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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参考文献】[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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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论文参考文献
导语：医学论文的撰写要非常的严谨。关于医学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欢迎阅读我整理的关于医学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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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2.1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2.2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2.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2.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2.5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2.6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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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
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中医药传统精神;医学人学本质;医学人文教育复归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本地区先民们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反思与智慧总结，与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其深层本质是人学。
医学之人学质趣要求在医学教育中彰显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体现本地区的文化特色。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
但令人遗憾与深感忧虑的是，时下国内医学高等教育由于深受西方医学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之影响，体现在其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中表现出“重技轻德”、“崇业贬道”之倾向，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教育功效之微或根本不在教育者视域之内，这与医学的人学本质渐行渐远。
本文旨在倡导，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医学人学本质规约与当下医学人文教育之错位
医学集科学、技术于一体，兼具艺术与美学之特征，其深层内涵与本质规定是人学。
从其达到预期功效而言，它不仅要敬畏与救治生命，而且要解读与体悟生命从而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广阔时空;从其体现的伦理意蕴而论，“医院和医生是成为生命伦理的骄子还是弃儿，就在于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取舍存毁之间。”故而，医学不仅是医技单纯物理之展现，而且是人文关怀人理的深层蕴涵，这是所有医学的最终企求表征与最高价值归宿。
从哲学维度而观，人究其本性是自然、社会、精神属性三位一体，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人性之医学观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其日益得到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可与广泛赞同的深层缘由。
“医学技术与医学美德构成了医学人道的一体两面”随着医学的纵深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医学的科技尤其是人学本质内在地规约着医生不仅要医技高超，而且要医德高尚。
世界医学伦理四大经典之一的《论大医精诚》的“精”字，是对医生医学知识广博精准，技艺精湛方面的要求;“诚”字是对医生道德品质至真至纯，仁爱无偏方面的规定。
而历经时空筛选积淀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仁者爱人，赤诚救世的事业准则;一视同仁，不分贵贱的道德品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贪财利，作风正派的伦理标准;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的学习精神五个方面。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国家主席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虽然医学仁德情怀在理论上历来倍受人们推崇与赞颂，但现实生活中却因医德失范与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剖析其原因，国内医学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日渐浮出水面。
受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与机械论还原主义之影响，现代医学教育秉承“人体像一台机器，疾病是这台机器的故障，医生的职责是修理这台机器”之理念，在医学生教育偏颇之现实表现主要有二：其一为在知识传授过程中重技轻德，其二为医学人文课程在整个医学生培养方案中设置偏斜失调。
据调查显示：国内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比例最高为9.3%，最低为4.6%，大多数院校在7%―8%，平均为7.45%。
