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体验是郑律成音乐创作的源头,音乐论文是音乐创作的主体是作曲家,作曲家的创作过程往往是把自身的生活体验转化为大脑中创作灵感,再使用各种作曲技术手段,最后升华为具有鲜明形象的音乐作品,从而来诠释自己的对生活的理解、感知和表达等等。查看更多提供内容分享点赞踩举报作曲 - 百度百科作曲家是指能够创作一定音乐作品,有一定程度和深度的作曲能力、作曲功底、作曲技术、作曲理论的音乐家。其个人有很高的
可参考这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完毕~!
2005年,中国驻韩文化参赞、驻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朱英杰说:“郑律成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给亚洲带来希望的音乐家,也是用音乐提倡和平的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2007年,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郑律成是我们团的作曲家,他创作了中朝两个国家的军歌,反映了中、朝、韩3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被3个国家的人民所纪念,这在作曲家中是举世无双的。”2009年,中国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在《作曲家郑律成》序言中写道:“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09年,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曲家,音乐家。声乐曲的创作主体是演唱者音乐创作的主体是作曲家,作曲家的创作过程往往是把自身的生活体验转化为大脑中创作灵感,再使用各种作曲技术手段,最后升华为具有鲜明形象的音乐作品,从而来诠释自己的对生活的理解、感知和表达等等。
朝鲜族chaoxian zuKorean ethnic minority group人口为1923842人。民族概况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黑、吉、辽三省。其余则散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济南、西安、武汉等内地大中城市。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数居民使用朝鲜语和朝鲜文。杂居地区的朝鲜族通用汉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朝鲜族人口数为1923842。中国朝鲜族的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3省的朝鲜人。他们定居下来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有一部分中国朝鲜族的祖先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定居在东北境内。如辽宁省盖县朴家沟村姓朴的朝鲜族,在当地定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椎,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满等族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3.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对入境的朝鲜农民尚采取封禁政策。后来改行招民开垦政策.1881年在吉林设置荒务局,在南岗(珲春)、延吉、东沟等地设置招垦局,招募移民,凡应募移入者,均为中国臣民。1885年清政府将图们江北岸长约700里、宽约50里的地区划为朝鲜族农民专垦区,更便于朝鲜农民大批移入东北地区定居。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不堪忍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朝鲜人民和部分爱国人士,更是大批移入中国东北各地,到1918年已达36万多人。朝鲜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朝鲜聚居区以后,朝鲜族人民便开始了抗日活动,从自发的到有组织抗日活动层出不穷。1927年10月,在朝鲜地区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汉联合抗日游击队在各地建立起来。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族占绝大多数,第一、七军中朝鲜族战士也约占半数。1938年秋,有8名汉族、朝鲜族女游击队员在强大敌人面前,射完最后一颗子弹,砸碎武器,纵身跳入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光荣牺牲,谱写了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悲壮抗日诗篇。