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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希望我们透过对自然的观察，因为自然它有现象，我们眼睛看得到。全世界人都用眼睛看世界，看出来，各有心得，各有体会，然后再提出一些。所有学说都是从假设性的开始，叫假说。我们说“抬头三尺有神明”，来使所有的人应有所畏惧，知道说我不能太放纵自己。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为所欲为。为了安全，为了纪律，为了方便，为了有效。旅游了，“进庙门槛不能踩。”他会说你踩门槛，会运气不好。说门槛不能踩，是为了安全；有了门槛也是为了安全。说“寺庙大门不能开，只有皇帝来才能开。”寺庙多半是在荒山郊野，最多的是强盗。强盗要进来，官兵来不及，和尚要靠自己抵抗，挡不住。所以把门关闭了，前面有条小桥，两边有两个河，今天叫放生池。老远听到看到，关偏门，来得及。这个安全有效又方便。说“看到尼姑会倒霉，你赶快不要看”。这种迷信是好意的，是为了保护尼姑的安全。尼姑出来办事，常遇的是农夫打猎人。任何东西，用得合理，它就有价值。朝这方面了解，就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是广为流传，而且普遍在应用！
周易文化始于远古，用于历代，传世至今，它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标志，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用易文化不但主导着中华子孙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而且对科学发明和社会进步都渗透着无穷的指南。周易文化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逐步完善的。它的文化构成“太极五行图、河图阴阳生成图、洛书阴阳奇偶图、伏羲先天八卦图、文王后天八势图”等都是若干历史年代形成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科研价值。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是易经，在学术界周易文化被推定为文化源头，就此而论文化之源必然是科学文化之源，科学生生发展之源。我们中华儿女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责任学习它、研究它，这不但是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弘扬民族科学文化，发展高科技，壮大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
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创立和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形成，哲学创立。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是各家共同的经典。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和和谐辩证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其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
历史渊源
《易经》是远古文明的产物，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哲理性很强的著作。《易经》分为三部，天皇氏时代《连山》、《归藏》，秦汉时期的易书《周易》，一起称作“三易”（另有一说三本书均作于远古）。
远古时代人们定天象、法地仪，观象授时，创制历法与易书等，文明肇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
古人很早开始就探索宇宙的奥秘，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奥的观星文化。远古时期古人“观象授时”，并确定天干地支及阴阳五行、八卦原理。
《周易》在小编眼里看来确实是比较值得研究的，这也是因为《周易》这本书从东晋时期就开始进行传播，直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会学习《周易》，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周易》这本书是历经千年对于人类的思想来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一年，不过具体的话也是看个人的选择，并不能够强求大家去学习。对于现代人来说，学习《周易》的话，是可以对世界观有一个完善，因为很多现在人对于传统的文化是一无所知的，为了认为传统文化过于的封建和迷信，但是如果了解完《周易》之后就会封建社会会有一个更加的详细了解。而且学习周易的话，还可以让整个人变得比较平和，对于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有一个改变。
《周易》这本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方哲学，主要在文章当中体现的是对于事物以及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古代人为人处事的一种智慧体现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比如从《周易》当中就能够看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要在符合事物发展的条件下顺应自然，还有会展现出事物的两面性，所以老话说的好叫做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福。
《周易》是以阴阳、八卦、六十四卦的形式，展现了哲学成果，很多影视剧当中会对于周易有着神话的部分，但其实周易并没有那么的厉害，相反只是为了进行预测，但并不是可以通过周易来实现占卜。但是不管怎么说，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能够了解到天文地理文化等丰富的知识。
最后现代人去学习周易，只是为了去了解历史和中国文化而已，并不能够将周易作为自己所学习的主要内容，要知道它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活人祭祀既非始于商代，也并未止于商代，却盛于商代。它被称为十大恐怖陋习之一。 商代的活人祭祀方式多种多样，有击杀、砍头、烧死、投水、剖开身体、取出内脏等等。其中又以剖开身体和取出内脏最为残忍，硬生生将一个大活人开肠破肚，其血腥场面令人发指。 更令人作呕的是，活人祭祀的对象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们大多找纯洁的婴童和处女下手。商代的贵族统治者冷血无情到连孩童妇女都不放过，真叫人毛骨悚然。 然而，为什么商代会有如此恐怖的祭祀方式呢？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窥探一二。 一、愚昧无知导致了活人祭祀的盛行 商代贵族祭祀的目的就是为了讨好神灵，以求平安富贵，没有活人祭祀则认为是对神灵的亵渎，将来定会后患无穷，因此活人祭祀日渐活跃，呈星火燎原之势。 然而，鬼神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只是商代的人还没有进化到如此先进的地步，不仅相信神灵，更将其大为供奉，还找来众多童子和处女供他们“使唤”。 