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屈原的人格美论文答辩自述

一个人自刎在汩罗江畔，不和世俗同流合污

评价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他在效忠祖国、抵御强敌方面是和楚国人民一致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留下的大批诗歌，却给楚国人民报仇雪耻、恢复祖国的决心以极大的鼓舞。对后来推翻暴秦，复兴楚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淡化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反而更扩大了屈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于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将永远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自己觉得对就是了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宁可葬身鱼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受世俗之尘埃乎. 有大无谓的爱国情怀.

网上摘录，希望有用！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美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美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歌德谈话录》)《离骚》这首气贯长虹的诗作之所以打动人，就在于它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气势磅礴的人格美，一种执着追求和勇敢捍卫人类尊严的人格意识。但是，历史上对屈原的评价特别是对屈原的人格褒贬不一。刘安称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则认为“过矣”。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李白则说：“屈平辞赋悬日月”。孟郊说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王国维则说：“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历史证明屈原是伟大的，对其人格不公正的评述，是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笔者拟从《离骚》入手，谈谈屈原光辉的人格。 1�通过对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表现出屈原的人格美。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诗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遭到楚国一伙奸佞的阻挠，连楚怀王也疏远了他。但是，诗人的决心从未动摇。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是其人格美的核心。信念是人格的支柱，只有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审美价值。美国思想家埃里希·费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信念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分布于整个人格中的性格特征。”屈原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政治家的头脑决定了他要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2�通过对邪恶势力的斗争表现出屈原的人格美。 当时楚国黑暗腐败，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政治道路罩上了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断绝了屈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路。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偏远的地区。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八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而是用诗歌向奸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在《离骚》中这样勾画他们：“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面对众恶，诗人勇敢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列举历史上的昏君，并指出其可悲的下场：“(浇)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固乱流其鲜终兮”，以此警告统治者。诗人还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扬，表明了诗人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奸党斗争的决心。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中国孔子主张“诗可以怨”。富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屈原则响亮提出“发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对屈原的文学观进行了阐释。他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直接来自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重压，是“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朱熹《楚辞集注》)。屈原曾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嫉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诗人上指苍天，下瞰大地，纵横驰骋。咏香草鲜花以颂君子，斥恶草臭叶以责小人。他还把矛头直指楚王。卖国贼、专权者、嫉妒者、诽谤者，统统成了他笔下鞭挞的对象。 人格美，一方面表现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上。勇敢地与恶势力斗争，就是对人格的捍卫；反之，也就谈不到人格美。屈原以杰出的作品向黑暗势力展开斗争，而且是如此英勇顽强，其人格美如日月，光明天下。 3�通过对基于内在美的仪表美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屈原非常注重仪表修饰，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从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屈原把奸党小人的审美观与自己的审美观作了对比。奸党小人也追求仪表美，他们“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锃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可见，奸党小人是以丑为美的。屈原的审美标准与奸党的审美标准是方枘圆凿。审美观的不同，体现了人格的不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光照千秋，万代景仰；奸党小人一时横行天下，却永遭后人唾弃。这就是人民的审判。 还应指出，屈原的内在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含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勤奋好学，刚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质。这种内在美是诗人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对内在美的培养。屈原认为，内在美是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仅有外在美而无内在美，只能是“羌无实而容长”。他在评价宓妃时说：“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人格美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4�从诗中表现出的清高思想看屈原的人格美。 清高本属内在美的范畴，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专列一节加以论述。 “清高”一词，本义是清洁高尚，不慕荣利。此词最早出自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屈原)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后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可见，“清高”最早是用来评价屈原人格的，后专用来赞扬那些志趣高尚的伟人，是一个褒义词。 