数以万计的朝鲜族战士在抗日战场上捐躯。在解放战争时期,仅延边参军的朝鲜族就达5万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批朝鲜族青壮年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邻国同胞并肩战斗,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社会经济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在长白山下,朝鲜族人民开拓了这块富饶的疆土。朝鲜族在东北边疆开发荒地初期,粮食缺乏,以野果、野菜充饥;住的是极简陋的茅草屋;用的是木犁,没有耕畜便靠人力垦拓。到1881年在延边地区先后垦拓的土地达5300多公顷。1884年在朝鲜族专垦地区开垦的土地已达12000多公顷。长期以来,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部分人从事林、副业。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吉林省通化县大甸子等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后相继在临江、怀仁、兴京、柳河、海龙等地和延边部分地区扩种。1906年朝鲜族农民在和龙县勇智乡大教洞开掘渠道,引水灌溉,使稻谷产量提高,从此延边地区的稻田面积逐年增加,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水稻产区。用此地水稻加工的米白而油性大,营养丰富,与京津的“小站稻”齐名于世。但少数持有特殊权势的满族、汉族“占山户”用各种手段强占农民用血汗开拓的大片土地,使农民变成自己的佃户或雇工。同时,在朝鲜族中也分化出极少数地主。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朝鲜族地区处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并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租佃关系有“活租”和“定租”两种。“活租”租率达50%。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超经济剥削。民国时,仅延边地区地方官府征收的税目就有30种以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朝鲜族地区先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6年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朝鲜族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2年9月3日成立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成立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杂居在各地的朝鲜族也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民族乡。为了充分利用朝鲜族聚居区的地上地下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延边州已拥有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纺织、橡胶、化肥、造纸、印刷、食品、陶瓷、制药等工矿企业,工业体系初具规模,成为我国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工业总产值逐年增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全面发展,延边是中国北方的水稻之乡,其品种优良,气候条件好,他们积极引进科学技术.使水稻连年增产。水果品种齐全,以闻名全国的苹果梨为大宗。烤烟产量也很可观,是我国的主要烤烟产区之一。人参、鹿茸也是该地区传统产品,久负盛名。延边自治州内有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县县通火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延边在对外开放方面得地势之利。珲春经济特区已经国务院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劲之势。文化艺术朝鲜族人民具有悠久而优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尤其是能歌善舞,节日或劳动之余,都喜欢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家庭中遇有喜事,便高歌欢舞,形成有趣的“家庭歌舞晚会”。伽椰琴弹唱、顶水舞、扇子舞、长鼓舞、农乐舞等都是受人喜爱的传统歌舞节目。朝鲜族舞蹈优美典雅,其舞姿或柔婉袅娜,如仙鹤展翅,如柳枝拂水;或刚劲跌岩,活泼潇洒,反映了明朗激昂与细腻委婉、含蓄深沉的民族性格。朝鲜族歌曲具有旋律流畅、婉转、明朗的特点。著名的歌曲有大合唱《长白之歌》、独唱《闺女之歌》等,著名的民歌有《桔梗谣》、《阿里朗》、《诺多尔江边》等,人人会唱。