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海风二三事论文范文写作

北京大学工商银行教学奖，2008年；北京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所谓无词的言语》），2006年；上海市第七届上海文学奖（论文《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香巴拉的中国》），2004年；五个一工程最佳电视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我亲爱的祖国》）2002年；五个一工程图书奖（《我亲爱的祖国》），2002年。 1.《天下》，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2.《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黄平教授、姚洋教授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3.《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4.《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主编、第一撰稿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5.《从红玫瑰到红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6.《锁链上的花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7.《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8.《我亲爱的祖国》，作家出版社，2000年；9.《星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摩登者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1.《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12、《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陆港澳三地著名学者合著）；13、《伟大也要有人懂》（副标题：少年读马克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 1，Speech without words，Positions，Volume 13，Winter 2005,该文被SCI 收录（2008）2，Assessing China’s Reform，Economy and Political Weekly，June，2006，该文被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编入亚洲研究教材（Asia Study Syllabus）。3，Opening Art and Politics：Discursive Practice in Mao Zedong Thought，China Study Group，NY，Dec，2000 21集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与姜立煌莫言刘毅然王炳根 共同编剧，1999年32集电视剧《星火》，与刘毅然张文钟毛建福 共同编剧，2007年34集电视剧《毛岸英》，与张丽王军钊 刘毅然 共同编剧，2010年 2009年（1－6月）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之谜――晋商兴衰的历史考察，《文化纵横》2期2，曼哈顿的秘密，《天涯》，2期，（《文摘报》、《天天新报》、《世界博览》转载）3， 从世界到中国：重新检视五四的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5日4， 五四运动与中国的科学与教育，《绿叶》，5期5， 崇高，令我们荡气回肠――纪念《讲话》发表76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23日6， 大地法挑战海洋资本主义，《绿叶》，6期，7， 重新思考19世纪，《书城》，7期8， 达尔文主义与近代中国，《第一财经日报》，2月13日2008年1， 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文艺理论与批评》，1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2， 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下），《文艺理论与批评》，2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3， 关于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反思，《粤海风》4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4， 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历史态度，《粤海风》，1期5， 从基层重建中国当代文化时空观，《绿叶》，7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6， 文化领导权之争与中国革命的遗产，《绿叶》2期，并收入《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三联书店，2008年7， 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80年代的继承与反思，《绿叶》5期，（人民大学包括复印资料转载）8， 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绿叶》11期9， 鸦片、白银和战争――“天朝”经济体系的瓦解，《世界博览》8期10， 西部为体，东南为用，《世界博览》，4期11， 漫长的18世纪：历史的耦合，《天涯》5期12， 明代的陆地与海洋贸易，《世界博览》18期13， 明代与世界白银货币体系，《世界博览》20期14，上海租界地的公共权力，《世界博览》16期15， 债务经济瓦解美国？