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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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学·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有关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研究

1.方志的起源

近代以来，有关方志起源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①渊源《禹贡》说：有人认为，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区域志，在体例上和若干载述内容上与《禹贡》有着渊源关系，如《元和郡县图志》分全国为十道，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元丰九域志》条列地里、户口、土贡、属县也与《禹贡》诸州记载相同(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反对者则认为，《元和志》、《元丰志》应是受了《汉书·地理志》以来各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总志的影响，或是受了汉魏以来图记与图经的影响，与《禹贡》无关(见王文楚等《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

②渊源《山海经》说：持此说者认为，汉辛氏纂《三秦记》、齐陆澄纂《地理书钞》，以及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都有本源于《山海经》的痕迹，“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认为，《山海经》与方志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不能说它记载了风俗和人物，就肯定它是方志的源头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③渊源《周官》说：《周官》是方志的源头或源头之一，数十年来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凡讲方志的文章，几乎言必称《周官》，认为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所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等是古人对方志的最早论述。但反对者认为，《周官》是战国时的“官制汇编”，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所载内容，未必可信。《周官》中所说的“志”，实际上是指古书、古史而言，与方志没有关系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④渊源古代诸侯史说：这种说法认为，孟子所称晋《乘》、楚 《梼杌》、鲁 《春秋》; 墨子所称周之《春称》、宋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都记载了一方之史，也就是一方之志，应是方志的源头。反对者则认为，古方国史与方志在体例、内容上都不相同，一定要拉两者的渊源关系，则过于牵强。

⑤渊源两汉地记说：有人认为，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了地记，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这种地记，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方面内容。而有人则认为，汉魏六朝地记只是方志趋于成熟的一个阶段、一个源头，方志还应有较早的源头。

⑥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在谈论方志渊源时，多家提及这三部著作，如李泰棻说： “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范文澜也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见《中国通史简编》)反对者则认为，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属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属霸史，将其目为地方志是不对的。也有人认为，诸家之说只提三书为方志之始，未及源头问题，不能据以将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

⑦方志多源论：此说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普遍认为，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的基本特征。《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民间传说等“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华阳国志》，则已是方志的发端或雏型”(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说，如按多源的标准，恐怕古代所有史籍，都可视为方志源头，源头太多，最后就变成了无源(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2.方志的发展阶段

如何划分方志的发展阶段，方志界因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异。1962年，王重民发表《中国的地方志》，把方志大致分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四个阶段。以后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基本沿用了王说，同意以志书的类型为标志的划分方法。更多的人则是从方志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上来划分阶段的，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中分为三：汉唐之际出现地方志;宋元时期地方志进入成熟阶段;清代进入了方志的全盛时期。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分为三：方志的初步发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方志的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方志的兴盛——明清时期。辛培林《试论方志的源头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分为四：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时期; 宋代是方志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元明是方志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则分为五：从全国性区域志到地记涌现的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官修志书的隋唐时期; 方志体例大致定型的两宋时期;方志发展由逆转到复苏兴盛的元明时期;清代——地方志的全盛时期。这些分法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普遍认为方志发展经历了从雏型到成熟，到定型，到鼎盛的总趋向。

3.方志的派别

关于历史上的方志派别，在方志学论著中一般只涉及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对派别问题未作深入的探讨。《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登载了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主张》一文，首先对方志史上的派别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他认为，从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上，可以分为地理派和历史派;从志书的体例上看，绝大多数主张地方志书应当注重体例，可以称为“体例派”;从志书的内容上看，可分为繁体派和简体派;从修志的目的来看，可分为地方文献派和行政派(或称地方官绅派)。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行政派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史志文萃》1986年第1期发表《试论方志发展史上的主流派——行政派》一文，指出行政派(即把修志的宗旨与目的，主要确定为有利于地方行政管理的修志派别)是方志发展史上贯穿始终的主流派。行政派的人物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首脑，他们把地方志看作是行政管理中的耳目系统，对方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当代的方志派别，无人作具体划分，而台湾在新方志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却形成了新地学派、社会学派、“方志三学”论派。新地学派以张其昀为代表，单纯从地理学立场来看待方志，主张效法外国的“区域地理”，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纂修方志;社会学派以陈绍馨为代表，主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编写新方志;“方志三学”论派以唐祖培为代表，倡导“新方志学”，主张把方志分为方志科学、方志文学和方志哲学进行研究和实践，这方面的探讨在九十年代仍在继续。

