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封面封底

谁是团徽的设计者？ 团徽的设计是全团上下和团内外热心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归功于哪个人不合适。在团徽设计中，李国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能说她是团徽的唯一设计者，确切地说，她是团徽设计的最后完成者。常沙娜同样在团徽设计工作中表现十分突出，她在团中央刚开始征集团徽设计图时，就积极参加工作，她设计的图样颇有特色，在几次选送审查时，都在中选之列，她的名字给经办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审定，并经党中央批准，于1950年5月4日由团中央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经党中央审定批准，于1959年5月4日由共青团中央颁布的。团徽图案;团徽的内容为团旗，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写有“中国共青团”5字的绶带。团徽涂色为金红二色。团旗的旗面和绶带为红色，团旗上的五角星和环绕它的圆圈、旗边、旗杆、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中国共青团”5个字都为金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志。它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员---党员

30多年前，谁也没有关注谁是团徽的设计者。30多年后，她和她都认为自己是团徽的设计者。 中国现有3亿多青年，有近6000万共青团员。自有共青团团徽以来，大概有几亿共青团员戴过那枚闪闪发光的团徽。但几亿团员中有几个人问过团徽的设计者是谁呢？ 其实，就是团的最高首脑机关——共青团中央，在1959年5月正式颁行团徽以来，也没有公布过这个问题的结论，原因在于团徽从设计指导思想到构图都经历了一个集思广益、逐渐完善的复杂过程，无法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哪一个人是团徽的设计者。所以在团徽设计征集工作基本结束时，为了向积极参与团徽设计工作的人表示感谢，团中央给他们，连同参与团旗、队旗、队徽及团歌、队歌创作的人每人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份统一印制的表示感谢的公函（据承办人现在的回忆，当时这样的纪念品发出了80多份）。于是，历史在不知不觉中留给了后人一个悬案 。 团徽的设计者是谁？ 《中国青年报》在1983年9月13日发表了署名韩景文的短文，文中提到：“团徽的设计者李国靖”，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美术编辑”。 此后，一段时间里各报刊大都沿用此说法。198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周庆写的人物专访《自己动手装点前进的里程碑——访十三大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文中介绍到常沙娜的事迹时说，“还有共青团员胸前的团徽，也是由她设计的”。前面的结论便出现了分歧点。 此文一见报，李国靖便认为与事实不符，即致信《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人民日报》社记者周庆也因此作了调查，可以想象，这一历史的谜团并非周庆一人所能解开的。 嗣后，又陆续有一些报刊提到李国靖是团徽的设计者。对于这些报道常沙娜是否读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时间常沙娜未对此做出反应确是真的。1993年5月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韦建元的短文《团旗、团徽的由来》，文曰：“1956年团中央征集团徽图案，用了两年多时间，共收到图案近千种。团中央把它们反复比较和研究，选了三个登在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上。这三个图案都是李国靖设计的。”次日，常沙娜就此做出反应，致函《中国教育报》，认为韦文与事实不符。两天后，常沙娜所在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函团中央，阐述如下观点：“李国靖同志仅根据几位同志的设计图案进行了综合，而不是图案创作的设计者。现在定型的团徽，实际上是以我院现教授常沙娜同志设计的方案为主体，经过集体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而定型的，应该说设计者是常沙娜同志。” 此后不久，李国靖也致函团中央书记处，要求查清此事。 团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就此机会查清此事。这是一场跨度40年、涉及海内外的艰难调查，而令调查人员感动的是，有几个身患重病的被采访者，在病榻旁所奉献的依然是对共青团那眷恋不舍的情怀。 1994年1月5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成了由李玉琦、王连弟、方奕等人参加的调查组。 这是一场极少现成线索的调查。调查组不得不从翻阅1956年1月到1959年7月（自设计团徽工作始至正式颁行团徽期间）的全部《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以及团中央办公厅编的1956年至1959年的《团的文件汇编》，开始查找有关颁布、使用团徽的文件，但这些仅存的文件几乎没有明确记载谁是团徽设计者的资料。 几经周折，调查组在团中央档案室朱钦兰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自始至终参与此工作的干部郑荣时同志。 在郑荣时所提供的近万字的材料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本来，有关团徽征集工作的资料，包括征集到的全部设计图案，都经过登记、编号、造册，完整地存放在宣传部群众文化科办公室里。遗憾的是，1969年4月，一声令下，宣布我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先遣队成员，且行期匆匆，迅即离开团中央机关，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需要办理有关清点、移交手续。从此，一别（团中央机关）多年，这些珍贵资料就全部失落了。” 于是，一切可供佐证的文字材料几乎都没有。但好在调查组遇到了许多热心的知情人，他们是：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胡克实、王伟、项南、杨海波、路金栋等，原《中国青年》杂志社负责人方群、丁磐石及工作人员刘全聚、蒲以庄等，原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天祥、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干部郑荣时，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中央工艺美院的周令钊、温练昌。 3月的上海，调查组同志来到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同志住处。此时的罗毅因患重病刚做过手术。当调查组的同志手捧一束鲜花出现在罗毅面前，向他转达团中央书记处对老书记的问候时，罗毅的眼睛闪烁着泪光，显得异常激动，他不顾护士的劝告，将接受采访的时间一再延长。 作为当事人的李国靖，此时也身患重病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当调查组找到那家医院时，被告知鉴于李国靖虚弱的身体，不能接受采访。调查组只得委托李国靖家属在探视时利用录音采访。在断断续续半个月的时间里，李国靖向调查组提供了近一个小时的回忆录音带。 