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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话，出自《论语·述而》。原文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于不善，都可以为师。《论语》中有一段记载，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没有固定的老师。《论语》中不少记载，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子贡对孔子说，子贡自己只能“闻一而知二”，颜回却可以“闻一而知十”。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和精神，也体现了与人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则。随时注意学习他人的长处，随时以他人缺点引以为戒，自然就会多看他人的长处，与人为善，待人宽而责己严。这不仅是修养、提高自己的最好途径，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虽然“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是人们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人们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往往看自己的优点和他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少。所以，重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认真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并且努力去做，还是很有意义的。
浅谈《论语》的交友观 一、 朋友的作用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乐。 当然，朋友还可以满足我们工具性的需求。“工具性”的说法很不好听，但却是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工具需要和情感需要完完全全剥离开来。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孔子的行动好象就是有子的话的注释。安葬无可归的朋友，看似普通却体现了孔子对朋友朴实深厚的感情。人生道路上的相互关照，一点一滴往往最能透出友情的珍贵。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子贡问何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两段话是结交朋友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交织并存的最好体现。朋友有时也是良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当我们要实现某种崇高的价值或理想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们就要有意去结交。就其交友的目的来说是工具性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高尚的。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二、 结交朋友的标准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其次，我们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谄媚的人、背后毁谤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我将孔子这六类人的对举看作是对第一条标准的具体化，也是交朋友的道德底线。我觉得以上这两条标准非常符合孔子对“仁”的追求。从“恭、宽、信、敏、惠”这些“仁”的细目来看，“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孔子一生努力实践“仁”德，在交友方面也渗入了他的这一标准。直、谅和多闻分别从立身、对人和学识三个方面对选择朋友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完备的要求。 第三，孔子中庸的思想在交友观上也有体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我们要尽可能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可这毕竟非常理想化，反映在现实中我们既要结交激进者，也要结交狷介者，优势互补。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偏执。 另外，《论语》中还有另两处相关的记载，我觉得更为重要。一处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这里的兄弟可以做“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一段语录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使自己能群，能让人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恭敬有礼是基本的条件。此外，这段话还扩大了选择朋友的范围，提出了与人交往应有的气度。我觉得子夏是相当有胸襟的。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我成为他的朋友?同样，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不超越道德底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可以和另一处对读:子夏之门人问交友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外围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能，主观也无须见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结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 与朋友交往时的准则 首先，朋友相交重在一个“信”字。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信”根本不能交往，何来朋友。不过有时越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越难以做到，越难以做到这要求就变得越高。当一个人真正做到最基本的要求时他所达到的价值层面是最高的。 第二，对朋友要宽容，在朋友有难或犯错时要帮助朋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朋友的价值在关键时刻最能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信”所要求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对方。 第三，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朋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朋友之间用不了太多客套。