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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永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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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永论文的参考文献

柳永(?-约1053), 北宋词人. 原名三变, 字景庄. 后改名永, 字耆卿, 排行第七, 崇安(今属福建)人. 景佑元年(1034)进士. 官屯田员外郎. 世称柳七、柳屯田. 为人放荡不羁, 终身潦倒.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 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 情景交融, 语言通俗, 音律谐婉, 在当时流传很广, 对宋词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等颇有名. 但作品中时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 诗仅存数首, 《煮海歌》描写盐民贫苦生活, 甚痛切. 有《乐章集》.还可以去看看他的文章啊。。

南宋 叶梦得《避暑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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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刚花了几元钱下载好的,给你一起分享吧论 《西游记》的谐趣美[摘 要]:诙谐有趣是人们对 《西游记》众口一致的评价,也是 《西游记》诞生四百年来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文本的诙谐有趣,分别体现在性格塑造、内部矛盾冲突、市井生活描写和以俗为美的趣尚四个方面。[关键词]:《西游记》;谐趣;猪八戒;市井生活;以俗为美一 、性格塑造的谐趣关于 “谐趣”,朱光潜先生以为它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而且认为,“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也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普通的是容貌的丑拙”】,【照此标准去衡量,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得作者之心】。若从大局和整体考查,猪八戒则是一个毛病不少本质较好的可资教育的对象。在唐僧诸徒中,猪八戒的性格是最为丰富复杂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陷。整个性格充满着矛盾,而由这种矛盾又每每引发出强烈的喜剧效果。首先,小说中的猪八戒吃苦实干,却又贪食贪睡。猪八戒在整个取经过程中是吃了苦、出了力的,特别是许多脏活累活都要由他去做,比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等。在荆棘岭开山,在稀柿衙拱路,都突出表现了他的吃苦耐劳。其实他的这种吃苦耐劳,早在高老庄就开始了。入赘高家后,“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连老丈人也不得不承认:“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但是,他贪食贪睡的毛病也着实让人吃惊。吃相贪馋,食物不论好坏软硬,一概狼吞虎咽,不嚼不品,常常是食“而不知其味”。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就是如此。人饭量特别大,老丈人就曾嫌他食肠甚大而要悔婚,说他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他贪食好吃,常常是闻吃而动。第六十八回写悟空让他上街去买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来做菜用,他推托说自己相貌丑陋 “恐惹下祸来”,偷懒不肯去。悟空就对他说街上有大烧饼、大馍馍、好汤饭、好蔬菜,有糖糕、点心、油食、蜜食等无数好吃的东西,我去买些请你,如何?猪八戒一听这话,口内流涎,喉咙咽唾,跳起来就跟悟空上街了。他贪睡成性,睡觉不择地方,青石板上、荆棘山中、乱草堆里,都可以入眠。让他去化斋,则瞌睡连天;叫他巡山去,则倒在路边呼呼睡起觉来,一睡就是大半天;夜间睡觉,连师父唐僧叫他,他也会恼火发脾气,借此对唐僧调侃打趣。猪八戒的性格实在是最富有谐趣美的一种。二、喜剧来自内部唐僧是取经队伍的最高领导,他下面有三徒。作为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唐僧实在名不符实,他除了长着一副标致的人形和能记住一套菩萨教的紧箍咒外,其他不甚了了,悟空、八戒对唐僧的役使常有埋怨之声,师徒之间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首先看猪八戒对无能领导唐僧的调侃。小说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王鬼魂夜拜唐三藏,三藏惊醒后连声叫道:”徒弟!徒弟 !”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捂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若对唐僧这支取经队伍的队形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孙悟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标准的马前卒形象,虽说有鞍马劳顿之苦,却也占尽了风光。沙和尚忠诚可靠,时刻与领导共进退,日子相对轻松,其位置居中。而猪八戒的营生则要烦累得多,他既要负责殿后,又要承担巡山、化斋、降妖的任务,夜间还要提瓶务脚,充当贴身丫鬟。无怪他整天牢骚满腹,当然,他也深得师父疼爱,打猴哥的小报告也时常奏效。再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妖怪作法致使众人落水,唐僧是俗夫凡胎,不能和别人相提并论,当有淹死的危险。而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当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时,孙悟空急切地询问师父的下落,猪八戒打趣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去处。”