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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 文化 凝聚的象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1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探究 摘 要：从福利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背后的文化渊源，通过对北欧、西欧和南欧福利文化的解读，发现福利文化对福利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从而对我国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启示。 关键词：福利文化;福利理念;欧洲社会福利制度 欧洲是福利制度的诞生地，也是福利制度发展和改革的集中地。然而欧洲内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着差异性。随着学者们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福利文化逐渐成为全新的且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从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出发，将欧洲福利制度发展源头追溯至欧洲福利文化渊源，由此来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在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差异性。 一、欧洲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 欧洲社会的科学、法律和伦理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____道德这三者。希腊哲学指导人们区分真假，罗马法律则用来指定规则，基督____教伦理主要用来辨别善恶，这三者是欧洲社会起源的是非标准。欧洲社会文化发展的渊源也必然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古希伯来文化。 (一)“个人为本”的价值观 欧洲 传统文化 的主流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古希腊文化中倡导发扬个人人格。而____教义中宣称人人平等，人生来就有罪，但只要能过通过苦难的考验，即可进入天堂。个人为本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其倡导的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是整个欧洲或西方文化个人之上特征的基础，“天赋人权”的思想理念开始渗入到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欧洲社会福利文化也不例外。 (二)“博爱互助”的价值观 欧洲传统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东方传统文化过于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差序之爱，欧洲则主张淡化血缘，主张普遍的博爱精神。____主张不分远近亲疏的普遍之爱，强调对弱者的爱。基督____不嫌弃罪人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不敌视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基督____普遍的博爱精神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这种以博爱为基础的基督____和互助的价值观也成为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价值观。 (三)“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 民主和自由是欧洲社会文化标榜的基础价值观。民主最初发源于古希腊文化中，最初只是具有社会学意义，后来则形成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和体制。古希腊文化中的民主指一种由公民集体行使政治权力的统治形式，从而把民主与专制独裁和无政府状态区分开来。古罗马的罗马法确立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较早地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全系，以及政体思想中的分权和制衡观念，构成了现代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 此外，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徒的理论与实践破除了中世纪等级制度，提高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促进了有利于民主成长的观念和形势的发展。 二、欧洲核心文化对构建福利制度的影响 在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核心文化基本上是围绕着宗教教义的发展和变化而产生的，尤其是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____就是当时社会福利制度的福利文化来源，基督____直接指导这各种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一)宗教关怀形成福利萌芽 ____教义强调“爱人如己”，认为人类生命价值的神圣与善待需要帮助之人的可贵，并用行善作为基本教义来约束教徒。随着基督____的扩展，“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也开始扩展。初期的“爱人如己”只是体现在基督____对贫困者的关爱或信徒之间的扶持。而之后基督____数量的增长也促使基督____的加强，基督____也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关爱社会所有贫困者也逐渐成为基督____任。即使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权利缩小的情况下，宗教的慈善救助依然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环节和补充保障。 早期的____教会所开展的福利保障主要体现了对社会弱者的关爱，如由教会创办老年之家收留孤寡老人，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教会创办孤儿院来救济孤儿等。此外，基督____关注对病人的关注与救治，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机构――医院。 (二)博爱互助推动社团保障 随着宗教慈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其救助弱者的理念逐渐开始派生出弱者互助的概念，形成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种自愿的、合乎道义的行为准则。行业协会作为社团保障的雏形开始出现。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的空前发展。这些行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民主和互助的精神，行会一方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再发展，另一方面保障了行会内部成员的经济安全。从本质上而言，行会是一种由团体对其成员所保证的基本生存保障制度，也是现代社会 保险 制度起源的组织渊源。 (三)个人权利弱化了家庭保障功能 欧洲家长制的价值观认为，家长权利的获得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财产占有权，以此拥有人身支配权。而随着私有制进入家庭内部，个体家庭中父子、兄弟乃至夫妻各自拥有私人财产，这就为每个成员的人格独立奠定了基础。法律关系、权利关系也就必然进入家庭内部，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关系。独立人格促使人们对个人权利非常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对自我权利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责任由政府和社会进行分担，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家庭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这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渊源 由于地域、宗教、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差异，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来源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北欧国家、西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文化的形成与构建过程中有很大不同，因此导致了这三个地域的社会福利制度上的差异性。 (一)北欧：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属于典型的合作式集体主义福利文化，瑞典政府为全体国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不仅保障覆盖面很宽，其保障水平也很高。这种全方位的国家化福利模式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新教路德教义的“合作”的集体主义福利文化。 瑞典是典型的____信仰的国家，其国民大部分信仰基督____教派。路德教义个人与教会好不妥协的精神导致了教会和国家的民主原则。路德教义中不排斥政府对国民的福利保障责任，而且不主张教会有超越国家的垄断权利。在路德教义的影响之下，瑞典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并且对社会民主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社民党执政的理念奉行“中立”政策，对内实行“团结、合作”的政策，倾力于建立完善的、高水平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并由国家供给福利资源。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合作、博爱、自由与平等。在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社会民主党强调平等与民主化，认为福利国家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消除贫穷和实现平等，并最终形成社会一体化的价值理念。