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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一致认为， 历史 上有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是最后一次，然而，科学家对先前未知的大规模灭绝的研究则很少。最近研究发现，2.33亿年前，在现在所知的加拿大西海岸，巨大的火山喷发将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气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全球大规模变暖，地球大灭绝事件发生，杀死了许多占优势的四足动物，宣告了恐龙时代的到来。这一事件被称为卡尼安洪积事件（Carnian Pluvial Episode CPE）。 CPE事件在陆地上引发了植物和草食动物的深刻变化，随着以植物为食的四足类动物如喙龙和双子齿龙的数量减少，恐龙获得了生存的机会。研究表明，由于CPE事件，在随后的1000万到1500万年中恐龙迅速扩张，成为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物种。CPE引发的“恐龙时代”持续了1.65亿年，许多现代四足动物群，如海龟、蜥蜴、鳄鱼和哺乳动物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研究表明，CPE的时间与兰格利亚（Wrangellia）玄武岩的喷发高峰相吻合。兰格利亚是地质学家所称的狭窄构造板块，附着在北美大陆西海岸、温哥华和西雅图北部。大规模的兰格利亚火山喷发将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气排入大气，导致全球变暖和全球降雨增加。从2.33亿年前开始，有多达五次与气候变暖高峰相关的火山喷发。火山喷发导致了酸雨和海水的酸化。急剧的变暖驱使动植物离开热带地区，酸雨杀死了陆地上的植物，而海洋酸化袭击了所有具有碳酸盐骨架的海洋生物。当火山喷发停止时，生命开始复苏，温度仍然很高，而热带降雨停止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温暖和干燥，陆地和海洋上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恐龙开始繁盛。 最不寻常的是海洋碳酸盐的重新塑造，碳酸钙形成厚层石灰岩，并为珊瑚和软体动物等生物提供了建造贝壳的材料。在CPE之前，海洋中碳酸盐主要源自大陆架上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例如以石灰岩为主的泥丘，而CPE标志着现代珊瑚礁以及许多现代浮游生物群的开始，表明海洋化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在CPE之后，受到珊瑚礁和浮游生物的驱动，新的微生物群体如甲藻出现并大量繁殖，海洋中基本化学循环的这种深刻转变标志着现代海洋生态系统的开始。 地球 历史 上曾发生过多次由火山引发的生物大灭绝，地球物理扰动，如全球变暖、酸雨和海洋酸化，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挑战之一。深入研究兰格利亚火山活动的细节，并了解这些反复喷发是如何驱动气候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可以帮助地球从气候变化中恢复过来；研究来自海洋和大陆化石记录的数据，有助于了解这场危机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如何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 探索 地球如何恢复。 参考文献：Extinction and dawn ofthe modern world in the Carnian (Late Triassic)，Sci. Adv. 2020，6：eaba0099 责编：朱张航宇
在毅力号火星车执行火星任务近八个月后，研究人员证实杰泽罗陨石坑是一个古老的湖床，但更重要的是，它曾经经历过强大的山洪，将上游数十英里的巨石推入陨石坑盆地 。
在毅力号离开地球的几年前，杰泽罗陨石坑的轨道照片显示了一个河流三角洲的遗迹，那里的水曾经流入一个直径 45 公里的巨大湖泊。 在很大程度上，这条河流特征为 Jezero 赢得了被选为 Perseverance 着陆点的荣誉——它似乎是研究火星液体遗产的绝佳地点，也许，只是也许，找到生命迹象（在地球上，河流三角洲 常是各种微生物的肥沃觅食地）。
上图为火星杰泽罗陨石坑西部三角洲的轨道图像（增强颜色），毅力号火星车于 2 月在此着陆。但是轨道照片只能提供这么多细节。在地面上安装照相机和仪器使研究人员能够检查从太空看不到的三角洲面上的岩石特征和露头。毅力号火星车现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足够的数据，可以 对湖床和曾经流入其中的河流的 历史 做出更有力的证明。
研究火星沉积岩层训练有素的眼睛可以及时向后看，了解该地区的过去。使用来自火星车 Mastcam-Z 相机的图像，研究人员能够区分 火山口水文 历史 中的两个不同时期 。在 3.6 到 38 亿年前的某个时间，该地区潮湿潮湿，有一个平静而安静的湖泊，一条小河从西方注入它。但是在湖的 历史 后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气候或分水岭的变化使这条平静的河流变成了 汹涌澎湃的河道，导致周期性的山洪暴发 。正如研究人员所说，杰泽罗陨石坑的沉积地质“ 表明从持久的湖泊环境中的持续水文活动到高能量的短期河流流动的转变 。”
在倾斜的沉积沉积物中发现了火山口 历史 上平静时期的证据，这种形成表明随着沉积物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沉积，水流缓慢。
另一方面，山洪暴发的证据可以在巨大的巨石中看到，一些巨石重达几吨，宽达一米，散布在三角洲的顶部（在露头的最年轻的层中）。由于巨大的岩石位于三角洲的上层，它们代表了最近沉积的物质。巨石位于更老、更细的沉积物层之上。研究人员说，这种分层表明，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古老的湖泊都被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所充满。细小的沉积物——也可能是有机物质——顺流而下，逐渐形成一个 倾斜的三角洲 。
火星杰泽罗陨石坑“三角洲陡坡”中的沉积露头，其上层有“承载巨石的单位”，表明遥远的过去曾发生过山洪暴发。火山口后来经历了突然的山洪暴发，将大块巨石沉积在三角洲上。一旦湖泊干涸，数十亿年的风侵蚀了景观，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火山口。
从事这项分析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本杰明·韦斯解释说：“你需要充满活力的洪水条件来运送大而重的岩石。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可能表明当地水文或火星上的区域气候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巨石似乎起源于上游数十公里处。将这些巨石移至三角洲目前的安放地点需要巨大的力量，以每秒 9 米的速度移动高达 3,000 立方米的水。
目前，这些山洪暴发的来源尚不确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假设，可能的原因包括“ 强降雨事件、快速融雪事件（来自气候起源或火山作用或撞击加热），或通过在分水岭中逐步建造冰川和冰川湖造成偶发性浪涌。因此，杰泽罗陨石坑流量强度的转变可能与古气候变化（全球或区域）或流域水文变化有关。 ”
无论哪种方式，该团队现在都对该地区的过去有了更好的了解，在地质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
当火星车接近三角洲时，研究人员渴望 近距离接触沉积物，采集样本以备将来返回地球 。该论文总结说，靠近三角洲底部的细粒粘土“具有保存有机物质或潜在生物特征的巨大潜力。”那里是否有任何生命可以保存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毅力正在尽最大努力找出答案。迄今为止，毅力号已经行驶了 2.61 公里，距离真正的三角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Mangold, Gupta et al.”Perseverance rover reveals an ancient delta-lake system and flood deposits at Jezero crater, Mars.” Science .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下面是我整理的旅游学术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旅游学术论文篇一 国际旅游岛需要生态科普旅游 1生态科普旅游是注重生态保护的科普旅游 生态旅游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的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科普旅游是把生态旅游与科普旅游结合起来的旅游形式，让公众在旅游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的多样性、维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接受关于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科学知识，以及维护生态环境的科学方法，实现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海南生态科普旅游发展现状 海南作为我国的生态旅游省，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两周年来，海南旅游市场的突飞猛进：2011年海南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可达15%;旅游收入将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将达20%!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海南建省初期游客年接待量不足100万人次，2000年突破1000万人次， 2008年突破2000万人次，2011年突破3000万人次!事实证明，旅游业已经成为海南最具特色、最具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根本原因在于海南具有生态旅游优势。2011年10月，海南省生态学会2011年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大学召开。专家学者们均强调了海南在生态旅游、热带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海南的自然环境遭受现代工业的污染较小，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良自然环境，具有不可取代的热带海岛旅游资源优势，全岛绿地面积占60%以上，森林覆盖率40%以上，四季郁郁葱葱。