二、国际医学组织人文教育规定与发达国家之范例
医学人文教育的复归基于人们反思医学高新科技的不可控后果与期待医学发展的惠民真谛。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政策与西方发达的范例作用是其现实回应。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规定。
1988年世界医学教育会议《爱丁堡宣言》宣称：医学教育旨在培养促进全民健康的医生，人们心中理想的`医生应是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哥本哈根《本科医学教育的国际标准》“行为和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的高标准规定：三者在课程计划中所占的分量应当适合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日益变化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的卫生保健需求。
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生敬业精神与伦理行为置于医疗实践的核心地位，超半数以上核心能力与医学人文素质密切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的具体措施为：医学人文目标清晰;医学课程设置合理。
Cooper J教授在美国医学院协会第105届年会上的“为21世纪培养医生”报告声称：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缺乏的医生，智力挑战能力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发挥不畅乃至丧失。
《医学教育未来方向》、《新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美国和加拿大医学生教育掠影》标志着新时期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宗旨是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全面医学人格的塑造，其中心要义是“弘扬作为灵魂的医学职业精神，倡导的是人文医学的回归，是在向医学科学、向医学教育注入人文精神，使之体现出应有的人文理念、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大爱。”
“英国总医学委员会”曾先后三次出版权威性报告《明天的医生》，在医学知识、技能、医学伦理和职业态度等方面对医学人文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旨在展现“一个日益丰满、更加有血有肉的未来医生形象。”此外，法、德、日在此方面目标也非常明确清晰。
美国医学院校一般开设人文社科与医学交叉的课程且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始终，教学内容注重现实问题，教学目标注重能力培养，师资知识结构合理，一般兼具人文社科与医学知识背景。
法国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并定期检查，以医学教育第一阶段第一学期为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62.5小时，约占第1学年课堂教学515总时数的12.34%，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10%。”其特色是政府保驾护航、增设护理见习教育、重视医学伦理教育、专题教学讲座等。
三、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规范与传承提升之途径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医学人文精神与树立医学人文关怀观，这需从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其二是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同疾病做斗争过程的集体智慧结晶与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民族抗争精神的体现展示与对生命的体悟反思。
随着西学东渐与科学主义与理性思维的霸权，中医的非科学性与存废之声曾喧嚣一时，但中医的实践功效经受住了疾病对其考验，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医的文化特质再度被高度重视与重新挖掘，中医蕴含的民族精神与奉行的思维理念再度被传承与发扬。
整体主义医学思维、辩证施治疗疾方法、博及医源未病诉求、仁德慎独伦理气质、生命贵重责任使命、大医精诚职业理想等皆为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中医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之魂，它们潜藏于医学典籍之中或蕴含在古代医家个人的品格修行之内，需要现代医者深悟体味与总结挖掘，更需要当下医学教育与医学生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
它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
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国外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疾病诊疗方法与医学伦理思想，是西方医者智慧的凝结与品格的结晶，也是时下中西医展开对话语境的史学背景与现实基础。
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医德品质与南丁格尔所体现的护理精神，被全世界所认可并被医界所称颂，而科学精神与人文品格并举，实验方法与理性分析并存，精确性追求与临终性照护并重，是值得医学教育合理吸收与全面借鉴的。
医学人文教育培育的必备条件。
对中外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伦理品质进行挖掘提炼与传承发扬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若想达到既定目标与预期效果还需其它必备条件，其中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和兼具人文与医学知识背景的可资利用的师资不可或缺。
