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论文大全参考文献

第3卷。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原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第3卷。有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论犹太人问题》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于1843年创作的政治论文，首次发表于《德法年鉴》。

美国犹太文学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本人认为对其文学的了解是十分必须的，其文化底蕴才是理解国家现实的基础。近期阅读了关于美国犹太文学的若干资料，颇有所思，撰文以抒之，望与大家共享。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美国犹太作家，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表小说的美国犹太作家，他们的成就令人瞩目，成为读者和文学批评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相继获得重要的全国乃至国际大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为某个民族的人民写作，而是为所有现代人写作。他们描述了现代状况下普通人的受难、边缘状态、受害、异化和救赎。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奥芝克是最值得注目的美国犹太作家。本论文旨在通过研究他们所属的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和他们的小说，揭示他们如何吸取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精髓，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以整治美国社会的困境。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进程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作为艺术家的美国犹太小说家。在文化同化方面，美国移民已经吸取了大量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准则，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已经降低至所谓的“象征性犹太教”。在社会结构同化方面，多年的努力已经使多数美国犹太人上升到中层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比上一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他们在针对属性问题的态度上也有了重大变化。至少就受过教育的中层美国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具有犹太性。他们的犹太性已经减弱至最低限度。但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关注着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不过，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更关注的是美国社会问题。这对于美国犹太作家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会表现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主题，如同化、身份，边缘性等，但这些主题常具有普遍价值，而不仅仅是涉及他们所属的种族。由于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是具有犹太性的美国人，他们的小说关注着整个美国社会，但他们在诠释美国现代社会的受难问题时，他们所受到的犹太文化影响从原型的角度为他们提供了启发。无论什么民族都有受难经历，但犹太文化中，受难的异族人这一漫长的历史使他们对受难的解释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的受难。首先，他们提出，人们的痛苦来自美国作为民主典范这一美国梦的虚幻性。他们认识到，文化的同化并不能保证反犹主义就能消失。但是，反犹主义只是美国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中的一例。马拉默德的《基辅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正是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书中将主人公雅克夫的受难不仅与犹太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而且与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是对美国民主准则和价值观的背叛。三位美国犹太作家同时还展示，整个美国社会越来越控制在有钱的少数人手里，多数人被社会机器所控制，个人被忽视，生命遭到贬值。贝娄的《赫索格》充分地表现了这一主题。此外，美国梦的另一个核心——成功——也越来越变成对金钱、名利的疯狂追逐。贝娄在《只争朝夕》中，通过威尔姆这一形象，揭示出整个社会充满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空虚和痛苦，缺乏精神追求。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又从犹太传统的角度阐释受难问题。一种解释是，痛苦是与生俱来，不可理解，人类受难，是因为人类处于不可理喻的神圣结构当中，这在《圣经》人物约伯身上得到体现，又在贝娄的《受害者》里拉文莎尔的命运中再现。第二种解释是，受难应理解为代人受过。这种解释就体现在马拉默德小说《基辅怨》的雅克夫和《店员》的莫里斯身上。第三种解释是，受难是上帝对人类不信神却去崇拜偶像的惩罚。贝娄在《只争朝夕》和《洪堡的礼物》中，将偶像崇拜与名利崇拜联系在一起，奥芝克则在《篡夺（他人的故事）》中将之与名望崇拜等同，在《信任》中将之与沉迷于肉欲与金钱等同，在《罗莎》中将之与对同化生活的崇拜等同，同时她还对此提出了警告：追求感官物质享受、名利和权力正是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如果不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话，势必毁灭这些偶像崇拜者。此外，三位美国犹太作家也相信，痛苦来源于人类的邪恶，而邪恶又源于毁灭性的人类欲望，如自我的无限膨胀和权力熏心、对感官物质享受和名利的欲望等。马拉默德在《上帝的恩惠》中甚至想象到，终有一天人类的邪恶会摧毁整个人类社会。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在小说中分析产生痛苦的种种力量时，展现了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这种追寻，与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莫尔等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和现代政治哲学有着莫大的渊源，但又有着许多区别。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个理想的国度，一个井然有序的地方，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达到完美状态。它包括国家或政府以及人民两个方面。古典乌托邦思想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它往往制定种种规范，要求人们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后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佩恩等则对政府体系、机构、和制度等提出了设想。然而，古典乌托邦中，由于人们受到严格约束，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缺乏个性，因此期望通过制定规范和强制人们遵循规范来达到社会的完美状态，这是可欲而不可求的。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在他们的小说都探讨了建立传统的理想国的可能性。贝娄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探讨了政治知识分子的理想，暗示了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政治模式所寄予的希望最终以失望告终。贝娄又在《耶路撒冷往返记》中证明，以色列这一民族国家只是所有犹太人在面临全面灭绝时安身立命的领地，不是一个理想国。此外，奥芝克在《巴特美莎档案》中，让巴特美莎通过廉政建立了一个古典传统中的理想国，马拉默德则在《上帝的恩惠》中，让科恩建立一个由理智和智力支配、避免现代社会种种邪恶的秩序井然的理想国度。但两者都以失败告终，毁灭于无限膨胀的欲望里。事实上，奥芝克指出，只有来世才能享受天堂的幸福，只有在那里，欲望与理智平衡，人容易满足，没有诱人作恶的种种邪恶欲望。然而，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最终是要在当下的美国土地上建立理想国的。他们关注着如何根据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体系，但他们更关注依照古典乌托邦传统，从人本主义角度提高人的素质。对于他们来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体系是依据启蒙时代的伟大政治理想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人的腐败，从理论上说本可以是目前最完善、最有利的政治体系。因此，关键是从人本角度解决问题。不过，他们并不象传统的乌托邦主义那样期望通过制定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来达到社会的完美状态。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终极目标。