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研究论文

这个有点长，你自己删减一下吧。2008年3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新组建部委5个，减少正部级机构4个。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议题，也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里程碑。那么，如何认识大部制的内涵？怎样审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又如何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一连串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思考。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大明确指出了未来5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大部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一环。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大部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从国内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丰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客观上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换其“全能型”、“管制型”角色。因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只有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大部制正是适应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纵观我国政府的历次机构改革，都未在操作层面上尝试过大部制实践，自然没有现成的路子可循。因此，如何确保大部制改革的成功及其高效运转，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难点。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部制做法倒是值得我们借鉴。在西方世界，英国是最早开始尝试大部制改革的国家。英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将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先后进行合并、重组。在60年代其先后组建合并了三个主要的大部（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及国防部）；70年代，贸易工业部和环境事务部这两个大部又应运而生。后来由于职能演化及能源危机，能源部从贸易工业部脱离。几年后，国家因面临公共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困境，贸易工业部、环境事务部不得不被拆分。而到了1983年，英国政府又把贸易部和工业部重新整合在一起。美国出于国防安全考虑，9.11事件后成立了特大型的国土安全部，该部包括了12个机构和17万名工作人员。而瑞典当局则集劳工保护、贸易运输、工业发展规划等多项职责集贸易工业部于一身。由此看来，大部制改革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全世界公共管理领域不断推进的制度式变革。此外，推行大部制改革也是克服行政组织机构弊端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理论界熟知的理性官僚制是各国行政机关所秉持的重要理念。而如何克服官僚制设计层面的固有缺陷，则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彼得斯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的官僚政府。”帕金森定律揭示，行政职能部门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倾向，不断的增长机构和人员是它的生存本能。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官僚制行政部门膨胀动机遵循这样的公式，即“部门自身规模越大=预算越多=权力越大”。他们指出，政府官员的眼里，追求的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其中包括选票、薪金、所在机构的规模、荣誉、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等。近年来各国接连曝光的某些贪腐大案，就是官僚体制下权力寻租、滥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大部制。我们知道，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系统的发展取决于各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匹配。系统论的方法要求我们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着重从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从而达到功能优化。政府机构本身也是一个自组织、自适应的有机系统,只有保证政府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和匹配,才能发挥政府自身的自组织、自适应功能,进而实现系统的协同效应。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政府承载着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唯有确保其系统内部行政理念、人员配置、制度安排等诸要素的协调匹配,才能全面提升政府的履职能力。因此，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只有优化人员配置、合理界定功能，完善制度设计，才能合理地集中和整合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此举不仅是改进政府治理的需要，也是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必然。回顾历次机构改革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层面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在大部制推进的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必须对政府机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和调整，并充分吸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将政府机构改革置于社会大背景下统筹考虑、稳步推进，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公共治理效益的最大化而，日臻成熟的大部制改革，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理想选择。二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整体谋划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方略，确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公平正义和科学高效，是体制改革的主题。因此，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大部制的总体方案，找准关键环节，完善各项机制、加强机构立法，为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奠定坚实的基础。(一)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大部制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全面、综合、科学地规划当期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部制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所谓总体方案，既是时间概念，又是空间概念，既是领域概念，又是层级概念，应该把总体方案理解为着眼于从表层到深层，从职能到体制，从当前到未来，经过多年和多方面的努力，逐步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来讲，就是要合理界定大部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构建政府诚信体系、完善政府服务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划分职能结构。只有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大部制改革的蓝图，才能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找准重点、突破难点，有的放矢地推进大部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目的。只有依托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当前，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诸多漏洞。这就需要理论界和管理层深入基层，了解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全方位、多角度地收集整理资料，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全面把握当前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为研究大部制改革提供实证素材。