但那并不是亲密无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再怎么认同，两个人总还是不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两个人挨得越近矛盾就可能越大，就好像挤公共汽车。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从朋友间的交往来看，稍微疏远一点给双方都留出了余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距离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利用这种空间交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朋友。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就能把握好交友的质和量。有的人只有泛泛之交却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交友面却很小。他们都没有处理好交友的距离感。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四、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关于颜回，《论语》有以下记载: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罕: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颜回是一个勤勉好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一生兢兢业业努力实践孔子学说的人。对他的记载有几处很值得玩味。一是孔子说他“不愚”。孔子并没用“敏”、“惠”等字眼，而用“不愚”，说明颜回资质并不特别高。二是说他对自己并没什么帮助，无论自己说什么，颜回都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很看重这个学生的，颜回死时，孔子极度伤心，大呼“天丧予”。颜回也对孔子充满了感情，孔子受困时，他对孔子说，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我觉得，对于孔子来说，颜回就是自己的翻版。他眼见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跟自己越来越象。面对这种情景，我想孔子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除了“天”以外，最知道自己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即使并不意识到自己了解孔子，他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已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和这样一个学生在一起，孔子应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但孔子并没有过明显的表达，甚至还嫌不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可能是因为颜回太像自己了。只有在颜回死后，孔子才意识到失去颜回意味着什么，叹息道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并对学生说我不为颜回哭为谁哭?孔子是否觉得颜回之死意味着自己理想人格之死，意味着镜中自己的死呢?再也没有人可以像颜回那样勾起孔子的共鸣了。 关于曾参，《论语》有以下相关记载: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与颜回比起来，我觉得曾点更透出一股灵气，一语道出孔子一以贯之的东西。但“先进”的“参也鲁”似乎与之又有矛盾。我不知应做何理解。这且不说，最后孔子的“吾与点也”颇有意思。我觉得如果说面对颜回，孔子感到的是同质的认同，那么，面对曾点，孔子感到的则是一种异质的认同。有人认为“吾与点也”道出了孔子退隐的心声。我觉得这种理解自有他的依据。曾点异于他人的理想恰恰从反面填补了颜回“非助我者”的空缺，给孔子一个异质的启示和选择。
我是赵永军，这是我的“每天写一篇”文章、为自己赋能的第199篇。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6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一段就是说明孔子不会去的理由，尤其对这些不以正道取得政权的人，他更不会理这一套。 子张问仁，孔子这里是说仁的作用。他说五个条件都做到的，可以称作仁。子张问哪五个条件？ 孔子说：恭、宽、信、敏、惠。在古文这五个字很简单，拿现在来说，就是五条原则、五个目标或守则。 “恭”就是对人恭敬，自己谦虚才能对人恭敬。“宽”就是宽厚，要宽以待人。“信”就是和人交往要守信用。“敏”，做事要敏捷、勤快。“惠”就是对人要有恩惠。 钱穆先生注解——能恭敬，便不为人所侮慢。能宽大，便易得众心。能守信，便得人信任。能应事敏速，便易有成功。能对人有恩惠，便易使命人。 李里先生注解——你对人家很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因为你对人家恭敬，人家也对你恭敬，你对人家轻佻怠慢，人家也对你轻佻怠慢。你能够宽以待人，那么众人都爱你。你能够守信用，别人就信任你。你做事勤敏，则会有功劳。你对人有恩惠，那么你请人家做事，人家就很愿意给你做。 南怀瑾先生注解——下面孔子说的理由，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对自己管理得严肃，既不欺负人家，自己也不会招来侮辱。能够宽厚待人，部下自然拥护。信人自信，则任何人都可以用。处理事情头脑清楚，反应快，就容易有功绩。最后，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必须具有真的感情，很诚恳的感情，彼此才可以相处，共创事业。 其实这五个字，真是孔子一生做人处事智慧的总结，如果结合历史和人生经验，每个字背后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甚至可以写一篇论文或者出一本书，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如果做人做事做得不好，也一定与没有遵守这五个字有关系。 朋友少，帮助支持你的人少，工作做不好，单位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处不好，事业挫折多，甚至夫妻关系不好等等，都可以从这五个字中找到答案，扪心自问，自己就做得不好，仍需好好努力。 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经的住考验，能反复验证。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一定领域内可以解释某些现象的一套理论
科学 SCIENCE 从狭义上讲,科学单单指的是自然科学, 即常讲的理科(理性的学科). 这种 "科学",指的是一门探求一切自然的客观规律(把人文学科与自然相对的分开),以标准化的方式来丈量认识世界,追求自然界客观真理和事实的学科. 而如今,科学一词以不仅仅是这么狭义.广义上的科学,指的是: 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理皆科学,无论人文和自然,皆追求符合客观规律, 探求所有事物的联系,产生原因和本质. 这种"科学"是博大的,是精华,是包容,体现了人类认识的进步. 人们的追求,必定是这种科学.