正是这些主张构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并通过长期执政将其有机结合到瑞典的福利制度安排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典合作式国家化福利模式。 (二)西欧：自助的保守主义 德国是西欧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比较有特色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保险作为制度保障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其自助的福利理念有很大关系。 德国是以“法团主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观作为其福利文化基础，强调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保守主义文化观强调阶级协调、社会团结，倡导集体主义，崇尚社会团结，把社会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这种福利文化观鼓励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德国构建社会保障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其基本特点是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注意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发展。德国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社会福利政策执行的效率取决于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政策不能间接损害国民经济生产率，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就决定了德国在面临危机时仍能从容面对，仅仅通过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并走出危机，并保障其经济发展的有序。此外，德国主张个人享受福利权利必须与义务相对应，集体性社会福利必须有限度。政府通过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促使国民摆脱原始的利己主义、进行自我发展。 (三)南欧：父爱主义的天主教福利观 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社会福利文化的核心是天主教福利观形成的国家非干预意识形态观，施行家庭―市民社会主供的福利资源供给制度，家庭和教会在福利供给方面占主导地位。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观强调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会意义，倡导家庭伦理，主张家庭福利和使用社会资源。天主教坚持家庭时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反对国家干预，倡导国家“辅助性原则”的意识形态。因此，希腊最初的福利文化来源于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家庭福利主义。 四、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其自身所具备的福利文化的外在反应，深厚的福利文化根基对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进行探究和分析，从而针对我国未来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一些启示和 经验 。 (一)坚持发扬传统核心文化理念 根据前文对瑞典、德国和希腊社会福利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各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理念都和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了社会福利思想理念。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软实力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代国民，因此，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尤其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市民社会的力量在加强，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外来思想理念的诱惑力极强，在吸收其他福利思想的同时，必须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强大影响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文化。 (二)引进多元保障新理念 孝道的家庭福利文化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最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家庭保障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出强大的力量。而随着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家庭保障已经无法支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担责任过重，这就导致了社会保障的水平过低以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因此，中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多元福利，即引入政府、社会、个体与家庭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社会2002：36-37. [2]张军.从慈悲正义到公民权利：西方福利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J].学习与实践.2013(1)：97-103. [3]张军，陈元刚.中西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比较论纲[J].社会保障研究.2011(1)：77-87.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2 浅析欧洲认同的文化根源 摘 要：欧洲认同价值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对其同源文化的延伸。作为欧洲文明的渊源，古希腊罗马文化奠定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中世纪____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中，基督____成为欧洲人长期共同秉承的精神家园。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____响早已深入到了欧洲人的血液中，成为欧洲认同的重要文化根源。 关键词：欧洲认同;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____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凝聚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欧洲认同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性的定位，更是对欧洲超越经济范畴的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肯定。“欧洲在伦理领域存在着某种文化的共同性。”[1] (P251) 要正确认识欧洲认同的深刻内涵就必须探究其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共同性。从整个欧洲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传统来看，欧洲认同的实质即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和____文化的认同。 一、欧洲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在古希腊时代，现在“欧洲”所指的这片土地被称作“欧罗巴”，来源于希腊神话。随着地中海地区以及现在的中欧、西欧广大地区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希腊罗马文明也随之而来。人类文明的中心开始由地中海区域向西转移，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帝国统治长远而深入地影响着“欧罗巴”地区，为其同源性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高度认同成为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根本因素。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 (P506)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之源，它在诸多领域如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以及其繁荣发达的城邦政治文化为欧洲创立了规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理性精神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精神主线。古希腊重视对各种知识进行分类研究，将哲学独立为一门科学。此外，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构成了其发达城邦文化的精髓。它所体现的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民的权益。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开创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先河，是现代民主制的基石。它促进了近代欧洲文化中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诞生。正如欧洲人所言，“由于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它以理性的光芒和没的甘露感染了所有的欧洲人，即使我们想要避开它的影响也不可能。”[3] (P2) 总之，古希腊文化在诸多领域的成就对欧洲文化产生的影响构成了欧洲认同文化根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不亚于古希腊文化。