医学高等院校进行医学人文科研的基础条件包括数量与质量可观的网络资源与实体书籍与学术期刊，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匹配合理的师资队伍，学校主管部门重视与提供支持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此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习体验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题讲座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相互补充、医学人文教学始终如一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全部，是使医学生人文知识得以完备、人文素养得以提升、人文品格得以形成、人文情怀得以塑造、人文行为以实践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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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一、国际礼仪的概述（一）国际礼仪的基本涵义礼仪 礼仪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行为科学，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始至终地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完整行为规范与准则，体现为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等具体形式。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用以规范行为，沟通思想、交流情感、互尊互敬、促进了解的形式，是约定俗成的准则，是一个民族道德修养、文明程度的外在表现。国际礼仪 也称为涉外礼仪，是指由于地区和历史的原因，各地区、各民族对于礼仪的认识各有差异。在长期的国际往来中，在对外国人表示友好、尊重的各种礼仪，以及进行各种活动和庆典的仪式中，逐步形成的对外礼仪规范。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经济、政治、科技、文、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往日益频繁，涉外礼仪日趋重要。一方面，它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它在一定意义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民族文化和文明程度。（二）国际礼仪的发展及过程1、在远古时期，人类在狩猎时代就已知道要有礼貌，因为在打猎时．狩猎者相互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即使没有猎获什么，也要讲一番有关野味的趣闻，使同伴们不致扫兴而归。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人际交往日趋频繁，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礼”也不断丰富和发展。2、在阶级社会时期， “礼”的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候．“礼”已不仅是个人之间交往的“私人礼节”，而且成了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由于国家的产生，也就有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国际交往也需要有一定的规范与准则．在长期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国家间通行的国际礼仪。现代的国际礼仪正是历史上国际礼仪的继续和发展。3、随着近代工业的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交通邮电事业的日益发达，人际交往日趋频繁．人们更需要用“礼节”来调节和增进彼此间的关系。交际礼仪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讲究礼节、注意礼貌、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标志。4、现代的国际关系。礼仪习惯的演变．加上国际关系迅速、广泛、深入的发展．必然使国际间过去通用的礼仪程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套现代的国际礼仪。现代的国际礼仪，包含有国际交往中的日常交际礼节、典礼仪式、外交礼遇、外交特权与豁免等多方面的内容。它们中有的已形成国际公约，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涉及的有关内容，已具有法律效力，在国际上有约束力。而其余大部分则是相互交往中“约定俗成”，逐步成为国际惯例，为各国所普遍承认和接受．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三)国际礼仪的特点1、必须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为基础。现代的国际关系，应当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过去的封建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象之间关系不同；也与宗主国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认为现代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主权应当一律平等。因此，现代的国际礼仪也应当能体现这种主权国家间的相互关系。2、多边来往大量增加。由于前面讲到的国际环境、条件的变化，国家之间，除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外，多边来往急剧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从而在礼仪做法上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必然出现一些新做法。