科学家们试想着有一天能够利用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的特性，用某种先进的科技手段对一个大活人进行穿越时空的传输。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纠缠，如果你看了我之前写的关于量子理论的文章，会有所了解。什么是量子纠缠呢？通俗点可以这样理解，构成我们身体微观下的极微小的一种粒子，也就是量子具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它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而且当一对有关联的量子分别向它们相反的方向发射后，无论它们分离的多么遥远，哪怕一粒在地球上，另外一粒已经穿越出了银河系。
当一方显示出某种信息的时候，另一方的粒子马上就可以测量到同样的信息，这样一种神奇的现象被科学家们称为“量子纠缠”，这个理论并不是空想，已经得到了证实。目前人类利用量子纠缠理论已经实现了量子通信，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对人类进行同样的传输过程。
举个例子。如果A在北京，他想到上海，普通的方式需要几个小时时间，但如果用量子纠缠技术可以瞬间达到，起码理论上可行。只需要在上海放置一个装满粒子的容器，并且与放在北京的同样的容器发生纠缠，这时A就可以进入位于北京的容器，然后启动容器，这个容器会扫描A身体里大量的粒子（有点像扫描机和传真机）。
同时，位于上海的容器内粒子也要接受扫描，并生成一份两组粒子的量子态的对比清单，接着纠缠现象加入作用，基于远距离幽灵作用的结果，那份清单也会显示A身体粒子的原始状态与北京那些粒子状态的符合度。
接着这份清单会发给上海，在那里利用这些资讯来重建与A身体的每个粒子完全相同的量子态，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A。这并不是将构成A身体的粒子从北京送到上海，而是通过量子纠缠理论，提取身处北京的A身体内的量子态信息，并在上海重组起来。
不过A真的是从北京被传输到了上海了吗？在上海的只是A的复制品，在北京测量A身体内所有粒子量子态的过程已经摧毁了原来的那个A，这里涉及到了量子力学中有关量子纠缠相关的原理，在量子传输协议中必须说明，物理在传输途中已被摧毁。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的身体其实只是承载我们灵魂的一个机器呢？这个机器由于有能量的循环和适合的条件才使得我们的灵魂飘落在其上，当摧毁人体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无法附着在这个机器上了，就会展现在量子存在的空间里，其实也是可以在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它能够存在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是，假如现在我们用特殊的机器设别同时提取三个不同状态下的A身体的信息，结果又将会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说，能将三个不同状态在的A全部信息完整地进行传输复制呢？
在这种情况下，量子纠缠对人体进行传输就存在一个悖论，假如传输人的特殊仪器能录入三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信息，那么就意味着人类确实存在灵魂，死人与活人所带有的物质信息在极微观下是可以度量的。如果所得到的生命信息是同一种，那么利用量子纠缠理论对人类进行传输就根本无法实现。
无论如何理解，量子纠缠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事实真相，人类的灵魂是存在的，可能就是以量子的物质状态表现的，所以它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比如我们所说的人的灵魂出窍，比如我们在睡梦中到了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还有比如我们在休克和昏厥的状态下，有可能就是灵魂离体了！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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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二张研究 张说、张九龄不但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对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学创作成就比较大，故本世纪有关他们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了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刘逸生《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则对张九龄在岭南诗史和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 *** 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缕雕琢的痕迹。"对于张九龄促使当时诗风转变的原因，作者这样认为：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张九龄诗歌的文章，主要有李玉宏的《论张九龄的诗》、沈贻炜《张九龄和他的〈感遇诗〉》、汪维尔《谈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玉宏《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陶文鹏《清思健笔 妙画活水——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陈建森《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陈建森《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曹凤前的《续革新之业 开盛唐之先――论诗人张九龄》、陈新璋的《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等。 其中陶文鹏文认为张九龄的山水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水的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多为意境清新的佳作"，文章还认为，张九龄对诗画有明确的美学要求，即写景状物不仅要"笔贵形似"、"极其天姿"，更要"意得神传"、"见其风骨"。文章在分析张九龄的具体作品时说："他在诗中描绘山水景物，吸取了谢灵运的繁冗堆砌、晦涩平板之弊，着重写出对于景物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寓神于形，以形传神，从而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山水形象。"文章最后还涉及到对张九龄山水诗"清澹"风格的理解，作者认为，"清澹"确是张九龄的主要风格。所谓"清澹"，即清新、澹远，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色彩素淡而有神韵，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意蕴，悠长的韵味。 张明非文专论张九龄的清澹风格，论述更加细致，文章认为"笔墨清新简淡而有隽永的韵致，此即胡应麟所谓'清澹'的含义，这也是由他提出并得到后人认同的张九龄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具体地说，张九龄在诗中对"清"景的确情有独钟；他诗中的景物很少着色，着色部分使用最多的也是"青"、"绿"、"白"三种清淡的颜色，造成和谐鲜明而又清新淡雅的审美情趣；从写景上看，张九龄诗中多写薄暮、夜景及烟景。清澹虽然应属阴柔之美，但张九龄的山水诗却能不落纤巧柔媚一格，于清澹中透出一股"清拔"之气。