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僻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说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庄人询问三藏老爷的下落,八戒再次打趣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所谓“陈到底”,实乃 “沉到底”也。既改名,又变姓,猪八戒的玩笑动作有点过大。作为大师兄,孙悟空按理说不应该为长不尊,而应当处处为师弟作榜样,上尽忠,下尽责。但是,由于来自猴类,孙悟空天生就有多动症状,顽皮机警好名坐大,一副为老不尊的顽童姿态,比之于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在受业恩师菩提祖师和不男不女的观音菩萨面前,孙悟空能暂时的正襟危坐,其余皆插科打诨,少有完全的尊重,即使唐僧亦不例外。小说第三十八回就有一段关于孙悟空不知长幼、漠视尊卑的描写:……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吆喝什么?”头乃六阳之首,它高高在上,是真正的尊贵之所在,孙悟空胆敢在此抚摩摇晃,与其说猴性发作的身不由己,倒不如说是作者故作戏谑的有意处理。类似猪八戒式的打趣也时常发生在身为大师兄的孙悟空的口中,如小说第四十回这样写道: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什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第40回)唐僧虽有佛家普度众生的心肠,无奈肉眼凡胎,失察于人妖之辨,西天路上因此而陷入妖魔之手者多多,给孙悟空降妖除魔制造许多麻烦。所以每当师父要大发善心救人的时候,孙悟空便借机转移话题,以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而耽误精力和时间。比起徒弟们的偶尔打趣来,唐僧则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官僚和严厉,他经常因为自己凡夫俗子的短视而对徒弟们进行劈头盖脸的训斥和刁难,有时更是以“紧箍咒”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施以严惩。比如骂八戒是 “馕糟的夯货”,孙悟空则是“泼猢”,用粗言恶语去责骂徒弟几乎成了唐僧的家常便饭和生活习惯,明显地带有封建时代师徒间的严重不平等色彩。也正是这种取经队伍的不和谐,使小说处处透出一种让人捧腹的情趣。《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孙悟空与妖魔之间展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行旅途中的丰富生活又不止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十一难的很多回合中,吴承恩并不是仅仅写孙悟空与妖魔的对抗,而常常描写在旅途生活中行者与八戒的调侃戏谑,产生一些喜剧性的冲突,这种描写有时甚至占了相当长的篇幅。众所周知,孙悟空机智、好斗,性格玩世不恭,好揶揄,善戏谑。猪八戒又最世俗,呆头呆脑,却又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色,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他们之间的打趣调笑,打破了旅途的寂寞和枯燥,使漫漫西天长路生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加以唐僧对猪八戒的有意偏袒,又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往往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猪八戒在外面是被作弄的对象,回到师父面前再大告师兄的罪状,借唐僧的“紧箍咒”反攻倒算。小说中第四十九回的描写即是如此。孙悟空的神奇本领自有其挥洒的特定空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在水中就大打折扣,并非海陆空全方位驰骋横行。猪八戒恰巧抓住这少有的机会,利用自己执掌天篷元帅时练就的水中本领,对平时经常欺侮自己的孙悟空进行报复,把行者掼在水中。岂不知聪明的孙悟空早有防备,假身故意被摔出,“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借助八戒的猪耳朵安然无恙地返回。原想作弄别人的人却被人家作弄了一回,最后落得跪地求饶、磕头赔礼,小说细致地写出了猪八戒从计划时的欣喜到掼跌孙悟空的惬意和阴谋落空后懊丧的心理过程。既知如此,何必当初?猪八戒的悟性就是这样不长进。三、市井生活的浓缩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市民阶层虽然晚出,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不像农民的生活那样,由于依附于土地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的市民往往都要从事一些贩运和买卖,有时甚至长年累月在江湖上奔波,这就不仅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性,而且也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作为一部面向市民的白话小说,《西游记》势必融入市民所熟悉的生活内容,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市井生活情趣,“买卖”、“生意”几乎成了孙悟空的口头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孙悟空的“好名”。就题材而言,《西游记》当属神魔一类,但从其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则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尚未发育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痕迹。由于商业活动的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传统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它千年以来的金科玉律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活动中对“利”的攫取和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功名情结”的魂牵梦萦。