3、国际礼仪的内涵更加丰富。包括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军事国防以及民间往来等各方面、多层次的国际来往，也都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进行活动。社会团体、民间来往更含有大量的社交活动。特别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许多公司、企业都设有专职礼仪人员或公关部门。4、礼仪活动更加讲求实效，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具体安排更加灵活。例如，领导人之间的实质性会谈更加受到重视；日程安排更加紧凑合理；举行宴会讲究礼仪但不事铺张；参加宴会的人数有所压缩；在宴会上发表正式讲话的次数有所减少；相互访问的代表团人数注意控制，生活接待更加注意安全、舒适、方便，而较少铺张等。总之，礼宾程序和礼仪做法，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变化更新，我们应当不断加以注意和研究。（四）学习国际礼仪的意义国际礼仪是一种跨国际交往的交际规范。认真学习正确运用，就会充分发挥出它的功能，成为我们达到预期目的的得力助手。1、为进一步强化全民素质教育，积极推进科教兴镇战略，全面提高全民综合素质，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2、提升自己的内强素质。作为现代人，你跟别人打交道也好，你要做好本职工作也好，恰到好处地展示自己的素质都是非常重要的。3、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在国际交往中也好，在国内交往中也好，员工的个人形象，就是代表组织形象，就是代表产品和服务形象。4、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学习礼仪有助于我们的人际交往，如说话时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它有游戏规则。对此，我们要了解，更要遵守。二、中外国际礼仪的差异由于文化背景、习惯等不同，导致在具体礼仪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现主要以西方国家来说，具体如下：一、在称谓和称呼方面的差异。西方人的称呼通常是比较笼统的，通常一个称呼可以涵盖中国的很多个称呼。例如西方人称呼男的为先生，称呼女的为女士或者小姐。而“先生”一词在我国各类词典中的第一解释就是“教师”，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悠久的称谓，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我们在建国后熟人称呼经常在其姓名后面加上“同志”一词，比如，开会的时候，某某领导讲话，“向XX同志学习”等诸如此类的言语就不必细说了。但是，在当今生活中，随着改革开放，现在“先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二、在见面交往礼节方面的差异。中国人通常是见面喜欢点点头，握握手或行拱手礼，或者微微欠身然后握手，而西方人觉得欠身似乎显得自卑。在西方，特别在欧美国家，拥抱礼却是十分常见的见面礼与道别礼，亲吻礼和吻手礼也是常见的西方见面礼。握手礼来源于西方人类半野蛮半文明时期。这种习惯逐渐演变成今天作为见面和告辞的“握手”礼节，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我国，握手礼不但在见面和告辞时使用，而且还作为一种祝贺、感谢或相互鼓励的表示。因此是社交中应用最广泛的致意礼节。见面、道别时的礼貌演变到今天就是“你好”、“再见”两个短语，客气的顶多再互相握下手，在各种古怪疾病流行的今天显得简洁而卫生而又体面。然而西方国家，见面就要先送贴面礼、亲吻礼和吻手礼，让我们很不习惯也不能接受。三、在宴客方面的差异。喝酒，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做生意、交朋友等社交场合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通常遵循的是酒杯不能空茶水不能太满。在西方人他们通常喜欢啤酒、葡萄酒，不喜欢劝酒，他们的行为会随女主人的动作而进行。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大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酿酒工艺和人们赋予酒的美好寓意，使饮酒成为中国人宴请宾朋、交际应酬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酒文化也令老外折服，使他们也对中国的白酒满怀好奇心，但他们对中国酒桌上的强行劝酒有多反感。就如我们正常的中国人对老外的贴面礼排斥一样。四、在禁忌与习俗方面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说4，觉得8非常吉利，而西方人不喜欢13和星期五。五、待客和做客的差异。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为别人着想。这表现在待客和做客上，尽责的客人总是尽量不去麻烦主人，不让主人破费，因而对于主人的招待总是要礼貌地加以谢绝。在餐桌上，主人总是不停地给客人劝酒劝菜。所以，中国人的待客和做客场面往往气氛浓烈。而西方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大家都非常直率，无需客套。在餐桌上，主人会问客人还要不要再来点，如果客人说够了，主人一般不会再向客人参加革命吃请喝。六、时间安排上的差异。西方人大多时间观念很强，日程安排很紧凑。如果要拜会或宴请西方人，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时间通常在一周以上。如果你没有预约而突然拜访或临时约请对方，对方一般会拒绝你。而且，对于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有严格的区分。如果是工作交往，应选择在对方的工作时间里进行。如果是私人交往，就要选择在对方下班里进行。七、在送礼方面的差异。西方人不是很重视送礼，尽管他们也常常在节日、生日和拜访时向亲朋好友赠送礼物。他们一般不看重礼品的价值，而是赠送一些小礼物，只是为了表达感情而已。而中国人大多比较看重礼品的价值，礼品的价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送礼人的情意。