海南有全国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区，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被誉为“生物物种基因库”。世界环保组织2003年公布的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三亚排名第二，海口排名第五，称得上是中国真正的生态省。海南怎样才能够保持自己的生态优势，发展科普生态旅游，是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 根据国内外专家对生态科普旅游的界定，生态科普旅游应该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保护性。生态科普旅游是根据传统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生态科普旅游保护性的实质，要求旅游业和旅游者坚持生态科普旅游，用科学发展观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其二是科学性。生态科普旅游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内涵，要求旅游管理部门加强对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务，围绕生态科普旅游，进行科学设计和科学管理，使游客自觉地保护旅游生态资源和环境。其三是普及性。由于生态科普旅游是以了解旅游文化、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知识为旅游目的，生态科普旅游让旅游者能够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使普通游客成为生态旅游者与科普旅游者。 3海南生态旅游、科普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要防止大自然的报复，务必重视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 3.1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 最近二十年来，海南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破坏问题等，这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建国初，海南热带雨林面积有125万公顷，最少的时候，只有35万公顷，破坏得最严重的，是建省以来的二十来年。典型例子是金光集团在海南大面积造桉树林，严重破坏了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东南亚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保护区内大规模造林，严重破坏了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进一步保护好该区的原始森林和生物资源，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已经于2006年7月下文，要求海南省林业局调查处理此事。 3.2 游客流量大大高于景区的合理容量 科普生态旅游强调环境的承载力或环境容量。海南以海岛生态和热带雨林生态等自然风光为特色的旅游资源比较脆弱，属于易损型资源。游客的大量涌入，给海南旅游带来了活力的同时，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一些重点保护景区，必须防止太多的游客进入。 3.3 海岸线与防护林遭到破坏 随着海南大量的港湾被房地产商开发，海岸线、海岸带遭到破坏，热带雨林也危机重重。由于防护林遭到破坏，海岸遭受破坏。例如，龙栖湾本是一个天然良港，上千村民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龙栖湾港有100米宽的马尾松海防林，海防林后是一道200米宽的海滩，弧形的海湾对出海停船十分方便，可以有效躲避台风的侵扰。然而，在过去的17年中，这里的海岸线向前推进了200多米，28间房屋被毁，牛羊牲畜死亡丢失不计其数。 3.4 海水与海滩遭到污染 2011年的10月，笔者随着高校的教师去临高附近的一个渔港去考察，发现有的饭店就开在渔船或者是渔排上，感觉这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线。我们上船去吃海鲜，发现游客与经营者不爱惜海水，将塑料碗、玻璃酒瓶以及吃剩的贝壳鱼刺等东西，全倒进海水里。我们给经营者提意见——这不是污染吗?经营者说，大惊小怪，每天不都这是这样倒吗! 3.5 科普生态旅游缺乏和谐环境 由于旅游管理跟不上，生态科普旅游缺乏和谐环境。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己的局部小利益出发，在滨海及温泉地区大量兴建度假村、游乐城以及不伦不类的文化村，结果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淡化了风情，影响了观瞻，还加剧了不正当竞争，使整个行业处于低效益状态。还有规划管理不严，低俗景点泛滥，景区建设的理念不符合时代要求，旅游景点没有海岛特色。 3.6 对科普生态旅游的内涵认识不足 虽然海南拥有宝贵的生态旅游与科普旅游资源，如热带雨林、红树林、野生动物园、珊瑚礁、黎苗生态村寨、火山口公园等，但生态科普旅游在海南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首先，生态科普旅游是旅游者为自然区域本身所吸引，以科普的视觉去研究和欣赏其自然特征，并对野生生物和自然资源进行非消耗性的利用。其次，生态旅游是一种计划性活动，依赖于严格的科学管理以防止环境遭到危害。海南的生态旅游与科普旅游尚未制订生态旅游的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也没有引起海南开发商和旅行社足够的重视。 4发展生态科普旅游是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途径 4.1 生态科普旅游推动可持续发展 海南的热带海滨和热带森林旅游资源，在休闲度假旅游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生态是容易破坏的。近年，吊罗山林业局调研发现，吊罗山林区山体滑坡的地点均为槟榔园，暴露了生态脆弱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改善林区的生态环境，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吊罗山林业局组织对6720亩槟榔地逐步进行改造，改种乡土树种。生态旅游在海南省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继续加大，结合文明生态村的建设和中部黎、苗山寨的扶贫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小城镇建设和生态农业示范工程的建设，规划推出系列开发的科普生态旅游项目。我们必须把握开发速度，控制接待人数，增强环境意识，加强环境管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海南省旅游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过多的游客会对目的地的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破坏自然旅游资源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旅游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4.2 生态科普旅游要重视自然旅游产品转化 海南是中国独有的热带海岛旅游区域，即将建成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和奥林匹克村，这种优势是不可替代的。为保证科普生态旅游环境质量的高品位，每个项目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要从生态角度严格控制服务设施的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提倡以自然景观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势，体现自然之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充分考虑与旅游业息息相关的科普生态环境因素，生态科普旅游是一种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旅游。海南省生态科普旅游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全省范围内，将现有的自然旅游产品升级或转化为科普生态旅游产品，从而奠定生态科普旅游产品的基础。 4.3 生态科普旅游要坚持生态教育 生态旅游与科普旅游结合的科普生态旅游，可以使旅游者在大自然中接受生态环境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对生态旅游景点而言，应该促进科普科考旅游开发。在硬件建设方面，海南应该在海洋生态旅游方面突出新的人文特色，大兴海洋生态博物馆、海洋科技知识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大力发展冬令营、夏令营，在林区、山区、湖区、小岛地区设立永久性营地，完善营区配套设施，实现可进入性，通过营地活动，促进青少年科普旅游发展。在软件建设方面，海南应该以宣传海洋文化，培养海洋意识为主导形成海南特色的海洋生态旅游品牌。在主要生态旅游景区建立解说中心，吸引专业人员参加科普旅游的选线、选点与编制解说词。以此作为科普生态旅游的宣传窗口，传播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理念，推行生态文明旅游规则。 4.4 生态科普旅游要坚持生态保护 以旅游规划为依据，以产业政策为引导，进一步优化海南旅游产业中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严格禁止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旅游项目开发。扩大生态旅游区的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加强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旅游城市的工业应该是较低投入、低消耗、无污染、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农业应该是无公害良田、无公害果园、无公害蔬菜基地构成的生态农业。