罗马人征服了欧洲这块土地，并在其统治范围内推行其高度文明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欧洲地区同一性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最主要贡献是罗马法和共和制。颁布于公元533年的《查士丁尼法典》中许多原则和制度被近代以来的欧洲法制所采用，如其在诸如公民权利平等原则上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精神，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等。罗马法奠定了欧洲文化中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力的传统，成为欧洲法律制度的蓝本。罗马共和制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分割，使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为近代欧洲各国所效仿。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涉及到欧洲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可找到某些罗马的东西。”[4] (P96) 二、欧洲认同的精神家园—— ____ ____在欧洲人共同的习俗， 思维方式 ，价值观的形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在____文明若干个世纪的浸染渗透之中积累起来的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和‘心性’”。[5](p135-136) ____文化将欧洲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欧洲观念”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统一的____世界的形成是在中世纪。“欧洲认同是由基督____来和地中海各民族与北方部落的人们独特的混合而决定地形成的”。[6](P118) 基督____符合在精神上教化公民的原则，被确定为罗马的国教。教会和政权相结合，政教合一，教会的权力大大增强，使得基督____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在罗马的统治下，基督____传播，欧洲地区的各个蛮族相继信奉基督____会的各个阶层民众都成为了基督____基督____，系统而富有逻辑性的教义将欧洲人征服，“不仅成为他们的启蒙思想，还成为了他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指导原则。”[7]基督____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高级文化的载体，它促进了欧洲人的思想开化。这一过程使得基督____欧洲人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奠定了其在欧洲人统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中的统治地位。作为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导，基督____条成为了欧洲文化中伦理道德的规范。基督____世纪时期有着其整体化的机构与活动。其教义的传播者教士是文化的象征，而其物质载体修道院则成为教化民众的场所，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文化中心。修道院因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影响成为现代大学的前身。可以说，基督____洲人统一性的精神统治在欧洲认同观念的形成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综上所述，欧洲认同观念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起源，____文化是欧洲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二者为欧洲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深入探究欧洲认同形成的文化根源才能深刻地认识欧洲及其不断加强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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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节日是由民间约定俗成的，是广大人民大众集体创造的文化产品。中国文化“贵人伦，重亲情”，所以，节日里具有浓厚的家庭伦理色彩。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有祭祖活动，而除夕守岁，清明祭祖扫墓，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都是以家庭为核心，以合家团圆为主题进行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农业文化，中国传统节日以二十四节气日为线索，反映农业生产的节奏和气候变化的规律。总之，从中国传统节日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它们影响之深。西方传统节日与中国传统节日有很大的不同，它通常大部分受宗教的影响。这些节日都隆重纪念最有意义或最受尊敬人物的日子。在西方文化中，不像中国文化那样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也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主要体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精神。所以这种观念就体现在节日中，在节日中并没有体现人与自然的农业精神，也没有体现人与人的家庭伦理。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中宗教占了一部分，所以大部分节日中都有宗教色彩。
中西节日习俗与饮食摘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节日及其习俗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中国的节日主要源于岁时节气、祈求自身吉祥幸福,节日习俗以吃喝为主题,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长寿为目的,并通过饮食来实现;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缅怀上帝、求其保佑,节日习俗以玩乐为主题,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快乐为目的,并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关键词:中西节日;节日习俗;饮食文化节日是指一年中被赋予特殊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是人们丰富多彩生活的集中展现,是各地区、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总结和延伸。长期以来,中国以农为本,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作物的耕种与收获有着强烈的季节特征,于是十分重视季节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自然时序变化的规律,总结出四时、二十四节气学说,形成了以岁时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体系。这一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唐宋时期[1](P.24)。到宋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所载一年中的节日有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节、二社日、寒食、清明、上巳、佛日、端午、朝节、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九、小春、下元、冬至、腊日、交年节、岁除等。明清后基本沿用这个序列,并逐渐淡化了其中一些节日。而以英、法、意、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最初多以畜牧业为主,尽管后来农、工、商都有较大发展,但农业大多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因此人们对季节气候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国,他们最注重的是基督教。而基督教有众多的节日,其中有的是信徒中自发形成的,但多数是教会规定的,几乎贯穿一年的始终。如一月有主显节,二月有瓦伦丁节即情人节、谢肉节也称狂欢节、封斋节,四月有复活节,五月有耶酥升天节、生灵降临节,八月有圣母升天节,九月有圣母圣诞节,十一月有万圣节、万灵节、感恩节,十二月有圣诞节、悼婴节等。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国家拥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徒,有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甚至先后成为罗马帝国和英国的国教,于是基督教的许多节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影响极大、涉及面极广而逐渐演变成全社会共同的节日,由此形成了以宗教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体系,其中典型的节日有狂欢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这些节日基本上源于基督教,大多有与基督教相关的习俗,但不一定有特殊的节日食品。节日习俗则是在节日里出现的风俗习惯,常因节日体系及更深层次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节日习俗上的差异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节日习俗的起源与目的不同,中国主要源于岁时节气,以祈求自身的吉祥幸福;西方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以缅怀上帝、求其保佑。二是节日习俗的主题与内容不同,中国主要以吃喝为主题,许多节日有相应的节日食品;西方国家主要以玩乐为主题,许多节日都少有相应的节日食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造成的。