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境旅游服务贸易的研究论文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服务贸易论文 范文 一：我国企业服务贸易下税收政策论文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 财税 [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 教育 、 文化 、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 保险 、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二：CEPA实施对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71.4%，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16.7%。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 广告 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28.3%;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26.6%。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0.85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00294，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3084，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0.005739，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14135，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4634，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0.019923，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 经验 、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 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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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然而，按照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定义，文后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要求，很多刊物对参考文献和注释作出区分，将注释规定为“对正文中某一内容作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的文字”，列于文末并与参考文献分列或置于当页脚地。2007年8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决定，2008年起开始部分刊物开始执行新的规范“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概括了文献引证的“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不再使用“参考文献”的说法。目前这两类文献著录或引证规范在中国影响较大，后者主要在层次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得到了应用。⑴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为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适用于“著者和编辑编录的文后参考文献，而不能作为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⑵顺序编码制的具体编排方式。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被反复引用者，在正文中用同一序号标示。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多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有的刊物也将能指示引用文献位置的信息视为页码）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置于方括号后（仅列数字，不加“p”或“页”等前后文字、字符；页码范围中间的连线为半字线）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作者和编辑需要仔细核对顺序编码制下的参考文献序号，做到序号与其所指示的文献同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另外，参考文献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准确无误。⑶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1、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主导地位。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使得它的产出和就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使服务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自60年代以来，服务价格比工业价格增长快三倍，美国服务业对GNP的贡献率从50%上升到80%，其中63%的服务属高技能地服务。2、服务业日益凸现出知识经济的特点。在发达国家，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知识经济正在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其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越来越多地体现知识经济的特征。首先，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不断增加。近十年来，OECD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在GDP中的平均比重从15.4%上升到了17.6%；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在GDP中的平均比重从8.6%上升到10.1%。其次，知识型服务业发展迅速。有关数据显示，在OECD国家中，产出增长最多的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部门，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务服务类。最后，服务业是新技术重要的促进者。3、服务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构成一国的竞争优势。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拓展了传统服务贸易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简化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服务贸易的流量。据WTO的统计，1990年—1997年间国际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8%，高于同期世界货物贸易的增长率。在今后20-30年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预计21世纪30年代起，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赶上甚至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服务逐渐成为多数产品增值的主要来源，世界市场地竞争也相应地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诸如金融、技术、运输、通讯、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上升为服务贸易的主体，它们的发展状况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标志。服务贸易日益构成一国的竞争优势。4、国际服务贸易的方式、内容和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服务贸易的方式、内容和构成。现代电信和传递技术使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逐渐丧失其重要性，许多生产和消费原需同时进行的服务现在可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从运输、工程建筑等传统领域转向知识、技术和数据处理等不断涌现的新兴领域；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传统服务贸易地位逐渐下降，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新兴服务贸易逐渐发展壮大。5、知识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支柱。随着科技革命地深化，知识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经济和产业结构日趋软化即非物质化，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人口，消费者开支总额中有60%以上是购买各种服务的。二、中国服务业国际化：现状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业有了长足地发展，服务业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地增长。1989年我国的服务出口在全世界名列第27位，进口居第32位，到1999年服务出口266亿美元，升至第14位，进口321亿美元，列第10位。但我国服务业基础差，服务贸易缺乏国内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国际化程度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服务业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比例发展。以当时的价格计算，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幅度很小；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31.3%，2001也只占GDP增加值的33.6%。中国服务业地发展不仅落后于本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和其他国家相比也落后。2001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33.6%，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美国是70%）。而且和很多平均收入相近或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甚至比它们还低。同时，2001年我国服务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此外，我国服务业还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如旅游、劳动出口、远洋运输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邮电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服务行业，我国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服务业垄断经营，在国际市场上不具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服务业呈现“滞胀”的现象。服务业一方面在发展速度上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另一方面，许多服务行业的价格却急剧上升，远远高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升幅。在过去10年里，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了17%，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16.8%)也两倍于总体消费价格指数上涨速度(7.5%)。这些经济指数说明，服务业的运营从整体上可定义为垄断，因为垄断行为的典型表现就是高价格、有限供给以及低质量。3、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较低，出口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额仅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3%，居世界排名15位之后，服务贸易亦处于逆差地位。1996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仅有279亿美元，而进口则达423.4亿美元，逆差达144.2亿美元。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也不合理。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国际旅游收入162.3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3%，国际运输收入36.7亿美元，占12%，旅游和货运两项合占服务贸易出口的65%。可见，运输、旅游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柱，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都是弱项。三、中国服务业国际化：路径选择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对于国家的未来繁荣具有战略性地位。因此，迅速改变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落后的局面，提高服务业国际化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笔者认为，中国服务业国际化应该内外开放，合理保护，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1、充分认识加快服务业国际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它放到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加以认识。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2、大力发展服务业，在服务业国际化进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服务业倾斜，并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重点。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健全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必须强调其关键是抓好信息产业。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最后，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建立起一大批新兴产业，提高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含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3、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奠定服务业国际化的技术基础。现代信息技术业已成为任何国家制定服务战略的首选目标。对于中国来说，信息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扩大服务出口的有效手段，更是提高各种服务部门效率的先决条件。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和消费的最终分离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自身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非连续性，例如数字网络技术、宽频传输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的相继问世，客观上给跨越信息技术研制开发的初始阶段提供了现实可能。4、加快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消除服务业国际化的体制性障碍。在金融保险、电信等基础设施行业部门放松管制，加强竞争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应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提高行业中各种所有制的竞争程度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缓解服务业中一些基础设施行业发展的瓶颈状况。应改革由原来部委行使管制者职能的管制模式，尽快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在此基础上，完善政府管制立法，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法律和规则，依法实施管制职能。5、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服务业国际化的步伐。根据我国入世服务业开放的具体承诺，稳妥、慎重、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实行梯度开放的策略，包括行业梯度、地域梯度、业务梯度、股权梯度、数量和规模梯度。要着重抓好几方面工作：一是在建立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重点培育竞争力强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鼓励其与跨国大公司合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发挥后发性效应，加快成长壮大。二是尽快开放私营经济参与服务贸易地竞争。三是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力度。加快吸引FDI（外国直接投资），入世后中国服务业可成为FDI增长的引擎。6、拓展服务业国际化的人力资本要素，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本质上讲，决定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根本性因素，在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状况，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服务业可以大量吸纳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这种特殊的社会效应，对于就业问题突出的中国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同时表现为接受正规教育劳动力的稀缺，这无疑是影响经济长足发展的薄弱环节；然而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却取决于教育普及程度和专门技能的培训水平。为抓住服务业国际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中国更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来拓展技术性的人力基础设施。同时，教育成为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7、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国际化中的作用。开放条件下的产业成长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措施和产业界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开拓诸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因而，在当前服务业发展进程中，收益与代价的大小取决于政府与产业界的主动的进取。经济发展计划应该把服务业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政府长时间以来直接地或通过国有企业间接地对许多服务行业实行严格控制，为服务业面对市场竞争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伞。缺少竞争已经成为阻碍服务业发展、导致服务整体低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的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让服务业以企业方式操作，并允许民间投资者进入服务业市场，鼓励竞争，同国际接轨。最后，应对服务业的相关法律体系进行适当修改，从而保证服务业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