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加强预防体系和扑救体系建设，提高扑火快速反应能力，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 4.5 科普生态旅游要强化法制观念 鉴于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对环境的特殊影响和累积性的破坏，生态旅游一定要加强环境立法和管理。各个部门严格执法和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要坚决打击占用林地、蚕食林地等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对违法侵害自然资源者，加大执法力度，使其承担相应民事和刑事责任。并针对旅游业对环境影响有潜在性、持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增加补充规定。海南省已通过并正在实行的地方旅游法规有《海南省旅游条例》。这部法规为海南旅游发展起了指导规范作用。此外，要保证旅游主管部门依法管理的职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旅游学术论文篇二 对海南培育旅游管理特色专业的思考 摘要：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呼唤着大量旅游管理特色人才的涌现，而且海南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海南高校将旅游管理专业作为特色专业建设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海南应当通过培育各层次的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符合国家级特色专业要求的高校，进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提高海南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提高海南高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国家的“旅游业改革创新实验区”创办出一批富有特色的旅游管理专业，使海南的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服务于海南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特色专业;社会经济 作者简介：朱沁夫(1963-)，男，湖南华容人，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旅业管理分院，副教授。(海南 三亚 57202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34-0070-03 一、概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高校的特色是通过其特色专业显现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高等学校的特色专业是竞争力、品牌和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一所学校办学经验趋于成熟的标志，是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进行特色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获得持续竞争力、影响力，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特色专业的多寡，也是衡量一所高校、一个地区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海南高校怎样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正确识别和遴选一批特色专业并大力进行特色专业的建设，成为海南高校面临的一大任务。 二、海南应将旅游管理专业作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的缘由 1.现有国家级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布点情况与分析 自2007年至今，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了七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共3454个，其中，有23所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如表1)。 注：本表数据系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各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统计; ﹡该校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名称为“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该校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名称为“旅游管理(英语)”。 显然，这些学校获得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点，并不完全因为其在国内各高校之间的比较优势，还有一些真正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学(如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并没有将旅游管理申报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从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分布来看，高等学校在自己的特色专业识别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旅游管理专业在本校各专业中的比较优势是否明显;二是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否能够较好结合。 2.海南省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分布及分析 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七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中，海南省获得了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3个(如表2)，占全国的0.376%，从比例来看，是全国最低的水平的省份之一。[1] 注：本表数据系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各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统计。 从海南省高校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所属学科来看，包括农学5个、医学2个、理学1个、工学1个、法学1个、教育学1个、艺术学1个和与农林相关的管理学1个，较好地反映了海南高等教育的积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这些特色专业集中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医学院，其余本科院校无一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3.特色专业建设的目的与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高校的人才供给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不表现在数量上，而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结构、质量和适用性等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变动性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相对稳定性、滞后性之间的差异;二是各行业对于人才需求的特殊性与高校培养人才的通用性之间的差异;三是特定工作岗位所涉及的知识的广泛性、交叉性与高校人才培养的专门性之间的差异。[2]正是在这种高等教育质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进行特色专业建设。通过特色专业建设，促进学科的发育和成熟，为人才市场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对于地方性高校来说，特色专业的建设要面向地方、充分依靠地方的现有条件和优势，为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人才，充分研究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发展战略，通过特色专业的建设，服务于地方的发展战略。 海南建省之后，海南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颁布之后，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选择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现有的特色专业建设水平、专业布点与海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即将发挥的作用是不相称的，海南高等学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大力发展具有海南特色、为建设国际旅游岛服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海南高校特色学科和专业建设”。特色专业的培育和建设对于海南高校的发展、对于海南高校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海南高校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使命的必然选择。 作为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其旅游的发展速度与质量无疑取决于旅游管理与服务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旅游规划、旅游管理与服务人才的培养应是海南高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而建设旅游管理特色专业是完成好这一任务的不二途径。 4.海南现有旅游管理专业的建设情况 海南省现有本科院校6所，除海南医学院之外，其余5所均开设了旅游管理专业。从专业(方向)设置来看，3所本科院校设置了旅游管理专业。