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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来自钱还是来自姚？。。。撞题了。。或者是cls其他班上的，还是我想多了？
楼上不要胡扯！1、当年正是张学良不抵抗和逃跑导致日军如此轻松的拿下东三省。2、张学良晚年良心发现，一方面多次拒绝大陆的回国邀请，另一方面在多处场合声明，当年的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发布的，和蒋委员长一点关系没有。3、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中，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后悔。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形式实际上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史学家反思抗战这14年历史（前6后8），已经可以或敢于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请不要再拿着十几年前某些人小孩子的所谓“历史”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了！！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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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是因为没法打，详见如下几条：一、九一八前后国际和国内经济上的形势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对于军事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当时世界上的经济怎样，中国的经济怎样呢，让我细细说来。众所周知，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各国都受到了极严重的打击，德国的对外贸易下降了60％，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减少了77.6％。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恰恰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国。严重的国际上的经济形势直接影响到了国内！国际贸易上也不容乐观，1929-1931年，每年中国跟国外的贸易逆差都在22000多万关两以上，而且还呈不断上升趋势。大量的金钱外流，巨额的贸易逆差的后果，直接作用在中国的身上。中国由于使用银作为货币，一旦产生贸易逆差，外流的是黄橙橙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而不是本国的货币。有一些人总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九一八”事变是1927-1937黄金十年的第五年，经济应该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1930年，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加剧，黄金价格猛涨，由1929年的20美元涨至1932年的35美元，上涨了1.75倍，相反银价猛跌。实行银本位的中国（世界独一家）货币由此贬值严重。中国只有靠大量向美国输出廉价的白银来维持现行货币的稳定。美国减少了损失，中国却“民生凋敝，国帑空虚”，民怨沸腾，社会秩序混乱。总之经济上就是一点，中国没有钱，即没有钱打仗，也没有钱发展经济！不过经济上的危机，仅仅是1931年大危机中对中国政府政策影响中最小的一个方面。后面还有九一八危机中对中国方面更为不利的局势！二、国内的政治形势国内的政治形势比经济形势更为严峻，1931年5月28日，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汪精卫任国政府主席。李宗仁、孙科、陈济棠、林森、唐绍仪等十五人为委员。广州政府发表通电，限令蒋介石下野。1931年12月3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大，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分裂为南京、广州、上海三个中央政权，形成沪、粤、宁三个中央并存的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从九一八到蒋介石下野，为期3个月。（差了3天）对于一个根基不稳的政府，对于4个中央（外加了瑞金一个）并存的中国，能否齐心合力对抗日本的入侵，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三、国内的军事形势蒋介石在1931年到底想些什么，中国到底面临那些困难，也许永远不会有一部电影《蒋介石在1931》来诠释了，但从当时发生的事件和报纸可以看出蒋介石面临多大的军事困难。军事上的困难不会比政治小，甚至要大的多。1930年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发表反蒋演说，指责蒋介石分裂党，分裂国家。（离九一八仅仅1年零7个月）1930年3月8日，阎锡山放回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阎、冯二位决定公开反蒋。（距离九一八仅仅1年零6个月，中国各位大头头开始决定打内战了，战争是大家一起打起来的，但是骂名是蒋一个人来承担……）1930年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由鹿钟霖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各派系公开武装反蒋（仅仅8天，就有了实质行动了）。1930年5月2日，蒋介石在举行南京誓师典礼，8日率领德国军事顾问团，坐镇徐州，亲自督战。（距离九一八仅仅1年零4个月，炎黄子孙自己撕杀到了一起。旁边还有德意志的老外们帮忙掐架。）1930年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阀的一次大会战在中原地区展开，几方动用军队100多万，死伤30万。11月，冯玉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第一次反蒋联盟失败！（30万的各系精锐部队，统统葬送在了内战之中，离九一八已经不足1年时间；反蒋联盟的失败，这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1930年11月，在10月刚刚打完了为期7个月的中原大战，将士们征尘未洗，战袍未脱，随即投入了另外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之中。第一次围剿爆发了。到12月，1个多月，第一次围剿失利了。（刚打完一次内战，不到1个月，又要打第二次内战。）1931年4月，第二次围剿开始。1个月围剿后失利。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开始。（这一次支持的时间比较长，2个月。31年9月被红军反围剿后，恰好撞车“九一八事变”。）1932年6月，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坐镇南昌，63万大军云集。蒋介石的主要部队全部集中在红军革命根据地——瑞金附近，根本不可能北上打日本，而且中国部队多靠步行，不但不是机械化的部队，连骡马化的部队都不是，行进很缓慢。至于铁路，中国的铁路，一半以上在东北境内，剩下的能在短时间内运送几十万大军？就算少帅肯将自己的军队去打日本，蒋介石也不可能给予其及时得援助。海运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海运都被日本的海军控制，根本行不通，铁路就那么一条，就那么点运量，运送部队少了不管用，多了运不走，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运力的不足还只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方面。火力的不足，才是更致命的。