上述提及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解这之间的差异，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与外国人交流、合作，更好的树立中国人的形象，也能更好地交流与学习，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对西方的精华进行吸取，从而取得社会文明的进步。三、造成中外国际礼仪差异的原因（一）地域型文化差异由于地理环境与气候对文化的生成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它们对人类自身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思维方式、社会文化潜在地发挥制约作用。我们可以把中外文化分别归强求为地域性文化差异。相对闭塞的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样中华文明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古希腊处于整个地中海区域的中间位置，使得希腊人拥有海上交通便利的天然优势。海洋带来激烈的竞争形成其开放的文化品格，造就其灵活、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二）习俗差异由于社会的背景不同导致在习俗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神圣的象征，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不然，这足以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首先是因为龙包含着自然崇拜的因素，即人们把龙当作主宰风雪雨露的神来敬重。实际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只不过是观念上的东西，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或某几种东西的附会和异化。龙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常见的。然而，与中华文化大相径庭的是，西方文化中往往把龙描述为一种巨型怪兽，形似鳄鱼，身披鳞甲，长有巨爪和翅膀，能游水能飞行，还能喷火，凶猛异常，破坏力极大的邪恶势力的象征。（三）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华夏文化必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好的统治人民，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一些思想。而纵观西方文化历史，其开始形成如今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人们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的文化必然会带有其“人文主义”的特征。（四）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在中国，不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讲究的是逆来顺受、讲究的是来生。而西方的教义，虽然也强调来生，讲究受难，但不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也都很讲究个反抗异族压迫，反抗异教徒等，这种在宗教上的差异的形成也与其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导致国际礼仪差异的原因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但主要都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所导致的。所以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礼仪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背景，从而进行有效的国际沟通。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国际礼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外交往日趋频繁。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具体礼仪上有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国际礼仪呢？主要从以下三个基本要求和三个基本原则来说明：（一）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自尊为本，要强调自尊自爱。一个人在国际交往中，不讲自尊，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你自己要把你当回事，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举止大方。第二个要求就是尊重自己的职业。工作你分工不同，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真正被人家尊重的人，是有实力的人，是学有所长的人，是专业方面有本事的人。所以要爱岗敬业，这样的人才会赢得尊重，各国皆然。第三个方面要尊重自己的单位。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公司，那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它的尊严和形象。其次我们强调要尊重交往的对象，不仅要自尊，而且要对交往对象表示尊重。我们一般要讲五句话：“尊重上级是一种天职，尊重同事是一种本份，尊重下级是一种美德，尊重客户是一种常识，尊重所有人是一种教养。”这五个方面，涉及到我们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要尊重，要全方位的尊重，不能失礼于人，尊重为本。（二）国际交往礼仪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指接受对方。所谓接受对方就是你跟别人打交道时，如果不是原则问题，不是什么国格、人格、党纪、国法大是大非的问题，一般性沟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客人永远是正确的，客人没有错，不要寻衅滋事，找别人毛病。第二个原则是指重视对方。