的上下宽有48厘米与24厘米两种，都用朱或墨划有间隔6-7毫米的界栏，文字就写在栏内。内容以书籍为主，但全部内容尚未发表。据李学勤所说，有26种。一，六艺类，包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及“丧服图”；二，诸子类，包括《黄帝书》、《老子》（乙本）和“九主图”；三，兵书类，包括《刑德》（甲、乙、丙三种）；四，术数类，包括《五星占》、《天文艺象杂A、《老子甲本》高24厘米，463行。熟练的草隶书风，许多地方可见到具有章草意味的点画。B、《老子乙本》高48厘米，252行。与《老子甲本》相比《老子乙本》更加强调直线的要素，具有整齐的结构。从较长的横划以及波法的末端着意的波磔，可以窥见后来所谓八分书样式的雏形。二、江陵张家山汉简1983至198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了3座前汉墓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从第二四七号墓中发现的约1000枚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字木牌一件。竹简按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汉律、秦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第一种有简500支，第二种200支，这两种共占总数的70％，显示了墓主生前的身份一定与法律有关。第三种是兵法书，第四、五种医书类，第七种是与占卜有关的书籍。三、江陵凤凰山汉简1973至1975年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了12座前汉墓，有五座墓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简牍史料。1973年发掘的第八、九、十号墓出土简牍约141件。八号墓出土竹简175件，四、临沂汉简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品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竹简数量最多的一次。一号墓的竹简长27．6厘米，宽0．5至0．9厘米，计4942件。二号墓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计32件。一号墓的竹简几乎全是书籍。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有《孙子》、《孙膑》、《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12种（见《银雀山汉墓竹简·一》）。银雀山汉简竹简出土于1972年4月，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7500余枚，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银雀山汉墓是武帝初年的墓葬，字体为早期隶书，其抄写的时间，约当文、景到武帝初年。五、居延汉简它是指1930年至1931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今内蒙古境内的汉代边塞遗址中所发现的1．2万余枚汉代简牍。1972至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先后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侯官治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区掘获的19600多枚汉代简牍，其中有纪年者1200余枚，六、武威汉代医简因简册上无记载绝对年号，根据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初步推 断这批简的年代应届于东汉早期。中的文字是东汉医家手抄的一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当然不可能是书家的手迹。如果和《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相对比，却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趋于扁势，篆意已基本脱尽，章草韵味浓厚。七、甘谷汉简于1974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据简文记载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简册，共23简，每写两行，用分书抄成，纵横成行，字体宽扁，墨迹清晰，笔画秀丽整齐，是东汉时期的典型之分书。此简尤其突出的是波磔很长，这种波势的放纵与东汉时的《孔宙碑》相类似。以上所谈应为简牍时代书法墨迹的沿革。关于简牍的书法艺术，谈起来往往与历代的著名书家相联系。就汉代来讲也曾出过不少书法名家，如杜操、崔瑗、崔实以章草著称，张芝以今草著称，蔡邕以八分飞白著称，刘德升以行书著称。而王次仲有始创八分与始作楷书之说。简牍的书法艺术历代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从事劳动的人们留下来的。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再如东汉时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汉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甘谷汉简》，风格秀逸飘洒，笔画左撇右波，字形宽扁趋横，是分书气息。其中“元”字真是奇笔。“年”字的横画末笔的竖弯处，就竖笔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逆入起笔，平出回锋，末一横之波磔，姿态婉妙，势刚力柔，“蚕头燕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长竖的放纵，即是意兴，亦是匠心。每行各为气势，又互为照应；这一行此外字形如小，那一行彼外字形必大；此行生波磔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章法启行草，布白比汉印，细读起来很有兴味。也正是以其活泼而浪漫的笔法，形成了汉法妩媚天然，生机蓬勃的风采神韵。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的搭配和变化的艺术，它的艺术美是通过线条的错综变化表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的材料、工具对书法艺术效果的产生关系极大。简牍书体的形式，是与它的书写工具密切相关，用具有弹性的毛笔写在硬性狭长的竹木条上，这是汉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先看两汉人所作的笔。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支毛笔来看，笔头的蕊及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层较软的黄褐色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笔基本上达到了毛笔的四德，即为尖、圆、齐、健。居延也曾出土一支。称之为“居延笔”，有人考证为宣帝至东汉初期物，与武威汉简约略同时。

《释汉简中的“木关”及“关戾”》，《中国语文》，2014年第3期 《汉字形体结构的体系性转换》，《语文研究》，2014年第1期《汉字发展史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语文》，2013年第1期《说文解字》中的“词”，《辞书研究》，2011年4期《隶变问题新探》，《暨南学报》，2011年3期《汉字演变的历史我们还很陌生》，《学术研究》，2011年2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木牍字词考释》，《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1期《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字词考释》，《古汉语研究》，2010年4期《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2010年第3期 《读孔家坡汉简札记》，《语言论集》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周家台秦墓简牍释读补正》，《考古》，2009年第2期《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牒”》，《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说文>释义新考》，《说文学研究》第三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吐鲁番出土古注本<急就篇>研究》，《语言论集》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说文>古文与楚简文字合证》，《中国文字研究》，2008年第2辑，2008年12月《安徽天长汉墓木牍初探》，《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现代汉字三论》，《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简帛研究二00二、二00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语言文字学》，2004年第2期 