海南大学在旅游管理专业下分旅游企业管理、国际酒店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管理、旅游信息管理和应用外语(英、日)等方向，另外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下设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方向，在市场营销专业下设旅游市场营销和电子商务专业方向;海南师范大学在设有旅游管理专业的同时，还设有中英校际合作旅游管理专业;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不仅设有旅业管理分院，该分院设有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三个专业，且在旅游管理专业下设旅行社管理、邮轮服务与管理、高尔夫管理和体育竞猜管理等方向，还另设有国际旅游分院。从旅游管理专业在校学生来看，在校学生规模超过2000人的达到3所，在校生人数不足1000人的学校的年招生规模也是较大的，海南旅游管理本科学生总规模达万人;从师资来看，尽管海南各校尚无如保继刚、吴必虎、杜江、马勇、罗明义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专家，但已经拥有了 一个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较为合理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承担起了全部教学工作并为海南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智力支持。 应该说，海南旅游管理类专业建设具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并逐渐显现出其优势和特色。有的学校从专业内涵方面进行方向拓展，有的高校则从专业的外延进行方向拓展，呈现了多样性的发展态势。这些多样化的发展对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建设旅游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并建立一个旅游管理特色专业体系，将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旅游岛建设、服务于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海南国家级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 1.分层分级建设特色专业 海南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发展呈现了较为丰富多彩的局面，可以针对这个实际，建立一个特色专业建设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是一个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形成的层级体系，即所谓省级、校级特色专业，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充分运用旅游管理专业内涵和外延的体系，即在旅游管理的各个环节管理方向、旅游的各个方面内容管理方向确定各级特色专业(方向)。从特色专业建设的步骤来看，首先鼓励各学校建设自己的特色专业(方向)，然后在对各学校旅游管理专业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建立省级特色专业，并由教育、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拨款支持;在省级特色专业建设达到一定水准的基础上，遴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另外，在各级特色专业的遴选中，不应只看材料的好坏，应当主要看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应当对所申报的特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育方法与手段、教学组织与管理，特别是社会对于该专业人才的认同程度进行评估。这样才能将那些确实具有一定特色的专业选拔出来，加大建设力度，建设成为社会认可的真正的特色专业。 2.鼓励特色，杜绝同质化 海南培育国家级旅游管理特色专业不能将已有的23个其他院校的特色作为自己的特色，海南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应有自己的特色。海南省内各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也应具有不同于别校的自己的特色，应当鼓励和支持省内各高校根据实际凝练自己的专业特色。 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台，各高校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可以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多个方面展开，这是海南高校建设旅游管理特色专业的基本背景。针对海南各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在校生较多的实际，各高校之间的专业建设应主要形成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3.注重培养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 海南高校的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应当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海南主导产业的发展，满足海南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学校应把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上。在这样的人才培养定位上，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手段与方法。从特色专业建设的市场导向要求来看，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必须增强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培养旅游发展实际所需要的人才，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之一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4.更新教育观念和专业建设观念 特色专业与普通专业在本质上的区别之一，就是特色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应该体现出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更加具有科学性、人才培养更加具有社会实用性的特点。[3]海南旅游管理本科教育决不能照搬传统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教育观念，应根据国际旅游业发展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实际进行根本性的创新。从专业建设上来说，应当放弃过去的强调学科的完整性，而注重专业实际需要。让学生既具有较扎实的知识基础，又具有较为宽阔的知识面，掌握多个学科的思维方法、掌握多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当从教会学生的知识为主，转向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 5.建设特色师资队伍 建设一支具有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是建设特色专业的基本保证，旅游管理特色专业的建设必须根据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实际来进行。旅游管理专业面临的实际主要是实践性强、旅游业发展变化快。这要求教 师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又熟悉旅游业具体环节、方面的操作技能，“双师型”教师应当是旅游 管理特色专业教师队伍的主体，同时应由校内教师、校外教师专兼结合组成;针对旅游业 发展变化快的实际，要求教师具有迅速吸收新知识、新方法的能力和渠道，并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手段。旅游业几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因而，旅游管理特色专业的教师的学缘结构应当是丰富的，具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外籍教师应占到一定比例。 6.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 我国各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差异不大，课程结构基本相同，较大的差异是在课时的确定方面，这是现有旅游专业培养的人才大同小异的原因所在。要培育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才并得到 社会的肯定，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应当定位于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案制定时，应充分听取旅游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国外旅游 教育的 经验。在课程体系的构成上，应正确、审慎地选定一些核心课程，以便通过课程学习打牢学生的专业基础;科学地建立多个可供学生选修的专业课程体系，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同时，开设内容更加广泛的任意选修课，以便学生获得更多的专业外的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养。 在进行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的同时加强课程建设。特别是在核心课程、专业课程的建设上，要根据社会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来设置合理的、科学的、前瞻性的、前后连贯的课程体系。同时，应当针对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使每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都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课程建设中，还应切实注重 实践性、操作性强的课程的建设，使这类课程的教学既教会学生技能，又教会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和优化课程体系，使学生具有更多的选择。显然，选择课程组合比选择专业有更大的自由度，实际上实现了专业的多样化，学生也可通过这种选择而获得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还可能增强学生对于社会、对于旅游业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1]梁传杰,段冠玮.我国高校特色专业发展状况的政策评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15-120. [2]王永生,屈波,刘拓.特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8,(Z3):15-17. [3]隋秀英.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和发展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3):66-68.看了“旅游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关于旅游的学术论文 2. 旅游管理学术论文 3. 黄金周旅游学术论文 4. 旅游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5. 会展旅游学术论文