作为一个更多来自市民阶层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趋利的表现,而好“名”的思想追求却特别的明显而执著。第一次大闹天宫后,就是因为嫌 “弼马温”官小名卑而反下天庭。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齐天大圣”名号。蟠桃会上,因排不上座次未见自己的大名而进行了第二次大闹天宫的表演。西天路上,孙悟空的“好名”追求伴随始终,直到故事的结束。由于生性高贵,孙悟空时时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言必称 “老孙”,在妖怪面前更是大长自己的辈分,直呼“你孙外公”,或者称别人 “老儿”、“儿子”、“孙子”。即使与妖精斗法,亦从不弄虚作假,只巧取而不豪夺,时常担心“坏了老孙的名头”。孙悟空是一个性格顽强的“美猴王”,浑身充满昂扬进取的精神,绝无刘备式的懦弱流泪。即使因为斗争的需要也不甘心委曲求全,偶尔有那么一次的“坐小”就倍感痛苦万分。《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大哭场面十分罕见,大闹天宫中仅出现过为数不多的两次。取经路上也有两次大哭的描写,一是小说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写唐僧误以为被狮驼岭的妖怪分吃后曾大哭不止,而这次痛哭流涕却不是出于对师父的牵挂,恰恰因为自己的名声受辱,即使为了形势的需要而一时采取的低姿态也感到痛苦万分。上面这段心理活动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孙悟空“好名”的思想性格,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但算不上一个大丈夫。《西游记》中类似这种通过心理描写去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手段运用并不是太多,作者更多的方面是让人物自己现身说法,通过孙悟空多次自诩式的“自报家门”来反复加深其好“名”性格的展示。据统计,小说中写孙悟空自诩式的“自报家门”当在十次以上,现试举两例证之。在小说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伏熊罴怪”中,孙悟空不仅经常自诩其上天入地的英雄本领和出生以来的辉煌战果,有时偶尔还对自己的金箍棒进行夸饰,自诩其武器的神奇,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从精神上打败对手。再如小说第七十五回的描写。与前文自诩其大闹三界和西天路上降妖伏魔的英雄壮举不同,本段夸饰则主要炫耀其兵器之神。孙悟空先从金箍棒的质料说起,依次介绍了金箍棒的铸造经过、神奇功能以及他运用此棒上斗天兵神勇、下除妖孽贼寇的赫赫功勋。正所谓:“邪魔汤着赴幽冥,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四、以俗为美的趣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雅文化与俗文化既并行发展,又相互渗透、相互冲突和依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雅与俗这对美学范畴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诗经》的时代,文史哲混沌,歌舞乐一体,艺术的发展始终与雅俗的对立和发展紧密关联。十五国风,即是当时新兴的俗乐,又是俗文学的的基本样式,它与王畿土地上的雅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所谓 “乐”,其实可以完全借指文学或文化)。由于俗乐、俗文学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所以它一经行世便受到正统卫道之士的竭力排斥。孔子对郑声深恶痛绝,在《论语》中,他一再呼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在孔子看来,俗乐与俗文学有悖“礼”的规范,应当加以坚决抵制和扼杀。《萄子•乐论》也认为:“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礼记•乐记》更是对当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大加贬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直到宋代的朱熹还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尽管统治者极力标榜雅乐,贬斥俗乐,但由于扎根在民间的“郑卫之音”具有全新的品貌和旺盛的生命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构成严重威胁。早在春秋时期,俗乐就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冲开皇宫的大门,使庄严神圣的君王陶醉其中。据《乐记•魏文侯》载,魏文侯曾对子夏坦率道出自己聆听古乐(雅乐)和新乐(俗乐)的不同感受:“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由此可见,俗乐具有多么令人迷狂的艺术魅力。从中国艺术的重要部门古典文学的发展来看,雅俗之争虽然贯穿始终,但其中颇有起伏。中唐以前,文人士大夫的“尚雅”心态明显而强烈,“雅正”这一审美范畴,在文学史上拥有广阔的领地,是封建文人普遍追求的审美趣味。“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连续八年的兵火,使得貌似强大的唐帝国轰然坍塌,给汲汲进取的士子带来严重的戕害,也给 “雅文学”如登峰造极的唐诗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大诗人韩愈仰望李白、杜甫两座高山,深感创作的艰难,在浪漫、写实两路之外,独创 “险怪”一派,并提出了“以俗为美”乃至“以丑为美”的主张,在创作理论上高擎起俗文学的大旗,虽然还一时无法撼动“尊诗右文”传统观念,但对其后唐传奇的出现无疑起到了警醒的作用。词本是典型的俗文学,但一入文人之手,便又“雅”了起来。宋代以后,词学家习惯于将词分成雅词与俗词两大类。雅词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风格中正和平;而俗词多写情爱,语词尘下,风格软媚靡曼,从而失去了雅正之致,故为人所病诟。受雅正美学观的影响,正统文人多指摘《子夜歌》,诋毁《竹枝词》。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遏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冲击和浸润,更对俗文学地盘的扩充和势力的壮大无可奈何。