在这种迷信的思想统治下，那些低等人家的孩子和处女就遭了殃，成为活人祭祀的牺牲品。 二、社会地位决定了活人祭祀的对象 在商代，有种人，社会地位极低，因此成为活人祭祀的首要目标，那就是羌人。 拿羌人做活人祭祀时，并不叫“杀”，而是叫“用”。只有物品才会称之为用，而今却用在活生生的羌人身上，不仅体现了商代贵族草菅人命并视为家常便饭的恶行，更说明了羌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何等卑微。 羌人何其无辜，扣着被歧视的帽子了此一生，连一命呜呼时都是那样卑贱，做了祭祀品，却连“杀”的资格都没有。 三、社会制度使得贵族对奴隶有生杀大权 商代处于奴隶社会，带有奴隶社会的毫无人性的特征。严格的奴隶制度，使得上层贵族有任意使唤，交换，杀害奴隶的权力，他们操控着手中任何一个奴隶的生杀大权，在上层贵族眼里，他们死不足惜。 就因他们带着奴隶社会的标签，活人祭祀中，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拿这些奴隶陪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朝代，竟然还统治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漫长的黑暗岁月里，那些低等的奴隶是如何在强大阴影中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个活人祭祀的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好在如今，这样惨无人道的刑法早已荡然无存，我们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宝宝更应该珍惜现有的生活，感恩祖国，也感恩每一天！
从汉字管窥古代的祭祀习俗摘要：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反观汉字的形体，并探寻其意义，可以考察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蛛丝马迹。这也反映出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关键词：汉字 祭祀 文化 一、引言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汉字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通道，承载着文化并进行传播，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源，不断积淀着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识。 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在形成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之后而进行的活动，反映了人类的原始信仰。《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国家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祭祀的种种习俗影响了汉字的形成，反过来透过汉字，也可以追寻出古代祭祀习俗的轨迹。本文就通过对一些汉字的考察，粗浅谈一谈古代的祭祀习俗。 二、祭祀的起源 宗教学、民俗学等对事神的起源都进行过讨论，学者普遍认为事神起源于初民对万物有灵的信奉。英国学派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巨著《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万物有灵论”，原始人类相信不仅人有灵，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也有灵。原始初民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对自然界认识的缺乏，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于是，巫术思维成为原始社会生活的必需，为了获得神的庇佑福泽，人们对神极尽虔诚敬畏之心，经常举行仪式，敬奉供品，表达对神的诚意。祭祀、占卜等与神的交流沟通活动成为初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为了把祭祀、占卜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人们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些符号，成为早期的文字。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人将吉凶与天象联系在一起，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有所体现。《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虽然许慎对“三垂”的解释有思想局限性，但总体上揭示了“示”与“象”的密切关系。古人立象尽意，在构制汉字时首先是直观取象，因此汉字有较强的图象性。这也体现了祭祀习俗对汉字形成的影响。 三、祭祀的对象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除此之外，人类自身又有生老病死，这也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古代先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死后的灵魂拥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这同样也是值得敬畏的。那么灵在何处呢？为了方便祭祀，必须为神灵寻找一个寄所。“示”在甲骨文中作“〒”或“Т”，从二或从一。有人认为“二”或“一”都是上帝的象征，“∣”在字中代表的是祭天杆，小篆中杆旁之八象所挂的采帛。也有人认为，“示”原是祭神的石制供桌，呈Т形，小篆中的其余部分象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下的样子。不论如何，从字形上分析，基本可以肯定“示”是个表示神主的象形字。这得到了民俗学的支持，古人认为事物的灵魂和形体是分开的，通过神主来祭祀，就是将该物体作为通达灵魂的渠道，祭祀神主就是祭祀神灵，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事神方式。 “祖”，甲骨文中写作。詹鄞鑫先生认为，“祖”实际上是考古发现的原始人头形陶罐（祖先偶像）的象形，“祖的本义应该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的形式出现。 “宗”字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说文》：“宗，尊祖庙也。”其本义就是祖庙。“宗”甲骨文中写作，从宀从示，是一个会意字。从字形上看，“宗”是房子的侧视简图，里面是祭祀先祖的神主牌位“示”。古人经常祭拜的神主“示”最初并无固定场所，后来由于经常祭祀的需要，就把“示”搬到人工建筑中来陈列供奉，宗庙成为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专门场所。据民俗学的研究，最初的祭祀活动很简单，人们用竹木、泥土塑造偶像，或在岩石上画出神灵形象，然后在这些神灵的“附体”面前陈列礼物，由主持者祈祷，祭祀者唱歌、跳舞。后来才有专门用来祭祀的人工建筑。 