一、缺乏应有的文献综述有些学位论文没有文献综述，作者却说，他写的题目找不到相关文献或没有相关文献。其解释有两种可能: 一是作者认为前所未有才是创新，甚至个别的还误以为写上“填补空白”、“没有同类文献”等词句可以提高文章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误区; 二是作者未下功夫去查阅和学习前人已做的工作而企图走捷径，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一篇没有好的文献综述的学位论文，一般来说很难有创新。二、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有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评述的并不是对特定专题做出贡献的文献综述，没有紧扣主题，没有围绕论文的主题来筛选文献，而是四面出击，回顾了与专题相关的整个领域的发展，导致文献综述部分漫无边界，冗长而不能给论文的价值“添分”，以致综述部分反映不出论文的特色，同一篇文献综述似乎可以在多篇学位论文中相互套用。同时，容易导致写作上的随意性，甚至为了追求篇幅，就在文献综述部分增添内容，以至于文献回顾曲曲折折占用不少篇幅，而真正进入正题的文字却不多，说明作者并没有理解文献综述的定位和作用。三、简单罗列堆砌文献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写作上存在简单罗列的问题，综述部分仅简单地列示出A 说、B 说、C 说、D 说等，然后就无下文了。从这种文献综述当中看不出作者所依据文献演进的内在逻辑，作者也没有依据文献综述清晰地推导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变成作者的读书心得清单和资料汇编，变成相关学术研究的简单堆砌，表面上看洋洋洒洒，而实际上作用有限，读者既看不到“问题的来龙去脉”，也看不到“证明的来龙去脉”。四、文献综述缺乏权威性有些文献综述不是系统化地回顾现有的研究文献，找出适合研究的主题，而是有选择性地探讨现有文献，特别是遗漏一些权威性和经典性的文献，缺乏权威性和学术性，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没有认真研读过真正有价值的文献，不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进展，对文献的掌握和理解不到位。五、文献综述与背景描述相混淆有些学位论文将“文献综述”和“背景描述”等同起来，研究生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政策法规，如研究中国军人工资制度时，需要收集整理“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军人工资制度的政策和规定”等资料，但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由于研究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因此严格讲，资料本身不是“文献综述”，真正的“文献综述”应该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梳理和评论。六、文献综述只述不评有些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仅仅局限于对已有文献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缺乏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缺乏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难以体现自己的研究贡献。特别是对有较多学术争议的研究主题，或发现现有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时，有些学位论文避重就轻，轻易放弃研究“批判”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不协调或者冲突是很有价值的，正是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前沿报道】Nature Geoscience：植被对早侏罗世全球变暖的响应
基于陆生植物孢粉及海洋浮游生物微体化石的研究显示，早侏罗世全球变暖事件（图阿尔期大洋缺氧事件）不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也对陆地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影响，且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明显早于海洋。
近期，瑞典自然 历史 博物馆古生物学系Slater等通过孢粉研究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成果发表于Nature Geoscience期刊（Slater et al., 2019）。孢粉是植物产生的孢子和花粉，因其数量大、抗腐蚀能力强，可以在古老地层中较好地保存下来。因此，沉积物中的孢粉组合已被广泛用于重建古植被演化及气候环境状况。Slater等在英国早侏罗世普林斯巴赫期及图阿尔期（Pliensbachian–Toarcian）浅海陆架沉积的页岩中获取了丰富的陆生植物孢粉和海洋浮游生物化石。结合沉积学及同位素研究，Slater与合作者重建了陆地生态系统对图阿尔期变暖事件的完整响应过程，发现此次变暖事件引发了陆地植物群的巨大转变。
在变暖事件初期，即普林斯巴赫期–图阿尔期界线至CIE之前（图1），陆地植物群即开始发生较大改变，由松柏类、种子蕨（产生双气囊花粉）及喜湿的蕨类和石松类为主的植物组合（图2a）转变为适应暖干环境的松柏类（主要为掌鳞杉科）和苏铁类（产生克拉梭粉及宽沟粉）为主的植物组合（图2b），孢粉丰度及多样性明显降低。相比而言，海洋中虽然发生了浮游生物组合的改变，但变化较小。
在变暖达到鼎盛的时候，即CIE期间，植物的丰度和多样性大幅度降低，植物组合以少量适应干热气候的松柏类（主要为掌鳞杉科）为主（图2c），并出现大量高温环境标志性花粉——脑形粉。同时，海洋生态系统也发生剧烈变化，鞭毛藻和多刺疑源类显著减少，球形亚类及青绿藻等藻类大量增加，并伴随着大量无定型有机物出现（图2c），指示了海水的富营养化。以上变化伴随着微球粒黄铁矿的出现，揭示了还原性的海洋环境。
变暖事件结束后，植物的丰度和多样性快速增加，恢复到事件之前的水平，但植物组合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掌鳞杉科、柏科及喜湿树种（产生周壁粉）占据主导地位（图2d、图2e）。海洋生态系统则基本恢复至事件前的面貌（图2e）。
图1 英国约克郡T-OAE期陆地植物和海洋生物记录。橘色条带为气候极热期；浅绿色及深绿色图谱分别为各类孢子和花粉丰度变化；蓝色及棕色图谱分别为各类海洋浮游生物及无定型有机物丰度变化； Mosses：苔藓；Club mosses：石松类；Ferns：蕨类；Bisaccate pollen：双气囊花粉；Classopollis：克拉梭粉；Cerebropollenites macroverrucosus：脑形粉；Perinopollenites：周壁粉；Chasmatosporites：宽沟粉；Cycadopites：苏铁粉；Dinoflagellate cysts：鞭毛藻囊泡；Sphaeromorphs：球形亚类；Tasmanites：一种青绿藻；Spiny acritarchs：多刺疑源类；Amorphous organic matter：无定型有机物
图2 T-OAE期海陆环境演变示意图，图例同图1。（a）普林斯巴赫期，气候湿润；（b）普林斯巴赫期/图阿尔期界线至CIE前，气候变暖具强季节性，陆地植被发生较大转变；（c）图阿尔期CIE时段，气候极暖具极端干/湿季，海陆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d）图阿尔期CIE结束后藻类爆发阶段，陆地生态系统开始恢复，海洋生态系统恢复滞后；（e）图阿尔期藻类爆发后，海陆生态系统恢复，陆地植被组合已不同于事件前
该研究依据直观的孢粉证据重建的T-OAE时期气候暖干，并且具极端干/湿季（图2），与前人依据沉积特征推断的暖湿气候结论不同。海陆生态系统对比显示，全球变暖初期陆地植物群落即发生较大改变，而海洋生态系统变化较小；全球变暖鼎盛期海陆生态系统均发生剧烈变化。据此，作者认为由于海洋具有较高的热缓冲能力，全球变暖初期陆地生态系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该现象在地球更早的 历史 中也曾出现，如近期研究发现，由火山活动引发的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全球变暖使陆地植物先于海洋生物发生灭绝（Fielding et al., 2019）。
该论文作者接受了已有的“火山活动释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进而引发生物灭绝”的观点，但亦有学者表示质疑。Nature Geoscience同时刊发针对该文章的评论，强调火山活动释放的汞对陆地植被的破坏不可忽视（Mander and McElwain, 2019）。目前，与二叠纪末生物灭绝（Wang et al., 2018）、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OAE 2）、白垩纪末生物灭绝（Percival et al., 2018）等事件相关的火山活动期均已获得汞同位素异常的证据。该研究虽获取了早侏罗世陆地生态系统演化的信息，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全球范围内陆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及其机制。