欣赏的重视，不是找人家毛病。要欣赏的重视不是找人家毛病。有人也重视对方，但他找人家毛病。第三个原则是赞美对方。有一位著名的行为科学家、美国著名的学者乔治·枚奥先生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发现别人的优点，实际上就等于肯定自我，那说明你宽容，说明你谦虚，说明你好学。”他强调这个。所以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你在适当的情况下，要善于发现别人的所长。礼仪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承袭下来的礼节文明规范，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象征和体现。 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17大报告中着重指出，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正在各个方面赶超西方国家，包括文化领域等。 我国是个开放的国家，我们加强国际礼仪交往等知识的学习，是为了2008年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的形象，构建和谐、安详的国际社会关系。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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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养生疗法，就是是中药学宝库中的一块灿烂艳丽的瑰宝，又是养生学宝库中的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中药养生论文，供大家参考。中药养生论文篇一：《浅谈中药养生》 摘 要：综观古今，中药养生疗法，源远流长，即是中药学宝库中的一块灿烂艳丽的瑰宝，又是养生学宝库中的一颗光耀夺目的明珠。 文章 详细的谈到了中药养生的概念以及意义和作用，更重点谈及了中药与食疗、中药与药酒、中药与膏方等。 总结 了养生的重要性。 关键字： 中药与食疗;膏方;药酒;中药与养生 1中药养生的意义和作用 提高人类的寿限起到积极的作用小而言之，有利于身心健康，益寿延年;利于陶冶情操，修养身心。大而言之，有利于群体健康，社会和谐。并且，它的意义还因人而异：对于健康人群，让他们防范于未然;对于亚健康者，让他们防微杜渐;对于患病之人，让他们祛病康复;对于不治之症者，让他们带病延年。中药养生无疑会对促进我们民族的健康、延缓衰老[1]。 2中药药性的简介 中药的药性，是指中药所具有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实际上中药还有平性，也就是说中药的性质可以分为寒、凉、平、温、热五种特性。中药的性质主要是根据药物作用于人体的治疗效应概括而来，根据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而言[2，3]。中药不同药性的作用：(1)寒凉性质的中药，具有清热、泻火、解毒、凉血、养阴或补阴等作用，主要用于热证或机能亢进的疾病。(2)温性的中药，具有散寒、温里、化湿、行气、补阳等作用，主要用于寒症或机能减退的症候。(3)平性中药，药性平和，多为滋补药，用于体质衰弱，用寒凉或温热性质中药所不能适应者[2]。 3养生，从脚做起 泡脚的时候添加药剂能起到辅助作用：盐泡：温水中加入两大匙盐巴，盐有消炎杀菌、通便、泻火的效果。爬山累了，脚肿脚胀加盐泡脚很好。姜泡：温水中加入几块打扁的老姜生姜，姜有散寒、除湿、活血的作用，治疗感冒效果好。酒泡：温水中加入一瓶米酒，或用其他酒类，可促进血液循环。柠檬泡：温水中加入两片柠檬，可顺气提神，预防感冒。醋泡：温水中加入3大匙的白醋，可中和体内的酸，滋润皮肤。艾草泡：温水加入适量艾草叶或者艾茸，艾草有痛经活血的效果，治疗痛经，治疗怕冷，经济实惠效果好。 3.1中药与食疗 3.1.1解毒四杰--木耳、绿豆、蜂蜜、猪血 这些是功效显着且最为廉价的解毒食物。木耳因生长在背阴潮湿的环境中，中医认为有补气活血、凉血滋润的作用，能够消除血液中的热毒。此外，木耳、猪血因具有很强的滑肠作用，经常食用可将肠道内的大部分毒素带出体外。绿豆味甘性寒，有清热解毒、利尿和消暑止渴的作用。蜂蜜生食性凉能清热，熟食性温可补中气，味道甜柔且具润肠、解毒、止痛等功能。印度民间把蜂蜜看成"使人愉快和保持青春的良药" [4]。 3.1.2排毒小卒--日常蔬菜 在我们常食的蔬菜中，也不乏解毒功臣者，如西红柿甘酸微寒，可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凉血活血;冬瓜甘淡微寒，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化痰止渴作用明显;丝瓜甘平性寒，有清热凉血、解毒活血作用;黄瓜、竹笋能清热利尿;芹菜可清热利水、凉血清肝热，具有降血压之功效;胡萝卜可与重金属汞结合将其排出体外;大蒜可使体内铅的浓度下降;蘑菇可清洁血液;红薯、芋头、土豆等具有清洁肠道的作用。 3.2中药中的茶 中医认为，茶叶味甘苦，性微寒，能缓解多种毒素。茶叶中含有一种丰富活性物质茶多酚，具有解毒作用[5]。茶多酚作为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可清除活性氧自由基;其对重金属离子沉淀或还原，可作为生物碱中毒的解毒剂。另外，茶多酚能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降低血脂，缓解血液高凝状态，增强细胞弹性，防止血栓形成，缓解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发生。 3.3中药与药酒 3.3.1药酒的功能 现在中药调节越来越提上日程人们也越来越把自身保健养生作为主流，不在乎其他。而药酒也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流，少量的饮用坚持每天都在饮用提高身体质量调整身心健康是越来越重要了。而人体是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主要包括五脏六腑、气、血、经络等。 药酒的配伍严格遵从佛家及中医传统理论，兼温、补、和、清、下五个部分，双向调节人体内部功能，使身体达到自然平衡状态，起到治疗和保健双重功效虫草(冬虫夏草)是不可多得的名贵药材，它具有调节免疫系统、肝脏功能、心脏功能、提高细胞能量、直接抗肿瘤作用，抗疲劳等功能[5，6]。 人参具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等功效。可全面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器官的血循环。