直接受到帝王卿相压制的柳永词,正是缘其“俗”,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以至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特景观。其后,作为俗文学典型代表的元曲和明代小说,虽然不被卫道者所重视,但由于其本身的强大的生命力,而最终却能成为一代文艺样式的代表,取得了与诗、词、文争胜的显赫地位。仅就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而言,它不仅在形式上代表着俗文学的新生,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体现着俗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以俗为美的平民文化特征也是《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之一。(一)偷盗与行: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偷盗行几乎贯穿全部小说,可以说他从蟠桃会上兜率宫中一直偷到了朱紫国和平顶山,偷迹踏遍了天宫人间和西天佛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以善偷显名,此后更是变本加厉,把与偷巧妙结合,西天路上屡试身手,结果常常大获而归。经火焰山,取了芭蕉扇;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金角大仙和银角大仙,又连偷带,弄走了他们的五件宝贝。孙悟空偷盗技术高明,尽人皆知,声名远播。师弟猪八戒索性就对人夸口说他师兄是个 “开锁的积年”。在别人的心目中,孙悟空则早已是一个积年的惯偷了。东方朔在帝君处与孙悟空相遇,就直以“老贼”相唤:“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让你偷吃。”这里提起小说前七回中孙悟空 “大闹天宫”时偷吃仙丹的往事,太上老君自然记忆犹新,所以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要看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而当孙悟空求借“九转还魂丹”时,他虽心中不愿,却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孙悟空的偷盗手段之高,不仅远近闻名,而且令人生畏。连玉帝也要礼让三分的太上老君也不敢不送他一丸仙丹,以求息事宁人。如果说孙悟空是以“偷”闻名的话,那么天宫的神祗和西天的佛徒则更擅长哄。“大闹天宫”时,太白金星曾给玉帝出主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于是太白金星当面哄孙悟空:“玉帝传旨到,‘凡授官衔,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是老汉为大王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王授策。玉帝准奏,因此来请。”玉皇大帝也当面哄孙悟空说:“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这时候的孙悟空尚未具备火眼金睛的神通,便胡里胡涂地欣然接受了。聪明的孙悟空尚且能被人哄,蠢笨的猪八戒上当则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西天取经大功告成时,猪八戒仅仅被封了个等外之列的“净坛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如来佛于是哄道:“因汝口壮身慵。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贪吃的八戒自然不再说什么了。(二)“尿”描写:如果说偷盗和哄属于道德审丑的话,那么把猴子和马的小便引入作品就可以视之为艺术上的审丑了。参观过动物园的人们都知道,猴儿们的领地一个“醒鼻”的标志就是熏人的腥臊气味。《西游记》的作者在仔细观察猴子生活的基础上,又借鉴了狗类到处留尿的习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闹天宫一节中,独出心裁地设计了猴子留尿“到此一游”的恶作剧式情节,和高高在上的佛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貌似庄严的神佛投以反讽,既宣泄了作者心中的不满,又给观众带来了会心的笑意。有人说,“无赖猴头在神圣佛祖掌上撒尿,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最具有喜剧色彩最有民众性的一个细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伟大成功”,“这个评价应当说是较为正确的。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猴尿”的描写,还分别在小说第45回和69回写了 “马尿”和“猪尿”。车迟国王佞道排佛,孙悟空领着两位师弟大闹三清殿,不仅偷吃了供品,把那三清教主一起请下供台.丢进“五谷轮回之所”,还顺势撇下三缸 “圣水”,留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品尝。小说第69回写孙悟空给朱紫国王医病,以大黄、巴豆、锅灰为原料,再借用小白龙的马尿,终于制成了专治朱紫国王的特效药 “乌金丹”.彻底解决了国王的消化不良之症。这三次用 “尿”,不仅品种齐全,猴、猪、马、人四位一起上阵,而且各尽其妙。第一次写尿,是调侃佛祖。第二次是针对明世宗佞道的嘲讽,又使人联想起天宫中专门为玉皇大帝炼丹延寿的太上老君。第三次则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人间的君王。参考文献:[1]朱光替.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参见余世谦著.《西游记作者对我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老庵.经典丛书 •西游故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关于柳永的论文题目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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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懂~不过针对某一个细节的内容倒是可以写,比如俚语、成语的使用,等等。