参考文献：
1.Fielding C R, Frank T D, McLoughlin S, et al. Age and pattern of the southern high-latitude continental end-Permian extinction constrained by multiproxy analysi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1): 385.
2.Mander L, McElwain J C. Toarcian land vegetation loss[J]. Nature Geoscience, 2019, 12: 405-406.
3.Pálfy J, Smith P L. Synchrony between Early Jurassic extinction, oceanic anoxic event, and the Karoo-Ferrar flood basalt volcanism[J]. Geology, 2000, 28(8): 747-750.
4.Percival L M E, Jenkyns H C, Mather T A, et al. Does large igneous province volcanism always perturb the mercury cycle? Comparing the records of Oceanic Anoxic Event 2 and the end-Cretaceous to other Mesozoic ev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018, 318(8): 799-860.
5.Slater S M, Twitchett R J, Danise S, et al. Substantial vegetation response to Early Jurassic global warming with impacts on oceanic anoxia[J]. Nature Geoscience, 2019, 12: 462-467.
6.Wang X, Cawood P A, Zhao H, et al. Mercury anomalies across the end Permian mass extinction in South China from shallow and deep water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8, 496: 159-167.
（撰稿：王永达，杨石岭/新生代室）
美编：徐海潮
校对：李玉钤
Science：气候系统的多年代际振荡可能是由火山活动引起的
气候系统最显著的多年代际振荡是北大西洋区域的海表温度变化，即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AtlanticMultidecadal Oscillation，简称AMO）（Kerr,2000）。AMO周期较长，约为50~70年，这一现象究竟是地球气候系统内部变率，亦或只是响应外强迫的表现，一直以来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于仪器观测气象数据的研究认为，AMO来源于地球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基于树轮和冰芯的气候重建研究也表明，过去千年北大西洋和全球平均气候存在多年代际变率，但仅依赖观测和重建数据很难找到真正的归因。基于模式模拟的归因研究也仍未有定论，有模拟研究表明AMO可能是海表温度对大气随机扰动的响应，也可能是大西洋经圈翻转环流的外在表现，又或是对外部辐射强迫的响应。
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MichaelE. Mann及其合作者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Mannet al., 2021），提出过去千年温度多年代际振荡是由火山活动引起的，气候系统本身并不存在多年代际的振荡。
作者认为内部变率与外强迫最大的区别在于：内部变率主要影响到全球能量的空间再分配，外强迫则影响全球能量的总收支，因此分析内部变率应从全球气候异常的空间入手。
作者采用了多锥度-奇异值分解方法（Multi-taper metho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简称MTM-SVD），该方法是针对变量场进行频域分析，可避免因模式之间的差异对信号提取的影响，从而获得变量场的分数局地方差谱（Local Fractional Variance，简称LFV）。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获得特定频率带宽较窄信号的空间特征（模态）。作者使用该方法分析了参与第五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简称CMIP5）的所有模式的参照试验和过去千年模拟试验的全球温度场。
结果表明，与明显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年际信号不同，无外强迫参照试验模拟的全球温度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年代际至多年代际的分量（图1A），而施加外强迫的结果则存在多个显著的年代际至多年代际振荡信号，其中包括以50~70年为周期的分量（图1B）。通过与多模式集合平均的全球平均温度（通常认为其代表对外强迫的响应）的功率谱（图1C）对比，发现过去千年模拟试验的多年代际振荡信号与集合平均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多年代际变率的周期是一致的，即过去千年模拟试验中存在的多年代际气候变率模态极有可能是对外强迫的响应。
图1 CMIP5模式温度数据的谱分析结果；（A）CMIP5参照试验温度场的LFV谱，虚线表示蒙特卡洛方法计算的置信度，从下至上分别为p=0.5、0.1、0.05、0.01；每条彩线代表一个单成员（N=44），粗黑线为平均值；（B）同A，分析的是CMIP5过去千年模拟试验（N=16）；（C）CMIP5过去千年模拟试验集合平均（N=16）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功率谱，蓝色竖虚线指示B与C共有的谱峰（Mann et al., 2021）
作者进一步使用能量平衡模式（一种根据能量平衡计算温度及其分布的简单气候模式，其不考虑内部变率），分析了在过去千年全球气候变化中最重要的两个外强迫因子（太阳辐射和火山活动）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在使用多条火山活动和太阳辐射重建序列作为外强迫组合或单一驱动模式后，发现只有火山活动可以导致全球平均温度的多年代际变化。说明火山活动是过去千年全球平均温度多年代际振荡的主因。
此外，作者使用相同的方法对观测数据与CMIP5 历史 气候模拟试验也进行过相同的分析（Mannet al., 2020），结果显示全强迫的 历史 气候模拟全球温度结果与观测数据一致，均具有约50年周期的多年代际变化特征（图2）。但是在仅加入人为强迫的 历史 气候模拟结果中，尽管也存在多年代际变率模态，但是其周期并不相同，约为60年（图3）。在对比观测数据和多个模式的结果后，发现这一多年代际振荡的相位在观测和不同模式中也较为一致，很明显这不符合内在变率的随机特性。考虑到参照试验中并不存在多年代际振荡，这表明这一多年代际振荡是对外强迫（人为强迫和自然强迫）的响应。
图2 CMIP5 历史 气候模拟试验（自然强迫+人为强迫）和观测数据的温度场LFV谱分析；灰色阴影代表集合成员的分布范围（深灰色区域为68%的集合成员的分布范围、灰色区域为95%），粗黑线为平均值，青线与紫线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模式的结果，蓝线为观测结果（Mann et al., 2020）
图3 CMIP5 历史 气候模拟试验（人为强迫）和观测数据的温度场LFV谱分析；这里 历史 气候模拟试验是指不包括自然强迫的单一人为强迫试验，其余同图2（Mann et al., 2020）
总之，作者认为与气候系统年际尺度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内部变率不同，气候系统很可能不存在多年代际的内在变率。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度的多年代际变化是由人为强迫和自然强迫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而在人类影响较弱的过去千年，火山活动是全球温度多年代际振荡的驱动力。
由于作者的研究均是基于气候模式，其获得的结果主要是说明CMIP5模式中并没有多年代际内在变率，其结果的可靠性受当前模式对内在变率模拟能力的限制。尽管如此，这一结果也再次表明火山活动对过去千年多年代际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这与过去千年的全球温度重建工作认为火山活动是多年代际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相符（PAGES2k Consortium, 2019）。这些研究启发我们，深入探究火山活动年代际至多年代际气候影响过程的物理机制，有利于对气候变化做出更为深入的科学解释。
【致谢：感谢新生代室徐德克副研究员的审阅及宝贵修改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KerrR A. A North Atlantic climate pacemaker for the centuries[J]. Science, 2000, 288(5473): 1984-1985.
MannM E, Steinman B A, Miller S K. Absence of internal multidecadal andinterdecadal oscillations in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 49.
MannM E, Steinman B A, Brouillette D J, et al. Multidecadal climate oscillations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driven by volcanic forcing[J]. Science, 2021, 371(6533): 1014-1019.
PAGES2k Consortium. Consistent multi-decadal variability in global temperaturereconstructions and simulations over the Common Era[J]. Nature Geoscience, 2019, 12(8): 643-649.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清真，(阿拉伯语：，英语：Halaal，halāl，halal)，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一、何为“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25.6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杨永和口述，马景海整理.北京清真菜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约翰?S?艾伦.陶凌寅译.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我记得能搜到民族音乐的论文。