红景天生长于青藏高寒地带终年积雪的向阳坡上。清热解毒，治咽喉痛，肺痛，理气，治咽喉痛，肺痛;有补肾、养心、安神、调经活血、明目之效用。加快脑梗塞病灶的恢复，对缓解头痛，解除疲劳， 增强 记忆力 等也有显著功效。 3.3.2保健酒 保健酒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医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代医药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有药酒治疾健身的记载。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中药浸酒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已发展到利用萃取、浸提和生物工程等现代化手段，提取中药中的有效成份制成高含量的功能药酒。当人们的保健意识日趋增强，一些药物成为食用保健品时，保健酒这一新名词便开始走红。 酒与药的结合产生了全新的酒品--保健酒[6]。保健酒主要特点是在酿造过程中加入了药材，主要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的作用，其用药讲究配伍，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和气血双补等类型。 3.4中药与膏方 3.4.1膏方意义何在 膏方又名膏剂，俗称"膏滋药"，具有滋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效用，属于中医里丸、散、膏、丹、酒、露、汤、锭八种剂型之一。它是将中药饮片经多次煎煮，滤汁去渣，加热浓缩，再加入某些辅料，如冰糖或蜂蜜、阿胶或其他胶类等收膏而制成的一种比较稠厚的半流质或半固体的制剂，具有滋补强身，缓衰老，治病纠偏的作用。 只有用好药，配好方，才能熬出好膏方，祛病养生保健康[7]。一般阿胶、人参、鹿茸并称膏方"君药"的三大上品，最为中医保养所推崇，据不完全统计，与阿胶有关的中医药方有3200种之多，其功能性可见一斑。阿胶味甘性平，入肺、肝、肾经，不但是滋阴补血之上品，而且可以保持膏剂的稠厚度，是收膏必备之药。所以对于熬制膏方，阿胶的正宗性和地道性也很重要。《本草纲目》明确记载，"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 其正宗性可见一斑。山东东阿县的地下水是制作阿胶必不可少的原料，同时也是为什么东阿产的阿胶最独特，最道地之所在。 3.4.2用膏方不同禁忌不同 饮食禁忌：膏方进补时，宜忌生冷、油腻辛辣、不易消化以及有较强刺激性食物，以免妨碍脾胃消化功能，影响膏剂的吸收。在服用膏方期间如发生感冒、发热、咳嗽、呕吐、腹泻或其他急性疾病时应暂停服用，先治疗急性疾病。中药膏方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精华，因其疗效确切、服用方便、针对性强等优势而日益受到市民的青睐。现在在老年人群中，中药膏方已成趋势，在青少年人群中也开始崭露头角，相信，不久的将来，膏方这一传统的中医药 文化 将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4结语 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越来越注重延年益寿的各种 方法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日益感到有繁重的压力，处于亚健康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于是，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医养生开始起到了作用，而膏方作为一种有效养生的方法，受到老百姓更加地关注与推崇。总而言之，人们在养生的过程中要讲科学，讲理性，要知道"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比任何进补都重要[7]。 参考文献： 〔1〕毛德西主编.老中医话说中药养生.北京市：华夏出版社，2009.12. 〔2〕胡龙才等编著.中药养生.南京市：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01 〔3〕折改梅主编.趣话中药养生经.2008.09 〔4〕中药养生堂编著.中药滋补养生堂.北京市：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01. 〔5〕张尚国著.自我养生百事通.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05. 〔6〕严英.四季房事 养生之道[J].家庭科技，1999，(第5期) 〔7〕养生之道[J].开心老年，2012，(第6期) 中药养生论文篇二：《中药养生方剂水提取物抗氧化能力测定》 摘要：试验采用罗丹明B作显色剂测定了古代养生方剂中常见的红枣、当归、黄芩、五味子等4种中药水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这些中药水提取物对·OH都具有较强的清除作用，呈量效关系，其中红枣的清除能力最强。据此评价其水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大小顺序为：红枣>当归>黄芩>五味子。 关键词：中药养生方剂;水提取物;·OH;抗氧化能力 在中国古代，人们都很重视养生，出现了很多养生中药方剂。这些方剂可以调节人体机体状态，增进健康，延缓衰老。中医认为，人体健康长寿很重要的条件是先天禀赋强盛，后天营养充足。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机体生命活动需要的营养，都要靠脾胃供给[1]。正因为如此，众多的养生方剂中护脾养胃类的中药使用较多，本研究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常见的4种护脾养胃中药养生方剂水提取物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据此评价其抗氧化能力，操作简便，测定快速。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仪器：TU-1800PC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公司);PXS-270型精密离子计(上海精密仪器公司);HH-1型恒温水浴锅(上海比朗仪器公司)。 试剂：H2O2(分析纯);罗丹明B(分析纯);FeSO4·7H2O(分析纯);邻苯二甲酸氢钾(分析纯);盐酸(分析纯);去离子水。 样品：红枣、当归、黄芩、五味子均购于中药房。 