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叶城至羯霜那国的广泛区域,称为粟特地区。玄奘过千泉,经怛罗斯城、小孤城与白水城、恭御城,经过大小石国,穿大沙碛,到达撒马尔罕。《大唐西域记》以撒马尔罕为中心,记录了“昭武九姓”之地的自然环境、物产风俗等。玄奘到来时,这里正是突厥的势力范围,盛行祆教,佛教在这里艰难地维持生存。
公元5—8世纪时,在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存在着多个王国,他们没有统一的君主,依附于周边的强大势力,在唐代时为康、安、曹、石、朱、何、火寻、伐地、史九国,以康国最大,是九国宗主,其次为石国。
这些国家在五世纪中期曾属于嚈哒,六世纪中期臣服于西突厥。唐永徽年间,康国连同诸国一起内附唐朝,唐在其地设立康居都护府,属安西都护,公元712年开始,昭武九姓开始被崛起的大食逐渐蚕食。
粟特印象与佛教的艰难现状
玄奘从碎叶城出发前往羯霜那国时,经过粟特地区。粟特原为月氏人,早年居住在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但在强盛的匈奴势力的逼迫下不断西迁,最后越过葱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据《隋书》记载,早年的康国“迁徙无常,不恒故地”,汉以后逐渐稳定。这些迁移过去的月氏人,分为不同的部落,但都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
粟特人建立起很多绿洲城邦,但从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都是臣服或者附属于别的国家。玄奘经过这里时,粟特人正是在依靠突厥的统治之下维持 社会 的稳定与商业的正常发展。各国之间也有强弱之分,并互相依附和勾连。隋时,九姓之中最强盛的康国受制于突厥,并有联姻关系,其王取突厥可汗之女为妻,而安国又附属于康国,其王娶康国公主为妻。
玄奘将其地名与居民皆称为“窣利”,其文字语言也称为“窣利语”,窣利语最初字母较少,只有二十多个,但字母互相排列组合,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词汇。粟特地区也有少量的典籍,需要竖着读,文化知识由师徒传承,从未间断。粟特人“服毡褐,衣皮㲲,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粟特语是中亚地区广泛流行的语言,粟特字母属于中古伊朗语文字系统,绝迹于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时代。
粟特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物产富饶,出黄金,多葡萄酒,富家可藏千石,连年不败。粟特对于珍奇异宝非常崇拜,其国王“冠七宝金花”,身着“绫罗锦绣白叠”。漕国更是“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隋书》载,“(波斯)王著金花冠,坐金狮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璎珞于其上”,与当时位于阿姆河南岸的波斯与粟特地区颇为相似。
粟特地处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水草丰美,环境宜人。从碎叶城西行四百里的千泉,便是突厥可汗的避暑之地。千泉方圆二百余里,南临雪山,地势平坦,森林茂密,即使在暮春时节,依然鲜花盛开,泉水丰富。
树林中成群结队的鹿自由奔走,显然是人工饲养的,大多佩戴者铃铛等装饰,温顺,可亲。突厥可汗对这些鹿非常喜爱,下令:“敢加杀害,有诛无赦。”在突厥可汗的保护下,这些鹿与民众一起生活,得其善终。从千泉西行一百四五十里,达到怛罗斯城。城方圆八九里,是各国商旅胡人杂居之处,“土宜气序,大同素叶”,也是自然气候较为适宜的城市。
令玄奘颇感欣慰的是,在这胡商杂居的异国他乡,也有中原居民的聚落,这就是怛罗斯城南部的小孤城。小孤城何时存在已不知晓。小孤城有三百余户的中国人,皆是当年被突厥掠去的中原居民,“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这三百户的居民已经被突厥同化,他们的衣服已经是突厥的样式,但令玄奘感慨欣慰的是,他们依然保留着中原的礼仪和语言,这给了辗转奔波在中亚陌生地带的行人莫大的安慰。
小孤城继续西南行二百余里,到达“白水城”。白水城方圆六七里,《元史》称其为赛兰城,是中世纪锡尔河中游的主要城市和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穆斯林在中亚西北部的前沿阵地,故址在塔什干东北。此外,笯赤建国是中亚地区比较强盛的国家,方圆千余里,土地肥沃,宜农耕,草木繁盛,产苹果、葡萄,国内有城邑数百座,互相不往来。粟特人善于经营土地资源,“勤修园蔬,树木滋茂”。他们的文化先后受到贵霜帝国、嚈哒、萨珊波斯、突厥等的影响,形式多彩多样。
2000年,在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出土的安伽墓,将粟特多姿多彩的文明展现给世人。安伽是生活在长安的粟特人,其墓葬出土围屏的绘画彩饰光彩夺目,上面绘有粟特人围猎、宴饮、乐舞、行商等情景,隋代时,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子。他们的乐舞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巨大,粟特人擅长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都成为中原地区风靡一时的乐舞形式。