八声甘州,唐教坊大曲有《甘州》,杂曲有《甘州子》,是唐边塞曲,因以边塞地甘州为名。《八声甘州》是从大曲《甘州》截取一段改制的。因全词前后片共八韵,故名八又名:《甘州》、《潇潇雨》、《宴瑶池》。 八声甘州 柳永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仄⊙平⊙仄仄平平(句) 一番洗清秋。 ⊙⊙仄平平(韵) 渐霜风凄紧, 仄⊙平⊙仄(句) 关河冷落, ⊙平⊙仄(句) 残照当楼。 ⊙仄平平(韵) 是处红衰退翠减, ⊙仄⊙平⊙仄(句) 苒苒物华休。 ⊙仄仄平平(韵) 惟有长江水, ⊙仄⊙平仄(句) 无语东流。 ⊙仄平平(韵) 不忍登高临远, ⊙仄⊙平⊙仄(句) 望故乡渺邈, 仄⊙平⊙仄(句) 归思难收。 ⊙仄平平(韵) 叹年来踪迹, 仄⊙平⊙仄(句) 何事苦淹留! ⊙仄仄平平(韵) 想佳人、 仄平平(豆) 妆楼颙望, ⊙平⊙仄(句) 误几回, 仄⊙平(豆) 天际识归舟。 ⊙仄仄平平(韵) 争知我、 平平仄(豆) 倚阑干处, ⊙平⊙仄(句) 正恁凝愁! ⊙仄平平(韵) 赏析 这是柳永的雅词。宋代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语:"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永是较早把游子羁旅情怀纳入词中的人。这首词的主题是游子思归。陈廷焯称此词为"古今杰构",是"耆卿集中仅见之作"(《词则·大雅集》),王国维更以此与苏轼《水调歌头》媲美,认为此二作皆"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由此可见它在词史上的地位。 开头两句写雨后江天,澄澈如洗。一个“对”字,已写出登临纵目、望极天涯的境界。当时,天色已晚,暮雨潇潇,洒遍江天,千里无垠。其中“雨”字,“洒”字,和“洗”字,三个上声,循声高诵,定觉素秋清爽,无与伦比。 自“渐霜风”句起,以一个“渐”字,领起四言三句十二字。“渐”字承上句而言,当此清秋复经雨涤,于是时光景物,遂又生一番变化。这样词人用一“渐字”,神态毕备。秋已更深,雨洗暮空,乃觉凉风忽至,其气凄然而遒劲,直令衣单之游子,有不可禁当之势。一“紧”字,又用上声,气氛声韵写尽悲秋之气。再下一“冷”字,上声,层层逼紧。而“凄紧”、“冷落”,又皆双声叠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紧接一句“残照当楼”,境界全出。这一句精彩处“当楼”二字,似全宇宙悲秋之气一起袭来。“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毕休。”词意由苍莽悲壮,而转入细致沉思,由仰观而转至俯察,又见处处皆是一片凋落之景象。“红衰翠减”,乃用玉溪诗人之语,倍觉风流蕴藉。“苒苒”,正与“渐”字相为呼应。一“休”字寓有无穷的感慨愁恨,接下“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写的是短暂与永恒、改变与不变之间的这种直令千古词人思索的宇宙人生哲理。“无语”二字乃“无情”之意,此句蕴含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理。“不忍”句点明背景是登高临远,云“不忍”,又多一番曲折、多一番情致。至此,词以写景为主,情寓景中。但下片妙处于词人善于推已及人,本是自己登远眺,却偏想故园之闺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误几回”三字更觉灵动。 结句篇末点题。“倚阑干”,与“对”,与“当楼”,与“登高临远”,与“望”,与“叹”,与“想”,都相关联、相辉映。词中登高远眺之景,皆为“倚闺”时所见;思归之情又是从“凝愁”中生发;而“争知我”三字化实为虚,使思归之苦,怀人之情表达更为曲折动人。 这首词章法结构细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以铺叙见长。词中思乡怀人之意绪,展衍尽致。而白描手法,再加通俗的语言,将这复杂的意绪表达得明白如话。这样,柳永的《八声甘州》终成为词史上的丰碑,得以传颂千古。