朝鲜族的体育活动也有特点。摔跤是他们的古老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踢足球更是男子普遍爱好的体育活动,从乡到村一般都有自己的足球队,一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即组织踢足球。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女子足球队。每逢节、假日,常举办以足球为中心的多种体育比赛。由于足球运动普及,延边已成为全国闻名的“足球之乡”。荡秋千和跳板是妇女最喜爱的娱乐和体育活动。朝鲜族人民特别重视教育,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兴办了不少学校。有“宁肯啃树皮,也要让儿女上学”的好传统。解放后,各地纷纷建立“家长会”、“董事会”等民间办学组织,自筹资金、材料,办起了几百所中小学。早在1949年在延吉就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综合大学——延边大学。后来陆续创办了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教育学校等高等院校和延边艺术学校等十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000多所中小学校。各级教育网已经形成。各类院校已造就出的一代代朝鲜族的高、中级知识分子,遍布中央、省和朝鲜族地区的各条战线。在延边地区还建立了各种成人教育学校。农业、林业、文、史、教育等各种科研团体,为延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朝鲜族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按照传统习惯,近亲、同宗、同姓不婚。“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普遍习俗。父子关系是一切人伦关系的基础。讲求父慈子孝,长子赡养父母。社会上老人受到尊重,人们非常鄙弃不孝不敬的人和行为。多数地区居民实行土葬,散居在城镇的则实行火葬。朝鲜族比较喜爱素白服装。妇女服装为短衣长裙,叫“则高利”和“契玛”。男子服装为短上衣,外加坎肩,裤腿宽大。外出时多穿斜襟以布带打结的长袍,现在改穿制服或西服。朝鲜族的主要食粮一般是大米、小米,京渍(即辣泡菜)是不可缺少的菜。喜爱吃打糕、冷面、大酱汤、辣椒和狗肉。现在不少人学习汉族烹饪技术。朝鲜族的村落,多位于山坡下的平地上。村内房屋的建筑面向东南、南和西南。有瓦房与草房,房墙外多刷白色。房内一般分寝室、客室、厨房和仓库等。室内有平炕,进屋脱鞋,席炕而坐。近年来家庭中的陈设日渐讲究。朝鲜族人民非常讲究礼节,注重卫生,尤忌随地吐痰。房子、餐具、衣被等都很整洁。朝鲜族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清明上坟添土,中秋除草,并进行祭祀,以示对故人的哀思。此外还有3个家庭节日,即:婴儿诞生一周年,“回甲节”(60大寿),“回婚节”(结婚60周年纪念日)。每逢后两个喜庆日,子女、亲友、邻居都向老人祝寿、祝福。朝鲜族信仰宗教的人较少。信教者有的信佛教,有的信基督教或天主教。佛教在朝鲜族中有悠久的历史,佛教的某些礼仪和习俗早已渗透于朝鲜族人民生活之中,成为民族风俗。但是,现在佛教在朝鲜族中影响不多。近年来,因为受到韩国的影响,在我国朝鲜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但朝鲜族没有全民性的统一宗教。朝鲜族文化风俗习惯朝鲜族的娱乐朝鲜族人民非常热爱体育运动。摔跤是他们古老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踢足球更是男子普遍爱好的体育活动。延边素有“足球之乡”的美称。荡秋千和跳板是朝鲜族妇女最喜爱的娱乐和体育活动。跳板:朝鲜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流行于吉林、黑龙江、辽宁朝鲜族聚居区。多在元宵、端午和中秋节举行。参加者多为女子,比赛进行时以2—4人为一组,分别站在一块长约5米的跷跷板两端,它有“抽线”和“表演”两种。“抽线”在跷跷板两端各置一团线,抽出线头系于比赛者的脚踝上,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比赛者弹跳时所抽出的线的长度、高度,来判定胜负。“表演”则有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两种,主要根据比赛者的跳动动作难度和姿势进行评分。荡秋千:也叫“打秋千”,是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尤其受到妇女们的喜爱,并经常进行该项目的比赛。比赛时评定优胜者有几种方法:一种是以秋千架前方高树上的树叶或花朵为目标,用脚碰着或咬掉树叶(花朵)者为胜;一种是在踏板底下挂一根长绳,测量秋千荡起的高度,高者为胜;还有一种是在秋千架前方竖两根树杆,杆上横拉一根系有铃铛的绳子,荡秋千者以碰铃次数多少决定胜负。摔跤:素有“摔跤之乡”之称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具有悠久的摔跤历史。