你大概要的是笔记类小说，给你推荐几部，都是比较有名的经典：一、<
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
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 >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
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
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
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二、《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
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其所记述，或采缉旧闻，或出自己撰，“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
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后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
三、《齐东野语》 20卷，宋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
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
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佑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
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 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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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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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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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
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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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连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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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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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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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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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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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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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是为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益、强化过程评价和目标管理的一种现代教学理念。
我想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结合我平时教学中的一些体会谈谈自己个人粗浅的看法。 真实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基石 真实、有效是课堂教学最本质的要求。
一方面，“真实”是一切新课程实践的基础。要想搞好新课程改革，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另一方面，“有效”促进学生发展，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唯一标志。
而要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又必须以“真实”为基石。 一、真实的课堂应该是对话的课堂 对话是人与知识、情感、思想联系的纽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多次与课本交流对话，学生入本悟情、体情、生情、创情，实现与课本、教师、生生间的情感交融，提升情趣，这样可以激活课堂，使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1、学生与课本对话。广义的对话，可以不直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发生在人与各种课本之间。
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会接近课本，走进课本，与课本进行广泛地对话交流。例如：语文品读《将进酒》，教师提醒学生结合李白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来把握诗的意境，那么学生就会在驰骋的诗歌想像中与李白一起抛洒内心的郁闷和飘逸；鉴赏《兵车行》时，学生依照原先的方法已然可以领悟杜甫凝重苍凉的忧思。
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解释、记忆方法要摒弃，学生面对课本，需要的不仅仅是解释与记忆，更重要的是理解，“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这样才能进行平等地对话。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独特的见解和感悟，真正地提高学习素养。
2、师生对话。凡教学，都是教与学的互动交流，对话教学也不例外，它依然强调师的主导和生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互相促进。
我们早已明确教师不是课堂的统治者、知识的拥有者和唯一的传授者，但我们现在不少教师依然独霸课堂舞台仍旧是课堂的主宰，填鸭式教学依然充斥于课堂。 而高效的课堂教学不是谁统治谁，谁主宰谁，应该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教学相长。所以，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充当“红娘”，有时候扮演听众，有时候变成导演等。
角色的变化就是为了制造情境，创设情景，鼓励交流碰撞；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恰当指导牵引，把科学殿堂的绝色佳境推荐给学生；时常也被学生提醒感动。 学生的角色亦然。
3、生生对话。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实践活动，也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对话交流的群体学习活动。
教学中我们容易忽略的就是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然而这种对话方式正是动态思想，动态教学的最佳体现。 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思维的碰撞和交融，来共享知识、共享经验、共享智慧、共享情感。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互相交换，那么我们同时获得了两种思想。 ”教师要适当的时候调节其火候就可以了。
4、学生的自我对话。自己与自己对话，乃是对话的高级形态。
是一个优秀学生所必备的品质，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对话。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地、理性地走进自己的心灵世界，通过对课本、现实生活的认识，与自己心灵交流，从而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言语表达（口头的、书面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学会创造思维，净化心灵，完善人格。
学生在一次又一次心灵的追问中得到人格的升华，这才算是学以致用。 二、真实的课堂应有真实的自主探索和小组合作 自主探索不是自由探索，小组合作也不是走过场、搞形式。
但有些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是只要有疑问，无论难易，甚至是一些毫无探究价值的问题都要让学生去探索讨论。 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要求、提示和指导，探究方式由学生自己挑，喜欢怎样就怎样；一旦发现时间很多，就让学生“充分”探索来拖延时间；一旦发现时间不够，就匆匆走过场，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探索就已终止。
因此，我们在组织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的欲望。 探究和合作应是学生一种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欲望，它解决的是“想不想”探究合作的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欲望，使其经常处于一种探究合作的冲动之中。（2） 探究合作要有问题空间。