《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浣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语言研究的务实与创新——庆祝胡明扬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一集，巴蜀书社，2002年《<说文解字>版本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五集，巴蜀书社，2002年《秦简字词考释四则》，《中国语文》，2001年第4期《<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6期《〈说文解字〉新证》，《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马王堆帛书文字拾零》，《江汉考古》，1999年第3期《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语言论集》第四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汉墓帛书字形辨析三则》，《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马王堆帛书文字考释》，《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3期《〈说文解字〉与同源词探索》，《说文解字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小时候听爷爷说：“一花一世界”。后来才悟出老人们要说的道理：有花才有果，有果才有收获，有了收获才能有好的命运。 同学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冥冥之中,是什么主宰着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著名导演张艺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名扬全球的科学家，艺术家，或是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知识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三国时代，诸葛亮羽扇纶巾，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力量就来自于知识；一代伟人毛泽东博览群书，海纳百川，领导全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用知识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是知识，让高尔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是知识，让爱迪生从贫民窟走入了曼哈顿；是知识，让轮椅上的霍金成为了全世界的骄傲！ 大家听说过犹太人的故事吗？犹太人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就在书本上滴上蜂蜜，让孩子吃，为的就是告诉孩子们，看书就跟吃蜂蜜一样甜。所以犹太人特别爱看书，曾经有人统计过，平均每个犹太人一年要看三百多本书，他们从书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世界公认，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民族。 当今社会最注重什么？人才！因为人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才能成为人才，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反之，我们就很难被社会认可，终将被社会所淘汰。一个有知识的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群有知识的人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没有“五•四”的启蒙，哪有今天的中国？没有新文化运动，何谈中华的崛起？鲁迅之言，犹在耳畔：“从学医的科学救国，到写作的文化救国，中国缺的是知识！ “华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课桌。”那时候，我们没有强盛的国力，没有装备精良的武器，但中华儿女有的是黄帝蚩尤的热血，有的是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骨气，从“五四”到“九一八”，从“反帝反封”到“抗日救国”，从抗战到解放全民族，中国正是在民众的觉醒中重生，在知识的感召下复生。我们踏着父辈的思想前进，在思想的升华中走向文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祖国正一步步走向昌盛；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凝结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冲上了云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上九天揽月！曾经历经千劫万难的中国，在知识的滋养下重焕生机。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是知识的人民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是知识给了我们这个民族以韧性，是人民用知识建设了中国，塑造了中国蒸蒸日上的今天；是知识赋予了我们伟大复兴的动力。知识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是多么的重要。知识，是我们精神的需要，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在你不断汲取知识营养的同时，知识已经化为了一股力量，让你无往不胜。 然而，知识从来不属于懒惰的人。只有学习，我们的生命之树才能结满丰硕的果实；只有学习，我们才有力量向理想的目标靠近；只有学习我们才会创造崭新的自我，让执着的追求书写无愧的人生。 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赐予好逸恶劳者，而只会馈赠给那些风雨兼程的前行者；空谈和散漫决不会让你美梦成真，只会留下“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慨叹；只有学习知识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知识是石，敲出生命之火；知识是火，点燃命运之灯；知识是灯，照亮命运之路；知识是路，引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那么，今天的我们，在座的各位，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学习，用知识创造全新的自己，用知识创造美好的未来，续写中华的辉煌吧

首句写梅与雪之间的关系，因为梅令人佩服的主要特点是不畏严寒，雪越大就越能显示出梅花的这一特点，相反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就难以表现梅花的这一特点，所以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次句写雪与诗之间的关系。下雪的时候，俗人是很难发现其中的诗意而创作诗歌的；即使是诗人，如果缺乏雅兴，同样也写不出诗歌，这同俗人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有雪无诗俗了人”。后两句写梅、雪与诗之间的关系，梅花早就开放了，因为没下雪，所以还缺乏诗意。直到日暮时分，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梅花在雪花的映衬下变得精神焕发，而雪花有了梅花的点缀，也变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也诗兴大发，两首诗一挥而就。

汉字的发展沿革1、甲骨文的出现汉字的我国最常用的文字，关于它的演变发展有着许多的神奇传说。例如仓颉创字这个美丽的传说，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它是起源于图形，经长期的演变才形成汉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正体现了这一点，甲骨文是刻在兽骨或龟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我们调查发现甲骨文有许多都是图形，如象字，甲骨文就是画一只象。以文字的特征来看，甲骨文保留着绘画的色彩，但又不失素描式的写意神志。关于甲骨文的内容有一些专家研究后发现其内容大多数为“卜辞”，也有少数的“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烧过的甲骨文上的纹络来判断事件的凶吉。占卜完毕，就把占卜的时间、人名、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字。甲骨文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呢？我们小组和导师调查讨论后得出了两点结论：一甲骨可以保存长久，二甲骨容易得到。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填满朱砂，其文字与今不同，因此很难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各为从图书文字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划复杂，近乎于图象，而且异体文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甲骨文的出现标志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它记载着殷商时期重要的史事，这为人们了解历史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又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空型文字。