两位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或许想到了应趁着健在把知道的留给后人；或许根本没想到这些，只是因为曾在那面火红的团旗下奋斗过，对那段生活的眷恋之情，使他们在病榻之上，也依然想对那面团旗痴情地诉说。 出于同样的原因，远在美国探亲的原团中央宣传部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在调查组打听到他时，也积极配合，两次隔洋寄来有关回忆材料。胡克实、王伟、项南、路金栋等团中央的老书记，都热情地打来电话，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杨海波还亲笔写了回忆材料。 在调查组采访常沙娜时，她表示：50年代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在当初设计团徽时，没想到要在团徽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今天依然只是为了把团史上的这一件重要史实搞清楚。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感召下，一件历史的悬案，历时半年多，终于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徽调查组的努力和众多热心的知情者的帮助下，逐渐解开了谜团。 在记忆中拼复历史确实很困难，但众人拼复的历史毕竟会少一些遗憾 经过艰难的调查，当调查组整理出数万字的文字材料，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关于“团徽的设计者是谁”这一问题，便逐渐清晰了。 团徽的设计起始于1955年9月。1956年4月，团中央向各级团组织征集包括团徽在内的团旗、队旗、团歌、队歌、队徽的设计图样和词曲作品，同时还通过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中开展征集工作。当时作为中央美院实用艺术系的青年教师常沙娜参与并负责该院校内的团徽图样的设计征集工作。 至1956年10月底，团中央收到18个省市约200多位作者寄来的近600件团徽、团旗、队徽设计稿。之后，又在部分省市团组织内和部分美术工作者中继续征集团徽设计图样。在1957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委书记会议，当年5月9日团的二届五中全会和5月下旬举行的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将设计图样展出以征求与会者意见，但与会者均认为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 根据一年多来征集团徽设计的实践，1958年团中央书记处和宣传部的领导已形成了一定的想法。一天，团中央书记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罗毅书记将团中央宣传部干部郑荣时叫到办公室，谈了书记处对团徽设计的想法，并嘱其找《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位美术编辑综合几个设计图案的长处，拿出一个新的设计图样来。罗毅当时还特别具体地对几个可供参考的图样谈了看法。 当天，郑荣时找到《中国青年》杂志的美术编辑李国靖，向她传达了罗毅的意见和要求，并请李国靖看了经过挑选的设计图样。 很快，李国靖向团中央宣传部交了三幅设计图。这三幅设计图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刊发于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封底，向全团进一步征求意见。 1959年初，罗毅又通过郑荣时将李国靖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谈了下述意见：经征求意见，大多数人认为第一个设计图样较好，但也有不足，应把第二图样上写有“中国共青团”5个字的绶带放到第一图样中去，而团旗则应参照第三图样的方案进行修改，使团旗有飘动感。 李国靖很快拿出了标准图样并给出了说明。 1959年4月29日，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将由李国靖画成的标准图和根据这个标准图制作的样章，送请中共中央审议，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于5月4日公布团徽的建议。4月30日，刘澜涛将此报告批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天邓小平阅后批示：“刘、周、彭阅后退耀邦，拟同意五月四日公布。”接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5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中国共青团团徽图样及团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说明》。 关于团徽是谁设计的这一问题，参与或了解团徽设计过程的团中央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团徽的设计是全团上下和团内外热心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归功于哪个人不合适。这一观点在调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被调查的材料所证实。或许正是因为团徽是集体创作，所以原定要发给团徽设计者的500元奖金，在团徽设计定稿后也没发出。 当然，在团徽设计中，李国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能说她是团徽的唯一设计者，确切地说，她是团徽设计的最后完成者。常沙娜同样在团徽设计工作中表现十分突出，她在团中央刚开始征集团徽设计图时，就积极参加工作，她设计的图样颇有特色，在几次选送审查时，都在中选之列，她的名字给经办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公布的三个团徽设计初选方案中，有常沙娜设计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在定型的团徽中也有体现。这是一些知情者回忆的共同点。 至此，历史大概对这个悬案作了一个交代。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担任主编。这是我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为周刊。后迁武汉。1927年7月迁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今北京)。1949年4月起，一直是团中央的刊物。此杂志努力在政治上指导青年，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各种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适合青年的特点，设有批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文艺、通讯、我们的时代等专栏，文字明白晓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图文并茂。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四五”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团徽的来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经党中央审定批准，于 195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由团中央委员会颁布的。 团徽的内容 团徽的内容是：团旗、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写有"中国共青团"五个字的绶带。