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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十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及采集为生，构成了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差别，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飞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广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引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革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中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及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 室町时代 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及人民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及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明治初期，日本重视轻工业，19世纪90年代，生丝和棉花纺织业已经为典型工业。生丝全国出口量第一，棉花和纱代替了茶叶，出口量仅次于生丝。渐渐地，日本成了生丝和棉的出口大国。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的重工业在此时期发展缓慢。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大正时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1912—1926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不久后侵占中国满洲。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逝。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全称应该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以作者自然是陈寿了。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冯太后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她深谋远虑，为了自己以后的发展，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的仇人爱上自己，他还影响了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制度，影响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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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及其改革的历史地位已有公正评价，但对其祖母冯太后，一位在孝文帝一生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却很少提及。考诸史籍，孝文帝在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登基，时年4岁，太后十五年（491年）亲理国政，至太后二十三年驾崩，时年32岁。在位28年，亲政时间仅9年，而其祖母冯太后在孝文帝登基前后临朝听政达25年之久，北魏政权的改革措施大多是在冯太后临朝听政时颁布实行的。一、冯太后其人与北魏的社会状况冯太后，汉族人，原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孝文帝拓跋宏的祖母，长乐信都人（今河北冀县）。“自幼入宫，性聪掖粗学书计”。14岁时，文成皇帝即位，被选为贵人，随后立为皇后。445年，文成皇帝死，在焚烧御用器物时，冯太后睹物思情，悲痛万分，投火殉情，被左右救起。献文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当时献文帝年仅12岁，丞相乙浑专权。446年，冯太后诛杀乙浑，开始第一次临朝听政。到孝文帝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复听政”。因为太后宠李奕，献文帝诛杀了李奕，太后不得意。471年，献文帝传位于太子（据后魏天象志云“上迫于太后，传位于太子”）。到476年，“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显祖，密行鸠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而当时献文帝之子即冯太后的孙子孝文帝年仅9岁。承明元年（476年）尊为太皇太后，第二次临朝听政。此后十四年，北魏军国大事，重大决策，大都出于冯太后之手。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鲜卑族长期生活于中国北方，东汉末年开始内迁，与中原有较多接触，到十六国时期因黄河流域各族政权互相混战，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除大量南迁之外，也有些向北方流亡，“河南流人相率内属者甚众”，鲜卑贵族也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长期保持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以掠夺为职业，对各族人民进行野蛮的掠夺和统治，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其建国初的一个世纪里，起义达七八十次之多。同时在北魏政权内部，官吏无俸，贪赃纳贿成风，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吏治腐败，北魏政权已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随着北魏政权进入黄河流域，旧俗与汉法的矛盾十分突出，联合汉族封建地主，完成鲜卑族封建化，处理鲜卑族与汉民族及其它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稳定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已成为当时北魏统治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二、冯太后临朝时期的改革及其作用1．重用人才，兴办学校，接受汉族封建文化。466年，冯太后提拔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同参与政事。尤其是高允，出入三省，历事五帝五十余年。冯太后对他极为看重，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汉族地主官僚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成为推动改革的支持力量，保证了改革措施的推行。北魏建立时，因北方战乱，无暇建立汉学。468年，高允、李欣等上书请求设立学校，冯太后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设置郡学，置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60人，以儒家经典教育青年。485年，采纳李彪建议，尊汉制，设立太子太傅，以教育太子，为推进北魏改革，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培养人才。2．