每逢端午节或中秋节,四方摔跤手云集,争夺锦标,人们常选一头肥壮的黄牛作为奖品给优胜者。比赛时,双方穿上特制的服装,右腿上扎一束白色的带子,各自将左手套进对方的带里,右手抓住对方的腰带,裁判一声令下,双方同时立起,比高低,经过多局较量,获胜者牵着黄牛在锣鼓声中绕场一周。铁连极:朝鲜族武术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武术套路以器械为主,其中“铁连极”为著名器械。铁连极类似我国传统武术的大梢子。在一根齐肩高的棍端,有一圆环,环上套连着三根并列成放射状的短节,长度尺余,舞动起来双手握棍,风格勇猛,控制范围大,有砸、抡、扫、缠、盖、架、格等技法,配合多种身形,异常精彩。顶瓮竞走:朝鲜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流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常在劳动之余举行,参加者均为女子。比赛开始前,参加者先头顶一盛有10斤水的瓦瓮,站在出发线上,裁判员发令后,即快步疾走,每次赛程为一百米或二百米。走时,以瓦瓮不倒,水不溅出和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朝鲜族的服饰朝鲜族人比较喜欢素白色服装,以示清洁、干净、朴素、大方,故朝鲜族自古有“白衣民族”之称,自称“白衣同胞”。妇女穿短衣长裙,这也是朝鲜族妇女服装的一大特色。短衣朝鲜语叫:“则高利”,是一种斜领、无扣用带子打结、只遮盖到胸部的衣服;长裙,朝鲜语也叫做“契玛”,腰间有细褶,宽松飘逸。这种衣服大多用丝绸缝制而成,色彩鲜艳。朝鲜族男子一般穿素色短上衣,外加坎肩,下穿裤腿宽大的长裤,裤脚系上丝带。外出时多穿斜襟以布带打结的长袍,现在改穿制服或西服。朝鲜族的饮食朝鲜族的主要食粮一般是大米和小米。以鱼肉蛋奶制品和海鲜产品为辅,基本上以素食为主,同以吃荤的民族有明显的区别。辣泡菜是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菜。另外,打糕、 冷面、大酱汤、辣椒和狗肉也是他们非常喜爱的。打糕:朝鲜族最爱吃的传统食品之一。打糕的历史比较长,早在18世纪朝鲜族的有关文献中已有记载,当时称打糕为“引绝饼”,并称引绝饼已称为传统食品之一。如今,凡逢佳节或红白喜事,每家都用打糕来招待亲朋好友。顾名思义,打糕是打出来的。打糕的原料主要是糯米。不产糯米的地方,则用小黄米或糜子;所洒的豆面原料,除用小红豆外,还可以用黄豆、绿豆、松子、栗子、红枣、芝麻等。制作时,先将粘米淘净蒸熟,放在打糕槽内或石板上,用打糕槌子把米粒打碎粘合在一块而成。吃的时候,用刀蘸水切割成小块,蘸着糕面吃。朝鲜冷面:朝鲜族传统食品之一。朝鲜冷面的历史很长。据日本史书记载,17世纪上半期,朝鲜僧天珍已将制作冷面的方法传到日本。朝鲜族人不仅在炎热的夏天爱吃冷面,即使在寒冬腊月里也喜欢坐在炕头吃冷面。特别是每年到农历正月初四中午,朝鲜族有全家一起吃冷面的习俗。据民间传说这一天吃面条,可以“长命百岁”,故冷面也称做“长寿面”。冷面的主要原料是荞麦面、小麦面和淀粉,也可用玉米面、高粱面、榆树皮面和土豆淀粉制作。做法是在荞麦面中加淀粉、水,和匀成面条,煮熟后用凉水冷却,加香油、辣椒、泡菜、酱牛肉和牛肉汤制成,吃起来清凉爽口,味道鲜美。耳明酒:喝“耳明酒”是朝鲜族的风俗。正月十五早晨,空腹喝耳明酒,以祝耳聪,此酒并非特制,凡是在正月十五早晨喝的酒,都叫“耳明酒”。三伏与狗肉酱汤:三伏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可是朝鲜族在三伏天却有宰狗吃狗热汤的习俗。这种酱汤别有风味,在三伏天吃狗肉酱汤可大补。朝鲜族大多数人爱吃狗肉。然而在节日,或办红白喜事时是绝对不准吃狗肉的。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礼节。五谷饭:朝鲜族吃五谷饭由来已久。新罗国时;把正月十五这天叫做“乌忌之日”,用五谷饭祭扫乌鸦。每逢正月十五,农民用江米、大黄米、小米、高粱米、小豆做成五谷饭吃。还拿一些放到牛槽中,看牛先吃哪一种,便表示哪种粮食这一年能获丰收。这种风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米酒:朝鲜族爱喝的一种饮料。米酒是他们招待客人的佳品,如有客人来访,主人总要端上来一碗自家酿制的米酒。这种酒比黄酒的色稍白一点,而且还略带甜味。这种米酒后劲十足。长辈一起喝酒时,要把头移到旁边去喝,切不可面对着长辈举杯饮酒,否则就是对长辈的不尊重。辣白菜:朝鲜族最爱吃的传统食品之一。每年冬天,大白菜下来后,他们就开始制作辣白菜了。此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家家都要做,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因为要持续吃到第二年的春天。辣白菜,清香爽口,有解腻解酒、助消化、增食欲之功效,既是平日家中的常菜,又可以上宴席。因此它倍受欢迎,成了朝鲜族日常饮食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道菜。朝鲜族的居住朝鲜族的村落,多位于山坡下的平地上。在乡下常见的一般有草房和瓦房两种形式。村内房屋的建筑多面向南或东南、西南,有瓦房与草房,房墙外多刷白色。屋顶多四个斜面构成,主室上盖为大“人”字形,两翼斜坡较小,用谷草或灰瓦片覆盖。每套房屋正面开一扇或四扇门,同时开窗。后面一般亦设门和窗。房内一般分寝室、客室、厨房和仓库等。有的在正房盖厢房,作为住房和仓库。