大部制改革的难点，是利益机制的调整。不可否认，我国存在着利益分割、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格局。在中央层面，各部委的三定方案是部门履职的依据，固有的“权力观”已深入其观念之中。如果在政府履职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部门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则必将影响行政效能，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将利益机制分析工具引入行政管理体制研究，在取缔部门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中央和地方的和谐的政府利益机制，包括充分调动利益动力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救济机制。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问题。长期存在的部门权责不清和多头管理问题，已经造成了国家经济社会战略管理的困难，导致宏观调控的效果滞后与失灵，影响了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致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等等问题。只有按照科学合理的职能配置原则，才能构建科学、公正、高效的政府体制。(三)完善机制、加强立法，推动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根据已经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机构职能，合理划分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公共服机制，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确定部门工作内容；深化公共财政预算改革，调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支出行为，加强预算监控机制，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服务体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强化对公务员的岗位培训，提高公务员素质，提升公务员的履职能力。历次机构改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忽视组织法的作用，最终致使机构改革功亏一篑。因此，机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当前，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抓紧制定《行政组织基本法》。使行政主体制度、行政组织形态、行政组织程序、违法责任追究等基本问题法规化，保证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三大部制制改革是一项涉及部门多、利益均衡难的复杂工程，需要做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有急躁冒进的心态，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凸显，各种利益的较量激烈，所以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低估。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下问题：(一)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有效运作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种改革思路意味着要重构政府内部的权力架构和运转机制。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按照宪法规定，政府受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习惯性的做法是履行执行职能，大部分政府机构在决策、监督方面没有经验可循，这也是推行大部制改革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如何在推行大部制的过程中，划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权力的边界如何划分？机构如何设置？众多的问题也是困扰理论界和决策当局的疑团。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未尝试过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所以推进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可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把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成制定政策、专司决策的机构，把直属机构定位为执行和服务机构，把办事和议事协调机关设定为监督机关；也可考虑在大部门的内部，细化机构功能，将部门的决策权集中在一个司局，成立政策法规司，将执行事务从部门内适当分离出来，设立专司执行的执行局，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决策与执行分开后，部长对相对独立的政策司和执行局的管理，要建立在设定绩效指标、确定预算规模、签订服务合同的基础之上，对他们的工作任务提出更高的预期目标。(二)克服大部制推进过程中的潜层次问题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归口管理的模式，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也适应了听指挥、分任务的“上下协调联动”的工作方法。国务院机构调整后，一些国家层级的部门将被撤并。地方的对口部门仍会在短时期内存在，旧体制下的地方部门可能会对上级新部门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思想深处会产生“犯上意识”。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机关要注重对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摒弃狭隘的老部门情结，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大部制改革后，各部长的管理权限将会增加，其全局驾驭能力也是对其本人能力的全新考验。在这种制度设计下，部门首长就必须提高掌控全局的能力，善于运用各种领导艺术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再次，要注意盲目合并机构带来的问题。尤其在地方层面，切忌定指标、求急求块，把没有成熟的部门捆绑在一起，搞“拉郎配”。因为，不顾实际，盲目合并，势必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结果，要么再次拆分、要么降低公共治理效能，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为更好地推进大部制改革，地方政府可先行试点，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三)继续深化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我国以往的机构改革往往是迫于形势压力，临时应对，“应急式”地提出改革方案，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最终导致改革的科学性、前瞻性不够。换言之，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我国政府改革的突出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大部制，应当着重对我国政府的历次改革进行理性反思，从价值选择的角度探讨政府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创新和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关系；要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适应全球化和世界性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发展趋势，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借鉴他人经验；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国内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以理论创新促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总之，大部制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客观看待，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不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其实证研究的价值，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 导 言 小城镇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在推动城乡一体化、推进城镇化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关系到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面，小城镇问题愈来愈受到广泛的关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2000]11号文）《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等要求，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发展县域经济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对我省小城镇现状和发展条件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规划纲要。 