这一审美效果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气魄宏大，极少着眼于琐细的景物，多摄取大景入诗。其次，本写静物，偏用动词点染，化静为动，也是张九龄诗富有气势而又不失清澹风格的一个原因。文章最后还指出张九龄的美学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极力推崇"自然"，以此为美的最高境界；二是在象、言、意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言不尽象，言、象都不能尽意。 葛晓音文则将张九龄的山水诗放在整个唐代山水诗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文章首先对胡应麟认为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早年行役途中虽有几首描写江上清幽景色的诗篇，也只是当时风气使然。因清淡的吴越山水诗神龙中便流传上京，何况这不是他的代表风格。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张九龄诗本以情思深远见长，并不善于细致刻划景物的形貌动态，因此他取法大谢体，比起陈子昂和沈宋来，章法与词语模仿的痕迹更明显。所以文章认为，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使建安正始诗歌的风力在山水诗中得到体现，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由于作者是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爬梳中得出这一观点的，故显得新警而又有说服力。 曹凤前文则着重分析了张九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及其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认为张九龄"在文学上沿着陈子昂业已开辟的革新之路将诗歌遗传进一步推向完善"，"用托物比兴的委婉笔法以表现自己幽独自守而又不甘寂寞的愁叹，成了其诗歌表现手法的主题部分。"曹文认为张九龄诗歌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在雍容平和、温雅醇厚的诗歌意境上"，这"与他受儒家的'大雅正声'、 '温柔醇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影响不无关系"；三是"反对浮华，摒弃雕琢、崇尚自然之气"，诗歌语言"随风卷舒、自然成态"。他"避免了陈子昂情与景游离的局面，把感情巧寓兴象之中且出乎自然，语言也比陈子昂圆熟清新、朴实而不质木"。因而"以其成熟的诗作昭示了这场革新的实绩"。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作品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张九龄作品整理的新成果有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该书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对诗作做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另外，梁健编的《张九龄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你是来自钱还是来自姚？。。。撞题了。。或者是cls其他班上的，还是我想多了？
楼上不要胡扯！1、当年正是张学良不抵抗和逃跑导致日军如此轻松的拿下东三省。2、张学良晚年良心发现，一方面多次拒绝大陆的回国邀请，另一方面在多处场合声明，当年的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发布的，和蒋委员长一点关系没有。3、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中，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后悔。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形式实际上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史学家反思抗战这14年历史（前6后8），已经可以或敢于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请不要再拿着十几年前某些人小孩子的所谓“历史”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了！！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张志和（730年(庚午年)～810年？），字子同，初名龟龄，汉族，婺州（今浙江金华）人，自号“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唐代著名道士、词人和诗人。十六岁参加科举，以明经擢第，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唐肃宗赐名为“志和”。因事获罪贬南浦尉，不久赦还。自此看破红尘，浪迹江湖，隐居祁门赤山镇。其兄张鹤龄担心他遁世不归，在越州（今绍兴市）城东筑茅屋让他居住。史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让他们结婚，取名渔童和樵青。著有《玄真子》集张志和博学能文，曾经进士及第。其父张游一生在家闲居，他“清真好道”，精通庄列道家思想。张志和从幼受到其父道教文化熏陶，精通道教。事迹张志和因生活在唐帝国从鼎盛跌落中衰的转变期，“安史之乱”对他的思想和处世立身产生消极影响。张志和不过他志不在官，只是守持真元，葆养神气，已有卧在雪地上不怕冷，进入水中不沾湿的功夫。唐肃宗年间，张志和离开了养育他的婺城到京城“游太学”，取得国子学士资格。不久一举明经擢第，此年仅16岁。一个弱冠少年就能向肃宗皇帝献策，可谓少年得志，因张志和才华出众，受肃宗李亨赏识，特加奖掖，任命为待诏翰林，授予左金吾录事参军，肃宗同时还赐名“志和”与他，自此志和即为其名。正当他少年春风，荣宠之际，却不慎因事得罪朝廷，被贬为南浦（今重庆万州）为尉官。虽然被贬时间不长，中途即量移他郡，不久又遇赦回到京城长安，但却在他心灵上留下一道深痕，他似乎看破官场，泯灭仕念。于是趁家亲亡故之机，以奔丧为由请求辞官返金华。其他其兄鹤龄，担心弟弟浪迹湖海，遁世不还，写了一首《渔父歌》召其归来，张志和听从兄长安排，回越居住。他生活简朴，不修边幅。常去水滨河溪效法姜太公无饵垂鱼。如此逍遥隐居生活10年。唐大历9年秋冬，颜真卿偕同门生、弟侄、宾客前来平望驿游览，大家饮酒作词，畅酣淋漓，张志和酒酣耳热，忘乎所以，飘然若仙，他乘兴要为众人表演水上游戏。他将坐席铺在水上，并坐上去，那坐席能在水上漂浮自如，左右来回，有行舟般的声音。霎时间，一群白鹤飞来，围绕着张志和委婉鸣叫，在岸上的人们无一不惊讶的。张志和向颜真卿摆摆手，以示谢意。最后，他与白鹤一起飞上云霄。颜真卿为他撰碑铭说：张志和自沉于水。这就是他的归宿了。编辑本段人物作品张志和的著作一共有三种：《太易》15卷，《玄真子》12卷，今仅存《玄真子》上、中、下3卷，而流传于世的诗词也仅9首。《渔歌子》词牌名，此调最早见于唐朝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后来李珣、孙光宪等词人用过此调。词牌简介《渔歌子》，又名《渔夫》《渔父乐》《渔夫辞》，原唐教坊曲名，后来人们根据它填词，又成为词牌名。入“黄钟宫”。原为单调廿七字，四平韵。中间三言两句，例用对偶。后来此调多用为双调。“子”即“曲”，《渔歌子》即《渔歌曲》。张志和的这首词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清新的水乡画卷。
