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论文一般怎么写

浅析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摘要】众所周知，通过纳税筹划，可令企业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减轻纳税负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效益。但我国税收种类繁多，税收立法层次不高，税收政策变化频繁，使企业的纳税筹划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结合《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作一探讨。【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实施条例所谓税收筹划，又称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因此，税收筹划就是在充分利用税法中提供的一切优惠的基础上，在诸多选择的纳税方案中择其最优，以期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对企业来说，它具有很大的税收筹划空间，笔者拟就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作一探讨。一、何为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销售收入额扣除成本、费用和缴纳流转税金后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它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享受现有税收优惠照顾，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收益，成为每一个企业经营者慎重考虑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二、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要点（一）从成本费用方面进行税收筹划1.利用成本费用的充分列支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利用成本费用的充分列支是减轻企业税负的最根本的手段。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多寡取决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多少。在收入既定时，尽量增加准予扣除的项目，即在遵守财务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规定的前提下，将企业发生的准予扣除的项目予以充分列支，必然会使应纳税所得额大大减少，最终减少企业的所得税计税依据，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2.选择费用分摊方法。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主要费用包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这些费用的多少将会直接影响成本的大小。同样，不同的费用分摊方式也会扩大或缩小企业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因此企业可选择有利的方法来计算成本。但是，采用的费用摊销方法必须符合税法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否则，税务机关将会对企业的利润予以调整，按调整后的利润计算并征收应纳税额。3.选择固定资产折旧计算方法。折旧作为成本费用的一个重要项目，具有抵减所得税的作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下文简称《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可以税前扣除。”第六十条规定了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日益完善，企业利用折旧方法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越来越小。但《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这意味着，企业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需要，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兼顾成本效益原则，仍可选用缩短折旧年限或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以减轻本企业的所得税支出，达到节税的目的。（二）从企业销售收入的角度进行税收筹划企业如果能够推迟应纳税所得的实现，则可以使本期应纳税所得减少，从而推迟或减少所得税的缴纳。对一般企业来说，最主要的收入是销售商品的收入，因此推迟销售商品收入的实现是税收筹划的重点。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以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为收入确认时间，而订货销售和分期预收货款销售则在交付货物时确认收入实现，委托代销商品销售在受托方寄回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企业可以选用以上的销售方式来推迟销售收入的实现，从而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三）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达到节税的目的。1.利用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不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应将研究开发支出与其他支出分别核算，以便充分利用此项政策。2.选择就业人员从而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人员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人员工资的100%加计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中对安置残疾人员又作出了具体规定：月平均实际安置的残疾人占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低于25%（不含25%）但高于1.5%（含1.5%），并且实际安置的残疾人人数多于5人（含5人）的单位，可以享受支付给残疾人的实际工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并可按支付给残疾人实际工资的100%加计扣除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应合理安排残疾人员，特别是安置残疾人员已达到一定比例但未达到1.5%的企业，有时通过增加少量残疾人员就可享受该项优惠政策，达到节税的目的。3.特殊设备的税额抵免。《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这些专用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上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目前国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企业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因此，要充分利用该政策进行税收筹划。另外，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还有很多，如企业承包一定要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核算，避免因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由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对于业务招待费用，要严格控制，对用于会议的开支要严格程序，避免挤占招待费用；对外捐赠支出要完善手续，以享受税前扣除等等。●【主要参考文献】[1]人民代表大会十届五次会议.企业所得税法.2007-3-16.[2]国务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7-11-28.[3]财政部第33号令.企业会计准则.2006-2-15.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