屈原的清高思想在《离骚》中表现得很突出。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二、对荣华富贵的蔑视；三、对世俗观念的鄙弃。 屈原清高思想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屈原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泯灭个性的社会，谁要想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必须放弃高尚的人格。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想在坚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他宁死也不愿意把自己从高尚降为卑污，结果只能是“抱香而死”。因此，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产生清高思想的土壤。屈原的“独醒”、“独清”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险恶污浊。屈原的清高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清高成为封建社会中反抗邪恶的武器，维护人格的盾牌，虽然它会导致消极。 要说明的是，屈原的清高与庄子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清代钱澄之把屈、庄相提并论，说“庄屈无二道”(《庄屈合诂·唐序》)，实是一大误解。屈原的清高思想是建立在坚持正义、爱国爱民的基础之上的，既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又包含着与恶势力进行抗争的精神，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他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然遭受坎坷历尽蹭蹬，却对人生表现出极大的热爱。庄子则主张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生活，其人生态度是消极遁世的。二者相比，不是泾渭分明了吗?至于后世一些人，借清高之名，或独善以明哲保身，或隐逸以沽名钓誉，或啸吟以孤芳自赏，像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讽刺的那种“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假清高之士，只能令人作呕，其人格与屈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5�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在写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均见游国恩《〈离骚〉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当时的楚国，君昏臣奸，政治黑暗。屈原遭嫉受压，只能通过香草来表达自己美好的追求。诗人种植了大片的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目的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数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群体意识。“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歌德谈话录》)可悲的是，这些经过诗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经不住淫风恶雨的侵袭而竞相变节变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是，诗人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立志不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离骚》中多处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均见《〈离骚〉纂义》)我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6�屈原的死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在《离骚》中，也能找出许多诗句说明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楚国，摆在屈原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同流合污；二是远走他国；三是以死报国。第一条路屈原是绝对不走的。第二条路是可行的。司马迁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他反复考虑过，别人也劝他走这条路。但是，强烈的爱国之情终于使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离骚》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以死报国的决心。屈原的死，主要是因为“美政”不能得以实现，楚国毫无希望。秦兵入侵，都城失陷，则加快了屈原的自戕。 自汉代至今，对屈原之死评价不一。贬之者有之：班固指责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离骚序》)。刘勰认为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是“狷狭之志也”(《文心雕龙·辨骚》)。清代的唐甄说：“为屈子计，当怀王入秦时，以死争之不得，则从王行，如蔺相如以颈血溅秦王。事若不济，死得所矣。不然，弃其家室，从渔父于沧浪，孰得而非之?乃呜咽悲泣，自捐其躯，吾嫌其近于妇人也。”(见《屈原研究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但褒之者更多。苏轼说：“(屈原)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他又说：“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屈原庙赋》)洪兴祖说：“余尝折衷而论之曰，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他进一步指出：“楚无人焉?原去国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 贬之者主要是认为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行为不守“中庸之道”；而褒之者实际上也未能切中肯綮。到了现代，人们的评价才逐渐深入、公允。闻一多先生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郭沫若同志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自己造成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还有的同志说，屈原的死，是“他不忍见自己的祖国被秦所灭，不忍见自己家乡的父老遭亡国之难。”(均见《屈原研究论文集》)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又是对黑暗政治最强烈的控诉、最有力的抨击!表面看来他是自杀，实际是奸党小人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必须看到，屈原身为贵族，有着阶级的局限性。他可悲之处在于把强烈的治国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他既不能得志于上层统治者，也不能接触百姓，便产生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最后，沉江而死。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屈原没去做什么，而是应肯定他做了什么。他始终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并以死来捍卫，足以说明他的伟大。 附带谈谈屈原的人格意识。统览屈原全部作品，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屈原不断地、反复地强调人应该具备美好的品格，应该有所追求。这表现出诗人具有“人本位”的进步思想。诗人衡量人价值大小的标尺，是人格的伟大与否。这是相当强烈的人格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人性觉醒的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橘颂》是屈原人格意识最鲜明的体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借树以言志，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品质的赞歌。人格意识在人类发展史上弥足宝贵，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