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长寿为目的,主要通过饮食来实现,即《管子》所言“民以食为天”、《尚书·洪范》所称“食为八政之首”,加之其哲学观点讲究顺应自然的“天人相应”,使得中国人的饮食观特别重视人体、饮食与自然时序相对应,认为只有如此,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才会健康长寿,所以节日习俗不仅以饮食为主,并且以特定的节日食品作为这些观念的最好注解。而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快乐为目的,除必须的饮食营养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等才能赎罪,从而得到心灵净化与快乐,因此西方的节日习俗不仅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而且注重宗教仪式后的一种身心解脱式的娱悦和快乐。下面分别以中国和西方人最重视的节日为例进行阐述。1中国的节日习俗:源于岁时,吃喝为主,祈求幸福在中国,春节是春天的重要节日,时间从汉魏以前的农历立春之日逐渐改为农历正月初一,节日食品从早期的春盘、春饼、屠苏酒,到后来的年饭、年糕、饺子等多种多样。古人认为,立春之日是春天的开始,也是一年的开始,于是在这一天便有了劝人耕种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绩(?),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耕种需要强壮的身体,因此在饮食上有了相应的食品。最早出现的是由五种辛辣刺激蔬菜构成的五辛盘即春盘和屠苏酒,目的是强健身体以利耕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节劝民耕种的意义逐渐淡化,而希望身体强健之义得到加强,并进一步希望新年幸福吉祥、万事如意,于是又出现了新的节日食品,如象征幸福团圆的年饭、象征事业发达的年糕和寓意财源广进、吉祥如意的饺子等。这众多的春节节日食品无不寄托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祈求和向往。端午节是夏天的重要节日,时间为农历五月初五,其主要的节日食品是粽子。许多民俗学者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农事节气──夏至。而夏至标志着夏季的开始,常出现在农历的五月中。这一时期是农作物生长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杂草、病虫害最易滋长蔓延的时期,必须加强田间管理。农谚说:“夏至棉田草,胜如毒蛇咬。”为了提醒人们重视夏至、管好田间,也为了祈求祖先保佑农作物丰收,早在商周时代,天子就在夏至日专门品尝当时主要的粮食黍米,并用它来祭祀祖先。《礼记·月令》言,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这一活动逐渐渗透、影响到民间并形成习俗,出现了“角黍”即粽子这一特殊食品,供人们在夏至祭祀和食用。由于端午节从夏至发展演变而来,于是“角黍”也成了端午节的节日食品。《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言:“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可见,端午节和粽子的产生与农事节气有密切联系。然而,人们并不满足这种客观存在,又为其起源赋予了许多动人的传说,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纪念屈原说。这一传说为端午节增添了新内涵,于是各地因习俗、爱好的不同而创制出多种多样的粽子,不仅表达了对丰收的祈求、对先民的崇敬,也丰富了饮食生活,客观上为人们幸福地生活创造了条件。中秋节是秋天的重要节日,时间为农历八月十五,因它处于孟秋、仲秋、季秋的中间而得名。其主要节日食品是月饼。然而,中秋节的形成及其与月饼之间产生的对应关系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飘香,瓜果满园,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收获这一切,同时对大自然产生了感激之情,而月亮既是大自然的杰出代表,又是中国人推算节气时令的重要依据,于是周朝就有了祭月、拜月活动。到隋唐时代,人们在祭月、拜月之际逐渐发现中秋的月亮最大、最圆、最亮,便开始赏月、玩月,形成了以赏月、庆丰收为主要习俗的中秋节。唐人欧阳詹《玩月诗序》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魄圆。……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在这个良辰美景、赏心悦目的节日里,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忘记用美酒嘉肴相伴。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曾于中秋之夜设宴,与群臣赏月,并一起分享吐蕃商人进献的美食──一种有馅且表面刻着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图案的圆形甜饼。这饼也许就是后世“月饼”的始祖。到宋代,中秋节赏月宴非常盛行,而且宋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武林旧事》中有了“月饼”的称呼和品种,只是未与中秋节联系起来。月饼成为中秋节的主要节日食品大约在元明时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发动起义时,就将写有起义时间的纸条藏入月饼中,在互赠月饼时传递消息。这表明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在元朝已很普及。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载:“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10—义。”此后,月饼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形如圆月,用以祭拜月神,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二是饼为圆形,象征团圆,寄托人们对家庭团圆、生活幸福的祈求与渴望。冬至节是冬天的重要节日,时间在农历十一月,没有固定的日期。其节日食品较多,主要有馄饨、羊肉、粉团等。冬至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冬至前后也是大量贮藏农作物及其它食物原料的重要时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言:“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至此,一年的农事忙碌即将或已经结束,五谷满仓,牛羊满圈,该是人们初享劳动成果的时候了。因此,人们十分看重这个日子。许多研究者认为,大约在汉代,冬至就已成为一个节日。魏晋以后,人们将冬至的庆贺规模扩大,使之仅次于春节过年,有些地方又有“亚岁”之称。冬至节是阴阳交替、阳气发生之时,食馄饨暗寓祖先开混沌而创天地之意,表达对祖先、对大自然的缅怀与感激之情。此外,羊肉也是冬至的节日食品,不仅是冬季的极佳滋补食品,而且寓意吉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企盼。《明宫史》卷四载,冬至节“吃炙羊肉、羊肉包、扁食、馄饨,以为阳生之义”。羊与阳同音,寓意阳气发生。同时,羊与“祥”通,古代常把“吉祥”写作“吉羊”。《汉元嘉刀铭》言:“宜侯王,大吉羊。”2西方的节日习俗:源于宗教,玩乐为主,缅怀上帝在西方国家,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时间大多在阳历二月中,一般开始于封斋节的前三天,节期为三天。其习俗主要是举行各种宴饮娱乐活动,尽情欢乐。最初,教会规定封斋期间禁止食肉和娱乐,教徒们便自发地在封斋开始之前举办各种宴饮娱乐活动,以此宣布即将暂时告别肉食,称为“谢肉”。“谢”即为辞别、告别之义。由于人们在宴饮活动中可以尽情狂欢,故又称此活动为“狂欢”活动。到公元15世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下令于封斋节前三天举行庆祝活动。从此,狂欢节便作为一个节日被正式确定下来,并逐渐在西方及其他国家流传开来。如今,狂欢节已成为世界上众多国家和民族不可缺少的盛大节日。由于狂欢节的缘起与教会封斋时禁止肉食和娱乐的规定密切相关,加上二月正是冬去春来、值得庆贺之际,因此其习俗便离不开肉食和娱乐两方面。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其习俗是以娱乐为主、饮食为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色彩日益淡化,世俗的庆贺色彩不断增强。如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人们不但在家中宴饮欢歌,而且穿着奇特的服装,脸上戴着面具或涂着各种色彩,踩着高跷到大街上,尽情欢乐。许多点心店则特别制作一些面具糕点,供应顾客;一些饭店、酒吧还制作各种面具饼干挂在墙上,象征生活开始新的起点。把狂欢节娱乐推向颠峰的是巴西,但其“狂欢节之乡”的美称不是源于饮食而是规模盛大且十分精彩的桑巴舞表演。复活节是基督教为纪念耶酥“复活”而设的节日,是西方国家仅次于圣诞节的第二大节日,时间大多在阳历四月。在其习俗中,既有宗教仪式,也有特殊的节日食品──彩蛋。据《圣经》记载,耶酥在去耶路撒冷参加犹太教逾越节时于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第三天即星期日便复活升天了。基督教教会为此设立复活节以示纪念,并在公元325年,由罗马帝国的尼西亚教士会议明确规定其时间为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即阳历的四月中。由于复活节是教会为纪念耶酥而设,因此节日前夜或当天都有宗教纪念活动,不仅在教堂举行弥撒,有的城市还举行盛大的宗教游行。与此相应的是吃彩蛋和滚彩蛋活动。鸡蛋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新生命和兴旺发达的象征,把鸡蛋染成红色则象征基督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赎罪,因此许多家庭的复活节早餐少不了彩蛋。有时,家长也把它们藏起来,让孩子去找。最初的彩蛋是真鸡蛋煮熟后染成的,后来更多用巧克力制成,大而空,中间装有巧克力或其它糖果。彩蛋的吃法有两种,一是直接食用,以崇敬的心情缅怀基督;但更受欢迎的是通过滚彩蛋比赛食用,将食与乐与纪念结合在一起。如在英国北部、苏格兰等地,人们把彩色煮鸡蛋做上记号从斜坡上滚下去。谁的蛋先破,就被别人吃掉,谁就认输。若彩蛋完好无损,则预示主人会有好运。在这项活动中,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在滚与吃的过程中获得了乐趣。圣诞节是基督教为纪念耶酥诞生而设的节日,是西方国家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时间大多在12月25日。在其节日习俗中,除了宗教仪式,必不可少的还有圣诞宴会、圣诞树和圣诞老人。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记载耶酥的出生日期,但到公元354年,罗马教会则规定12月25日为耶酥诞生日,并举行庆祝活动加以纪念。据说选择这一天,是为了与世俗的祭祀太阳的农神节相一致,意在表示耶酥的降生就是太阳的再生。