他们注重通过对人的教化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与社会不断进步，走向完善。比起古典传统的乌托邦主义来说，这种新的乌托邦思想给了人们以更多的自由选择和发展个性的机会。三位美国犹太作家在探索从人本角度建设理想的生存状态时，由于他们所受的文化影响，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传统和精髓形成了新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他们从犹太传统中找到力量对抗邪恶和人的欲望的负面影响，相信受难具有教化人救赎人的作用，受难经历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格，使整个社会不断改善，向理想状态发展。第一，正如马拉默德在《基辅怨》和《店员》中寄托的寓意，人可以通过受难接受代人受过的思想，或者从受难中奋起行动，对抗邪恶和其他毁灭性的力量。第二，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的新乌托邦思想中，突出了集体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受难经历教导人们懂得投身于集体的意义，在集体中制服欲望，集体的力量最终会抑制邪恶的蔓延，减少痛苦。贝娄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人应该由一心追逐独一无二的命运，转而投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奥芝克在《罗莎》中也强调要投入到集体富有活力的生活中，这才是对抗大屠杀这一人类最大邪恶的真正胜利。同时，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都认为，一个有活力、有力量的集体应当有这着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马拉默德在《天使列文》和《房客》中表示，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包括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而且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也要互相团结，相亲相爱，和平共处。此外，马拉默德在《店员》和《新生活》中指出，投入到集体当中，这也意味着要学会承担责任，过着有道德的生活。第三，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探索了关于神的全新概念，表明了人如果能把握有关神的这一内涵并以此作为生活的借鉴和向导，就可对抗邪恶，减少痛苦。在现代，神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不是宗教信仰，它更多地意味着人生活中的道德力量，以及规范那些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力量。从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的小说中，可以总结出关于神的新概念的五大方面。其一，它意味着救赎，这是指人应该努力使人的自然冲动力量和欲望协调适度，以实现完整的人格；它同时也意味着要努力消灭不公正现象和纷争，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大家互相合作，有机会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其二，它意味着人应当对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并承担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其三，它意味着要有爱心、仁慈、同情与正义。其四，神是一种力量，不是超自然的生命，这种力量中含有一种辨证关系，近似于道教的福祸相依和儒家的中和思想，即无论做什么，走极端有可能促使事物走向它的反面。奥芝克的小说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情感与欲望是人生而有之的，压抑人的情感或欲望不会实现快乐而满意的人生；但如果让情感和欲望无限膨胀，就会变成偶像崇拜——崇拜感官物质享受、名利和权力，给人带来灾难。只有领会并贯彻这一辨证思想，才有可能实现欲望与理智的平衡。其五是将神与灵魂联系起来，即人应更多地关注灵魂而非肉体，加强灵魂与神的联系，以寻求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新的理想国是建立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梦的精髓上。美国梦是指诞生于美国领土、移民的国度的观念和理想，包含了自由、平等、保护人的生存权、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意味着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获得成功，物质成功或得到别人的认可。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移民心目中的美国梦，即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保护人的生存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人生。首先，他们相信促使社会改善和提高的关键在于开明、智慧的政府，因此重要的是要选择能够指导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明智。他们也相信法律体系能够有效地阻止当权人滥用职权，保护人权，只是为一些金钱至上的律师所败坏。如果政府或当权者令人不满，民主精神提出，人们可以不服从或起来反抗。但由于这三位作家更愿意通过改良使社会逐步完善起来，因此他们更推崇培养领导者以德治国的品质。这一点仍然体现了这三位作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培养人的德行和素质出发建设理想国的理想。马拉默德在《新生活》中就全面地表达了这些思想。此外，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没有扩展到少数民族和妇女，那么只是空谈。然而，性别歧视就反映在许多伟大的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妇女形象的刻板形象化、扭曲和忽视上，包括贝娄和马拉默德。奥芝克为文学世界提供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妇女形象，揭示了理想国中女性所应当拥有的权利和地位。其次，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揭示，虽然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思想使人和社会更有活力和发展，但却在美国社会走了极端，促使人们沉湎于物质成功，醉心于追名逐利，导致了邪恶和痛苦。他们提出以艺术培养人的想象力，激活人的思想，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使人的灵魂恢复活力，以此对抗美国成功思想的负面因素。犹太文化与美国梦的精神并行不悖。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吸取的是犹太传统中的精髓，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犹太传统中的人文主义源于西方启蒙传统，而美国民主准则和价值也是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两者是相统一的。乌托邦思想总有不现实的地方，这三位美国犹太作家的新理想国也不例外。首先在他们对待民主体制的态度上，他们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状况下所谓民主典范的虚幻性，另一方面，因其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又相信如果不是当权者的腐败，正义、平等、自由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其次，他们不愿意对社会、政府、机构和体制作出变动，而是相信教育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改良主义思想在面临压迫、不平等和暴行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此外，应当注意到，无论在男作家还是女作家的理想中，都没有涉及到关于有建设性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结构问题。尽管新的理想国存在缺陷，在后现代氛围中的美国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如果全盘接受它却是毁灭性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怀疑普遍价值和“宏大叙述”。三位美国犹太作家承认现实与普遍价值间存在距离，现实可以背离普遍价值和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他们相信人通过努力可以接近普遍价值的实现。新理想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希望并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完善；尽管没有一个最终的完美状态，但它是一种乐观的观念、积极的奋斗和追求。对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小说的研究显示，不同的文化都有其珍贵的遗产，但不同的文化又有一些价值观是共同的。在这三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小说中表达出的对理想国的追寻，不仅体现了美国犹太读者而且体现了其他读者的心声。虽然路漫漫兮其修远，但这种追寻的精神却与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发人深思，催人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