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研究论文

1、《也谈如何认定奸淫幼女罪》，载《政法论坛》，1984年第一期。2、《犯罪构成理论新探》，载《政法论坛》，1985年第三期。3、《<十月草案>歧视更重、限制更多、处罚更严》，载《法学家》，1990年第二期。4、《究竟是谁在徇私舞弊---一起发人深省的严重错案》，载《中国律师》，1996年第九期。5、《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第一期。6、《20世纪最后一届亚洲律协会长会议》，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一期。7、《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载《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9年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月8、《关于刑事审判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9、《刑事辩护中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十一期。10、《案例辩论如何成功》，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三期。11、《陈德惠一案的辩护词》，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一期。12、《痛并快乐着---顾培东、顾永忠、李淳律师纵论中国律师业》，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一期。13、《程序公正的体现实现公正的保障》，载《法制日报》，2002年4月2日。14、《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检讨与改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二期。15、《“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辨析》，载《法制日报》，2004年7月22日。16、《关于辩护权的主体归属及存在根据的再认识》，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一期。17、《日本近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中心赴日考察报告》，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二期。18、《关于兼职律师制度存废之我见》，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四期。19、《侦检一体化：理想与现实》，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二期。20、《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客观义务》，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十期。21、《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五期。22、《死刑核准权回归后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与保障》，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五期。23、《关于加强死刑案件辩护的若干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四期。24、《略论鉴定人出庭作证》，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一期。25、《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二期。26、《中欧司法交流：分享正义的真实》，载《法制日报》，2007年4月16日。27、《论律师的职业属性》，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四期。28、《刑诉法再修改：完善辩护制度势在必行》，载《法学家》，2007年第四期。29、《确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现司法公正高效》，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二十三期。30、《刑事案件简繁分流的新视角---论附条件不起诉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的立法建构》，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六期。31、《论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一期。3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再完善》，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一期。33、《国有公司人员盖公章签订担保合同造成损失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五期。34、《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二期。35、《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刍议》，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九期。36、《证明标准，起诉与不起诉标准的逻辑解读》，载《检察日报》，2008年4月16日。37、《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载《检察日报》，2008年4月28日。38、《论侦查程序中的律师辩护》，载陈光中主编，《刑事司法论坛》第一辑，2008年7月版。39、《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法制日报》，2008年9月1日。40、《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刍议》，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九期。41、《检察人员出席二审法庭应遵循的原则》，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十期。

好的 我再给你找几篇长的 正规的给你发到邮箱海南近日出现首例所谓的"辩护人妨害作证"案--因证据不足，被控诱导作伪证的律师，一审被宣判无罪。关于律师执业风险，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此案本身及结果似已不再重要，但这种律师涉法案件鲜活地出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些许的思索。 律师虽然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但律师并非手持权柄如公检法司人员一样的执法者，而是当事人私人权益的维护者。正是这种"私权"的代表性质，加之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有偿性而带来的商人特性，致使律师长期扮演着类似于"个体户"般的社会角色。而这"个体户"却又不得不与代表"公权"的公检法司进行着法律与智慧的博弈。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步履蹒跚地构建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个体户"与把持着司法话语权的公检法司相比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律师进行法律博弈的背后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利益归属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律师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能光鲜外表之下尤显其激烈对抗性。如果这种激烈对抗不能完成进入程序和实体公正、公平、公开的既定轨道，譬如正义的天平一旦向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的非理性因素倾斜，而无论这种非理性因素是来自于代表"公权"的司法者，还是代表"私权"的律师，这种博弈的受伤者更多时候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律师。所以，必须无奈地承认，"个体户"的职业属性和社会角色是产生律师执业风险的重要原因。 退而言之，即使这种博弈并未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等非理性因素，在案件进行过程中代表"公权"的司法者和代表"私权"的律师，均依法依程序公正为之，但利益最终的承受者--双方当事人，是事实上案件进程的最密切关注者。通常并不通晓法律的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是案件的输赢和自身利益的享用程度，而不是法律程序的严格遵照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宣扬。基于这种偏好，实践中并不鲜见当事人在律师为其案件奔走呼号的不备间隙暗施伎俩，隐瞒、歪曲、虚构一些对其有利的事实或证据，而并不是任何时候律师都能凭借其智慧和经验将其去伪存真，即使是一个崇尚正义坚守人格的律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的广泛存在，律师不知所以而当事人暗中为之的伎俩往往也难以及时为公检法司明察秋毫，加上公检法司天然的职业质疑特性以及与律师对抗地位的客观存在，再有当事人预设的推卸，律师无端地被冠之以妨害、伪证等罪名在实践中也并非罕见。近年频见于各种媒体的律师涉法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律师职业风险虽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各领域，但实践中律师身陷的罪名就有伪证罪、包庇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之多。无怪乎刑法第306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8条）被称之为悬在中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当然，有些执业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身试法自不在此论。 无论是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旧法）还是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新法），都明确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明确规定律师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而代之以旧法那样泛泛规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新法更是明确提出了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换言之，新法在内涵上要求律师要妥善处理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即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 可见，新法对律师的职责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律师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又直接或间接地增大了律师执业风险。因此，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建立事先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机制，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严格规范执业行为，把执业行为控制在规范化的轨道之内，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杜绝执业风险，恐怕是执业律师应当慎重思考的必修之课了。 作者简介 魏雁飞，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湖北襄樊人。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现供职于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科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兼任政府公职律师。近年在正义网、中国法院网、海南日报、今日海南、海南经贸、大律师网等各类媒体发表法律文章20余篇。

职权主义是最根本原因吧，法官的作用很大，因此制约了辩护律师的发挥。

1、法律在权力设置上不尽科学合理。特别是在当前法律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现实情况下，控方抓捕辩护律师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律师在与控方的博弈中更显得力不从心，严重影响了辩护作用的充分发挥。2、刑事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的立法缺失。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申请取保候审，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律师不能在侦查机关讯问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活动是在一种封闭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侦查机关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是否采取了诱供及其他违反取证原则和规定的侦查方式，是否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由于律师的缺位而不得而知。这一立法上的缺陷，给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带来很大困难，并直接影响到律师在审判阶段辩护职能的实现。3、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的行使受限。充分行使阅卷权和取证权是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前提。然而，由于法律衔接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阅卷权和取证权还不能够得到充分的行使。4、立法歧视。《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专门针对律师制定了“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该罪给律师辩护设置了障碍，成为侦查及公诉等机关打击报复律师，对律师进行恐吓、威胁的“尚方宝剑”。司法机关往往以这一罪名打击报复律师，滥用司法权力对辩护律师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每年被司法机关错捕、错判的刑事辩护律师也不在少数，造成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调查真实情况，从而影响了辩护的质量和效果。5、人为设置会见障碍。《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侦查机关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6、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一直实行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度。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讨论决定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权力。然而， 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不阅卷，不见当事人，不参加庭审，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并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这种不公开、不透明、只判不审的制度，降低了律师辩护与审判结果的关联性，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律师辩护的作用。

调查权有点空洞，不具体，无法保障。 纵横法律网-河南英伦律师事务所-张维民律师

1996年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对以前的刑事辩护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比如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确定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了法官的“先查后审”“先定后审”的不正确做法等。但是，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除了这些已有的制度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外，还存在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