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2、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3、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4、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5、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6、精妙的语言艺术
苏轼是一位散文大家,也是一位语言艺术的巨匠。他驱遣语言的本领是很高的。他的语言艺术,被后人评为“晓畅、疏放,而又波摇浪起,如海如潮。”晓畅、疏放,正是苏轼散文语言的特色。
他语言的这一特点,有别于欧阳修的抑扬、宛转,和王安石的峭拨、凌厉和苏洵的简练、高古。如《前赤壁赋》读之有如乘顺风之舟,航行于汪洋大海之上,坦坦荡荡,不可遏止。
行文之晓畅,疏放,真给人以无穷的艺术享受。 苏轼散文不仅文从字顺,而且善于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语言鲜明、生动、形象,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苏轼散文善于以夸张的语言状物写景。
《画水记》用“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之立”“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把水画之妙写得声势俱在。
《后赤壁赋》以“江流有声,断岩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把古战场的冬景刻画得有声有色。《众妙堂记》用“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
霍然云散”把洒水、剃草者的动作形容得微妙微肖。 苏轼散文擅长以巧譬善喻剖析事理,增强说服力。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首先以人之寿夭喻国之长短,接着又来了个推理性比喻。
把“国之长短在风俗”作本体、“人之寿夭在元气”作喻体,指出决定人之寿夭和国之长短的关键所在,接着对喻体加以发挥,描述了爱护元气和不爱护元气这两种情形及结果。
褒贬分明,最后自然地引出了劝陛下爱惜风俗的立论。 苏轼散文用语精练,往往以很少的笔墨便赢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显示出作者在语言艺术上的功力。
《超然台记》以“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暖”便概括了超然台的特点。《秦太虚提名记》以“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便把常景写成奇景。
《石氏画苑记》用“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中剑客而步尘埃中,若有所营”几句便活画出石幼安的风貌。
《前赤壁赋》用“肴核既尽,杯盘狼籍”八个字便写出酒酣之乐。这种精秒的语言艺术,的确使他的散文达到了“无难写之景,无不达之情”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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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词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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