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门》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之作,而且,是一部真正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以女性觉醒意识而言,《玫瑰门》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玫瑰门》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文学意义。《玫瑰门》的创作背景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距离文革结束也已有十年之久,而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推介,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不再是一种空喊“男女平等”的假象,而是从深层次上发掘女性的思想和价值,这一点在《玫瑰门》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铁凝把小说的主要故事背景设置在文革时期,但书中表达作者对文革的看法显然是次要的。作者是要通过文革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来拷问女性的灵魂,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女性的意识,而这一过程又是从无性别或者说是超越性别的角度来进行的。正如铁凝在其卷首语所说的那样“我设想这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的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对女性意识的揭示当然要以描写女性为主,同样也会写出女性的矛盾冲突。小说主要描写了四个女性人物:外婆司猗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和姑爸。通过这四个人之间和她们个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揭示女性意识。《玫瑰门》的叙事是以司猗纹的一生为主线,写了这一家庭三代女性的不同遭遇和复杂心态。小说的确写到了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较量,但构成《玫瑰门》的独特性应该不在于此,因为写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较量也好,写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较量也好,我们在前面的小说中已经读到过了,而重要的是铁凝在这里更写了女人自我的内心较量,一个社会化自我与本真的自我的较量。人们既然称《玫瑰门》写的是一场“玫瑰战争”,自然就会关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像外婆司猗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以及姑爸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女性形象。司猗纹无疑是铁凝用力最多的一个形象,也是这部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有评论家认为,这个人物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是铁凝的一份贡献。这个人物的内涵是复杂的,因为复杂才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最初,评论家们仅仅注意到司猗纹的“恶”。显然,在小说中,司猗纹的确有很多的“恶”行。如裸露着身体闯入公公庄老太爷的卧房,以乱伦的方式来压住公公的气焰。如她处心积虑地设置“捉奸”的场面,让儿媳竹西与邻居大旗的私情暴露无遗。所以司猗纹被认为是一个“被扭曲的人物”,或者把司猗纹的一生概括为“追逐着虚幻的荣誉”的一生,而“最后获得的仅仅是廉价的自我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家们从司猗纹身上看到的东西就更为丰富。比如荒林的观点就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司猗纹的经历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从身体到身体的经历,而且是女性与社会、身体的纠织关系,在其中如何确认自己。她的故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她总是积极投身而不肯、不愿脱离具体历史场景、具体历史事件、具体政治经历,她几乎与中国的几个历史阶段息息相关、风雨与共,可是她又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历史阶段的真正主人公。”毫无疑问,在司猗纹身上,铁凝做了很深入的拷问,拷问女性的生存与意义,而司猗纹的一生就是其作为女性的意识不断觉醒、不断抗争的过程。她有自己的思想,她渴望与时俱进。但她在社会的压力下又不断地向社会屈服与妥协,上中学时与革命青年华志远的爱恋促使她渴望与华志远一同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封建的家庭观念与势力却将她禁锢了下来。父母把她嫁到庄家,她想做庄家的好媳妇儿,所以她从家庭琐事里来展示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少奶奶,而是一个能治理好庄家的女主人。可是丈夫的冷落、公公的白眼,使她一次次的受到打击。新中国成立,她马上想到与新社会同步的方式:“站出来”,她站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劳动者,糊纸盒、锁扣眼儿、砸鞋帮,去革命首长家里做保姆,去小学教孩子。文革风暴到来,她审时度势地“不时亮相”,自己抄自己的家,大张旗鼓的交出家具、首饰,读报纸,唱样板戏。她以这种主动迎合方式来证明自己,可是现实的冷酷往往将她已觉醒的意识无情的摧毁。司猗纹表现了女性生命基因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尽管司猗纹这个人物是悲剧性的,尽管她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但她为自己的生存抗争的意愿矢志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