小学古诗词教学的几点思考古诗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瑰宝。古诗词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进行古诗词教学，笔者有一些体会。一、 激情导入，激发诗趣1. 朗读导入。朗读不仅能培养人的语感，也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它是一种心灵与文本的沟通，也是情与诗意的完美交融。如果在上课之初，以美的朗诵开场，首先给学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学生就会情不自禁地随着诗词的情感波动而心动，随着朗诵语调的抑扬而情涌。学生只有在欣赏和陶醉中才能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朗读内容可以是学过的古诗词，也可以是与要学内容相关的古诗词。描绘春景的，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表达爱国热情的，写花的，写草的，写月的……小学生能吟诵许多首，教者只要引导及时到位，就能收到效果。如教学《江南春》时，可让学生回忆描写春天的诗句，让学生背诵《春晓》，当一首首优美的诗句从学生口中流出，他们也融入春天的美景中了。2. 画面导入。苏轼曾评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学古诗词时，可以用图画导入新课，增强直观感。小学教材编者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在每首诗篇中都配上一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都能抓住诗中情景，引发学生联想。教学前展示这些插图，让学生从插图中产生学习兴趣，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如古诗《村居》的教学，插图是一幅美丽的春色图，画中孩子们放风筝的天真烂漫情趣尤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从而引发学诗兴趣，顺利地进入古诗的学习中。3. 诗词导入。即以熟悉的古诗词句导入新篇学习。每位小学生头脑中都储存有一定的古诗词，有些学生在一年级时就能背诵许多古诗句，虽然他们对背诵的古诗词内容并不太理解，但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或模糊或粗浅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学习相关篇目时就会不自觉地涌现出来。如在教学张志和《渔歌子》这首词时，请学生背诵胡令能的《小儿垂钓》进行对比，都是讲钓鱼的，但张志和的钓鱼与小儿的钓鱼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同样写钓鱼，风格差异较大，由小儿的天真引出张志和的失意，强烈的落差能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4. 故事导入。古诗词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学生离古诗词作者的生活非常遥远，要想让学生一下子就进入古人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而故事导入应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因为没有哪位小学生会抵触新奇有趣的故事。其实只要教师用心，每首古诗词都蕴含一个生动的故事。如果用古诗词的故事导入，就能很快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进去。如《石灰吟》《春晓》《清平乐・村居》等古诗词，或本身就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或在作者的背后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只要给学生充分的预习准备，让他们搜集相关的资料，进行充分的交流，学生说不定就会对新学的诗词有独到的见解，对诗词背景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二、 吟出韵律，吟出深情1. 吟出韵律。押韵好的诗词，读起来铿锵有力，产生一种回环往复的感觉，这就是韵律美。不同的诗词作品，有不同的押韵，会形成不同的气氛，传达出不同的情感。我们朗读诗词，也应将诗词独有的韵律美传达出来。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一般古诗词都有明显的韵味。如《清平乐・村居》中的“草”“媪”“好”，都押“ǎo”韵，读起来顺畅自然。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今许多古诗词已被谱成优美的歌曲，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吟唱。学生在吟唱过程中会产生特别的美感，也在无形中增强了学习兴趣和记忆能力。只要教师善于设计，用心组织，诗词的教学其实也能达到诗情画意般的音乐境界。2. 吟出深情。诗词是一种最适宜朗读的文学形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意境、优美的韵律。因此，我们朗读时，就应该通过丰富的想象，再现诗人词人的感情。诗词是抒情艺术，无论是抒情诗词，还是叙事诗词，甚至哲理诗词，只要是成功的作品，里面必定奔涌着作者澎湃的激情，蕴含着作者的缕缕情思。无论是思念家乡、亲人的《静夜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还是表达朋友情深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别董大》，抑或是托物言志的《石灰吟》《墨梅》等，都深藏丰富的情感。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走进作者心境，把握住作者的情感脉搏，让自己的思想和诗人、词人的思想融为一体。这样，朗读者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三、 明白诗理，升华诗意1. 找诗趣。学习散文我们喜欢引导学生找出“文眼”，其实古诗词也有“眼睛”，只要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它，就能顺利把握情感基调，悟出作者的思想精髓。“眼睛”是诗词的中心，是诗人要表达的“诗理”。“理”其实是和“趣”相连的。有时我们在引导学生进入诗词意境时，会让他们无形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在诗人营造的趣味中习得其意，进得其境，显得顺畅自然。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一词，向我们描绘了富有乡村田园气息的情景。词中的一户人家二老融洽，孩子孝顺，老有所养，少有所事。这首词只要细细玩味，我们就会发现“趣味”无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亲切与温馨，“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可爱活泼，都融于一个“醉”字中，“醉”字就是“词眼”，字里行间也无不让人感觉到词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这样的生活里，有乡村美，也有乡村趣，更有乡村乐。2. 融诗情。诗是以文字体现情感，没有诗人真挚浓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诗词。如陆游经过长期战乱流离生活的体验，凝聚起深切的爱国激情，从而写出饱含血泪和期望的《示儿》一诗。又如李白经历了十五个月的流放生活后重获自由，怀着难以自禁的喜悦，写下了《早发白帝城》一诗。