1.2 试验方法 样品抗氧化能力的测定以H2O2和FeSO2·7H2O体系产生的·OH为检测对象，通过在554 nm处检测捕获剂罗丹明B的吸光度进行评价。由于·OH氧化能力强，可以快速地使罗丹明B标准溶液吸光度降低为A0，通过试验证明其降低的程度与·OH的含量有一定量效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这种降低程度实现对·OH的测定。中药的水提取物可以有效清除体系产生的·OH，加入这些水提取物于罗丹明B体系中，使体系溶液吸光度下降的程度降低，其吸光度为AS，罗丹明B标准溶液吸光度为A，则清除率D按以下公式计算： D=(AS-A0)/(A-A0)×100%[2] 从清除率的计算结果大小即可评价其抗氧化能力。 1.3 ·OH生成量的测定 准确移取罗丹明B标准溶液7.00 mL(2×10-4 mol/L)和邻苯二甲酸氢钾-HCl溶液10.0 mL(pH 2.5)2份于两支50 mL容量瓶中，向其中一容量瓶再加入FeSO4标准溶液5.0 mL(5×10-3 mol/L)和H2O2标准溶液5.0 mL(2×10-2 mol/L)，另一容量瓶不加，以去离子水定容至50 mL，静置5 min待反应充分后，在554 nm处分别测定这两种溶液的吸光度A0和A，间接测定体系中的·OH。 1.4 样品的测定 1.4.1 样品的提取 取4种中药样品若干，经过烘干粉碎后，分别准确称取1.00 g于4个锥形瓶中，各加去离子水100 mL，用文火煮沸40 min后，趁热过滤，滤液转移至250 mL容量瓶中，并将滤渣用热水冲洗3次，与滤液合并，待溶液冷却后以去离子水定容[3]。 1.4.2 样品测定 将提取好的样品溶液进行适当稀释测定即：红枣(0.10 g/L)、当归(0.20 g/L)、黄芩(0.40 g/L)、五味子(0.40 g/L)。在测定·OH生成量体系中分别加入稀释后的样品溶液各0.20、0.50 、1.00、2.00 mL，在554 nm处测定其吸光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佳检测波长的确定 分别测定罗丹明B溶液和罗丹明B-Fe2+-2H2O2体系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结果发现两个光谱图的最大吸收波长均出现在554 nm处，而且罗丹明B-Fe2+-2H2O2体系的谱图中的吸光度比罗丹明B溶液体系小，说明由Fe2+和H2O2作用产生的·OH与罗丹明B发生氧化反应，导致吸光度下降，因此在554 nm处即可对·OH进行测定。 2.2 酸度的选择 用配制好的缓冲溶液调节罗丹明B-Fe2+-2H2O2体系的pH分别为2.0、2.5、3.0、4.0、5.0。 测定在不同pH环境下体系的ΔA，结果发现在pH=2.5时ΔA值最大，确定试验在pH 2.5条件下进行效果最佳。 2.3 FeSO4加入量的选择 在其他测定条件不变情况下分别加入1.0、2.0、3.0、4.0、5.0 mL的FeSO4标准溶液(5×10-3 mol/L)，随着体积的增加，体系ΔA值也不断增大，但加入FeSO4体积达到5.0 mL时，ΔA的值趋于稳定。故本试验中FeSO4溶液最佳用量为5.0 mL。 2.4 H2O2加入量的选择 在最佳其他条件下，考察了H2O2加入量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试验表明当H2O2加入量达到5.00 mL后，继续再增大加入体积，体系ΔA值基本不变，因此试验采用H2O2溶液最佳加入量为5.00 mL。 2.5 罗丹明B加入量的选择 在以上最佳条件下分别加入不同体积的罗丹明B溶液，根据试验确定的检测方法测定空白参比溶液和·OH反应体系的吸光度。结果表明，ΔA值随罗丹明B用量的增大而增大，但当罗丹明B用量超过7.00 mL时，空白参比溶液的吸光度太大，超出正常读数范围，影响检测结果，因此选择罗丹明B最佳用量为7.00 mL。 2.6 试剂加入顺序试验 由于·OH存在时间非常短，试验中各种试剂加入的先后顺序对测定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加入试剂的顺序。在该方法中罗丹明B是作为显色剂来测定体系产生的·OH，试验中必须保证 ·OH能与显色剂罗丹明B充分发生反应，所以显色剂罗丹明B的加入应该先于·OH产生之前加入，因此试验最后一步再加入H2O2以产生羟基自由基。 2.7 检测时间确定 在上面所选定的最佳条件下对体系吸光度进行测定，每隔1 min读一次数值，观察测定结果与时间的变化情况。试验结果表明，在1～5 min内，体系的吸光度迅速下降，在5～10 min范围内，吸光度基本无变化即反应完全，所以选择最佳的反应时间为5 min。 2.8 测定结果 在试验所确定的最佳试验条件下分别测定了古代养生方剂中常见4种中药水提取物对·OH的清除能力，其测定结果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红枣、当归、黄芩、五味子水提取物对·OH清除作用均呈量效关系，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其中红枣提取物的清除能力表现为最强，当归、黄芩次之，五味子最弱，据此评价了其抗氧化能力。 3 结论 本试验以Fenton反应产生·OH，并与显色剂罗丹明B发生反应，使其吸光度降低。养生方剂中常见4种中药水提取物可以清除体系产生的·OH，使体系吸光度下降程度减弱，减弱程度与样品抗氧化能力有关。试验测定结果表明，4种中药水提取物对·OH都具有较强的清除作用，而且所有样品提取物清除率均随其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呈现一定量效关系，具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其中红枣抗氧化能力最强。本试验选取了常用古代养生方剂中常见4种中药，得到了其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大小顺序，对养生方剂的养生机理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该试验方法评价样品抗氧化能力，操作简便，测定快速，对寻找和筛选天然抗氧化剂资源很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苗海.未病与汉方研究[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2005， 26(4)：20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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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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