四、祭祀的方式祭祀要按照一定的仪式，以恭敬的动作，或辅以一定的言辞，向神灵致敬或献礼。《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取悦于神的祭祀活动一开始也表现为用礼物向神灵祈福或致敬。 “祭”，甲骨文字形为，右边是一只手，左边似一块鲜血淋漓的肉。后又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代表神主的“示”字，表明类属。《说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甲骨文中的“血滴”似乎表明当时还保持着血食的习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古人吃生肉，喝鲜血，也拿生肉献血来祭神（正如“祭”的字形）。因为古人相信，血是有灵魂的，血能维持人和动物的生命，失血意味着受伤甚至死亡，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血食”在古书中常常是祭祀的代称。《左传•庄公六年》：“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说的就是如果不听从大臣的建议，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国家就将会灭亡。 除了贡献礼物，古人在祭祀时还会口中念念有词。“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灵祷告的人，甲骨字形为，还有一些异体，从字形上看，好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主祷告。《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汉书•郊祀志》：“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颜注：“祝谓主祭之赞词者。”“赞”，报告。“赞词”，就是把祈祷的话语转达给神灵。“祝”是人、神的沟通媒介，主要职责就是在举行祭祀的时候迎接鬼神，并把人们的愿望传达给鬼神。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古人在早期祭祀时有尸祭的方式。尸祭并不是说祭祀尸体，实际上“尸”是个活人。“尸”，甲骨文字形为，比“人”字的甲骨文字形多了一个弯，表示人屈着膝。这也解释了为何“尾”、“屎”等字皆从尸。甲骨文中“尾”的字形就是弯腰的人在屁股后面拖着一根毛尾，“屎”是蹲姿的人屁股下从米。既然“尸”是活着的人，那么为何已经有了一个“人”字，还要造“尸”字呢？这是因为“尸”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在祭祀时代表死者而受祭的人。《说文》：“尸，陈也，象卧之形。”段注：“尸，神像也。”《仪礼•士虞礼》：“祝延尸。”说的是祭祀活动中负责祷告的祝迎接代死者受祭的尸，尸通常由死者之孙充当。夏商周三代都以尸代祭，但尸的姿态不一。《礼记•礼器》中有“周坐尸”、“夏立尸”、“殷坐尸”的记载。只是后来尸渐渐被神主“示”所代替。 五 关于祭品 古人往往将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礼物奉献给神灵，有的是食物，比如牛、羊等牺牲，酒和谷物等等，有的是玉帛等衣着饰物……季节不同，祭品也不同。 还有一种特殊的祭品，那就是人。在原始人的观念中，人与兽平等，他们在猎兽的同时也猎异族人。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中，战败的俘虏往往被杀掉用来祭神。在甲骨文辞中，有很多把奴隶作为人牲来祭祀的记载。而这一习俗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如1971年在安阳武官村以北发现的一批祭祀坑，据不完全统计，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78个。一些汉字也反映了古代的人祭习俗，比如： “孟”，《说文》：“长也。从子皿声。”本义是长子，从字形上看是器皿中盛着孩子，这与我国古代杀首子的习俗有关。《墨子•节葬下》：“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裘锡圭先生认为：“献第一批收获于鬼神，是为了能平安地保有、食用收获的其他部分，并在来年继续得到新的收获。献首子当然也是为了以后能得到新的孩子，并使他们安全地成长。所以，《墨子》说杀首子是为了“宜弟”，是很有道理的。 “伐”，甲骨文字形是，从人从戈，是个会意字。好像用戈刺入人的脖颈砍头，本义是砍杀。《说文》：“伐，击也。”砍掉奴隶的头进行祭祀的习俗商代便已有之，在殷墟发现商代祭祀坑中的无头人骨就是这一习俗的遗迹。 “烄”是古代燃木祭天的一种方式，而其字形也有人祭习俗的残留。“烄”，甲骨文字形为，上面是，象人两腿交叉形，下面是火。实际上就是捆绑一个人放在火上烧。 祭祀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汉字的形体、意义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借助零星的一些汉字来考察古代的祭祀习俗，可以说是“管中窥豹”，分析得还很粗浅，也不够系统，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商人几乎每天都祭祀。比较常见的是祭天、祭祖先、祭泉水，还有为了去除疾病和灾祸来祭祀的。当时的祭祀是重要的国家活动，主持这项活动的祭师一般由地位较高的奴隶主来担当。祭祀开始后，参加活动的贵族和平民都要穿戴整齐，随着号令进行跪拜。祭师会站在祭坛旁的显要位置，高声朗读祭文。
除了祭祀，商人几乎事事占卜。他们的占卜也很有讲究，就是先把龟甲上残留的肉渣皮筋等去除洗干净 ，等它干燥后再做一定的处理，然后把整治好的龟甲用火烧炙，使龟甲兽骨裂出焦纹。占卜人再根据焦纹的纹理来判断吉凶。
当时能胜任这份工作的只有卜官。卜官不仅要亲手整治龟甲兽骨，还要将此事记录成卜辞，刻在自己整治过的甲骨上以示郑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由于要刻写甲骨文字，所以这个占卜人在当时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正因为商人们不论大小事都要占卜，所以才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
殷墟从发现到后来的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带有文字的甲骨十几万片。上面的文字是我国知道的，目前最早的形成了系统的文字形象。其上书写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殷商占卜和祭祀的记录。
那个时候，由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对自然的了解也并不多。很多时候他们无法去对抗自然灾害，也不能解释很多的自然状态。这就引发了人们的敬畏之心，人们相信这个世间有一个至高的存在，在影响甚至掌控着人世间的事情。鬼神之说盛行，占卜之术也就有了其存在的必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活人祭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朝