A 吉林省小城镇的建设发展现状 一、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城镇建设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根据全省的地貌、气候和资源等条件，可以把我省划分为东、中、西三个自然、经济地带。 东部地区小城镇约占全省总数的31%左右，这一地带的小城镇中工矿镇占较大的比重，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规模一般较大；中部地区约占全省总数的54%左右，城镇密度明显高于东西两地带。这一地带的小城镇多为农业服务型和农副产品集散型的，城镇非农业人口一般较少；西部地区小城镇约占全省总数的15%左右。这一地带的小城镇职能，总体上与中部地带的情况接近，但城镇规模一般相对更小，城镇发展水平明显落后。 （二）小城镇的综合经济职能不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 自1979年以来，吉林省小城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基于种种原因，城镇的综合经济职能不强。 吉林省的小城镇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依靠森林或矿产资源发展的工矿镇；二是围绕农业发展的农业服务型小城镇；三是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的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四是受大城市强烈影响的小城镇。 工矿型小城镇，一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开发某种资源， 在原有工矿点或资源赋存地由国家投资扩建或新建的林业、矿业和矿产加工地。如松江河、泉阳、露水河、大石头、红梅、大栗子、红旗岭、夹皮沟、天宝山等。少量小城镇是围绕较为精细加工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如石岘、开山屯、新站等。这些工矿镇（特别是以采掘和粗加工产品生产为主的小城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部门单一，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企业负担过重，难以顺利适应市场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受旧体制旧政策的影响，观念落后，再加资源萎缩、市场竞争力较弱等因素的作用，城镇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滞缓。 农业服务型小城镇，多是为满足组织农业生产、调配农用物资、管理相应的行政事务等要求在基层政府驻地发展起来的。这类城镇一般仅具有一些主要服务于本行政区域的小手工业和集市贸易以及金融、邮电等机构，如巴吉垒、八屋、大岭、万宝等。这些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而服务范围小，受资源、资金等限制，经济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城镇规模较小，有相当一部分仅具有农村集镇的功能。 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多是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类小城镇由于商品流通快、信息灵活，发展比较迅速。如烟筒山、山城、朝阳川、郭家店、太平川等。还有少量的此类城镇是由于政策措施得当而发展起来的，如万良、五棵树等。从总体上看，这类城镇是我省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小城镇。 大城市影响型小城镇，主要是指邻近大城市，受大城市技术、资金和市场的作用，近年来机遇把握得比较好，又有适当的交通条件，发展比较迅速的城镇，如合隆、卡伦、兴隆山、米沙子、大屯、玉潭、孤店子等。这类小城镇商品经济活跃，有一定专业化分工。 前两类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面临的问题较多。后两类小城镇虽然数量少，但活力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城镇职能几乎完全由本地非农业人口（户籍）实现 由于我省小城镇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比较弱，体现城镇职能部门的职工几乎完全是本地非农业人口，这同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小城镇的状况有很大差异。从我省的情况看，本地籍非农业人口不足0.2万人的建制镇，绝大多数还不应算作小城镇。 （四）发展条件的特殊性 吉林省的小城镇发展同我国沿海一些省份相比，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 在时间上，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起步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不仅占有先行及少竞争力的优势，而且有国家政策相对宽松的优势。由于时间的落后，我省小城镇的起步发展，失去了这两方面的优势。 在空间上，吉林省地处内陆，除少部分边境地区外，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发展来料加工型产业的优势。但吉林省处于亚洲玉米种植带，土壤、气候等有利于温带作物的生长，并且具有多种动物繁育的良好条件，因而适合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龙形经济。此外，吉林省居东北区中部，交通地位比较重要，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有利于各种货物的流通。再则，吉林省与俄罗斯和朝鲜接壤，有较多的口岸。这些空间环境的特殊性，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于吉林省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按吉林省小城镇发展的时空条件和建设情况，总体上应采取选择一些条件优越的小城镇集中发展的战略，特别是以农副产品生产为背景的小城镇更应如此。因为，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求有技术、原料和市场三重保证，这对于小规模经营来讲，难以抵御各种风险，而必须规模经营，龙形产业的龙头需选在条件优越的小城镇较大规模建设，才有利于经济的稳步和持续发展。另外，农业产业化形成大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些企业多属排放大量污物的部门，这类工业集中建设有利于污染物的统一净化处理。 二、小城镇在省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 我省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人口总量对比，?quot;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一方面是长、吉两个特大城市双星璀灿，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繁星似锦。目前，吉林省城镇体系整体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总数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21.35%，低于长、吉两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27.9%的比例，而高于中间三个级别城市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在城镇非农业人口按城镇规模的分布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吉林省小城镇的职能单一性很强，为数较多的农业服务型城镇，一般只具有地方意义，在全省城镇体系中作为城乡联系的纽带，主要起基层管理的作用；工矿型、农副产品集散型和大城市影响型城镇，虽然具有一定的区域意义，但经济总体规模较小。小城镇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省总量的20%（含200万非农业人口和900余万农业人口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地位很低。小城镇为其他层次城市提供的产品，大部分是最初级的（属于第一产业的）产品，没有形成合理的产品加工与供给关系。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问题 1、小城镇建设水平较低，投资环境不良 全省目前还有127个小城镇没有用上自来水，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为65.37%，比全国平均值约低16个百分点；有高级、次高级路面2271万平方米，人均7.1m2，比全国平均值约低0.3 m2，有排水管道总长度184.1万米，人均占有长度0.58米，比全国平均值约低0.2米；小城镇共有住房面积4864.84万m2，人均住房面积15.4 m2，人均居住面积9.23 m2，比全国平均值约低4m2；住房砖瓦化率为80.6%，比全国平均值低15个百分点。由于我省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我省小城镇人均各项建设投资268元，同期全国平均为679元），致使小城镇建设水平的差距还在扩大。 