再如，李白观赏了阳光照耀下的庐山瀑布凌空直下的壮丽景观，心中勃发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限热爱，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可见诗词歌赋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之产物。3. 悟诗理。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也留下许多至深哲理，让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在吟诵诗词歌赋时不断成长成熟。语文教师必须帮助学生提高对古诗词的感悟力。如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朱熹《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过躬行”。还有，李白《将进酒》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些深含哲理的诗词都是教师教学时必须让学生理解的，学生只有理解了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
论据是议论文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事实论据和事理论据。事实论据指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包括举事例和列数据两个方面。例如，有一篇发表在报纸上谈教育重要性的文章，为了论证“发展经济，教育先行”的观点，列举了日本战后发展教育事业的一系列确凿的数据，有力地证实了观点的正确性。 理论论据包括经典性著作中的理论，名人名言，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科学上的公理、原理、定义、法则、定律、格言、俗语、成语、谚语，以及尽人所知并为人所工人的最普遍的道理等。选用作论据的理论必须是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至尽仍有生命力的。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如是原文摘引，应避免断章取义；如是原意概括，应该符合原文的基本内容。 在掌握丰富的论据的同时，还要善于选择论据，就是能够选择那些真实典型，确凿可靠，能充分有力地证明论点，使论点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量的论据。一句话，就是选择那些最能符合论点需要、为论点服务的论据。 一、要善于选择论据 1、吻合性原则 即要注意各个材料之间的侧重点，正确把握材料的中心，努力做到与观点的一致。 每一个材料可以用来论证的观点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角度。我们在选择论据时，要把握好材料的中心，弄清它的含义所在。特别是有很多材料，看起来能够用来论证同一观点，可细细体会，发现它们侧重点并不相同，彼此之间其实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必须对掌握的材料进行筛选辨析，区别不同材料所蕴含的要旨的细微差异。例如下面三个材料： ① 爱国诗人陆游，生活在宋王朝遭受外族肢解的时代，他渴望祖国统一，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复兴中原。他在《示儿》诗中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爱国思想。 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名句。文天祥被俘后，已降元军的张弘范，一再逼迫他写信招降抗元将领张世杰，文天祥便毅然写了这首诗作了回答，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③ 鲁迅先生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年轻时东渡日本寻找救国的真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了誓为中国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 上述三例都引述了人物的诗作，都包含了“爱国”的内容，但是作为论据来说，这三个材料蕴含的主旨是有着细微差别的：例①表明的是渴望光复失地的爱国思想；例②反映的是为民族利益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例③揭示的是立志为国出力、报效祖国的革命献身精神。这种差别从所引的诗句和材料的语言表述中可辨析出来。因此，同样论述爱国的文章，如果提出的论点侧重于渴望收复被侵略者掠夺的国土，应用例①；如果侧重于不怕牺牲、誓死捍卫祖国，应用例②；如果侧重于拯救多难的祖国，将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则应用例③。经过筛选辨析，使之最切合论点的需要，才称得上是最恰当的论据。马马虎虎地选来敷衍充数，似乎也在论证“爱国”的论点，实际上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是不贴切、不严密的。 2、新颖性原则 选择论据，自然要挑自己熟悉的；感觉陌生、缺乏把握的，必然难以驾驭。但是“熟悉”不等于陈旧，如果选用的论据都是些尽人皆知的“陈谷子、烂芝麻”，虽然一点也不“陌生”，但是文章也没有一点新鲜感了。所以要选择最恰当的论据，包含了要选择新颖的时代感较强的新鲜材料。论据求新，要注意从时间上、空间上、角度上的求新。 新鲜材料从哪儿来？一是从生活中积累，二是从阅读中积累。例如以下两个例子： （1）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人不敢冒尖，不敢“木秀于林”，不敢成名成家，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急流勇退”，害怕“枪打出头鸟”。然而知名改革家、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告诉我，只要稍稍改变一下上述谚语中的条件，结论就两样了。比如，枪打出头鸟，只是指在枪的射程之内，出头的鸟要遭殃，假如鸟飞得再高再远一些，飞出了枪的射程之外，那又奈何得了它什么呢？ （2）一个国家必须有民族自豪感。发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能唤起这种伟大的感情。李燕杰在《民族之魂》的讲演中曾讲了这样一件事：叱咤风云的法国大军事家拿破仑，被囚禁于圣爱伦岛时，终日读书消遣。有一天他读到了《孙子兵法》，立刻拍案叫绝。进而叹道：“倘若我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 这两例中的论据都是“听来的”，例①是听谈话，例②是听讲演。作者不愧是生活中的有心人，把听来的材料十分恰当地引进自己的文章作论据：“飞出射程之外”、“拿破仑赞叹《孙子兵法》”，新鲜而又贴切，选择它们来证明论点，不仅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发人深思。 3、分析性原则同学们在写作议论文时，常走入“观点+材料”的误区，认为有了事实，就能自然地证明观点了，其实不然。有了论点和论据，还须进行论证，阐述论点与论证的内在联系，使论点统领论椐，论据支撑论点，这样才能使你的文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更具说服力。如果缺少论证或论证不充分，文章的论点与论据就油水分离，无法产生使人信服的力量。分析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因果分析法：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了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分析饿人不食“嗟来之食”的原因。