中国的军队，大口径重炮基本没有，全国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只有三百门。而且大部分都是75毫米的山炮。至于重炮，到了6年后的1937年，全国才不到50门，不但达不到西方各国一战的水平，甚至达不到满清北洋陆军的水平。最强的德械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36门75毫米山炮、4门37毫米战防炮、4门高射炮。而北洋陆军六镇，每个镇都有54门75毫米大炮，如第五镇装备有德造克虏伯75毫米三十倍管退陆路炮36门，克虏伯75毫米十四倍管退过山炮18门，共计54门。看清楚了，这是最强的德械师的水准，是1937年的水准，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候的标准，1931年的中国军队什么样子，则可想而知了。而同时期的日本军队则野山炮64门，步兵炮44门，坦克24辆，装甲车10辆，掷弹筒576具……在武器相差巨大的情况下，还是要让士兵的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大炮和机枪，我不认为这是作战了，这是有预谋的屠杀。所以，蒋介石的做法很正确，忍一时之愤怒，而后向欧洲各国，寻求技术的支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而后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四、东北军等方面的情况1929年爆发中栋路事件，张学良的五个旅（约5万多人）被苏军击败，东北多处地方被苏军占领。这给年轻的少帅一个深刻的教训，对苏联的军队战斗力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曾经打败苏联（俄罗斯）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则有了一个并不很确切的评价。东北军自1928年的北伐战争失利，1929年中栋路事变溃败，再到1930年中原大战，28-31年一共4年间，就打了3场大战，基本上年年有战争，当年东北军的老底子有多少，东北军的技术兵器剩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就从中东路事件中张作相向少帅要10万大洋的开拔费才肯打老毛子这件事来说，张少帅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是很成问题的。也许我们应该看的更久远一点，自1921年到1931年这十年来，奉系军阀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计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林反奉战争、奉系军阀进攻国民军和对抗北伐军的战争、奉晋战争、涿州战役、马兰集战役、兰封会战、徐州争夺战、奉系军阀对抗第二次北伐的战争共10多次重大战役。这些战争，奉系胜负各半，就内战来说，奉军也决不是一只王牌劲旅，何况对日军乎。如果九一八事变后，张少帅下令抵抗，战斗力打折的东北军能否抗击日军进攻？缺少蒋援助的奉军能否击败日本的关东军。九一八和四个月以后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不一样，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东北的重要性远远强于上海，但是对于各列强来说，上海才是核心利益所在！故上海问题宁可联手向日本施压也要让日本把上海让出来，但对于东北，只是派个调查团，来一次不痛不痒的调查就完事了！奉军战斗力不强、缺少技术装备、缺少内地援助、列强不愿意调停，这样的情况下，能胜否？所以不抵抗核心原因如下：没钱、没武器、没援军、令出多头。参考资料①凤凰网军事频道②《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李宗仁)③《战争史研究》13期《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海军（一）》。④《蒋介石生平》宋平著。⑤论文《北洋陆军枪炮粗考》⑥百度百科：蒋介石人物生平
：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偷懒都成这样了，有何意义。
当时，张学良对形式估计错误，他晚年也多次说过，当时只认为日本人是寻常的滋事挑衅，他说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要侵略东三省，我是要和日本人拼命的！“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对于日本张学良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恨，但之所以“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学良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既丢掉东北的领土也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这里说的是短短几句，但还是需要你自己展开。我想既然是学校规定写的论文，老师肯定是希望你自己能亲自专研，而不是在网上就这么随便一问就找到答案吧！毕竟现在的网络不严谨，说什么的都有，你其实可以买一本他的传记读一读。
你是来自钱还是来自姚？。。。撞题了。。或者是cls其他班上的，还是我想多了？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化名李毅，乳名双喜（后改为小六子）,辽宁省海城县人。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生，奉系军阀张作霖长子。 张学良少年聪颖顽皮，未进过正规学校，由其你延聘塾师为其开蒙，11岁丧母，15岁随父进入奉天城，在家设专馆学习，在他的师友中，不仅有宿儒、教授、也有留学人员及外籍人士，使他在历史、文学、书法以及外语和外国知识等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所受的教育及影响主要是封建儒家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且受西方师友的影响较之本国师友的影响更深，加之亲见身受日俄两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使他萌发了反帝爱国思想。 学生时代的张学良1915年步入社会，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1919年5月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就读，任营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20年4月毕业，任团长，6月晋升为东三省巡阅使署队旅旅长。11月授陆军少将衔。1925年授陆军中将衔，10月升镇威军第三军团长，1926年6月提拔为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团团长。1927年6月授陆军上将衔，同时兼海空军司令要职，在不断地军阀混战中显示了张学良的军事指挥才能，屡立战功，且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以第一次国奉合作与孙中山发往为起点，即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 1928年5月至12月，主持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和东三省易帜，东北易帜排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对奉系军阀的内战，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实现了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一。东北易帜后，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继父主政东北并成为东北军的统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 统一造成，建设开始。他在主政东北期间，大力倡导“东北新建设”整军经武，振兴实业，开垦农业，修筑铁路，提倡教育，推广体育，发展科技写诸多全面，立下了殊勋。