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某著名作家辞世,引来很多苛责与“起底”,有人说这是“鞭尸”。其实,还有一位远比他声名显赫的文学家,此身虽在,早已有无数的人,急不可耐地意欲以文字的拳头敲击他。这个“可怜人”,就是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论文学才情,即便是坚决的反对者,大概也不敢轻率否认,莫言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那史诗类的宏大叙事能力罕有人及,论文学想象力也远超贾平凹、阎连科、陈忠实诸家。
他30余年的煮字生涯、近40部的作品结集,几乎独立架构起了一类有关乡村中国的民族志学。他的同行余华,曾公开宣称:“我不怕得罪人,从文学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够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可谓推崇备至。余华何其高傲,他也就这么夸过鲁迅而已。
但与此同时,对于莫言这位诺奖得主,社会上一直也有“公愤”存在。有股声浪同样巨大的声音认为,莫言就是国人中的“叛徒”,“讨伐”之声8年来不绝于耳,并不断地引发舆论的大分裂。
这些朋友认为,莫言不仅水准不够浪得虚名,更为重要的是,其笔下的中国世界,严重歪曲和污损了国人形象,他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充斥着愚昧、野蛮、阴暗、龌龊、腐败、堕落等负面。他们断言:莫言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是要讨好西方趣味!
平心而论,这个质疑固然不免上纲上线,但是那种愤懑也确实不算空穴来风。读莫言作品,即便是最平心静气的读者,大概也会心生疑惑:中国人事千千万,莫言为何偏要沉溺于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民族负面?这里面的居心,到底是出于文学艺术表现的需要,还是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眼球而采取的策略?
尽管,面对这些是非乃至谩骂,获奖8年来莫言一直很缄默,但他心中是有委屈的。其新书《晚熟的人》,不仅记录了获诺奖前后的人情世态,还特意借书中人物解嘲,“你的小说除了你,没一个好人,我要告你诽谤呢”,心情当是既苦恼又伤感的。
尽管我对莫言充满同情,但也不能否认的是:莫言的东西,从早期的《酒国》、《红高粱家族》到后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名作,确实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民族自宫情结”,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
人所共见,当莫言在中国文坛刚起步时,所交出的诸如《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些作品,一出手就是聚焦在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上——即便他的写作初衷只是“为了一天三顿都能够吃上美味的饺子”。在他刚出道的1980年代前期,当一众同行还在文学之路上蹒跚学步,只晓得“伤痕文学”、“右派文学”这些低端操作之时,他一出场就迅速登顶,直接摸到了文学乃至中国人书写的“天花板”。
莫言年轻时的青涩军装照
并且,此后至今的他,也始终都没有离开这种思路:审视、批判、拷问国人的身体伦理与精神劣根性,“把自己和民族当罪人去写”。我至今记忆特别清楚,某位我很尊重的名教授,每次课上提及莫言,总忍不住摇头晃脑一番感叹,“你看莫言的《酒国》,那真是一个天才呀”!他是莫言同龄人,30多年来一直想不通,莫言这样一个30不到的小青年,还是小学没毕业的低学历者,当初是如何写出如此优秀且深刻的作品来的。
确实,这些作品拿到现在看,还是有极大冲击性的,无论是别样的文字表述,还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刺激。但与此同时,“莫言悖论”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如此显著:就技艺来说,这些作品是如此工整精妙,洒然大家风范;可是从民族情感认知而言,里面的中国人群像又宛如从骨子里都被掏空了的,尽都是中国式的乡土农耕文化的丑陋陈列,令人不忍直面。
莫言的文学王国的蓝本—山东高密“东北乡”
而且,更重要的弊端在于,莫言的小说,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个近乎雷同的故事,“复制感”特别强:《酒国》对吃“婴儿”的渲染、《丰乳肥臀》对“恋癖”的阐微、《红高粱》及《檀香刑》里对脔割酷刑的津津乐道、《蛙》中对“迫害狂”的浓重泼墨,《生死疲劳》里对“变态心理”的深切挖掘,几乎都是“丑陋的中国人”大书写。在他作品中,男人似乎总是猥琐窝囊、女人仿佛永远欲求不满,什么偷窥、偷情、苟合、虐待、残杀,作为中国国民性症状,无时不刻都作为隐喻闪现。
读他的书,无论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仅仅身而为人,可能都难以体会到那种文学的分寸感,与作为艺术的美感效果的。长相憨憨的莫言,他的文学世界难道只有“恶之花”了吗?
刚获奖时社会各种热捧
大概也所以,有声势浩大的“征讨”声音认为,莫言作为中国作家,却只会展览国人的暴力、污秽、丑陋及其病态,完全是在自我污名化、自我抹黑、摇尾乞怜于异族。他们进而推论:莫言“吃里扒外、别有用心”,无论作品还是为人都是不堪的。
就我个人感想而言,如此简单粗暴去理解莫言,显然是不公的,甚至是无知的。不客气地讲,如此擅行“诛心大法”,比起莫言作品的“偏激”,其实更显批判者思想与智商上的双重片面,更体现出这些表面上大义凛然的朋友们,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多么的隔膜的啊!当初,时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已是79岁的韦斯特伯格如此高度评价莫言,“我想对中国人,以及其他人说,莫言不仅是中国的伟大作家,也是世界上的伟大作家,这一点不用去怀疑,他的作品说明了一切”,到了我们自家这反倒成了“别有用心者”。东海西海,心理如此不同么?
韦斯特伯格
莫言,是否算得上“世界上的伟大作家”暂且不议,但在当代中国,他数一数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我个人更推重贾平凹),他的半生努力更不应该得到各种污蔑。因为道理很简单,“批判现实”也好,“反思国民性”也好,都不等于“不爱国”。莫言的“丑陋中国人”处理,比如控诉、揭露乃至批判,不过是身为作家选材的考虑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爱深责切,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省和忏悔。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作家,其写作宗旨都应该是站在最高层面,去反映人类悲欢、以及人性与世界的困局,而不是一味地去歌颂、去有意文过饰非、去遮掩掉历史记忆。批判、痛斥、揭露、反思,也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爱。
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最佩服的中国作家有二:鲁迅与莫言
文学对于国人的描写,是赞是贬其实都可以互为镜像,以此照出人类精神的不同侧面。而且,倘若真读过一两本莫言,并不难感受到他的“用心”:他写部分中国人,是写的那般丑陋不堪,是下了最重的痛手,但绝不是也从来没有可以贬低“中国人”的人格,更与“不爱国”或“讨厌这个民族”的指责无关。他的心思,20多年前就已经辩白过了:他写下种种暗面,绝非向壁虚造,更是殷殷希望国人记住过往,改正现有的丑陋,这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是一种更加深层的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