柳永论文研究目的

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雨霖铃》不仅是宋词婉约派作家柳永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其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关键词:

离情、清秋节、伤离别

一、关于词牌名的来历

“雨霖铃”,一作“雨淋铃”,原为唐敦坊曲名。相传唐玄宗入蜀,至叙口时,栈道中闻铃声,为悼念杨贵妃,遂制此曲。白居易《长恨歌》云“夜雨闻铃肠断声”即指此事。

二、作者简介

柳永,原名三变,少年时去汴京应试,经常跟歌伎们一道生活,狂放不羁。由于擅长词曲,他还常常替歌伎们填词作曲。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听了他的名字,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以后,他就在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流浪了一个时期,到五十多岁才改名柳永,并考取进士。他曾在浙江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后由歌伎们集资才得以安葬。

柳永的词比较缠绵婉约,《雨霖铃》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词人当时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无可奈何地离开京都,但想到从此不能再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更加痛苦。《雨霖铃》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三、内容赏析

“寒蝉凄切”,这是送别的大环境,不仅渲染了气氛,也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宋代的汴京河两岸栽有很多柳树,柳永在另一首词《少年游》中曾写过“高柳乱蝉嘶”。“寒蝉凄切”正是写柳树上寒蝉凄切的长鸣,而柳树又有“拂水飘绵送行色”的作用,因此自然会触动离情。这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下面接着说“对长亭晚”,意思就更明确了。在唐宋时期,“长亭”已经当作了离别地点的通称。康与之曾说过:“今古短长亭,送往迎来处。”词人此刻到了长亭,正值“骤雨初歇”,眼前的景物变得更加清晰,他听着凄切的蝉声,看到河两岸的柳树和河边的小舟,离情自然更浓。这里是一种融情入景的写法。