此外他提出过繁荣北平，建设华中，开发西北的若干设想，推崇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他是东北和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九·一八”事变，奉蒋介石之合，加之自己判断错误，执行了对日不抵抗命令，东北三省迅即失守，但在忍辱负重的困境中张学良将军做了大量的局部抗日战争工作。他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议者，支持者和鼓舞者，更是东北军抗战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但张学良对日作战的努力，终未克敌制胜，又兼代人受过，地位一落千丈，1933年3月削职降为“平民”下野出洋考察。 1934年3月复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10月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主要精力仍放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1936年1月至半月经过与李克农，周恩来的会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新道路，这是他放弃反共思想，由容共思想升华到联共抗日思想的伟大转折。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地划时代的西安事变，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北军事委员会。25日，关蒋介石回南京，虽遭长期禁，未改改初衷，其爱国情怀，始终如一。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暇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抗战时期已被软禁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扩展资料：
张学良故居坐落在天津法租界32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78号），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张氏在二、三十年代来津常住此处。
张氏故居有前后两幢砖木结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为三层带地下室；后楼为二层，建于1926年。两幢共有楼房42间，建筑面积127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401.6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495市亩。
该楼以张寿懿(张作霖五夫人)名义购自法国领事馆。1949年后张寿懿去香港，由其子张学铨管理出租。1956年进行私房改造后由国家经营，1960年改按公产掌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扩展资料：
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学良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昫。 旧唐书（卷97）［Z］。 北京：中华书局，1975。 p3057。
［2］ 陈祖言。 张说年谱［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
［3］ 陈子展。 张说一千二百年忌［J］。 现代文学：第1卷，1930——12——16。
［4］ 葛晓音。 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95（2）：p191——208。
［5］ 许总。 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J］。 中州学刊，2002（2）：p91——95。
［6］ 邓小军。 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J］。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5）：p101——103。
［7］ 乔象钟，陈铁民。 唐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246——261。
［8］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本影印，1918。p38——39。
［9］ 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中）［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43——46。
［10］ 聂石樵。 唐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p299——301，p407——410。
［11］ 王永宽，白本松。 河南文学史（古代卷）［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p340——343。
［12］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卷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02。p130——139。
［13］ ［日］吉川幸次郎。 张说传记与文学［A］。 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1）［M］。 东京：筑摩书房，1975。
［14］ ［美］克罗尔。 张说卒日考［J］。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1980（2）。
［15］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初唐诗［M］。 北京：书店，2004。 p293——322。
［16］ 曾智安。 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J］。 文学遗产，2006（1）：p57——65。
［17］ 杜晓勤。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J］。文史哲，1997（4）：p60——64。
［18］ 丁放。 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J］。文学评论，2002（2）：p153——159。
［19］ 王太阁。 论“燕许大手笔”［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6）：p41——45。
［20］ 葛晓音。 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J］。文学遗产，1998（6）：p30——44。
［21］ 张海沙。 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p106——118。
［22］ 杨洁琛。 “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J］。郑州大学学报，1999（2）：p15——20。
［23］ 闻一多。 说唐诗［A］。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p114——120。
［24］ 许总。 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J］。辽宁大学学报，1997（5）：p36——40。
［25］ 杜晓勤。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p266——309。
［26］ 葛晓音。 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J］。 江海学刊，1991（6）：p146——154。
［27］ 王太阁。 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J］。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p120——123。