九姓之一的康国,即撒马尔罕(Samarkand),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九姓之国的宗主国,实力最强,本意为“肥沃的土地”。康国方圆一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的地势,都城方圆二十余里,非常险固,人口众多。“异方宝货,多聚此国”。
土地肥沃,植被茂密,农业发达,“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1]。”撒马尔罕在粟特人的精心建造之下美轮美奂,公元前3世纪时,当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进军撒马尔罕时,这位痴迷于在不同地区建立风格一致的亚历山大城的王者也被眼前的繁华深深折服。
有学者惊叹,撒马尔罕瑰丽多姿的城市建筑,正如同《一千零一夜》中描绘的那样神奇。康国故址在今天中亚撒马尔罕以北3.5公里的高地上,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康国的鼎盛时期是公元6-8世纪,与大唐帝国繁荣兴盛命运相关,其国内城东门称为“中国门”,足以见对中原王朝的向往。十世纪时撒马尔罕逐渐衰落,十三世纪被蒙古毁灭。之后,蒙古在故址以南建立了新城,留下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撒马尔罕城。
玄奘也拜访了当年令汉武帝兴师动众夺取汗血宝马的大宛国故地——㤄捍国,之后又称“拔汗那国”。㤄捍国在今天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
早在公元前138年左右,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曾来到此地。㤄捍国方圆四千余里,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宜农宜牧,是产马的好地方,“宜羊马”。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寒冷,“人性刚勇”,语言与诸国有所不同,且形貌丑陋。不过,这个国家内政混乱,“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画野分都”。显然西突厥的实际统治并没有彻底渗透进对粟特诸国的治理中,而是以一种较为分散的联络方式将这些国家集中起来,用武力或利益予以笼络保持平衡。
出㤄捍国,经过上千余里荒无人烟的路程,玄奘到达窣堵利瑟那国,《新唐书》称为东曹。东曹国方圆一千四五百里,东临药杀水,药杀水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浩荡荡。这里的海拔较低,风土物候与石国相近,也是突厥的附属国家。东曹与飒秣建国(康国)之间有一段大沙碛,从东曹国西北入沙碛,“绝无水草,路途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这是继“八百里流沙”之后又一段令玄奘无法忘怀的经历,而此时玄奘不再是孤身一人,同行的还有高昌的随从以及在碎叶时突厥可汗封的翻译官。
佛教在粟特的传播坎坷多难,玄奘一行人亲身体验之后,感触颇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至殷勤。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支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肃然,咸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革变邪心,诱开蒙俗,所到如此。
尽管在碎叶时玄奘一行人已经做好了被拜火教排斥、怠慢的心理准备,但拜火教教徒“以火烧逐”的举动依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玄奘对于自己的专业素养很有信心,直至国王转变了心意,殷勤备至,正如钱文忠《玄奘西游记》所言:“玄奘绝对是一个公关高手,他非常善于寻找朋友,更善于化敌为友,善于把一切不利于他求法事业、弘扬佛法的力量,转化成对他的事业有帮助的力量”。
当时撒马尔罕仅有的两座寺庙掌控在拜火教徒手中,没有僧侣,来往投住的僧侣会被拜火教信徒以火驱赶出来,随玄奘一起的两位小僧侣也遭遇了此种情形。受到惊吓与侮辱的小僧侣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国王,正沉迷于玄奘讲法的国王随即命令逮捕烧火驱逐者,召集百姓,断其手以警示众人。此时的国王对佛法已有全新的了解,玄奘趁机普及了佛教行善的教义,不忍伤害其肢体,这令国王更加叹服。从此,举国上下迎接佛法的再度传播,设无遮大会。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将此现象称为“佛教在粟特本土的雪泥鸿爪”,非常精妙。佛教在粟特地区的发展艰难曲折,语言的隔阂是最大的阻碍,“从6世纪开始,有大量的粟特文佛经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很多最初来自印度梵文的佛教术语,在转成粟特文的时候,经过了汉文的过滤。”
粟特民众无法接触到原始的佛经教义,从而无法谈及对佛教的正确认识,忠于传统拜火教的固化思维促使他们对佛教信徒表现出强烈的抵抗,这也无怪乎康国国王在听闻玄奘的讲法之后,突然转变心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粟特人对于佛教文化的接受仍然有所局限,导致了佛教在粟特艰难的传播历程。