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圣诞节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全民性的重大节日,并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注重合家团聚、热闹欢乐。圣诞节有隆重的庆祝活动,尤其是12月24日晚圣诞前夜,基督徒们走进教堂作弥撒,唱圣诞歌,诵赞美诗等,以庆贺耶酥诞生、圣诞节到来。孩子们则盼望圣诞老人送来糖果、玩具等礼物,而他们会给圣诞老人准备一些夜宵食品。除了庆祝活动,圣诞宴会是圣诞节时必不可少的家庭团聚宴会,但举行的时间和节日食品不一定相同。如意大利、法国等是于圣诞前夜举行家庭宴会,类似于中国的“年夜饭”。意大利人是先吃“年夜饭”,主要食品有金枪鱼、蛤蜊、墨斗鱼及果仁饼等,然后去教堂作弥撒;法国人是弥撒结束后才回家慢慢享用圣诞晚餐,主要食品有鹅肝酱、栗子火鸡、松露菌和蛋糕、香槟酒等。而英国的圣诞宴会是在圣诞节中午举行,常见的食品有烤火鸡、圣诞节布丁和百果馅饼。烤火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航海家从墨西哥带回火鸡以后才成为英国圣诞节食品的,在此之前则长期由野猪头和烤孔雀充当。圣诞布丁是由葡萄干、苹果、果皮蜜饯及香料、少许白兰地等为原料蒸或烤制而成的,通常在布丁顶部要插一个冬青树枝作装饰。百果馅饼是用多种果干为馅烘烤成的油酥面饼。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的圣诞宴会上,当全家人围桌而坐时都必须多放一把椅子,空一个座位,因为这是给“主的使者”耶酥准备的。宴会结束后人们便围着象征吉祥快乐、生命永恒的圣诞树尽情唱歌跳舞。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特有的最古老的节日,由移居北美大陆的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所创。时间为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主要节日食品有火鸡和南瓜馅饼等。这些食品作为感恩节的节日食品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始终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不仅能使人追忆祖先创业的艰辛、感谢上帝恩泽,还能激励今人进一步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由上述可见,节日和节日中的饮食习俗是人类生活的最亮点,虽然中西方因地域、历史、文化、思想等的差异造成了各自节日食俗的一定差异,但正是这样才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才使得各自拥有了吸引对方、尊重对方的独特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盲目求同,不但会失去本真,也将使人类生活趋于单调乏味。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有时甚至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流行，青年人热衷过情人节、圣诞节，淡化中国传统节日中必须有的一些习俗，比如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吃粽、中秋赏月吃月饼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公布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调整，明确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目为法定假日，笔者认为，此举无疑是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还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它实质上是与人类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与神灵；宗法制社会形态下，人们讲究长幼尊卑、人伦血亲、礼教德治。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祭祖、拜月、踏青、登高、折柳驱邪……人类的行为、观念随着人类的起源、进化、发展日益丰富，文化的内涵也随之渐趋深厚。假如某些行为、观念变成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则成为一种习俗，有些习俗以节日或民风民俗的形式存在下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 200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有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 6种。笔者下面以这 6种主要传统节日为例，阐述其中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传统节目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发明了农具，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制度，形成了一些农事习俗，创作了农事诗、各式图形等，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中国传统节日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 “载”，夏代叫 “岁”，周代才叫“年”。“载”、“岁”、“年”都是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熟，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收的寓意。关于春节的另一种说法是：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上开始忙于春耕春种。江南有农谚这样形容清明：“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关于中秋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秋报的遗俗，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重阳节在陕北是正式收割的季节……从传统节日的起源看，大多出于农耕目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节日淡化了农耕印象，但传统节日体现或根植于古代农耕文化这一点是确定的。 1．2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了原始观念文化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这里的大自然主要指太阳、月亮、大地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物。《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骛角黍 (粽女)”，端午节采棕叶、包棕子体现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中秋时节，古代贵族和文人学士会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无论是祭月还是赏月都体现了对月亮的崇拜。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原始先民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 ’的重要内容。” 1．3 中国传统节日反映出古代宗法文化的特征 中国长期处在宗法制社会形态下，在宗法制度下，人们重血亲人伦，讲究礼教德治、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系列要求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很好的依托。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把人置于血亲人伦中，体现出一种 “人道亲亲”。《礼记 ·大传》中这样解释 “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就以血亲人伦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祭祖、扫墓，还是拜月、登高，都有严格的仪式，崔提《四民月令》是这样形容春节祭祖的：“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通过一系列固定仪式，实现了“尊尊”—— 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并且这种等级差别也与血亲人伦有关。通过传统节日中的血亲人伦纽带，尊尊与亲亲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国天下”的过渡，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 2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体现在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体现出精忠爱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贵和尚美等文化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文化精神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节日及节日中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历程仍被保存、遵守着，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2．1 精忠爱国 精忠爱国思想在清明与端午两大节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自发地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自于寒食节，而寒食节相传与春秋时期介子推有关，介子推 “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这里体现了“忠”与“义”两种文化精神。当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欲封赏介子推时介子推背着老母进了深山，这里体现了“孝”。在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忠”“义” 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而以血亲为纽带将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孝”，从小处说，使一个家族具有凝聚力；从大处说，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具有凝聚力。