实行班俸制，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北魏鲜卑贵族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将帅瓜分掳掠人口、财物，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办法，导致了北魏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中原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文成皇帝时期“内颇虚耗，既而国璺时艰，朝野楚楚”。为整顿吏治，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制订了官吏俸禄。郡县官吏按辖区人口多少领取俸禄，所有官吏俸禄每一季度发放一次，“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在实行班禄制的同时，冯太后十分重视吏治，规定“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严惩贪官污吏，并派出使臣分赴各地督促检查。当时，外戚出身的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地位显赫，但他为官司贪暴，班禄施行后，因为贪赃而被枷往平城。冯太后召集文武百官，当面追赃定罪，因为其为皇亲国戚，恩准其在家中自裁。此后，郡守县令，因贪赃枉法而被处死者达四十多人。从此，官吏小心谨慎，廉洁奉公。班禄制的推行，也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反对。以王室大臣、淮南王陀为首，主张依北魏旧制，取消班俸制。冯太后召集群臣进行讨论，以中书监高闾为首，对顽固派进行驳斥，认为实行俸禄制使“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勤慕”，如果不实行俸禄制，则“贪者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从而败坏整个官场风气，危害百姓，危及北魏统治。冯太后给予大力支持，力排众议，推行了俸禄制，更严厉地惩处贪官污吏。3．推行均田制，征收租调，发展经济。北魏统治初期，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农民倾家荡产，沦为苞阴户。贵族私役农民，大量依附农民为豪右控制，不承担国家的义务，而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征收的苛捐杂税，征发的差役负担则数倍于自由农民对封建国家的负担。国家控制的土地和农民日益减少，既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不利于巩固统治。给事中李安世针对此种局面，上书称：“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为打击豪右势力，增加国家税收，缓和社会矛盾，冯太后采纳了李安世的建议，于太后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给露田40亩，妇女20亩；实行轮种的地方，加一倍或二倍授田。此外男女授桑田20亩，不产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女子5亩；受田者年过60岁或身亡，露田、麻田要归还政府，桑田则可以传给后代。露田不得买卖，原有桑田不足部分可以买进或卖出；奴婢授田同平民，人数不限；耕牛1头，授田30亩，但不得超出4头。受田不足者可向空荒处迁移，每3口人，可另给宅田1亩。太和九年十月，正式遣使循行州郡，均天下之田，劝课农桑，以农业为富民强国之本。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又制订了相应的租调制度。规定受田农民，一夫一妇每年纳帛一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男子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或耕牛20头，分别交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用以均田的土地是国家掌握的荒地或无主的土地。国家通过均田制，将农民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加强控制，保障国家正常的租调收入和差役负担。贫苦农民受田多有不足，但只要有荒地之处，国家还是尽可能分给农民，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处境有所改善，从而使“永嘉丧乱以来，北方人民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侥幸自存的也只能沦为佃客部曲或者逃亡”的局面多少有所改变。农民有地可耕，狭乡农民也可以移居宽乡开垦荒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扩大了国家的耕地面积，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4．实行三长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北魏统治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北魏宗室、豪右地主广占田地，隐匿人口，广占奴婢现象严重。内秘书令李冲上书，请求仿汉人的制度，实行三长制。这一建议遭到守旧大臣、宗室豪右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冯太后力排众议，支持李冲、太尉丕等人的主张，指出：“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苞阴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太和十年（486年），实行三长制。三长的职责是编制户籍，检查人口，摧督赋税、徭役。三长制的实行，农民的负担比从前苞阴户时要减轻许多，从而安定了民心，隐瞒人口的现象减少了。北魏冯太后听政时期，曾访群臣以安民之术。488年，太后采纳李彪建议，实行抑制豪强的政策，同时提倡节俭，遵汉制，设常平仓以救匮乏。丰年谷贱，国家购买谷物，存入官仓，以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歉收的时候，从官仓卖谷物给农民，以保证农民衣食所需。这一措施，使北魏“公私丰瞻，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由于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把过去许多依附于地主的农户转变成了国家控制的自耕农，抑制了豪强地主隐匿人口现象，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到6世纪初，政府所控制的农户达到500万户，它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保证了北方社会秩序的安定，从而出现了“百姓殷富，年登俗乐”的局面。它揭开了我国土地赋税制度史上新的一页，对以后齐、周、隋、唐的土地赋税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十分深远。三、北魏政权改革的深化孝文帝从出生之日起，即由冯太后亲自抚养。在冯太后听政的十五年中，孝文帝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受冯太后革新思想的薰陶，又接受了系统的汉族文化思想教育，特别是太子太傅的教育，加之周围有一批儒家思想的学者，因此，冯太后虽死，但其改革的事业，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并未断绝。孝文帝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他曾对当时的名儒——太尉丕、高闾等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孝文帝的“大意”，当时推行文治，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行社会改革，推进鲜卑族封建化。