尽管它难以辨认，难以书写，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总要向着先进的道路前进，商周时期，出现了比甲骨文更先进的文字——金文。2、金文金文是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由于铜器的制作大多有纪念价值，因此刻写者也非常用心，比起甲骨文，金文就是装饰体，金文记载长而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记载了二百九十一个。现在字数最多的是西周的“毛公鼎”，记载金文五百字，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记载四百六十九个字。刻写者著在铜鼎或铜钟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人名、谥号、氏族、器物名。钟鼎铜器上的文字有刻也有铸的，但铸的居多。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比刻复杂，难度也大的多，因此，金文的出现是手工业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而且金文比甲骨文用途更广，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从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窑刻画文字萌芽，经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但由于长期的割据、混战和秩序的不稳定，文字也缺乏管理，各诸侯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不但妨碍秦王朝政令的推行，而且还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当秦统一全国之后，丞相李斯等就向秦始皇提出了“书同文字”的建议，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文字，而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3、小篆秦篆又称小篆，为秦朝丞相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创，他们分别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作为推行秦篆的典范。说到小篆，就必须提到大篆，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大篆是周王室的史官所造，他研究古文体后造出了一种书写方便的字体，因为著有《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秦始皇除了用小篆作为统一全国文字的字体外，还用到了更方便书写、更简单的书体——隶书。只不过小篆是用来书写一些重要、庄重的诏书，而隶书则是一般公文的书体。4、隶书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了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平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型的隶书。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大兴，涌现出了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魏晋以后的书法，主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特别是桂馥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5、楷书金文之后楷书有是一大字体，并且更先进，经过我们调查和查找资料，总结了以下内容。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的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定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字体到这里已经接近我们用的汉字字体，楷书、隶书到现在也有许多人在使用，只不过是用来习书法或写字。现在的字体基本也不能再简化了，因为现在的汉字已经非常简练了，那么从上面的内容可知道汉字的发展给我国古代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思考，汉字对别的地区还有什么影响呢？经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汉字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汉字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为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 对日本文字的影响日本民族虽有着古老的文化，但其本族文字的创造则相当晚。长期以来，日本是以汉字作为自己的传播思想、表达感情的载体，称汉字为“真名”。五世纪初，日本出现被称为“假名”的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八世纪时，以汉字标记日本语音的用法以较固定，其标记是《万叶集》的编辑，故称“万叶假名”，是纯粹日语标音的基础。2.汉字对朝鲜的文字影响朝鲜文字称谚文。它的创造和应用是古代朝鲜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实际上，中古时期的朝鲜亦如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汉字。新罗统一后稍有改进，时人薛聪曾创造“史读”，既用汉字表示朝鲜语助词和助动词，辅助阅读汉字书籍。终因言文各异，无法普及。3.汉字对越南文字的影响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县。秦、汉、隋、唐莫不在此设官统辖，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越南独立后，无论是上层人士的交往，还是学校教育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均以汉字为工具。直至13世纪，越南才有本国文字——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的表达越南语音的新字。15世纪时，字喃通行全国，完全取代了汉字。总结汉字是汉族祖先的重大发明之一。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汉字的发明毫无疑义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首先，汉字记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拥有足以自豪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光辉灿烂，在科技上曾长期领先，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于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通过汉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我们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其次，汉字为古今的沟通、为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交际都创造了有益条件。汉字记录汉语跨越了数十个世纪。虽然古今语言共声，但由于汉字不受语音的羁绊，一直保持着表意性质，字型比较稳定，所以，两汉以至先秦的古代典籍著作，至今仍能认识，使我们的文化历史传统没有中断。第三，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方面也起着积极有利的作用。第四，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历史过程中，对汉语也起着积极的影响。第五，汉字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形成超民族和地域的汉字文化圈的作用。在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和我国许多兄弟民族都曾使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利用汉字来创造他们的文字。第六，汉字还将长时间地为我国生活服务，现行汉字作为我们国家法定文字，还将长时间的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可以肯定，汉字在获得有效整理和规范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计算机汉字输出的技术突破，更体现了汉字的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