端午节赛龙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代表着真、善、美，是爱国和忧民的化身，对屈原的纪念体现出一种赤诚爱国的文化精神。 2．2 天人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涵义是充分肯定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 自然界的协调问题。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赛船、中秋赏月、七夕观星、重阳登高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除了人与自然协调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 “天人合德”——天有高尚的德，人应该效法天德，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正如《易传 ·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认识影响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这与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失意时，就转向自然，或归隐山林，或躬耕田园，在其间找到乐趣，发现真义。传统节日中的一些习俗在社会发展中被淡化或消失了，唯独亲近自然的行为得以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 2-3 贵和尚美 “和 ”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春节虽然是指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但人们习惯上的过年活动在头一年进入腊月 (夏历十二月) 就已开始 ，一直到元宵节才结束。在腊月里，人们要扫尘、祭灶神；除夕要全家团圆，大家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 “和”与 “合”谐音，饺子的 “饺”与 “交”谐音，“合”与 “交”是团圆、相聚之意；至元宵节全家又要围在一起吃汤圆，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七夕乞巧，表达出人们希望婚姻美满的愿望。至于中秋吃月饼，更兼有生活团圆、婚姻美满之意。九九重阳，则有珍爱生命，健康长寿之意。此外，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菖蒲，重阳遍插茱萸，这种驱恶避邪的习俗也显露出贵和尚美的思想3 中国传统节日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之一，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般而言，消极的习俗总是流传不久，经过几千年社会历程流传至今的传统节日习俗总体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3．1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 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统习俗流露出敬祖意识、亲情情结、精忠爱国等思想，这些观念最容易唤起人们对亲人、家庭、故乡、祖国的情感，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人们同宗同源的民族情及对文化同根性的认同。中国有许多俗语，如：“一人有难，众人帮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这些都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表现；海外华侨回国祭祀祖先及在异国、异地的游子叶落归根等行为则是传统节日中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有利于加深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亲情，也有利于激励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前进、发展、强大。 3．2 中国传统节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中国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在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玩秋等活动中，人们放松心情，找回童真，发现乐趣。在亲近自然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体现出骨肉情深或天伦之乐，形成一种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与工业日益发达，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由于人类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再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冷漠、势利等。现在当我们重新对照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与自然、人际问的和谐关系时，应该受到启迪。所幸的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变化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特意将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提上日程，这是对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 3-3 中国传统节日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 中国传统节日中无论是亲近自然 (如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等)还是渴望团圆 (如吃饺子、月饼等)的习俗，都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宗白华先生在 《美学散步》里论述了各种形态的美，书中特别有一篇文章—— 《美从何处来》，在这篇文章里，宗自华先生指出美来自于心灵。笔者认为传统节日中的美主要指生命与生活之美，在亲近自然，家人团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习俗中，人们体会到了生活之美，也益加珍爱生命。并且传统节日中的行为、愿望都发自于内心，充满了感情，因此，即使有时希望不能实现，结局未必圆满，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因为这些行为、愿望来自于心灵，它们也是美的。 4 结语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在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原农耕文化曾与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过交融互补，也与外国文化进行过几次大的交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具有包融性，而传统节日作为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更应具有包融性。 中国传统节日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汇、互撞，消极的东西逐渐消亡，美好的东西日益突显，这正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表现。笔者相信，在与日前社会上流行的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的交汇、互撞中，中国传统节日定能发挥中国文化惯有的价值整合功能，到达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让传统佳节湿润民族精神[J]．红旗文稿，2008，(8)：34—35． 【2】严考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2007，(1)：126—128 【3】张贷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65
文从节日文化这个角度对中西文化做了介绍及比较，说明了节日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都可以形成不同的节 参考文献 ⑴ Lineal Davis.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M]，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 2005⑵ 周叔麟. C.W.Pollard June Almes. 新编英美概况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⑶ 程裕祯. 中国文化要略[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⑷ 姜守明. 洪霞，中西文化史[M].科学出版社，2004 ⑸ 李露露. 中国节[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⑹ 李念培. 孙正达.英国[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⑺ 王娟. 民俗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⑻ 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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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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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感觉有很多很多点可以写~你可以看看（心理学进展）、（社会科学前沿）等等这样的期刊论文吧~找下这类的论文好好学习参考下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对做好旅游管理的探讨
摘要： 如何做好旅游管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旅游人文资源开发以及应对旅游危机管理两方面阐述了旅游管理的思想。
1旅游管理要加强在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建议