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施舍者的态度，吆喝一声“喂，来吃！”，是如此蛮横和冷漠！另一个是施舍的目的，吃他的饭就要乖乖地听命于他，可见其目的之卑劣！这是对饿人人格的极大侮辱，因而饿人“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至此，文章水到渠成亮出了观点：“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极具说服力！这样的分析就是因果分析。我们写作时可以用因果关系复句来表达。关联词语有“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或者单用“因为”“所以”“因此”等皆可。如《想和做》中“人类能够这样劳动，能够一面做，一面想，所以文化能够不断进步。”（2）条件分析法：《勤能补拙》：“由此可见，一个天资笨拙的人，只要勤勤恳恳，做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就能变得聪明起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其条件进行的分析，用的是条件关系复句。其关联词是：只要……就……。我们还可以用“只有……才……”、“无论……都……”等句式来分析条件。（3）假设分析法：《想和做》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学习功课以外，做种种课外活动，也要把想和做联结起来。例如开会，演说，办壁报，组织班会和学术团体，这些实际的行动，如果光凭一腔热情，埋头苦干，不根据已有的成绩和经验，想想怎样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果，那么结果常常会劳而无功。”这段是从危害的角度来进行假设分析的。关联词语是：如果……那么……，其他句式还有“如果……就……”“假使……那么……”等。（4）对比分析法：《想和做》：“人在劳动中不断地动脑筋，想办法，才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做这件事为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缺点，才渐渐想出节省劳力，提高效率的方法。人类能够这样劳动，能够一面做，一面想，所以文化能够不断进步。要不，今天的人类就只能像几万年以前的人类一样，过着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了。”此段是从意义和危害两个方面进行正反分析的。正面用的是因果分析，反面用的是假设分析。由此可见，一段分析可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这样可使分析更全面，更深入，富有思辩性，令人信服！ 4、充分性原则 （1）正反例结合A.如来佛祖抛除私欲，性格沉稳，终修成正果，普渡众生；诸葛孔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终运筹帷幄，功成名就。有了私欲，心中自然无法沉稳下来，遇事则慌，处事则乱。霸王以一己私欲，赶走亚父，气走韩信，终被困垓下，遗憾千古，长使英雄泪满襟。霸王之败，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必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B.张志和渴求隐逸，而在桃花流水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林黛玉在冷雨敲窗之时倍感寄人篱下的凄凉，便觉秋窗秋雨秋不尽了，风雨却还要助凄凉；刘禹锡心胸开阔，众人悲秋，他却从排云而上的白鹤中品出了诗情，欢歌“秋日胜春朝”……（2）不同时空事例组合文中常用“纵贯历史长河”“古今中外”等字句。也可用现实生活中日常现象作为论据来写以强化论证效果。例：诚信是买东西忘记带钱时，老板仍将货物塞在你手中送你出门时的轻轻一笑。诚信是在一连串失败后，朋友们主动伸出的那一双双温热的手。诚信是为徘徊在路边的陌生人指路后，看到他脸上的粲然一笑。诚信可以是从前百年老店里赊帐的帐单，也可以是今天人们手中的信用卡。（3）详略事例组合二、善于剪裁论据论据又有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之分。我们用得比较多的事实论据，又能从不同角度证明不同论点，所以使用时是需要剪裁的。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议论文事实论据的剪裁方法。 （一）了解同一材料可以多角度立论 请看下面例子思考： 材料：“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曹刿论战》） 讨论：用曹刿和他同乡对话的材料作论据，对材料可作怎样的分析？可以从哪些角度立论？确定什么论点？ 明确：材料中“请见”、“遂见之”是结果；曹刿有才有胆有识有主见和鲁庄公有容人之量国家有民主参政的环境是原因。从曹刿的角度可以确定二个观点：1、关心国家大事，要有强烈的参政意识。2、位卑末敢忘忧国。从鲁庄公及国家的角度可以确定这样的观点：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并请学生阅读例文。 （二）明确剪裁原则 三段例文对材料的表述都有不相同有的突出点，分别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个点而其它则都省略了，为什么要突出这个点而省略其它呢？ 学生思考讨论。 明确：论点一突出“请见”；论点二突出鲁庄公采纳建议；论点三突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根据论证论点的需要截取材料，突出论证论点的有关内容，摒弃无用的材料。这就是剪裁的原则。 （三）探讨剪裁的步骤和方法 从鲁庄公的角度确定一个观点：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 请看例文：关心国家大事，要有强烈的参政意识。 例文： 春秋时代的曹刿是个普通百姓，属于“非肉食者”一类。就是说，他无职无权。但他关心国家命运，在齐国军队来进犯自己的国家之际，他不放心光让那些“肉食者谋之”，于是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入见”鲁庄公，阐述对怎样打仗的看法。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是结果。是通过合理扩充内容想象情境来突出的。 再看例文二：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 例文： 曹刿论战是发生在二千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平民百姓要见国君，说句话，参与商量国家大事，似乎还是很容易的。曹刿和他同乡说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是对鲁国统治者的尖刻的批评，但也没有遭到“穿小鞋’’的打击报复。相反，鲁庄公还诚心诚意地请教曹刿，并按曹刿的正确意见发布军令，确实是很有民主气度的。可见，曹刿能积极参政，发表意见，恐怕不仅仅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还因为当时有一个允许参与的民主环境。如果曹刿贸然找上门去，却被一顿军棍轰出来，也就不会有什么求见论战之事了。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曹刿请见，并能入见。”是因。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扩充来突出这个吻合点的。 再看例文三：位卑末敢忘忧国。 例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应该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我们不能像春秋时代那个曹刿的同乡，面临国家遭受侵犯，却说什么“肉食者谋之，有何间焉”的话。