《世界博览》22期16， 90年代反思录（上），《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4卷，5期17， 90年代反思录（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4卷，6期2007年1，《星火》编剧中的几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3期2，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小说选刊》7期3，“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天涯》3期，《三农中国》4，新世界史观、金融霸权与大国兴衰，《粤海风》，5期6，“他们的命运交织，就是中国现代史”――谈《星火》的编剧及中国现代史问题，《人民日报》，2月2日7，中日思想交流的新时代――对话熟悉的陌生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4月16日8，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重读《创业史》，《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1月8日9，从地中海到南海：金融权力与大国兴衰，《第一财经日报》5月1日2006年1，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10月16日2， 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假设”与“求证”――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再回首，《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11月27日3，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读书》4期4， 1980年代的文化脉象（上），黄平、姚洋、韩毓海，《天涯》3期5， 1980年代的文化脉象（下），黄平、姚洋、韩毓海，《天涯》4期2005年1，狂飙为我从天落——为小说《那儿》而作，《书城》1－2期2，中国历史的动力结构 ，《书城》5期3，重新开眼看日本，《书城》8期6， 多元时代的文化自主（黄平姚洋 韩毓海），《书城》12期7， 经济学与文学及其他，《天涯》2期2004年1，新的现实与可能性－城市与农村：当前创作与批评的历史参照，《文学评论》4期2，自远方，《书城》4期3，香巴拉的中国，《书城》6期8，卢舍那《书城》， 10期9， 所谓无词的言语，《现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0月10， 何为帝国，帝国何为？《文艺理论与批评》6期11， 大雨落幽燕，《作家》，7期2003年1，上海的租界，《书城》 1期2，京华烟云，《书城》2期3，鸟致院 ，《书城》3期4生命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疾病，《书城》4期5，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书城》4期6，“共和”的秘密，《书城》6期7，城市的月亮 ，《书城》9期8，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幽灵？――从市民道德与政治生活解读近期电视剧》，《书城》10期9，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间：历史与实践的可能性，《上海文学》6期10，可比性、普遍性与文化政治（上），张旭东、韩毓海，《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411，可比性、普遍性与文化政治（中），张旭东、韩毓海，《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512， 可比性、普遍性与文化政治（下），张旭东、韩毓海，《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62002年1，“我没意见”，《书城》1期2，由汨罗江到大泽乡，《书城》4期3，NEW BEIJING 小剧场，《书城》6期4，北京的“后院”，《书城》7期5， “发展靠政策”，《 书城》8期6， 一篇读罢头飞雪 ，《书城》10期2001年1，夜阑卧听风吹雨，《读书》1期2，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天涯》1期3，世界体系中的法国大革命，《天涯》，1999年1， 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4期2， 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二十一世纪》（香港），8期3， 吁请一种有活力的文学思想，《上海文学》，2期4， 强劲的思想激活现实，《亚洲周刊》11期5， “资本”等于“自由化”吗？《科学时报》1月3日1998年1， 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天涯》1期2， 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后，《天涯》5期3，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位置，《战略与管理》5期4， 我的大学逻辑，《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5， 相约98，告别98：就当前中国思想论争答朱学勤先生，《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2月31日6， 一九一五，复辟时期的文化界，《读书》5期7， 有话好好说，《读书》8期8，“历史进步时代”反思的可能性，《读书》1期1997年1，从文学史到思想史，《当代作家评论》2期1996年1，平原忽兮路超远――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管见，《当代作家评论》3期2， “理论还有什么用？”──我看“当代理论”，《当代作家评论》2期3，中国现代性修辞方式的建立及其批判，《战略与管理》2期4，谢冕的“现代”，《文艺争鸣》4期5， “大悲”：“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人文杂志》3期6，春花秋月何时了――鸳鸯蝴蝶派与文化生产的近代兴起，《作家》1期1995年1， 清华问学录――关于中国新文化研究的范式问题，郑敏、韩毓海，《上海文学》9期2， 几度风雨海上花――新感觉派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性，《上海文学》5期1994年1，“和平年代”――走向一种“新历史主义”？《当代作家评论》5期3，钱钟书的天才，《当代作家评论》4期4， “现代性”与“现代化”，《学术月刊》6期5，王朔与当代文学的转型――90年代“市民社会”话语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7期1993年1，“历史”·“意识形态”与被冷落了的传统――读《蒲桥集》琐记，《当代作家评论》1期2，杰姆逊的文化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上海文学》3期1992年1，大地梦回——《呼喊与细雨》的超验救赎意义，《当代作家评论》4期2，“悲剧的诞生”与“谎言的衰朽”——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期1991年1，新文学的宏观视角——论中国新文学的三次语言革命，《当代作家评论》2期2，人活天地间——《泥日》随感录，《当代作家评论》5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五四人重新分化与聚合，语言变革便更具文化身份的隐喻性。