坎坷的丝路贸易
历史 上,粟特人善于经商的形象已经为人所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认为粟特地区人民浮薄诈伪,这个民族生来身材高大,但性格怯懦,人情淡薄。众人贪财,互相计较,唯利是图,多行诡诈,甚至父子之间也计较利益得失。
《通典》引隋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新唐书·西域传》云:“(康)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财富成为衡量城市居民级别的唯一标准,拥有财富多者为贵,无门第区分。贪财的本性限制了粟特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聚敛钱财成为癖好,有的即使拥有万贯家资,仍然“服食粗鄙”。根据玄奘的记载,这个城市有一半居民都在经商。
粟特人善于经商,从西域到河西走廊,甚至直到长安、洛阳,都有他们的据点。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来回奔波,将贵重的金银珠宝带至长安、洛阳等地,换取丰厚的利润,再将中原的丝绸等物带回。《隋书》载:“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通过这条充满各种可能的丝绸之路,西域文明对唐朝的 社会 生活、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山悦子在《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中指出,克孜尔壁画中也存在粟特人形象,他们在充满危险的丝绸之路上受到了观音菩萨的搭救,因此心存感激并成为佛教石窟的供养人。
事实上,粟特人对于自己从商的身份有着较为复杂的情绪,他们很多时候更愿意将自己塑造成为武士的形象。葛乐耐在《粟特人的自画像》中指出,“在粟特本土的片治肯特和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粟特人的自我形象是衣衫华美、佩剑饮酒的贵族武士,似乎不愿意表露城市的财富实际上来自于丝路商队;而在中国北朝的粟特墓葬中,却写实地昭示后人:粟特商队首领如何艰辛地穿越雪山草原,在游牧民族可汗的帮助下狩猎自存。
”粟特人或许并不愿将自己在丝绸之路上辛苦跋涉的情形告知于人,他们看重的是由这条道路所换来的财富能否换得更高的 社会 地位和身份,又或者,在国无大君主、世态纷乱的年代,粟特人内心深处对于武士和力量的倾慕,以及对稳定盛世的向往。粟特地区长久以来都是不同部落的文明相继绽放和最终覆没的地区,从匈奴人、嚈哒人、突厥人等,对粟特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与威胁,使得粟特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发型、服饰等,以满足新的统治者的要求。
命运的劫难有时候比暴富的喜悦来得更猛烈。中原王朝的局势动荡也防不胜防,异族的肆意践踏有时候也对这些商人毫不客气。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了七封被称为“粟特古信札”的流沙坠简,信札写于公元313年,是滞留在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的,西晋已经摇摇欲坠,长安、洛阳甚至邺城一带,兵荒马乱,匈奴兵烧杀抢掠,连粟特商人也不放过,被洗劫一空。滞留在敦煌的粟特商人望穿秋水,进退无路。
安史之乱以后,唐人把浩劫的总账算到了粟特人的头上。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指出,长安城中城门和街道名中的“安”字都被换掉,很多姓安的人,无论是否是粟特人,都改了姓。
《安禄山事迹》也讲道,高鞠仁从叛军手下夺得幽州后,采取了疯狂的报复,“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此时滞留在长安的粟特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尴尬,他们或许并不想冒险回到故乡,那个已经伊斯兰化的粟特地区,又或者他们决心留在中原,融入了中原的 社会 生活中去,据说今河北省地区应有粟特人的族系所在。
事实上,8世纪时,大食攻入粟特地区,这一片本无君主的土地立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据《穆格山文书A—9》中的内容:“……还是匠意玲珑的手艺人,统统像麦子一样被大食人收割了脑袋。一万四千人的血流淌在城里。城中唯有野骨,再无鸡鸣。……”粟特人在突骑施的帮助下,对大食的屠杀发起了反抗,但终究无力自保,加之原来的盟友石国也见风使舵,倒向了大食,粟特不得不屈服并被逐渐伊斯兰化。
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粟特人经商奔波的身影,也留下了玄奘的足迹。在长达一年多的长途跋涉中,玄奘也与粟特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高昌国拜别皇兄麴文泰时,麴文泰就派遣了史欢信护送玄奘至碎叶。或许,在他们经过史国时,史欢信故地重游,为玄奘讲解了诸多风土人情,这些都成为之后《大唐西域记》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