主要是迷信的思想比较严重，才有这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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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西部的经济发展中生态屏障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合理地利用生态屏障、开发生态资源，就能适应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的经济发展形势，减少因经济发展而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关键词】生态屏障 经济发展 合理开发 1 前言 区域的自然条件，是区域经济发挥自然物质基础与区域、人力、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自然要素。所以一地的自然条件对一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西部拥有各种丰富的物质生态资源，这些天然的自然生态资源形成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发展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西部的原生态资源。 2 西部生态屏障的现状 2.1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如果被破坏，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 西部虽然是现在中国拥有最多原生态景观，最多矿产资源，且天然气、煤、水能、有色金属、盐矿等资源在全国资源总库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区域。由于人们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该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2.2西部地貌主要以山区、高原和荒漠为主，交通不便，公共设施不完善 以铁路为例，截至2001年底，西部12省(市、区)的铁路密度(按营业里程算)为37.67公里/平方公里，公路密度(按里程算)为1017.81公里/平方公里，而全国同期的对应数字则分别为72.97和1768.76；运输也与铁路运输类似。交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尤为重要，而西部由于自身的地形地貌，自身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自身的生态屏障。 2.3西部自然气候不稳定，多属自然灾害频发地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频率与强度明显上升，直接危及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而我国西部受特殊的生态环境的束缚，灾害也是非常的频发，这些自然灾难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着西部的经济发展。 3 生态屏障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原因 3.1以出让资源的形式来发展地区经济，导致该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西部很多地区走入了越穷越开发，越开发就越穷的恶性循环。加之治理速度远不及退化速度，生态安全威胁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更加剧了地区经济贫困化和农民贫困化，巨额的生态赤字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教育文化赤字。 3.2该区的地形地貌自然阻断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 西部地区由于天然的地形地貌，不少省份存在对外公路通道建设不足或对外通道不顺的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公路通道数量较少，等级较低，通行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天然的屏障，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发展。 3.3由于地处气候多变区，自然阻断了一些外资的流入 西部内陆地区，高原、山地较多，气候干燥，有的年份西南和季风来得晚，或退得早，或是风力太弱，雨水不足，从而决定了原始脆弱的生态环境，易发较为强烈的生态灾难。灾难的频发也会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气候的强烈变化，使得某些产业在此地无法兴起，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 4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治理不足 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保护力度不足，过度的开发，又没有合理的治理。这样只会让生态屏障效应越来越明显。生态的脆弱性经不起污染，很多产业引进不进来，因为他们花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治理由于企业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 4.2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足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在交通上，形式单一，网络覆盖不够广，很多较为落后或偏僻的地方还没有通公路。西部地形多为山区，地势凶险，有些地区电网都还无法覆盖。通讯、电网都无法涉及，通讯就更无法全面地展开。西北有很多地区，目前还处于极度干旱的状况，年降水量很少，而供水管道的埋设也是困难重重。 4.3西部地区人才的缺乏 自身培养人才不足，外来引进人才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西部人才匮乏。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收入上，工作环境条件上，以及用人观念意识上的相对优势，西部地区优秀人才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4.4西部投资环境不具吸引力，国家支持力度有限 外资投入不足，自身的投入也不足，就算有在良好的资源，也拉动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国家预算不足，自筹资金有限，引进的外资也是少之又少，也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5 建议及解决措施 5.1合理利用生态屏障，建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屏障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也保护了西部地区的某些原生态景观和资源，所以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既能让西部摆脱生态屏障也能合理的保障西部的生态环境。