［28］ 肖瑞峰，杨洁琛。 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J］。清华大学学报，2003（6）：p17——22。
［29］ 王运熙。 “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N］。光明日报，1958——3——2（5）。
［30］ 陶敏，傅璇琮。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p193——664。
［31］ 朱玉麒。 张说诗文重出误收考［J］。文教资料，2000（3）：p115——131。
［32］ 万曼。 唐集叙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2。p39——42。
［33］ 朱玉麒。 宋蜀刻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J］。文献，2002（2）：p87——104。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二张研究 张说、张九龄不但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对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学创作成就比较大，故本世纪有关他们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了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刘逸生《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则对张九龄在岭南诗史和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 *** 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缕雕琢的痕迹。"对于张九龄促使当时诗风转变的原因，作者这样认为：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张九龄诗歌的文章，主要有李玉宏的《论张九龄的诗》、沈贻炜《张九龄和他的〈感遇诗〉》、汪维尔《谈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玉宏《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陶文鹏《清思健笔 妙画活水——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陈建森《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陈建森《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曹凤前的《续革新之业 开盛唐之先――论诗人张九龄》、陈新璋的《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等。 其中陶文鹏文认为张九龄的山水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水的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多为意境清新的佳作"，文章还认为，张九龄对诗画有明确的美学要求，即写景状物不仅要"笔贵形似"、"极其天姿"，更要"意得神传"、"见其风骨"。文章在分析张九龄的具体作品时说："他在诗中描绘山水景物，吸取了谢灵运的繁冗堆砌、晦涩平板之弊，着重写出对于景物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寓神于形，以形传神，从而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山水形象。"文章最后还涉及到对张九龄山水诗"清澹"风格的理解，作者认为，"清澹"确是张九龄的主要风格。所谓"清澹"，即清新、澹远，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色彩素淡而有神韵，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意蕴，悠长的韵味。 张明非文专论张九龄的清澹风格，论述更加细致，文章认为"笔墨清新简淡而有隽永的韵致，此即胡应麟所谓'清澹'的含义，这也是由他提出并得到后人认同的张九龄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具体地说，张九龄在诗中对"清"景的确情有独钟；他诗中的景物很少着色，着色部分使用最多的也是"青"、"绿"、"白"三种清淡的颜色，造成和谐鲜明而又清新淡雅的审美情趣；从写景上看，张九龄诗中多写薄暮、夜景及烟景。清澹虽然应属阴柔之美，但张九龄的山水诗却能不落纤巧柔媚一格，于清澹中透出一股"清拔"之气。这一审美效果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气魄宏大，极少着眼于琐细的景物，多摄取大景入诗。其次，本写静物，偏用动词点染，化静为动，也是张九龄诗富有气势而又不失清澹风格的一个原因。文章最后还指出张九龄的美学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极力推崇"自然"，以此为美的最高境界；二是在象、言、意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言不尽象，言、象都不能尽意。 葛晓音文则将张九龄的山水诗放在整个唐代山水诗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文章首先对胡应麟认为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早年行役途中虽有几首描写江上清幽景色的诗篇，也只是当时风气使然。因清淡的吴越山水诗神龙中便流传上京，何况这不是他的代表风格。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张九龄诗本以情思深远见长，并不善于细致刻划景物的形貌动态，因此他取法大谢体，比起陈子昂和沈宋来，章法与词语模仿的痕迹更明显。所以文章认为，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使建安正始诗歌的风力在山水诗中得到体现，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由于作者是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爬梳中得出这一观点的，故显得新警而又有说服力。 曹凤前文则着重分析了张九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及其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认为张九龄"在文学上沿着陈子昂业已开辟的革新之路将诗歌遗传进一步推向完善"，"用托物比兴的委婉笔法以表现自己幽独自守而又不甘寂寞的愁叹，成了其诗歌表现手法的主题部分。"曹文认为张九龄诗歌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在雍容平和、温雅醇厚的诗歌意境上"，这"与他受儒家的'大雅正声'、 '温柔醇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影响不无关系"；三是"反对浮华，摒弃雕琢、崇尚自然之气"，诗歌语言"随风卷舒、自然成态"。他"避免了陈子昂情与景游离的局面，把感情巧寓兴象之中且出乎自然，语言也比陈子昂圆熟清新、朴实而不质木"。因而"以其成熟的诗作昭示了这场革新的实绩"。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作品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张九龄作品整理的新成果有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该书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对诗作做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另外，梁健编的《张九龄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