这仍是孝文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494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借口，避开顽固派的阻挠，迁都洛阳，接受汉族先进文化。随后又在生活习惯上进一步汉化，如与汉族通婚、说汉话、穿汉服、用汉姓等，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加速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这一切不能说与冯太后“躬亲抚养”没有影响。也不可否认，孝文帝不是“仰禀圣训，庶习古道”所致。冯太后生活于鲜卑贵族之中，熟知他们落后的状况和生活习惯，也洞悉中原人民因战乱而造成的流离之苦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传统，她以自己的地位和才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应民族大融合的潮流，推动了鲜卑族封建化进程，为孝文帝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功不可没。
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比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如洛阳、长安、建康、庐山等地。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像石窟；西行求法活动成风。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佛教在东晋南朝出现这种井喷，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但是这其实是渐进式到一定程度，佛教最终取得的成果。这是循环往复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自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前仆后继的僧人和佛教徒的努力打下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井喷。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136 更新时间：2005-4-25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 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逯钦立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种。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惟未及最后定稿，纂集者即告谢世，所以不免间有疏误。但统观全书，在同类书中仍属最为完善和使用方便。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史书目答问 ·唐以前歌诗谣谚的总集——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国自秦汉迄于隋末，九百年间，战乱频仍，政治多变。然而“摇荡性情”则必“形诸舞咏”，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品类数量，还是批评理解方面，都十分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仅别集一类，即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若连同唐初已经亡佚的集子一起统计，则多达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惜唐宋以降，历经兵燹之灾，汉魏六朝的典籍散佚特别严重，几乎百不存一。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先唐旧集，不过是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其余各家诗文集都是宋以后人所纂辑的。前人的辑佚成果自然有保存资料之功，但其质量却参差不齐。如明嘉靖间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号称“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前人也称赞这部书“自上古以迄陈隋，网罗放失，殊有功于艺苑”（《列朝诗集·冯惟讷小传》）。就搜集唐以前的文学资料来说，冯惟讷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者，《古诗纪》一书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冯氏在考证上却缺乏功力，以致真伪错杂，讹误屡出，甚至把某些唐以后的作品也收了进去，成为艺林之笑噱。清人冯舒对这种粗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撰《诗纪匡谬》一卷，纠其失误凡一百一十二条。到了近代，丁福保又尽采冯舒之说，对《古诗纪》加以损益，去其繁芜，正其纰缪，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丁书问世后流通甚广，学人从中获益不少。可是丁书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一是不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还不能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二是所录各诗概不标注出处来源，使人无从信据，三是剿袭《匡谬》的按断，未能尽改原书错误之处。由此可见，若以《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资料书，仍存在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阅读和研究中的资料问题，终于获得了很好的解决。此书的出版，为今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钜野大义集人。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门研读汉魏六朝文学。1973年逝世前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逯先生有感于《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不足，早在1940年，即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他潜心研究《古诗纪》所收各诗，逐一核校，在41年至42年期间，陆续撰写出《古诗纪补》、《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等专题论文，将自己纂辑研究的心得公之于众。到1947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出版时定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初稿，但由于时势变化，没有来得及校订。建国以后，他由广西应聘到东北任教，校订之事时续时断。又因为本书体例上的改变，直至1964年，全书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达二十四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除《诗经》、《楚辞》二书之外，从先秦到隋末的歌诗谣谚，无不辑录。其中先秦诗七卷，采录歌谣逸诗、谚语杂辞；汉诗十二卷，兼及古诗和乐府；魏诗十二卷，包括蜀、吴之作；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并有释氏篇章及仙道、鬼神歌诗。所收有名姓可考的作者，总计八百余人。