4.章学诚的方志学

是方志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有关章学诚方志学的内容，评述和介绍的书籍很多，如仓修良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叙述了《文史通义》编纂目的、内容和版本，认为此书是章氏学术思想的结晶，并着重分析了章学诚的哲学、史学思想。书中对章学诚所创方志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了解、研究章学诚方志思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仓氏发表了《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从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分立三书、“志”书的体裁和内容、辨清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建立州县设立志科、创立方志义例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系统讨论了章氏方志学。其他研究章学诚方志学的论文有张树棻《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李昭恂《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吴怀祺《章学诚与〈和州志〉》(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陈蔚松《章学诚与〈湖北通志〉》 (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崔富章《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刘光禄《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载《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2期)、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载《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载《方志论集》)、《评章学诚七〈志〉书后》 (同上)等。一般方志学概论性著作也辟专章讨论章氏方志学。民国时期，张树棻还编辑《章实斋方志论文集》，汇章氏有关方志论述于一集，又附列《章实斋参修诸志书目表》、《章实斋参修诸志篇目表》，颇便参阅。

5.顾炎武的方志学

朱士嘉对于顾炎武的方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顾氏方志理论集中体现在 《营平二州史事序》中，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认为顾炎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方志理论家，而且也是致力于整理大量方志资料，并取得巨大功绩的第一人(参见《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载 《文献》1981年第7辑)。

6.钱大昕的方志学

有人认为，方志学是钱大昕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卓然成家。钱氏方志学表现于他在一统志馆时所议之书例及所纂鄞县、长兴二《志》，还有《潜研堂文集》中所题旧方志跋及与其它志家来往信札中。他对方志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方志资料的重视和对人物志编写的意见。他认为，方志人物有褒无贬，虽存忠厚之意，但不可以变黑为白，变恶为善。方志也不可滥收人物，不宜列标目，只以时代为序即可。有关论述可参考陈光贻《钱大昕的方志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等文章。

7.梁启超的方志学

梁启超的方志学理论集中体现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说方志》、《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文章首先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文章论述的五个问题是：①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②考辨方志源流;③对章学诚“三书”体和谢启昆《广西通志》体例进行述评;④主张方志应由学者私著，不可官修;⑤分析方志的特点和功用。梁启超极为推崇章学诚，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肯定了章氏做为方志学奠基人的地位。文章认为，古诸侯国史是方志的源头，宋代是方志的定型时期，而从清乾隆中叶章学诚始，方志才成为一门学问。文章还认为，“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充分肯定了方志的作用。以上对于“方志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对方志发展史的探讨，对章学诚方志学地位的确立，对方志特点和功用的积极评价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方志学研究的开展。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方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方志实践的逐渐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对方志加以探讨。这种理论，开始是初步的、零散的，后来逐渐系统化，最终形成了方志学。

汉郑玄在《周礼注》中，对《周礼》提到的“方志”、“四方之志”、“天下之图”等概念做了解释，对后世的史志学者影响较大。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也提到“二汉方志”的内容、门类。晋常璩在叙述《华阳国志》的选材上，认为单一记载方国史事或地理或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域全貌，提出汇史事、地理、人物为一编的主张。唐李吉甫则认为，编纂区域志，应首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不能搜古略今，传疑失实。《隋书·经籍志》对唐以前的区域志、地理书的沿革源流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后世研究方志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宋时期，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宋代志家对于方志理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论方志性质，就有方志是古代地理书的发展、“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兴裔《广陵志》序)、古代图志籍的综括等等多种说法。论方志功用，则普遍提到志书的资鉴、教化作用;论方志编纂，则提出重事实、正伪谬、厚风俗、表人才的取舍选材原则，以及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编修步骤。这时期的志家主要有马光祖、朱长文、郑兴裔、董弅、张栻、周应合等，方志理论多反映在一些志书的序文里。