1.1 促进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统一自然资源不管多么美丽，没有人的参与就失去意义，没有人文的氛围就失去了颜色。以杭州西湖为例，是我国独有兼具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悠久历史文化韵味的景区，这里孕育的文化非常丰富。既有家喻户晓的白蛇娘子传奇，又有文人墨客留下的象“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佳句。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湖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湖旅游区的各个景点，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故居这一旅游资源。游客在游山玩水之间，也可以充分了解到西湖文化的历史和典故，同样也可以利用杭州的民俗艺术团体在西湖景区表演西湖文化的传统民俗节目，巧妙的将文化资源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使得游客更容易理解杭州，实现西湖景区的人文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护西湖资源，对西湖的生态、水质、卫生状况加强保护和监督。
1.2 努力发掘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我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众多的文化资源，像龙舟赛、元宵灯会、清明踏青、五月花会、八月观潮、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十月庙会等民俗活动，开发利用条件极其优越。要充分利用这些民俗文化，重点打民俗旅游，这样不仅可以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收入，也会对当地的城市发展和定位等具有很好的作用。
1.3 提高人文素质，完善旅游设施文化旅游具有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作用，具有很强宣传作用，旅游就像一张名片，在带给游客旅游资源享受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宣传。从事旅游资源服务的人员素质对旅游形象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景点的一些人性化的配套设施对旅游地形象也有重要影响。好的人文素质、礼貌切近的服务态度会对旅游者带来很大正面的影响，会提高游客对旅游满意度，进而对整个城市的形象具有更好的印象。旅游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会对游客带来不同的感觉，游客在旅游时一般比较放松，一些人性化的设施会让他们感觉很亲切，一些带有游客可认知的语言无疑会增加亲近感。
1.4 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旅游经营策略和其他产业一样，人文旅游产业的开发、经营等需要进行细化研究，所不同的是一般其他企业开发的是有形产品，而人文旅游产业开发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产品，产品的质量通过旅游群体的满意程度体现。开发怎样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市场前景如何、如何合理规划使得资源配置优化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旅游产品经营策略都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对人文旅游产业的科学研究实现。目前，我国很多旅游景点在人文旅游开发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①通过加强在人文旅游产业方面的研究，使得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更加成功，则可以大大减小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风险;②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关注，不同的旅游资源如何配置更加合理，如何配置才能更加吸引旅游者，使得运行成本降低，产业收益增加，这些方面也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③人文旅游产业的经营策略非常值得研究，并非景点门票价格定得越高，旅游产业的收入就越多，不同的旅游景点采用联合消费还是单项消费更好也需要根据消费者的旅游消费心理和旅游景点的具体情况确定。
2加强旅游危机管理的措施
旅游业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行业，由其自身所具有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决定了她的触角极大地延伸到其他各个行业领域，使得外界瞬息的变故都牵动着整个旅游行业敏感的神经。旅游危机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旅游业上空的阴云，良好的危机管理成为旅游业——这个应优先考虑快乐和关照产业的急迫需要。
2.1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一种竞争意识、超前意识、鞭策意识，也是一种凝聚剂。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应在感觉危机、认识危机的前提下，经常地、系统地讲形势、讲问题，使员工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和与企业共同承担危机与风险的主人翁责任感。居民与旅游者要强化安全意识，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确保平安健康也是一种增收途径。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应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核心和重点，作为旅游地区政府应首先树立危机意识，加强旅游危机战略性研究，从根本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爆发或将其及早制止于萌芽状态。
2.2 建立预警机制，实施预防管理在建立旅游灾害预警机制方面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所谓"旅游预警制度"，主要是有关部门在国内外发生疫情、战争、社会问题、自然灾害等影响旅游的事件，予以发布并警示，从而有利于旅行社和游人预见问题，并主动采取积极的安全措施。
2.3 建立应付旅游危机的应急机制旅游危机爆发后，最紧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快速反应机制，尽量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灾害、事故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在疫情发生时，防止疫情扩散;在治安事件发生后，尽快侦破案件，惩治违法分子，保护受害人，处理善后事宜。因为自然灾害导致旅游地暂时不能接待旅游者，及时告知旅游者，减少旅游者的期待成本和预期心理，有利当地旅游市场的恢复。
2.4 旅游危机过后尽快采取措施复苏旅游业首先，旅游危机过后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促销活动。其次，要利用媒体重树区域旅游形象。旅游危机之后，要尽快挖掘正面报道的价值，予以针对性的促销。第三，做好事件旅游营销，加大市场对旅游地的关注。
总之，当组织或个人面对危机时，应当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核心地位，及时反应、控制、补救、总结，并有意识地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因势利导，借题发挥，将损失减小到最少。旅游行业是很脆弱，但不经磨练、不经危机，这个行业永远都是脆弱的。作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努力构建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本部门以及整个行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王如东.政府在旅游管理中的作用及制度创新[D].同济大学，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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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景翊，姜春红.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对策分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量化分析
[摘要]三亚市是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代表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本文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对我国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三亚市地处海南省的最南端，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拥有土地面积1919.6平方千米。三亚市是中国热带滨海旅游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在境内长达209千米，每岸线上，密布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公园、天涯海角、南山文化旅游区等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不仅具备现代国际旅游五大要素——阳光、海水、沙滩、绿色植被、洁净空气，而且还拥有河流、港口、温泉、岩洞、田园、热带动植物、民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作为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相互渗透融合产生的新兴产业，旅游房地产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而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不仅走在全国前列，也最具有代表性。胡浩(2005)以上海为例研究了大都市旅游房地产发展与布局，徐翠蓉(2005)以青岛市、苏琼琼(2006)以杭州市、程叙(2008)以重庆市、谢志林(2008)以南宁市和任宜煊(2009)以山东省海滨城市为例对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及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而有关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方面，刘艳红(2004)认为经济增长(内因)和经济全球化(外因)共同促进了旅游房地产发展。胡浩(2005)认为休闲时间增加、政府大力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居住职能变化、商业服务业发展等条件促进了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从文献综述看，并没有学者对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状况做过研究，也没有专门对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方法也局限于简单的定性分析。本文利用多元统计学当中的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子，建立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子逐步回归方程，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及其作用，为该市旅游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寻求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共性。