团徽的涂色为金红二色。团旗的旗面和绶带为红色，团旗上的五角星和环绕它的圆圈、旗边、旗杆、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中国共青团"五个字均为金色。 团徽的象征意义 团章的第三十一条规定：团徽"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更详细点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志。它象征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亲切教导下，紧密团结全国青年、高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它象征着中国青年一代继承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团徽的使用 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会场，团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会场，可以悬挂团徽。 共青团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的会议室，可以悬挂团徽。团委机关门口，不悬挂团徽。团的省级以上委员会以"共青团号"命名的火车、轮船、汽车、电车等，可以悬挂团徽。 共青团各级组织在自己颁发的奖状、奖旗、奖章、证书、光荣簿和其它荣誉性文书、证件上，在团的报刊上，可以加印团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可制成徽章，颁发给共青团员佩戴。 团徽的颁发和佩带 团的徽章由团的基层委员会保管。团支部接收新团员以后向上级团委报送新团员名单时，领回团的徽章。在入团宣誓时，由基层团组织发给新团员每人1枚。 团的组织也应发给团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包括兼职委员）和团委机关中的党员干部每人1枚团的徽章。非党团员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不得发给团的徽章。 共青团员应自觉地佩戴团的徽章。各级团委机关中的党员干部，也可以佩戴团的徽章。佩戴徽章的位置，在左胸前。团员遗失团的徽章，可以申请补发。 团员被开除团籍时，应交回团的徽章。 团员不能主动将团徽赠送外宾。如果外宾主动向团员索要团的徽章，团员可以将自己的徽章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外宾。但事后应及时向团组织报告，并申请补领团的徽章。 团徽的制作 团的徽章由共青团中央指定的工厂制作。制作团徽，要严格按照 1959年5月4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颁布团徽的决定》所附的图案标准，按比例制作。未经共青团中央批准，任何工厂和单位不得私自制作徽章，更不允许把团的徽章作为商品在商店出售。由来设计者1983年9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短文提到：“团徽的设计者李国靖”。198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人物专访《自己动手装点前进的里程碑——访十三大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文中介绍到常沙娜的事迹时说，“还有共青团员胸前的团徽，也是由她设计的”。前面的结论便出现了分歧点。 在团中央书记处委托下，1994年1月5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成调查组，开始了一场跨度40年、涉及海内外的艰难调查。最后，团徽设计者的问题逐渐清晰了： 1956年4月，团中央向各级团组织征集团徽的设计图样和词曲作品，同时还通过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中开展征集工作。当时作为中央美院实用艺术系的青年教师常沙娜参与并负责该院校内的团徽图样的设计征集工作。 1957年5月9日团的二届五中全会和5月下旬举行的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将所征集的设计图样展出以征求与会者意见，但与会者均认为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 1958年的一天，团中央书记处提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美术编辑综合几个设计图样的长处。当天，美术编辑李国靖担负这一任务，并很快交了3幅设计图。这3幅设计图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刊发于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封底，向全团进一步征求意见。 1959年初，李国靖又根据要求将三幅设计合并成标准图，把第二图样上写有“中国共青团”5个字的绶带放到第一图样中去，而团旗则参照第三图样的方案进行修改，使团旗有飘动感。 1959年4月29日，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将标准图和根据这个标准图制作的样章，送请中共中央审议。4月30日，邓小平阅后批示：“刘、周、彭阅后退耀邦，拟同意五月四日公布。”接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5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中国共青团团徽图样及团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说明》。 关于团徽是谁设计的这一问题，参与或了解团徽设计过程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团徽的设计是全团上下和团内外热心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青年》 侧重于青年人的各种外界关系的处理，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阅读。 <青年文摘>以触摸人内心世界的放法，教育人感化人，适合都市男女阅读。我有收藏欧。《青年博览》也是本好刊物，看不出他的特色，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积极向上的好书。

《青年文摘》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主办，创刊于1981年1月，是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杂志。自2000年起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红版）封面为红底白色刊名，期发行110-115万册，提前一个月的15日出版；下半月刊（绿版）封面为白底绿色刊名，期发行105-110万册，当月的1日出版。 办刊宗旨：以“弘扬先进文化，服务引导青年”为办刊宗旨，荟萃海内外名篇佳作，是新时期青少年成长、成才、成功的心灵读本。 风格特色：内容观点健康，思想厚重，表达方式新颖，青春色彩浓郁。 读者年龄比例：17—25岁占72%；16岁以下占15%；25岁以上占13%。 读者性别比例：女性占57.7%；男性占42.3%。 读者受教育程度：高等占45%；中等占44%；初等占11%。 读者状况：本刊在社会及读者中具有优秀的品牌形象，刊出的每篇文章都经过了认真的精编细选，具有很高的阅读、欣赏和收藏价值。2004年由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全国对本刊所做出的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本传阅率为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