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5.2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调整向优势产业调整，发挥原生态的独特优势，变生态屏障为生态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点要高，不能搞重复建设；要加强农业基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改组和改造步伐；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 5.3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东部现在是新技术和各领域高端人才的聚集地，而东部的各种资源也是有限的，把东中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市场化的地区之间企业协作机制，就可以与西部的资源优势互补，将技术与资金引进西部，形成合作互补共同发展的态势。 5.4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事业，能源等等。这些都是发展西部区域经济的前提与保证。打破原有生态屏障的束缚，加快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适当超前。要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要在做好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一批重大骨干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的增长中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作用。 5.5建立良好的人才队伍：一是发展基础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文化技术素质；二是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专业教育，提高在校大学生比重；三是制订优惠政策，稳定人才，吸引人才回流；四是从国内外聘请高素质专家，开发新项目。
一、深刻认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意义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所谓“好”，就是要保持发展的稳定性，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就是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坚持“五个统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防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就是要提高发展的效益性，低投入、高产出，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防止增长代价过大；就是要实现发展的持续性，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防止发展不能永续；就是要保障发展的普惠性，坚持以人为本，使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必须加快推动国民经济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否则，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发展难以持续，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从近期看，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大起大落的需要。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等。以今年为例，一季度GDP增长11.1%，二季度达到11.9%。目前的增速，从增幅看，是1994年以来最高的。从趋势看，增幅呈攀升趋势，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二季度又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三季度虽略有回稳，但仍不巩固。尽管增幅攀升比较缓慢，但要防止由量变引起质变。从地区看，大多数地区的增长率比全国数值更高，有些甚至达到14%—15%，而且是连续多年。从结构看，工业增速偏高。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5%，远高于2003—200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中又是重工业增长过快，1—9月，重工业增速为19.6%，比去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高出轻工业增速3.5个百分点。在重工业中，占工业能耗70%的六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增长又居高不下。这种增长格局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性进一步加大。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付出的代价过大。按现行汇率测算，去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为此消耗的重要能源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却高得多。比如，消耗能源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消耗钢3.88亿吨，占30%；消耗水泥12亿吨，占54%。即使考虑汇率因素，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是继续比速度、拼资源，不但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还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付出更大成本。从长远看，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完成这个新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能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实现人均GDP再翻两番，如果也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有关专家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超过30亿吨标准煤。从资源条件看，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油、气、煤炭等化石资源剩余可采储量有限，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仅从能源供给考虑，再翻两番的难度就很大。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增长偏快造成的高排放、高污染给人民安居带来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超过环境容量，全国10%的城市受到酸雨的严重影响。