全省小城镇镇区建设用地共为633.88k m2，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建设用地为200.65 m2，远高于全国人均126.53 m2的水平，按实际居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建设用地同全国平均值的差别更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省小城镇建筑层数低，建筑密度小，土地开发程度不高造成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过高与人均建设物化资产量的相对较低形成巨大的反差，更反映了我省小城镇建设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 这种低水平的小城镇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益，导致招商引资的吸引能力较弱。投资环境的不良除了建设水平的因素外，还有思想观念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2、小城镇建设基本属于自然发展状态，职能分工模糊，中心镇功能作用不明显 吉林省的小城镇，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来随乡改镇在基层政府机关驻地形成的"城镇型"居民点，改镇之前大部分仅具有集镇功能。为了使其实现城镇功能，多数小城镇在基本上没有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利用本行政区域内的资源，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市场，组织上马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属于二、三产业的工商企业。由于缺少科学的区域性规划和高层次计划指导，形成了镇镇雷同的产业构成，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个体工商业也加入了这种百镇一面的产业竞争之中。这种无序的竞争，严重地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和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造成一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其区域地位和功能，这种状况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导致不能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3、多数工矿型小城镇经济发展滞缓，功能相对萎缩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一些依赖地方资源开发建厂建矿发展起来的工矿型小城镇（许多这类城镇是一厂一镇或一矿一镇），由于企业技术落后，产品初级单一，抵御风险能力差，竞争力不强而面临困境。特别是以采掘业为主的小城镇，资源的柘竭更加剧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造成城镇经济总量缩减，企业下岗职工充斥商饮服务业，市场呈低效益的"繁荣"，城镇功能相对萎缩，个别一些这类城镇出现人口下降的状况。这类小城镇有泉阳、湾沟、桦树、天宝山、福洞等。 （二）制约我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原因 导致我省小城镇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有七种因素：即区位因素、观念因素、技术与人材因素、资金投入因素、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因素、计划经济惯性作用因素和小城镇规划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因素。下面重点说明后面三种因素的影响。 我省行政区划共有乡镇856个，平均每个乡镇人口约为0.2万人，比山东、江苏（两省平均都约4万）等省份的乡镇人口规模小得多（这两省正在调整乡镇区划，目标是平均每乡镇6万人口左右）。乡镇人口规模过小，难以形成具有一定质量的小城镇。另外，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往往造成建设项目的不合理选址，进而导致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不合理。 计划经济时期，我省在资源赋存地建设了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围绕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些工矿型小城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仅这些企业机制反映了强烈的不适应性，人们的观念也反映了很强的不适应性，这种惯性作用严重地制约小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的建设发展。除了机制和观念的不适应，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增加了企业负担；又由于长期的高积累低分配政策，企业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背负着大量离退休职工和职工冗员过多的重担，这些状况也同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关，并且都严重地影响这些小城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为了有利于小城镇的发展，国家特别重视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工作，我省各有关部门也相应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小城镇规划的编制相对滞后，难以很好地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到99年底，我省累积编制完成城镇总体规划（包括建设规划）的小城镇共有368个，占全部小城镇的85.58%，而这些已完成的小城镇规划中，已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编。在编制时间不长的规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完成任务而编制的，因其投入很低，成果的合理性和实用性相对较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编制设市城市和县城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应当包括市、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目前，我省城市（含县城）总体规划已经完成了90%以上，这些规划成果对于指导小城镇的规划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多数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内容做得比较粗浅，还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一定区域内小城镇布局的科学合理。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分别从区域和城镇自身的角度，确定城镇的区域地位、职能、规模和具体的建设布局与设施标准，其规划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是小城镇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B 吉林省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我省小城镇发展现状，全省小城镇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精神，紧紧围绕促进全省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坚持小城镇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相结合，与生态省建设相结合；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重点培育、强优劣汰、量力而行、、有序推进、以点带面、快速发展的方针，使我省小城镇真正成为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重点建设"十五"期间可提升为小城市的重点镇，积极培育作为远景发展为小城市的区域中心镇，加速发展大中城市周围的卫星镇，合理建设各类区域中心镇。 二、基本原则 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和最佳，"十五"期间，小城镇建设主要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一）择优发展原则 即选择条件比较优越的小城镇，优先建设发展。 （二）集聚发展原则 改变小城镇建设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偏向，引导人口和物质要素向中心镇、重点镇集中，以提高投资的产出比。 （三）生态优先原则 优先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业和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城镇。 （四）分类调控原则 针对不同类型城镇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采取不同的发展控制措施和对策。 （五）配套建设原则 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为创造最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进行各种设施的合理配套建设。 三、发展战略设想和目标 （一）发展战略设想 二十一世纪将是我国小城镇大发展的世纪。按照系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采用"点、轴"区域系统开发理论，我省小城镇建设战略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重点建设小城镇的"点"。