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的研究问题及意义论文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1、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史学研究向纵深发。

2、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发展的需要。

3、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第四，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还可以为清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陈规陋俗、封建主义残余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扩展资料：

中国社会生活史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生活史含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姻生活、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习尚、丧葬习俗、生产与行业生活、社交与节庆风尚、娱乐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等专题；

较为全面阐释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群体事象、析其源，辩其流，叙其程，述其果，进而考述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与民俗传承的互动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理念和行为偷的形式演变过程，从而构建起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

本书内容宏富，覆盖面广，立论平实，且富有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行文简洁流畅，叙述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探析

作者：王海燕

［论文关键词］地方；整体；社会史；政治史

［论文摘要］社会史能否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这是目前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持社会史是一种新“范式”观点的学者看来，社会史不但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而且还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是将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中，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新思路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标签式”、只着眼于对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的研究，使政治史的研究更加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社会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以后，作为一种颠覆“传统史学”的新“范式”的史学，发展到现在，不仅在与它相对立的或者有分歧的派别争论中、同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修正其理论和方法，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它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毛渐丰”川的今天，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澄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史”能否研究或更确切的说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的问题。

一

对前者的回答应该说不难，因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或“生活方式史”或“社会行为史”，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即是一种新“范式”。既然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研究政治史呢？虽然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不要政治史，这一点在社会史学者那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至于社会史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这也是无须多费口舌辩驳的问题。因为绝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很显然这是对社会史的最大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然是把社会史理解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更严重一点说是对社会史学的不屑一顾和鄙视态度的表白。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有的学者更明确的提出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既便是早期的年鉴学派，也从来没有“摈弃政治史，只是反对历史以政治史为主体，所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中说年鉴学派的著作，‘国家就连经济都包括在一种内容广泛的社会思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遭到了忽视”’。然而对后者的回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既然社会史可以而且有能力研究政治史，那么，怎样去研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去发现、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联系问题以及怎样找到它们的结合点？这些问题在目前看来，还处在探索之中。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史介人政治史较为成功的研究范例，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以及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明晰的思路可供研究者参照。这需要政治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共同努力才行。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将晚清至民国国家力量不断扩展的过程，放置于华北的区域社会情境中去加以阐述的；“］孔飞力的《叫魂》亦是从江浙地区的巫术骚动讲起，进而讨论帝国官僚体制的运行，从地方事件中去窥见国家政治的；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同样也是以对20世纪初的成都街头政治的考察而由此揭示出政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的。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是，他们都将国家政治，放在一个区域社会里边去考察，都是首先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切人，进而扩展到国家“跨区域”的宏观政治。尽管他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如对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关注不够），但他们的尝试已经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了。因为这样的一种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填充式”或“标签式”、只着眼于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而忽视了政治是否和怎样影响了地方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

二

有的学者虽承认‘他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贡献大，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人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月］一句话，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于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首先，我们仍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是观察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不论是地方史还是跨地域的整体史，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社会史是有能力驾驭跨地区的宏观政治的，其中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地方视野里的政治史研究，有些选题本身就是在解读跨地域的国家政治的总体演变轨迹。如上述提到的杜赞奇、孔飞力和王笛的三部论著，他们虽然是以区域为切人点，但最终讲的还是国家的宏观政治。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成功之处也正在于他们有别于传统思路的社会史视角。其次，从社会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实际操作要求看，这种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宏观政治，确实是从各自地方历史场景出发，通过对地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考察国家的宏观政治在这个地方的实施以及演变情况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历来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国家的宏观政治，包括法律法规、各种措施和制度等在各个地方的贯彻执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在国家政治强烈渗透到普通人们生活的近代，国家政治在各地的实施也不可能“刚”性到一成不变的程度，它总会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作出某些适当的调整。近些年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已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运用从地方史的视角去解读政治史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就可以把国家的整体政治在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状况较为全面的展现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进而揭示国家宏观政治的总体发展脉络。既立足于‘他方”，同时又不断的“超越地方”。相比之下，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这种微观细致的考察，在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填充式研究，由于“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其结果很难避免出现千篇一律、僵化呆板和“机械教条的图解”的缺憾局面，以致于造成“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恰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一个区域（或叫地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通过各个地方这一视野，不但能够使我们窥探到的整体政治史这张地图，而且所看到的这张整体史的地图较之从前更为多姿多彩和真实可靠。至于怎样拾掇起碎片去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需要的是综合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是史学工作者们今后要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诚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述学者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它是哪个学科，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提出和实践，总会伴随着挫折、迷茫、困惑，甚至是缺憾。地方史解读政治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毫不例外的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创新的努力。任何事物，不去探索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道它的好与不好呢？在历史学研究面临困境的今天，创新意识尤显重要，墨守成规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模式上，不但不会给历史学带来繁荣，很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就地方史能否解读政治史和如何解读政治史这个问题而言，既然它是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课题，那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树立信心，投人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微观”到“宏观”、由“地方”到“整体”，这种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人去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的研究方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传统方法那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即通过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考察，去管窥国家政治的演变，从而使政治史的研究更趋于填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尽管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但并不是说它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其所长，如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并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是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取其之长，去其缺欠。尤其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给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地方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国家政治的？等等，这些不应该仅仅是社会史学者或者是政治史学者独自要去解答的，而是需要二者通力合作，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彻底摈弃社会史和政治史“二元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二者沟通和对话的平台，探索出一条双方联系的有益途径，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使政治史的研究真正走出一条新的路径。

回顾近些年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  “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杜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其实，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用之初，因为处在探索阶段，所以缺欠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只要社会史学者始终具有反思和不断追求完善的意识，就能够避免少走弯路，使新的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澄清和强调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政治史，并不是说把眼光只盯在地方社会中那些对抗国家政治的力量，同时也会关注到地方社会中那些情愿或不情愿地在国家政治的规范下生活的人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行动，去服从国家的政治？社会史学者对此同样感兴趣。总之，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史，在对待政治史的研究上，同样不会局限自己的视野，圈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犯有自束手脚、“画地为牢”的错误。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的理解了“地方”和“整体”两个概念，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论文《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川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支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科”。“社会史”作为新兴学科之一，能够“吞噬”和“支解”“政治史”，说明“社会史”本身具有“政治史”不具备的优势。由此可见，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同样也体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新思路，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来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