由于大气污染，我国约有1亿以上的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因空气污染导致每年约有1500万人患上支气管炎。今年以来，太湖、巢湖等一系列水污染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给广大人民提供更优美的人居环境、更清洁的空气、更甜美的饮用水、更绿色的食品，使人们拥有更健康的身体，也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新时期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长了18倍，石油、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增加了170倍、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在新的世纪里，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另外85%的人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依旧沿袭传统工业化道路，完成工业化将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第一，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虽然只是“好”与“快”两个字顺序的变化，但含义十分深刻。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升华，使我们对新阶段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全面，指导发展的方针更加符合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的途径更加明确。从“快”字当头到“好”字当头，经历了一个实践深化、认识提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后，我们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总量大幅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困扰我们多年的短缺局面已不复存在，社会商品实现了供求平衡或略有富余。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以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通过自主创新，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产品开拓市场，成为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资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趋于突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大起大落的需要。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等。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付出的代价过大。按现行汇率测算，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为此消耗的重要能源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却高得多。比如，消耗能源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消耗钢3.88亿吨，占30％；消耗水泥12亿吨，占54%。即使考虑汇率因素，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是继续比速度、拼资源，不但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还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付出更大成本。 第三，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完成这个新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能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仅从能源供给考虑，再翻两番的难度就很大。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增长偏快造成的高排放、高污染给人民安居带来了严重影响，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给广大人民提供更优美的人居环境、更清洁的空气、更甜美的饮用水、更绿色的食品，使人们拥有更健康的身体，也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时期人类共同面临的严歧挑战。在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 GDP增长了18倍，石油、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增加了170倍、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在本世纪，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另外85%的人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如果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依旧沿袭传统工业化道路，完成工业化将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常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一是身体写作;二是对女性主体性历史的虚构;三是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四是对姐妹情谊的建构。对这些主题进行辨析,发现误区,阐明意义,有利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更长久的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不断出现了“缺憾”、“误区”、“危机”、“困境”等字眼,当然用这些字眼很难有效地界定九十年代依然繁茂的女性文学创作,但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评论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提出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一是因为中国。
女性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 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
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代表权（Representation politics)、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