针对我省实际情况，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具有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和规模优势的中心城镇，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以指导和倾斜。 第二步，重点发展小城镇的"线"，进一步完善"点"，适当考虑"面"。在区域中心镇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与省域城镇体系布局规划相对应，按照三级发展轴线，采取轴线延伸，逐步渐进的发展形式，重点发展轴线上的小城镇。 第三步，在"点""线"上小城镇逐渐建立完善的情况下，以发展"面"为主。最终形成我省小城镇在地域空间上的科学合理布局，形成我省经济发达、规模适当、类型多样的，小城镇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良性循环的小城镇体系。 到本世纪中叶，力争把我省多数小城镇建设成为具有二十一世纪特点的，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风光、典雅古朴的城镇景观、宁静舒适的居住条件、对广大农民和大中城市居民有巨大吸引力的跨世纪新兴小城镇。 （二）总体发展目标 吉林省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应与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载体，在推进我省城镇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1、优先发展具有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区域中心镇及重点镇和卫星镇 在我省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中，少量处于接近县城（或县级市）地位的小城镇和个别条件特别优越的小城镇，应加大力度促进发展，强化其在省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这类城镇将从小城镇中分离出去，在省域城镇体系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发展成为县城或小城市。 选择100个左右小城镇作为县（市）域中心镇，"十五"期间重点发展五十个，另外五十个在"十五"以后纳入重点建设的行列。对于基础比较差又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城镇之间距离近的一些小城镇，应调整归并到其他小城镇。其余小城镇作为一般发展对象，通过政策引导和积极的措施推进，使其发挥应有的城镇功能。 2、人口与建设用地发展总量 非农业人口规模过小的小城镇，难以发挥城镇应有的功能。根据吉林省的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宜低于10,000人。到2005年，小城镇城区人口总量控制在500万，百强镇城区人口应达到20，000人以上。 根据城镇职能的不同，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镇区，下同）标准亦有所差别。综合性较强的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宜取120-130 m2，工矿型小城镇宜取100-120m2，农副产品集散型小城镇宜取110-130 m2。由于小城镇现状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达200m2，调整降低人均指标需要有个过程，根据需要与可能，确定到2005年，人均建设用地150-160m2，小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约为600平方公里（含城区农业户籍人口用地，下同）。通过逐步调整，到2015年，按前面的标准，建设用地总量在600-700平方公里之间。 3、小城镇建设水平 到2005年，小城镇人均面积达到18平方米左右，小城镇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公用设施要基本齐全、配套，逐步建成一批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环境比较优美的居住小区。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人均生活用水量为120升/日，排水管道服务面积达到25%。到2015年，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80升，排水管道服务面积达到60%。 到2005年，全省小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5平方米，2015年达到7 m2，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2005年达到95%，到2015年达到100%；2005年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15%，2015年达到40%；生活垃圾清运率2005年达到90%，2015年达到95%以上，处理率2005年达到70%以上，2015年达到85%以上。 C 重点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这里采用城镇发展潜力作为选择我省重点建设小城镇的依据。评价小城镇发展潜力共用A、B两组16项指标。A组指标主要用以测评城镇发展的内在潜力，即城镇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集聚规模和结构特征对城镇发展的内在影响力，包括城镇人口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商业销售额、居住适宜程度、城镇基础设施水平、财政收入、城建投资规模、科教文卫水平、产业发展后劲等十项指标；B组指标主要用于测评城镇发展的外在潜力，即区域条件给城镇发展提供可能的外在影响力，包括腹地范围的大小、腹地人口密度、影响范围的农民人均收入与竞争城镇的距离等六项指标。综合考虑这些指标的原因是：作为城镇化原动力的工业化已不再是城镇化的唯一动力，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镇发展机制呈现动力多元化、资本多元化的倾向。过去，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计划投资于第二产业，而现在，城镇发展更多取决于非政府资本的投入。因此，地方经济基础状况、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吸纳量决定着城镇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根据上述综合指标，确定以下的小城镇为发展的重点镇： 兴隆山、合心、大屯、五棵树、大坡、弓棚、卡伦、米沙子、合隆、玉潭、左家、春光、红石、平安（舒兰）、烟筒山、乌拉街、岔路河、天岗、山门、范家屯、怀德、杨大城、石岭、双山、横道河、渭津、寿山、山城、海龙、辉南、抚民、孤山子、六道江、板石、万良、松江河、石人、马鹿沟、太平川、巨宝山、长山、蔡家沟、平安（白城市）、安广、万宝、四方坨子、石岘、官地、朝阳川、二道白河、鹿乡、上河湾、达家沟、哈拉海、优龙泉、夹皮沟、白山、红旗岭、江密峰、新站、白石山、郭家店、二密、红梅、三源浦、仙人桥、松树、五家站、瞻榆、大石头、黄泥河、老头沟、开山屯、松江、天桥岭、大兴沟、百草沟、头道、南坪、英安、敬信、放牛沟、孤店子、五里河、孤家子、营城子、鸭园、花甸、果松、王府站、大布苏、陶赖昭 第四章 实施规划的政策与措施 一、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适应小城镇快速发展的现代管理机制 （一）按有利于小城镇建设管理的原则，理顺条块关系，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使政府由直接干预经济项目建设，转变为指导、调控和服务经济建设。要重点理顺工商、税务等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镇级财政，强化政府的城镇建设与管理职能。 （二）小城镇建设要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小城镇的建设给予积极的支持，清除障碍，适时适度地调整、充实必要的政策法规，加强指导和监督，引导和推动小城镇的合理建设。要实行任职目标责任制，层层抓好目标落实，确保小城镇建设大目标的实施。 （三）适当调整乡镇行政区划，扩展小城镇生存发展的空间。通过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改变目前小城镇资源少、规模小、市场小的状况，促进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加速小城镇质量的提高。 （四）建立适合研究与评价小城镇管理的统计指标体系。在明确小城镇概念的前提下，单独设立以小城镇为对象的社会经济指标统计系统，具体采用的统计指标应根据研究和评价管理的需要确定，并纳入政府统计部门的正常统计工作。 二、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拓展投资融资渠道 （一）鼓励招商引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招商引资的奖励政策，积极争取外来资金投入小城镇的建设。全面放开小城镇建设的准入领域，营造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发展环境，建立适合新型合作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运行机制。重点围绕农业产业化和具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联办等形式进入 小城镇的信息服务、教育培训、体育文化、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鼓励参与小城镇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交通运输、卫生保健等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二）深化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和转让。