不是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需要探究合作的。 问题空间有多大，探究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3）探究合作的组织要到位。首先小组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在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是旁观者、更不要做局外人。
教师有学生有合作学习中应该是组织者、引导者、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适时地与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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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汉语（文言文）中用法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两个读音ér和néng；它在有的句子里可以是实词，在另一个句子里又可以是虚词；作实词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动词，可以是代词；作虚词时可以是连词，可以是助词.它的意思和用法大概有十几个. 下面我把首选的古汉语工具书——《辞源》上的解释作依据，补充一些中学课本文言文课文中的句子作例句.一并打给你. 而 一、ér 一颊毛，象毛之形.凡鳞毛之下垂者也称而.例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凡攫杀援噬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 二代词.通“尔”汝，表示第二人称.可译为“你（的）”、“你们（的）”.例如：《项脊轩志》：“某所，而母立于兹.” 三连词.⒈表示并列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不分主次、轻重，而是并列、并重的关系，可译为“和”、“及”、“又”、“并且”或不译.例如：《两小儿辩日》：“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⒉表示承接关系，所连两项在时间、动作或事理上承接，可译为“就”、“然后”、“来”、“便”等，或不译.例如：《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⒊表示递进关系，后项意思比前项意思更近一层，可译为“而且”、“并且”等.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 ⒋表示修饰关系，前项修饰后项，连接状语和中心语，可不译. 例如：《愚公移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⒌表示转折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相对或相反，可译为“却”、“但是”、“可是”等.例如：《狼》：“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⒍表示假设关系，常连接分句中的主语和谓语，可译为“如果”、“假如”、“倘若”等.例如：《少年中国说》：“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⒎ 因而、所以.例如：《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⒏ 如果.例如：《论语·八佾》：“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四助词，跟“上”、“下”、“来”、“往”等方位词连用，表示时间或范围等，可译为“以”.例如：《图画》：“古中国之画，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构.” ⒈相当于“之”.例如：《论语·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⒉表语气.略近于“兮”.例如：《论语·微子》：“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五 通“如”、如同、好像.例如：《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二、néng ㄋㄥ 六通“能”. ⒈能够.例如：《墨子·非命下》：“桀纣幽厉，……不而矫其耳目之欲.” ⒉能力.例如：《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参考文献：《辞源》《中学文言文索引词典》 回答：2007-10-18 16:22修改：2007-10-18 21:50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共0条评论。
其他回答 共2条回答评论 ┆ 举报 红红[智者] 文言文中而字的用法 “舍生而取义”中的“而”表并列.从语法角度看，“而”连接前后两个动宾结构“舍生”“取义”，无轻重之分，更无递进，转折关系.“舍生而取义”解释为舍弃生命选择道义. 下面是“而”用法总结！ 而 （1） 第二人称代词，（2） 一般作定语 某所，而母立于兹. （ 2 ） 副词，译为“就，才”. 然则何时而乐耶？ （3）连词 并列关系，一般不译. 蟹六跪而二螯. 递进关系，译为“并且”或“而且”.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承接关系，译为“就”“接着”或不译. 吾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 转折关系，译为“但是”或“却”.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假设关系，译为“如果”或“假如”. 死而有知，其几何离？ ⑥修饰关系，连接状语与中心词，可译为“地”也可不译. 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因果关系，译为“因而”. 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及夫游之乐也. ⑧表比喻，译为“如同”. 军惊而坏都舍. 本文共用25个“而”字，表示前后词句并列、承接、修饰、转折等关系，想一想下列语句中“而”字的用法，体会它们各自语气的轻重，探究“而”轻重音朗读的规律. （1）、太守与客来饮于此……而年又最高（递进、重读） （2）、若夫……岩穴暝 （承接、轻读） （3）、朝而往，暮而归 （修饰、轻读） （4）、溪深而鱼肥 （并列、轻读） （5）、禽鸟……而不知人之乐 （转折、重读） 小结：凡是表转折或递进意味，都需重读，凡连接词与词，有调节作用的则应轻读.学生齐读，体会“也”和“而”的读法.。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摘要】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Noeo-Confuciansm)。朱熹一生有四五十年生活在武夷山，游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文章探讨朱熹在武夷山旅游活动所蕴含的游道，以便引起世人对这位哲人旅游活动与旅游思想的关注与思考。【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活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天”，[1]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1]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活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1]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如《九曲棹歌》中有：“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1]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直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他又说：“眷言羽衣子，俛仰曰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1]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他说“是其绝灭伦类，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1]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哲之明训”[1]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船棺之属”，世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朱熹则大胆指出：“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1]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在游云谷诗中他呤到：“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1]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1]就说明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夷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活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二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活动已达很高的境界。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活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参考文献[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考亭紫阳朱氏总谱[M].建阳：第三印刷厂，2000．[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沈祖祥主编.旅游文化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6]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