室内用土砖或平埋的片石铺成平炕。进屋脱鞋,席炕而坐。室外屋基离地60—70厘米,外有台阶。朝鲜族的婚恋婚姻方面,朝鲜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按传统习俗,近亲、同宗、同姓不得通婚。“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解放前,婚姻都由父母包办,早婚较普遍,也有招婿、童养媳等现象。朝鲜族婚俗从说媒到结婚要经过六次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和“迎请”。“纳采”礼是新郎家向新娘家提亲时送的礼物。“问名”礼是占卜新娘将来的运气好坏而打听其母姓名的礼仪。“纳吉”礼是新郎家向新娘家通知吉日。 “纳币”礼是新郎家给新娘有送的青缎、红缎等财礼,“请期”礼是新郎家把选定的婚期以书面形式送到新娘家征求意见,新娘家则根据姑娘的具体情况回复。“迎亲”礼,即新娘家则根据姑娘的具体情况回复。“迎亲”礼,即新郎迎接新娘,也最为隆重。朝鲜族婚礼的仪式很复杂,在延边,婚礼一般分两段进行:先在新娘家举行,后在新郎家举行。在新娘家举行谓之“新郎婚礼”,在新郎家举行谓之“新娘婚礼”。新郎婚礼一般要按奠雁礼、交拜礼、房合礼、席宴礼等顺序进行。新郎在新娘家住三日后,便独自回家,随后新娘等待选定的吉日再被迎接到新郎家,新郎家也照样搭起醮礼厅,为新娘摆喜筵,第二天新娘同丈夫家的人相认,施礼,被请去招待,至此,婚礼才告结束。朝鲜族结婚后一般都不离婚,他们在婚礼中举行献木雁的仪式,象征夫妻白头到老的愿望。朝鲜族的丧葬朝鲜族多实行土葬,有的地区也实行火葬。朝鲜族老人死后,亲人三天内不准洗脸、理发,也不准吃干饭,而且必须穿孝。亲友来吊唁,首先在遗体前三叩首,再同死者亲属相互二叩首。举行埋葬一定要在单日。入殓时要给死者穿新衣,原来的衣服则烧掉。三天后埋葬。埋葬前要请风水先生选墓地,墓地多选在山坡的阳面,头朝山顶脚朝下。埋葬后,坟前置供品,叩首。以后要连续祀三天,饭前上供:第一天上供祭祀叫“初云”,第二天叫“拜云”,第三天带供品到坟地叫“三云”。以后每逢死者的生日、死日、清明、端午、中秋节等都要祭祀。朝鲜族的节日朝鲜族的节日基本上与汉族相同。一年主要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此外还有三个家庭的节日,即婴儿周岁生日、“回甲节”(60大寿)、“回婚节”(结婚60周年纪念日)等。朝鲜族春节:能歌善舞的朝鲜族人民的节日生活丰富多彩。除夕全家守岁通宵达旦,古老的伽倻琴和洞箫的乐曲声,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节日期间,男女老少纵情歌舞,压跳板、拔河等,竞赛场上,热闹非凡,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观看。正月十五夜晚,举行传统的庆祝集会,有几位老人登上木制的“望月架”,以先看到明月为福,意味着他的儿孙健康、万事如意。随后,大家围着点燃的“望月楼”,随着长鼓、洞箫、唢呐乐曲声载歌载舞直到尽兴。上元节:朝鲜族传统岁时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节期一天,这天,朝鲜放要先到祖坟送灯,然后在堂内烯“属”灯,院内挂天灯、院门两旁挂壁灯,还要到河里放灯船。这一天还要吃药饭、五谷饭,喝聪耳酒。药饭以江米、蜂密为基本原料。掺大枣、栗子、松子等煮成。因药饭原料较贵,不易凑齐,一般以大米、小米、大黄米、糯米、饭豆五种做的“五合饭”代替。以盼望当年五谷丰收。上元节有许多游戏,过去有火炬战、车战、拔河等。火炬战,即赛火,看谁的火炬最亮,燃的时间最长。车战,是比谁的车结实。所有娱乐活动,全村人都来参加。围观者敲鼓助威,热闹异常。取胜者唱歌、跳舞,欢庆胜利。晚上,大家举着火炬上东山高处迎圆月,谁当年有福,谁就能望见初升圆月,迎月之后,男女老少在月光下踏桥。踏桥,也叫跺桥。朝语中“桥”和“腿”两词同音,跟桥意为练腿。踏桥时,每人要在桥上往返几次至几十次不等,共次数必须与自己的岁数相等,以求祈福禳灾。婴儿生日节:即婴儿周岁生日节。在朝鲜族的人生仪礼中,婴儿的一周岁纪念日最受重视。婴儿一周岁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也非常隆重。婴儿生日到来之际,婴儿的妈妈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给孩子穿上一套精心制作的民族服装,然后把孩子抱到已准备好的生日桌前,让婴儿“过目”专门为他摆设的“涉猎物”。桌子上会摆放一些打糕、糖果、食品、笔、书、小枪等等带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客人到齐后,婴儿的妈妈就叫孩子从桌子上五花八门的东西中随便拿自己喜欢的中意之物。当孩子伸手从桌子上拿一样东西时,客人们就欢腾起来,说一些使祝兴的话。这个过程人们叫做婴儿受生日席桌的“仪式”。有的地方还有老人给孩子脖子套上一团素白色线的习俗,以示希望孩子象雪白的线团那样做一个洁白的人,能像长长的线那样命长延寿。洗头节:阴历六月十五日是朝鲜族的洗头节。这一天被视为黄道吉日。清晨,男女老少都到河边洗头,传说用向东流的溪水洗头是很吉利的。晚上,人们还要在家里举行洗头宴,唱洗头歌,然后全家老少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回婚节:在朝鲜族的家庭节日中,最隆重的是“回婚节”,亦称“归婚节”,即结婚60周年纪念日。