如果抱着让少数人去“忧天下”而自己“何必去参与”的思想，来对待当前的改革和开放，那就丢失了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资格了。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是结果。通过合理的对比来扩充内容突出吻合点。 上述三例都用曹刿和他同乡对话的材料作论据，但因立论角度不同，文章中论据的表述也不一样，这就是对论据材料的灵活剪裁。那么对论据材料的灵活剪裁又有什么方法呢？ 明确： 1、找准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 2、通过合理想象和扩充来强化和突出这个吻合点，从而有力地证明论点。 3、对材料中无关的内容大胆舍弃。 （四）实例训练 我们知道了这个方法，就可以通过训练来掌握和巩固这个方法， 练习之一：修改病例。 题目：《谈“伯乐”精神》 论点：奖掖后来者，争当新时代的伯乐。 材料：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原来家里很穷，年过三十还在一个小学里替别人代课。他很爱画画，由于生活所迫，他常常拿自己的作品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徐悲鸿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他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病例：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是对人才被埋没的感叹。一匹千里马，无缘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一个人才被无端埋设，能不令人惋惜吗？所以当代领导者应该学做伯乐争做伯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发现人才多举荐人才。 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原来家里很穷，年过三十还在一个小学里替别人代课。他很爱画画，由于生活所迫，他常常拿自己的作品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徐悲鸿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他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个伯乐哪有傅抱石这只千里马驰骋于中国当代画坛。 明确： 病因：照抄材料，没有根据证明论点的需要剪裁。 处方：找准徐悲鸿发现人才这个吻合点，进行扩充，对无关内容要略述概述 展示修改后的文段： 著名画家傅抱石因穷困不得不卖画为生。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就像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一样，徐悲鸿眼睛一亮拍案惊呼，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这只千里马终于找到了纵横驰骋的疆场，找到了建功立业大好时机。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练习之二：用孔乙己的故事作材料论证“坚持未必胜利”的观点。 展示例文： 坚持未必胜利 君不见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青灯黄卷，寒窗苦读，口疮舌茧，兀兀穷年，每日诵习“之乎者也”，沥尽心血地坚持科举考试，然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垂青于他，“结果半个秀才也没有捞着”，穷困潦倒，“断腿”而死，他失败了，败得很惨！真是“科场末捷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个中原因，不难明白：人生目标错误，即便坚持到海枯石烂，也必然胜利无望。 练习之三：请以《曹刿论战》和《邹忌讽齐王纳谏》作论据写一篇议论文。 观点：说也要讲究方法。 要求：运用议论文事实论据剪裁方法对材料进行剪裁。字数800左右。 练习之四： 瑞典女足是“业余队” 只为荣誉没有奖金 据新华社电：主要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瑞典队负于德国队，获得第四届女足世界杯亚军。不过，即使瑞典队夺得冠军，她们也不会拿到分文奖金，她们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 瑞典队除了10号永贝里之外，清一色都是业余足球选手。她们有各自不同的谋生职业，足球只是她们共同的爱好。5号本特森是包裹邮递员，她每天下班之后才能参加国家队的训练，6号队长莫斯特罗姆是学历最高的队员，这位金融学硕士是瑞典一家银行的分析师。 近日，本特森告诉记者：“瑞典足协只是把我们组织在一起来比赛，没钱给我们发奖金。我很喜欢踢球，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 18号队员弗里达告诉记者，她们全家都喜欢足球，她从4岁开始跟父母学踢球，已经有超过20年的球龄。整个瑞典队只有永贝里靠足球吃饭，她每月可以从足协那里领取大约500美元的津贴。 （1）爱好（兴趣）可以创造奇迹 范例：一只获得世界杯亚军的队伍，球员居然都是业余的，第四届女子世界杯瑞典队勇夺银牌，战果骄人，但其队中除10号永贝里之外，清一色是业余球员，各有职业，如五号本森特是包裹邮递员，6号队长则是一家银行的分析师，她们只能在下班之后参与国家队的训练，但她们共同一点就是“足球是他们的至爱“，是兴趣将她们聚集在绿茵场上，并以业余队的身份勇夺亚军，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兴趣可以创造奇迹。 分析：本论点应强调——（1）业余，（2）困难，（3）巨大成功 强调了（1）（2）才说明（3）的巨大意义，才说明兴趣之力量 （2） 荣誉 一只夺取了世界杯亚军的队伍，队员们竟然没有分文经济上的收益，勇夺本届女足世界杯亚瑞典女足，除10号永贝里可以从足协每月领取区区500美元，其他队员分文全无，那么她们图个啥？太傻了吧！还是5号球员本森特一语道破天机：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荣誉高于一切。 练习之五：（根据不同观点来处理下面一则材料） 贝利从小家境贫寒，买不起足球，就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等练习，有一天，一个足球教练发现他很有天赋，就送给他一个足球，后来又对贝利进行专业训练，经过努力，贝利终于成为一代球王。 （1）逆境出人才 一提起贝利无人不知，可有谁知道鼎鼎有名的贝利小时候家境贫寒，竟然买不起他心爱的足球，只能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来当成足球来进行练习，对球王贝利来说，逆境不但没有消蚀其斗志，反而成为激励他奋斗的动力，看来，只要心中有了目标和动力，逆境就是人才成长之摇篮。 （2）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 球王贝利从小家境贫寒，尽管他爱足球，但连心爱的足球都买不起，只能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等来代替，后来，多亏一位教练无意中发现了小球王的天分，送给他足球，指点他，最终对他进行专门培训，终于将他造就成一代球王，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假如不是有了教练这个伯乐，也许贝利这匹千里马，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