1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现状特征
自从1996年三亚市在亚龙湾成功举行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凯莱度假酒店正式起航，后来几十个大型旅游项目相继投建，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
现阶段三亚市的房地产销售主要为旅游房地产，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1)产品特征：旅游房地产产品主要以公寓、住宅、别墅和产权式酒店为主，作为岛外客户的“第二居所”、“第三居所”等，其中公寓、住宅所占比例较高。
(2)产品分布：主要分布具有一定景观的区域，充分利用海景、河景、山景资源。目前正在开发海景沿线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
(3)置业人群：有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购房者来自于岛外，这一群体占到了三亚市总体楼盘客户的90%以上.并且大多为二次甚至多次置业者，集中来源于“两区都”，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东北高寒地区和首都北京。
2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
2.1指标选取和数据标准化
本文通过对《三亚年鉴》中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旅游业以及房地产业等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选取了第三产业主导性X1、对外贸易商品进出口总值X2、全社会贷款余额X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4、旅游总收入X5、接待过夜旅游者人数X6、社会旅客周转量X7、实有客房数X8、文教卫科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X9、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X10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Y等11个指标变量进行分析，其中指标Y代表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由于不同的自变量Xi，它们的取值范围和单位都不相同，为了在无量纲影响下进行计算，利用SPSS.18统计软件对三亚市2000—2006年X1～X10和Y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见上页表1。
2.2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因子分析
通过SPSS.18统计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都在0.5以上，所选取的10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可以提取综合指标。而从公因子方差中可以看到X1-X8的共同度都在90%以上，最低的X10也有62.2%的共同度，即这些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都能被因子解释，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从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中可知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为6.918，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69.181%;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198，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11.981%;第三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024，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10.244%。前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1.406%，能够包含大部分变量的信息，故选取三个主要因子，见表3。
表3显示的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因子F1基本反映了X2～X8变量的信息，包含对外贸易、金融、物价、旅游业等方面，因此可命名为“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因子。第二因子F2主要反映了X9、X10变量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公共事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因子F3反映了X1变了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可以写出以下的各因子的得分函数：
F1=-0.088X1+0.135X2+0.160X3+0.167X4+0.158X5+0.133X6+0.158X7+0.123X8-0.044X9+0.033X10
F2=-0.028X1+0.029X2-0.089X3-0.061X4-0.144X5+0.041X6+0.002X7+0.128X8+0.682X9-0.565X10
F3=0.909X1+0.058X2-0.076X3-0.130X4-0.025X5+0.063X6-0.107X7+0.069X8-0.206X9-0.216X10
2.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只是对多个指标变量的降维处理，并不能解释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因此还需要对各因子和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A+0.991F1+0.130F3
方程式中的常数项为A，值为4.109E-18，偏回归系数B1为70.991，B3为0.130，经T检验，B1和B3的概率P值均小于0.001，按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10的情形下，均具有显著意义。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F1对因变量Y的影响远远大于F3，就是说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是受F1(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直接驱动影响。而F3涵盖了城市除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信息，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驱动力明显不如F1大。具体到城市科教文卫、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因子F2，由于主要服务于三亚本地居民而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不明显，被剔除在驱动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外，这也与三亚旅游房地产的主要消费群体来自市外的情况是吻合的。
以上分析只是对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还有看到一些不能量化的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益，对旅游房地产业大力扶持，出台一系列相关利好政策，促进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二，居住理念与消费文化的转变也促进了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三，大量闲余资本的炒房投机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
3结论
依托于独特旅游环境和较大的国际知名度，)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典型意义。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亚市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综合经济水平，旅游业和综合经济水平越高，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力作用越大。城市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业起到一定的辅助驱动作用。
——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除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民间资本的投资推动之外，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提高城市旅游素质，发展城市旅游经济，发挥旅游产业关联带动作用是城市旅游房地产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