举行回婚节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老两口都健在;二是亲生子女都在世;三是孙子孙女无夭折。如果亲生子女或孙子孙女中有死亡者,则不能举行回婚节。因此,谁家能举办回婚节,是种很大的荣耀,亲朋好友都要前来祝贺,一对老人穿上年轻时的结婚礼服,相互搀扶着入席,大家频频举杯祝福,比年轻人的婚礼更为热闹隆重。六一节:“六一”节是国际儿童节,但在延边已演化成新的全民节日。在延边,人们把“六一”儿童节活动当成一项重大的爱幼活动。“六一”这一天,往往万人空巷,人们穿着节日盛装涌向公园进行游园活动。朝鲜族的风俗礼仪:朝鲜族讲究夫慈子孝,长子赡养父母,人们非常鄙视不孝不敬的人和行为。朝鲜族晚辈对长辈说话必须用敬语,平辈之间初次相见也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动筷子后其余的人才能就餐。吃饭时,匙要放在汤碗里,若放在桌上则表示已吃完。与长者同路时,年轻人须走在后面,若有急事非超前不可,须向老者说明原委。花甲宴席:朝鲜族每个家庭都很重视老人的花甲寿辰。父母诞辰60周年那天,子女们要为老人举办“花甲宴”(也叫花甲礼)。花甲宴上,子女亲戚欢聚一趟,老两口穿上新衣端坐正中,身穿盛装的子女按辈分长幼为序排开坐下。祝寿开始,从长子夫妇起,到孙子止,依次斟酒向老人跪拜祝福,感谢老人的辛苦操劳及养育之恩。礼毕后子女盛情款待亲朋好友。杰出人物郑律成 (1918—1976)作曲家。原名郑富恩,原籍朝鲜,1918年8月13日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春,郑律成随同一批朝鲜进步青年来到中国南京,进入朝鲜革命组织义烈团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留在义烈团从事秘密抗日工作,并在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结识了冼星海。1937年初,郑律成在上海参加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并创作出自己的第1首歌曲《战斗妇女歌》。1937年10月,郑律成到延安后,先后进陕北公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郑律成在“鲁艺”任声乐教员期间,创作出一系列重要作品,如:歌曲《延安颂》、末完成的军歌合唱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成为广为传唱的人民军队战歌。此外,还有歌曲《延水谣》、《新山歌》和大合唱《抗日骑兵队》等。1942年8月,郑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曾参加过多次战斗。1944年1月回延安。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歌曲《我们的进行曲》、《日本反战同盟歌》等。1945—1950年,郑律成回朝鲜工作。在此期间,他谱写了歌颂朝鲜人民斗争和中朝友谊的作品。1950年郑律成定居北京,并加入中国籍。他深入工厂、农村、边防,为工农兵创作,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采伐歌》、《兴安 岭上雪花飘》、《强大的舰队在海上行进》、《我们多么幸福》、《星星歌》,以及歌剧《望夫云》(1957)等。郑律成一生共创作了300多首各类声乐体裁的音乐作品。他力图从音乐形象去考虑创作,寻求准确、鲜明、生动的音乐语言。其音乐风格率真纯朴、奔放洒脱、充满激情。他善于吸取民间音乐素材,取于融化外来音乐语汇,形成自己的朴 实流畅、优美亲切的旋律特点。他的歌曲作品已收入《郑律成歌曲选》,197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选编出版。赵南起(1926—)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吉林省永吉县人。朝鲜族。1945年9月在永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同盟,同年12月入东北义勇军桦甸第7支队,参加肃清日伪军残余力量和土匪的斗争。后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延边地委任组织干事等职。1949年任吉林省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员。1950年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参谋。同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任参谋。1951年冬,在反美国空军的“绞杀战”中,参与军事运输的组织工作。1955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系学习。1957年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组织计划处计划科科长。1958年回国,后任吉林省军区延边军分区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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