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
扩展资料
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genital mutilation，见女性割礼）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以及中国的女性参政问题、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
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流产和遗弃女婴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媒体和社会观念中的父权（男权制）（Patriarchy）思想残余问题等。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则是普世性的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女性主义
研究女性主义的目的和意义，女性一般要比男性寿命长，因为女性很注意身体健康，而且生活有规律吃的东西也比较清淡，主要原因就是自律。
如果要进行论文写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区别应该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在提法上的区别。“女权主义”是更早期的译法，针对当时的女权运动，争取妇女合法的投票、工作、参政权利等，而“女性主义”的提法是在妇女权利运动取得一定效果后，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身份、地位，强调女性的特质与独特的体验。简言之，“女性主义”较“女权主义”意义更广，也更为广泛采用。2.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过程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主线的，但在主线的发展中有许多支线。主线的研究是a 对男权的否定，争取女性权力——b 认为两性完全平等，落入将女性规训为男性的窠臼——c 强调女性的特质与独特体验但当过分强调女性特质时，又容易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等于兜了一圈又转了回来。所以说，女性主义仍然是在发展与成长的过程，有多个流派，如英美女性主义、法国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极端女性主义等等，没有盖棺定论式的体系化结论。3中西方女性主义的现状女性主义是又西方源起，国内主要是吸收与本土化的过程。针对论文而言，建议立足于国外的理论研究。如果在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初期，建议先看法国女性主义学者的相关理论研究。因为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逻辑有联系的体系，有也较多的文本与理论支撑。西蒙·波伏娃、朱莉娅·克利斯蒂娃、 露西·艾瑞格瑞、埃莱娜·西苏的东西是一定要看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因为女性主义学者各自所处的地位、种族、阶层等各有区别，但反对男权压迫、寻求女性平等的主旨是相同的，只是各有各的践行办法与理论主张。4.论文建议a 可以针对女性主义学者对男权学者如弗洛伊德、拉康、福柯等的理论异议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鉴定；b 可以针对女权主义文学、影视作品，如伍尔夫、陈染等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的分析；c 可以就两个女性主义流派进行比较性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上是看个人意见，希望能有所帮助。女性主义是一个内涵很广的研究范畴，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深入看下去就会发现自己希望探究的内容的。祝论文顺利。
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是周易，周易据说是周文王写的，历史悠久，里面很多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献在百度词条中的解释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知识进行记录下来。所以文献也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而关于周易跟论语，谁才是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我觉得是周易，虽然它们两个都是我国中华文明中哲学部分的起源，但是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哲学思想的作品，甚至后面影响了孔子的思想行为。
根据历史记载，周易是周文王被困在牢里所编写的一部关于天下至理的书籍。它是建立在天地阴阳二次元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反复观察，了解其中运行的规律从而进行论证。我们都知道古时候人类对自然了解比较少，所以对自然出现的一些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时，就会崇尚天神，但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周易的应运而生，成为人们占卜祭祀的主要依据。如果有人能将周易研究透彻，那么将会终身受益。
春秋是一个思想诞生的巅峰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影响后代的思想家，其中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比较受到人们推崇的一种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大仁大爱让人争先恐后的去学习。后来孔子发现了周易蕴含的自然规律深受启发，于是他便把周易中的仁义道德传授给学生们。可以说儒家的思想是孔子将周易跟夏商的文化相结合得出的。这些思想被孔子的学生写成论语，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论语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受到启发而诞生的一种孔子的思想。所以我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应该是周易。正因为周易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而论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语言又通俗易懂，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去学习论语，不可否认的是周易是论语的来源。
中国古代文献的代表作是《论语》，《论语》通俗易懂，讲的是做人和做事的道理，而《周易》属于杂书，深奥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