雨停了,这时,无论如何也该启程了,必得离别,自然逼出下句“兰舟催发”。

“都门帐饮无绪”,词人因仕途失意,穷困潦倒,只能在一个很简陋的帐蓬里告别恋人,当时的心情正如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白天就登程了,因不忍离别,延挨到了“对长亭晚”,自然唤起下句“方留恋处”。正在依恋难舍的时候,船家又一阵一阵地催他出发,船家越是这样催促,他愈觉得留恋,愈值得珍惜,内心更觉得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催促声中,词人已不得不离别。离别之际,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噎住,说不出话来,两人只有紧紧地握住手,如苏轼所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此时,雨已停但泪不止,雨只是骤雨,此刻消停,怎比得上离人“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那样持久呢?

这样写景与写情用的是反衬手法。

尽管寒蝉声凄欲断,总还能发出嘶鸣。而人在离别的时候,反成了“无语凝噎”。悲痛之极,连寒蝉那种凄切之声也难以发出。

这里又运用了一种递进手法。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一个“念”字,就表明了以下所写的景物是词人所想象的。这一句将上片别前的实写巧妙过渡到下片别后的虚写。

行舟去处,是那千里烟波。崔颢在《黄鹤楼》一诗中曾写过:“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那千里烟波之上是沉沉暮霭,那沉沉暮霭之上又是空阔的楚天。而在这无边的广漠之中,漂泊无所止的却是一叶小舟,行舟里是孤独的旅人,以及旅人那无比寂寥怅惘的内心。想到这里,作者更加感到离愁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

词人由离别之事触动离别之情,由离别之情又推及到离别之理,就自然有了下面的开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秋天就很容易使人悲伤,杜甫《登高》中曾说:“万里悲秋常作客。”马致远《天净沙99秋思》也说过:“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而离别又总是令人非常伤心。李白《送友人》诗中曾说:“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挥手告别,连马也因不忍离别而禁不住萧萧长鸣,更何况是在“冷落清秋节”这样特别的环境中离别。这种痛苦就更加使人难以忍受。难怪宋代词人吴人英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对于“伤离别”。苏轼在《水调歌头》中也曾感叹:“人有悲欢离合。”但是他能由“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得到领悟,心胸旷达,最后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美好祝愿。而柳永却没能从“伤离别”中解脱出来,在一叶孤舟上推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千古名句。这里的杨柳、晓风、残月都是最能触动离愁的事物。温庭筠在一首送别词里就说过:“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曹植也曾写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作者把这三件事集中成一幅凄清的画面:飘拂的杨柳,凄凉的晓风,破碎的残月,这样更加使离人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深感眼前的孤独。

更何况这幅画面又是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酒醒”之后。离人饮酒,为的是消愁,但李白说过:“举杯消愁愁更愁。”李清照也曾说:“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这“闲滋味”正是指的“愁滋味”。

试想,柳永此时不过是离开心爱的人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像依然鲜明地留在心上,面对着眼前的凄清景象,而前路又是“千里烟波”,他还得继续前行,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正如欧阳修所说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想到离别后凄凉寂寞的心情,纵然有良辰美景也形同虚设,因为没有心上人陪我共赏。即使有许许多多的风情韵事,又能对谁倾诉呢?这一反问,与李清照《声声慢》的结尾“怎一个愁字了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感情显得更加强烈,这种离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读完了下片,再回过头来看看上片“都门帐饮无绪”,“无语凝噎”,我们自然会更加理解这些话的内涵――原来词人和他心爱的人之间的感情竟如此深厚,怎能不难分难舍。这是一种虚实相济的写法。

总结

纵观全文,整首词的内容,无论虚写、实写,总离不开写景、抒情,景是“清秋节”,情是“伤离别”,作者即景抒情,融情入景,以至情景交融。

然而,柳永这首词的情景交融不仅仅只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由情景之交融到达于《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物我一境”。“物”也就是景物、环境,而这个“我”不仅仅包括“我的感情”,还兼有“我”的离别之事和因这事而悟出的道理。词人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由眼中景包罗了景中人、人中事、事中情、情中理,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5.