元代志家在方志编纂学上创见颇多，如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上提出修志应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次述通纪，中为表、志、谱、传，终以摭遗论辨;统志应用《史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志应用信史笔风：不虚美，不隐恶;续志应详今略古等。这时期的志家还有黄溍、杨敬德、杨升云、欧阳玄等，对方志的性质、源流、功用都做了进一步探讨。

明代志家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对于方志起源论说更加周详。在方志编纂上，则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提出 “三善”、“三长”、“四贵”、“七不书”等原则，达到了较高水平。志家如杨一清、张嘉谟、杨廷和、李维桢、姚九功、吕怀等都在各自的修志实践中发展了方志理论。

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方苞、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都亲身参与了修志实践。他们把各自的学术观点带进实践中，并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辩论，逐渐形成了各种流派，发表了一些方志理论专著，方志学最终得以诞生了。清代方志学流派，主要是考据派和史志派。考据派又称地理派、纂辑派或旧派，代表人物是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他们鄙视明以来方志的标新立异、繁芜乖谬，主张用考据学来指导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主张在修志中贵因袭不贵创新，信载籍不信传闻。应广泛搜集旧文献，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他们尤其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并以此作为衡量志书的标准。史志派又称历史派、著述派或新派，代表人物是章学诚。他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功用和编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理论。他认为方志属史，“乃一方之全史”，“并非地理专门”，否定了以地理沿革的考证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方志当用史体，并设计了 “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方志分立三书议》)“四体”即： “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修志十议》)这是对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还认为通志、府州志自成体系，各有志例，不可相互分合，相互有无;指出州县应把志科的设置立为成法，编纂人员要通史体，要具备识、明、公三长，文人不可参与修志。在方志纂修上，他提出了简、严、核、雅四项衡量标准，并要求去除“五难”、“八忌”。章学诚的这些理论体现在他的论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分立三书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之中，收入他的著作《文史通义》外编中，成为第一部方志理论专著。章学诚本人也被近现代学者公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除《文史通义》外，清代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方志专论，如戴震《与段若膺论县志》、陆陇其《灵寿志论二十条》、朱鹤龄《复沈留侯论修志书》、程廷祚《修一统志议》、刘光谟《县志分篇议》、王棻《与戴鳌峰论修志书》等，从方志性质、功用、编纂方法上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独立的学科体系。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明确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并力倡章学诚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2.出现了许多对方志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著名论文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外，还有王葆心《方志学发微》(载《安雅》第4—6、8、12期)、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创刊号)。专论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有张树棻的《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张树棻还辑录了《章实斋方志论文集》。3.发表了许多关于新志纂修和评论的文章，尝试应用近代科学的新方法编纂方志，如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 (载《地学杂志》第9卷第4—5期)、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载《独立评论》第60期)、傅振伦《新志述略》 (载《新河县志》卷首)、《编辑北平志蠡测》(载《地学杂志》第19卷第1—2期)等。民国志家对于方志源流、性质、功用、编纂方法的讨论都取得了突破 (见后 “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新志编纂促进了方志理论的探讨，从深度、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有关方志、方志史、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编纂、方志应用的研究以及专志评论都已开展，并已发表了近万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刘光禄《中国方志学纲要》、林衍经《方志学综论》、黄苇《方志论集》、何成顶主编《新编方志引论》、黄德馨等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等，还出版了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年至1987年方志研究概况的 《中国地方志综览》。同时，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除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地方志》外，各省市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此外，各种新志编纂会议、培训进修班也不断召开或举办。方志研究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