这一轮的语言之争不仅标示着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转移，也预示着新的“权势身份”的生成，其间鲁迅的语言观也既有存又有变。鲁迅、胡适等能撇开分歧借《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联手，是这些“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在自我反省中对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重新强调，也是对各自“新权力话语”的探寻和确认。本文以鲁迅为个案，研究语言主体在论争的裂隙中呈现出的繁复的社会意识和身份之别。关键词：鲁迅；语言观；文化隐喻 语言的“文白之争”问题关涉到怎么重新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各自的话语权及其“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认识民族、国家这个“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随着主流社会和文化思潮的转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分化与聚合，文学阵营的复杂性决定了语言变革隐含的“文化身份”问题再一次凸显。1934年，中华民国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随后，“尊孔读经”活动在全国兴起。对此，鲁迅发表了《此生或彼生》、《名人与名言》等多篇杂文与书信表示批评。分析鲁迅这一阶段的创作，可以看出其语言观呈现出几重变化。首先，鲁迅的语言提倡悄然地从五四时期的以“白话”启蒙民众、传播新思想，转向了“白话”代表“劳苦大众的语言”。语言变革的重要起因则是为教育之便，这一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屡次谈及。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一书中也反复指出，语言的俗化直接的原因不是文言不能传达出新的时代内容，而是因为文言教育培养人速度太慢，古代人要十几年读经学习，文言不适宜全球化快节奏的知识掌握了[1]。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主张为文者“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使劳苦大众受益[2]，可以看出鲁迅并不主张“一刀切”地实行白话或方言抑或汉语欧化。其次，鲁迅从五四时期激烈的恶魔式的诅咒“妨碍白话者”，转到相信可以用方言进行启蒙，进一步形成“大众语文”。在1919年的几篇“随感录”中，鲁迅认为，“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3]，文言是古代语言系统，只能表达古代的思想。鲁迅把坚持文言的语言保守主义者称为“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4]。他说他“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5]。到30年代，他认为“启蒙时候用方言”，然后“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最终可以形成大众语文。[6]再者，鲁迅从对“直译”缔造新思维重要性的坚持，进一步走向强调“废止汉语”而昌兴拼音文字，拉丁化与“大众语文”是二而一的。晚清到五四，如果说意译是时代风尚和社会需求所致，那么直译则走向一种理性建设――即强调语言与思想承载的关联；同时也有对更新思维惯性的思考，语言变革不仅考虑是否通俗易懂，还要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养成。西方语言相对缜密、精确，适合逻辑分析；中国文言言简义丰，意蕴相对模糊，适合直觉感悟。在五四一代看来，要实现汉语现代化，或仰赖国语的欧化，使原本朦胧模糊的文言转化为富有分析性和准确性特质的白话文；或拼音化，逐渐废止汉语汉字，借用其他族群拼音文字。相对来讲，“拼音化”的提出和实践虽不乏其人，但很难真正推而广之，“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7]，所以注音字母是其折衷的路径。但是直到30年代，鲁迅对拼音化的支持不遗余力，不过由于对赵元任等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不满，他明确提出了拉丁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一再强调说：“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拉丁化）”；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鲁迅认为，只有提倡大众语文还是不够的，中国“倘要生存，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而“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8]鲁迅极力把汉语拼音化的文化意义提高到关涉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也就是说语言现代化依然是国家浴火重生的战略性选择，他尤其强调语言建设的“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建设“大众语文”。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鲁迅语言观在30年代的“存”与“变”，透过这些存与变，可以发见二、三十年代“文白之争”与“身份之别”的别一层意味。30年代的鲁迅杂文对语言变革的诸多执拗，是比“五四”更深一层的“语言实用论”，今天回头看鲁迅所谓“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的话，颇值得重新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说，似乎总能够站在历史前沿的鲁迅在语言上走了个“逆流”。二、三十年代，五四人缔造现代精神的热望被大众革命的洪流冲淡了，民族、国家这些大概念也变得迥然异于五四的思路。就鲁迅而言，一个方面，他不愿放弃“改造思想”的启蒙路向，有悖于革命时代向下凝聚力量、向民族自身寻找认同的潮流，他借助“中国大众的存亡”极力提倡白话和拼音化。