鼓励房地产开发，推行经营性用地采取招标和拍卖方式供应，按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小城镇土地市场体系，发挥土地资产效益。 （三）构建小城镇市政和公用事业经营市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和经营，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相关使用、利用的收费价格，促进资金周转，加大建设投入，改善小城镇投资环境。 三、完善法律机制，规范建设行为 （一）制定出台《吉林省小城镇建设管理条例》。根据小城镇的城乡过渡性特点和吉林省特殊的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尽快出台《吉林省小城镇建设管理条例》，为解决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包括资金、技术队伍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诸种矛盾和问题提供帮助。 制定出台符合我省实际、科学合理的全省重点镇评定标准，采用城镇发展潜力的综合量化指标，作为确定重点发展小城镇的依据，对重点发展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合理的评定，并由省政府公布重点镇名单。采取年度检查、考核的办法，对重点发展小城镇进行动态管理，实行优胜劣汰。 （二）科学制定县（市）域城镇体系和小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编制我省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以便合理调整小城镇的布局，协调小城镇间职能分工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关系；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抓紧制定全省小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和调控全省小城镇逐步走上布局合理、功能明确、设施完善、协调发展的轨道；积极调整和修编小城镇规划，以提高小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指导小城镇建设，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和实行鼓励加快小城镇发展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一）调整完善有关小城镇建设的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强化对小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鼓励与限制作用。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小城镇和产业，分别制定相应的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特别要采取优先龙形经济发展的政策，用适当的政策导向促进小城镇建设由无序向有序、由粗放向集约的合理建设发展。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破除城镇化障碍，促进人口合理流动。通过户籍改革，改革现行的人口二元化管理制度，疏通人口城镇化渠道。一方面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更好地发挥劳动力的资源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更大的增长。 （三）实行对区域中心镇、重点镇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建设中心镇和经济强镇。选择具有一定优势的小城镇，给予较优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做大做强中心镇和经济强镇。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实行重点镇、试点镇的动态管理。 五、推进文明社区、文明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小城镇文化，运用多种形式，加大精神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丰富小城镇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小城镇。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二）、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政府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三）、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及原因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政府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政府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三是政府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措施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二，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第三，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第四，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第五，加强政风建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大力加强政风建设，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监督。要推行公共服务承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价机制，实施连续性的政府信用民意调查，将诚信记录作为公务员考核、任免的依据。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改进会风、文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力推进勤政廉政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大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和行风建设力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等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着强大的竞争，政府如果不调整好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将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明确认识到政府是社会管理机构，而政党是社会组织，二者之间应有明确的界限，政府与政党必须分开，明确其各自的职能。政党在国家的作用就应主要体现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等，为国家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方向，而政府主要应依法行政，做好行政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转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企业的生产、销量、效益等各方面都进行统一的计划安排，企业自主权少。这样导致了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部门特别臃肿，管理队伍特别庞大，同时企业的效益也不高。实践证明，政企不分是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转变我国政府职能关系中，理顺政企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过去政府包揽了经济活动的许多事情，直接插手企业的具体事务，而今，市场经济中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政企分开，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就是空谈。其主要原则是权力下放，政企分开。而将政企分开的主要途径就是：一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要求政府将生产经营权交还给企业，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把政府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分开，理顺产权关系。政府通过宏观管理调控政策，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调控社会经济活动。而企业自主生产，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三是把国家的管理经济的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职能分开。政府对企业进行授权经营，分工监督，同时也要运用法律手段和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 （3）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出于强势的中心地位，政府通过计划对市场进行直接的指挥和控制，过分的政府干预使经济失去了效率和活力，而市场对政府也产生了很大的依附性。