〔2〕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3〕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4〕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刘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简介 柳永[1]柳永其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作 《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描述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上得意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怜香惜玉,直把群妓当倩娘……他是最风流却又最坎坷的一代词坛高手。 籍贯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现今武夷山市上梅乡白水村人。 柳永故里柳永于雍熙四年(987)生于京东西路济州任城县,淳化元年(990)至淳化三年(992),柳永父柳宜通判全州,按照宋代官制,不许携带家眷前往。柳宜无奈将妻子与儿子柳永带回福建崇安老家,请其继母也就是柳永的继祖母虞氏代养,直到至道元年(995)才又回到汴京。所以四至九岁时的柳永是在故里崇安度过其童年时代的,此后柳永终身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崇安。《建宁府志》中录的那首写在崇安中峰寺的《中峰寺》诗,就出于童年柳永之手,也可称之为神童了。 柳永系崇安五夫里(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上梅乡茶景村)人,那里兴植荷花,他家前是一片偌大的白蕖之象,钟灵毓秀之山水,养育汲乃更塑造了柳永洒脱飘溢的人生情怀和浮世苦短,何来云归的经世之观,故柳永一出家门,便没再回来,那个美丽的家乡,那蕖白荷只能留在他心于四方的纯粹思念中。 柳永纪念馆位 柳永纪念馆柳永纪念馆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宫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是一座三层楼阁式仿宋民间建筑,占地300米,坐南朝北,有展厅及办公室、储藏室、茶室等设施。风格朴实素雅,极富乡土气息。 柳永纪念馆馆名由原中顾委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题写。大门前草坪矗立着柳永全身站立铜像,花岗岩四方基座高1.34米,基座正面镌刻柳永简介。 仕途坎坷 柳永像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歌妓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著有《乐章集》。柳永的父亲(柳宜)、叔叔(柳宣)、哥哥(三接、三复)、儿子(柳涚)、侄子(刘淇)都是进士。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展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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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 懂得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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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柳永学位论文

试辛弃疾对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 词自产生以来,似乎就掉入了脂粉堆里:专事刻红雕翠,描眉画目。言辞华艳浮靡,香软浓腻。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格调,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至苏轼以诗入词,扩大了词 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走出了闺情和旅思的樊笼,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意概》)的境地,词从花间樽前步入了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之后,铁板铜钯,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稼轩。辛弃疾词的风格源于苏轼,但由于时代的剧变,使稼轩的词走上了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具有另一种风格,入词的题材也更加广泛,表现了词人匠心独运,卓尔不群的高人才华和创作方法、写作技巧,驾御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 稼轩的词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他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从而将苏东坡创立的豪放词,进一步发扬光大。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 ,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

宋词派。以其词风飘逸豪放而得名。苏轼开创,辛弃疾完成;同派词人还有黄庭坚、晁补之、陆游、陈高、刘过、刘克庄等。苏轼不满艳丽衰弱的词风,认为词与诗有同样的表现手法和社会功能,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写进词里,达到“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使词人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人生。苏轼又“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苏轼的词论和实践为豪放派奠定了基础。自此,词即分为以他为首的豪放和以柳永为首的婉约两大派。至南宋,辛弃疾、陆游等人继承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提出“以文为词”,词的内容和范围更加扩大,形成了以辛弃疾为首的“辛词派”。豪放派词作反映的社会生活较婉约派广阔、深刻,格调高昂、健康。但也有人生如梦等消极情绪的流露。有兴趣的话看下这几篇参考文献能加深了解专著:欧阳俊评注:《豪放词》,成都:巴蜀书社,2002。论文: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周明秀:《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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