鲁迅对章士钊和其后的王懋祖等对白话文运动的攻击看得很明白：在“复古派”那里，“白话”和“现实”社会中的黑暗是相关的，“白话”似乎有一桩罪，那就是它总容易将现实中惯于“瞒和”的“黑暗”大“白”于天下！所以，当章士钊指认白话“忘其谫陋，无病呻吟”[9]，鲁迅即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讽刺章士钊反攻白话的行为；在《写在<坟>后面》等文中，鲁迅又指出，“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倒是出现了三类人：将白话之通行“引为自己之功”者“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主张白话不妨做通俗之用”或“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两类人仍在做着“不得已的调和派”；[10]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写道：“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诗‘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1]。另一方面，不可回避的是，这一阶段的鲁迅对政治风潮的关注已然超过对文化改造的关注，他极力将拼音化与语言的大众立场捆绑在一起，这从其所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12]中可见一斑。两个方面的“极端”呈示出鲁迅内心对“话语”和“身份”之关系非常敏感与复杂的思考，这里的“身份”可能已经不再仅仅是文化身份，也包括政治身份。这自然和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从启蒙转向救亡相关，和公共领域话语权的争夺也密不可分。当然，五四文人在30年代即便渐趋分裂，对于“复古派”的斗争也并非只有鲁迅一个人单枪匹马，“文白之争”此时确实发展到了必须重新估价和总结的时候。1934年7月25日，曹聚仁在《社会月刊》发文，以“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等问题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7月29日，鲁迅在回复曹聚仁的信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言回潮是“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13]。1934年秋，章太炎在苏州开办国学讲习所，畅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认为“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14]自然招致批评。所以，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对章太炎的高论大不以为然，不无嘲讽地批评其师“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15]。其实，章太炎早年也是赞成过白话的。新文学对于“文化复古主义”语言观集中火力的一次批判，是借机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做“导言”。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字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的收获了。”[16]在“废止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问题上，事隔多年后，胡适和鲁迅“依然英雄之见略同”。在白话文似乎“又成了问题”的情况下，这一轮的“文白之争”就不仅有着“文化身份”转移的寓意，也预示着“权势身份”的转移。鲁迅、胡适、郑振铎、周作人等新文学的初创者们能够撇开分歧、不避前嫌，不约而同地表达对新文学白话文立场的维护，这既是五四一代反击文化复古主义、重新强调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表现，也是这些新文学初创者自我反省和激励，同时也是“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17]重新分裂与组合后对“新权力话语”包括“新身份”的一种探寻和确立。当然，对于30年代文学思潮的转向，胡适借论评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机不无嘲讽地讲：“现在那些说俏皮话的‘文学革命家’为什么不回到二十年前的骈文古文里去寻求他们的‘革命’大道呢？”[18]显然，出于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家的不满，作为一种反击，胡适以自己在白话文运动中所取得的话语权借机讥嘲“革命家”，当然胡适似乎选错了对象，因为30年代的文化复古包括反白话文的主张并非出自“文学革命家”，他只不过是有意地借题发挥罢了。语言变革可谓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语言主体于文白论争的裂隙处所呈现出的新的社会意识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关系非常值得玩味。3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的语言和文体革命绵延不绝：较早的如延安文艺时期，发生了去“学生腔”（或可谓“知识分子腔”）的运动，当“现代白话”向“革命白话”转化时，后者则隐喻着新政权所要求于创作者的新的文化身份识别意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领域的文白之争与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相伴而生，国学热风起云涌，《粤海风》等杂志曾就此专门做过讨论。时移世易，历史的某些段落竟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论争的核心已经越来越脱离“语用”本身而趋近思想交锋，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经书”似乎逐渐成了文言的代表，也成了传统文化的替身，并与民族认同感、统合力紧密挂钩，成为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沿。所以，我们研究鲁迅语言观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联结，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对于了解当下的文化思潮亦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