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供大于求、供不应求、市场活力不够等。但是，同时，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能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行，因为，市场本身也是具有缺陷的，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而且完全的市场调节会造成很多行业的垄断，甚至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们应当充分的认识到，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经济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没有政府的干预，也不能没有市场的调节。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1]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其二者的关系应由以前的政府直接干预为主，转变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主体的作用，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而政府则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功能，在以市场起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对市场无法解决的事项进行宏观调控管理。但这绝不是政府取代或取消市场机制本身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实现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重要手段，使市场充分发挥其基础作用，整个社会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4）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统合的政治管制社会，社会的很多事务和工作都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直接面对社会直接从事大量的微观管理活动，而社会也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附性，这样就造成了政府机构冗繁、人员恶性膨胀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府产生于社会，政府的权力也来源于社会，而社会又反作用于政府，对政府形成一定的监督。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社会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监督和对抗政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将被打破，社会的管理职能将大大的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从管理范围、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上进行改变，将政府的部分权力过渡给社会，让社会自行管理，而政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中共在十七大上提出的恰好体现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时，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个思路对当前深化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大部制所体现的意思是“组织规模大，职能范围广”，也就可以概括为更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流传下来的，明显存在机构设置过细、政府对经济运行管理太过微观、具体的问题，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则应该以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为主，机构设置宜粗不宜细。这次国务院的大部制，通过重新整合一些部门，缩小部门的数量，将重点由行政管理转为公共服务，充分下放权力，能由社会组织管理的事务应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不应该包揽，同时强调各部门做好宏观调控，不必对事物管得过细，将部分权力下放给社会，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 因此，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要进行以下转变：一是从管理范围上，改变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在管理方式上，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为“强社会，弱政府”。三是在管理方法上，从传统的行政方法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法律方法为主。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还权于社会，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结构。 2.内部关系的转变 （1）从纵向来看，理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 在我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一直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体制下，权力过度的集中在中央、上级政府，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式的职能结构体系，地方政府和下级政府拿到的仅有的少许权力很多时候都是临时性的、不稳固的、缺乏法律的保证，其积极性难以发挥。而中央政府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既管行业又管企业，职能混乱且没有中间环节进行调节，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局面。因此，为了确保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发展，必须对我国中央与上级和地方与下级政府的相互关系做出合理的调整，明确界定二者的权力界限。中央政府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对整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而地方政府除了代表国家利益外，还代表着地方的利益。因此，在调整二者的关系上就必须在合力划分事权、财权的基础上做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权，从 事权的划分来看，中央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主要是国防外交、国际援助及国内的公益事业如：教育、科研、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同时也要用经济手段调整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合产业结构。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社会公益事业，负责地方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协调本地区内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大宗收入的税种一般都由中央统管，而地方税种主要是收入弹性较小的销售税和财产税。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关系上，应通过中央财政集中大部分收入，并对地方财政采取税收返还和补贴来实现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关系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对属于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将中央、上级过于集中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上，并且中央要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减少部门直接插手干预的现象，做到“权、责、利”相一致，让地方可以发挥其积极性，因地制宜、发挥最大效能。同时地方也要维护中央和上级做出的决策，防止地方割据，在发挥好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又保证地方的利益。只有协调好中央、上级与地方、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最大力度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功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 （2）从横向来看，理顺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同级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机构臃肿，政府职能交叉，行政指令紊乱，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工作的开展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政府各部门及各同级政府进行职能理解和职能分析，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分析，才能明确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权限，进行正确的分工，建立起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同级各地方政府根据其本身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实施职能，同时也要求各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按照其管理权限进行管理。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能否抓住机遇，都要靠政府的正确决策。因此，政府必须要提高应对能力，加强对外经济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强化监督和监管体系，减少各部门对经济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干预。同时，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管理也不能出现权力的空缺，要充分发挥好私有企业和非政府性组织等社会团体在中间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外环境都已稳定，已经不需要政府再处于主体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理，也不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控制。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形势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将权力还给人民，给与人民和企业更多的自由。 （一）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所谓的“管制型政府”，主要是指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强调一切从管制出发，强调的是一种管理、管制，强调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的以管制为主的政府运行模式。而“服务型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要求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它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我国经济要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政府把原有的以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为主的管制职能转到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是我国在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出的新的发展观。这样一种发展观很明确的提出了政府的职能趋向是应该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同时也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质量的提高，更要求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将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1] （二）实现“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的转变 在建国初期，我国模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在当时刚建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分工合作不明显，经济或社会组织无法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必须靠强有力的政府强权才能保证经济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发展。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扮演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角色，对社会所有的事务都进行直接的管理，其自身的权力是无限的，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实行后，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市场可以自主管理、自主调节、自主发展和自我完善，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变化合理的进行生产，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各企业也可以自主经营，根据自由竞争原则优胜劣汰，这要求政府放权，让市场起主导作用。如果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即无限政府的状况得不到改变，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会停滞不前。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就应该是起一种指导性的作用，而不是无限的管理。同时政府也应该将部分必要的权力下放给下级政府、企业、其他社会团体，只有政府真正的达到了有限管理，才可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 （三）实现“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单一的公共事务治理主体，政府往往采用直接的、微观的方式来对社会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主要运用的就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手段来进行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人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政府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而不再是行政管理。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指的就是对于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公共资源的开发等工作，可以不再由政府直接指挥和控制，而改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进行运作。同样，对于公共服务的管理，也可以交由其他社会团体或中间组织来管理，而政府只是起一种指导性作用。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就必须公开、公正的进行，实现民主化，接受群众的监督。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动力，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1] （四）实现“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的转变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要求政府对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都实现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各级政府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不高，而且层层部门相叠，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资源、信息的不断增加和流动，不可能再保持以前那种“事无巨细，统统上报”的状态，那样只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新形势下，政府必须建立分类、分级管理的政府体系，必须放权、分权，不能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所谓的分类管理就是指按照某一事项的性质来进行分类，由其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分级管理指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对隶属于其职能范围内的事务的管理。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职能交叉、重复管理的现象，实现真正合理而有效的管理。 结 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日趋于完善，但我国现行的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机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都还保留了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框架，并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 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指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定位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使政府职能转变到位，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