全部引书近三百种，可以说前此各种收有唐以前诗作的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广文选》、《古诗类苑》、《苑诗类选》、《古谣谚》之类，均被逯书甄别采录，搜括殆尽。不仅总集、别集细心稽核，而且还广泛参考了经传史地、类书杂著、释道两藏、稗史小说、诗话诗注，甚至纬书字书、敦煌写卷等大量资料。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时间上起自上古，终于隋末，中间不曾间断，在内容上博大精到，集群书之大成，因此把它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是较为恰当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内容上远远超过前人纂辑的同类总集，概括地说有五大特点：（1）取材博洽。本书《凡例》说：“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阙佚，订正谬误，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其所引用之书已超过《古诗纪》一倍，取材不可谓不完备。（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一一注明始见于何处，载于何书，决不用转手资料，读者征引和复检十分方便。（3）异文详备。所录各诗，凡见于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予记录。（4）考订精审。这是编者下力最多，也最能体现本书学术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如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章、解析体裁等，编者都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明清人编篡总集，往往以帝王宗室冠其首，而以释道、闺秀（妇女）另卷附后，本书则破除陋规，以作者卒年的先后为序，其时代不详或无卒年可考而仅知大略时代者，仍沿《古诗纪》旧例，列在各卷之末。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待》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五个方面，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已经为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从古代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题解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里说明了纂辑总集的要求和总集具有的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已符合“网罗放佚”、“删汰繁芜”的要求，那么它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限以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请略举数端，以窥其一斑。一、可以纵观历代诗风的嬗变。我们看世界地图时，其陆海连接，起伏递变，一目了然。把历代的诗歌集为一编，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居高临下，鸟瞰全局的效果，对各代诗歌创作的盛衰及其彼此关联和影响，会有一些直观的认识。二、便于比鉴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例如读魏诗，由三曹和建安七子可以领略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由阮籍、嵇康又可以看到正始诗文“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品格，两相衔接，恰成对比。这对于我们研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诸问题，都非常方便。三、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鲁迅先生谈及文集编法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不可能将诸家作品逐一系年，但全部作者都按生卒先后为序，就全书而言，已经类似于编年体了。这就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某个时代总的文学风貌，分析某个作者在此一时代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当时和后世所处的地位。四、可补文学史研究之阙。今天我们对于古代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依据现存的作品，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评论。如果根本看不到存留的作品，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了。例如西晋末年有个许询（玄度），《续晋阳秋》谓“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梁锺嵘的《诗品》也说：“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足见许询在当日声名是显赫的。《七录》载有《许询集》八卷，隋、唐志仅存三卷，宋以后便不见著录。今天要来全面评价许询的文学成就已经不大可能，幸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我们辑录了他的一首《竹扇》诗和四个残句，才约略透露出一点“恬淡”风格的眉目，而且把它们与毗邻的郭璞等人的诗作相比较，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孙、许“并为一时文宗”的端倪。五、编者的按断可给读者以启迪。逯钦立先生一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校勘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例如陆云的“思文有圣”一诗六章题下有按语云：“此诗本集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为题，割‘奚世都’以下为序，并于题下注‘并序’二字。因序文言奚世都为汲郡太守，《诗纪》遂将‘奚世都’以下移作下篇《赠汲郡太守》之序。按本集、《诗纪》俱误。诗中言‘出抚邦家，入翔紫微’，非仅赠张彦明一人甚明。若从《诗纪》，则题诗冲突，可见‘奚世都’以下不得移赡于他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与‘奚世都’以下实相连为一长题，校刻者不知，误割为二，遂扞格而不通。”（《晋诗》卷六）由此一例可以看出，本书不仅是资料丰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有益的提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信读者在研读时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本书仍有疏失之处。譬如有的作者、有的篇章失于考订，沿袭了旧本之误；所收诗句也有遗漏或重出的；一些作者的编次不尽合理，等等。读者在使用时仍需要注意鉴别。但总的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失为目前阅读和研究唐以前诗歌的最完整、最精善的总集。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下面是中文专业关于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段的笔记，应该比较准确，如果你要全篇，可以在给我留言。除了这个之外，凡是中文专业方面的资料，我都有。留言方法：点我的名字，然后点“留言”。44、汉代楚歌有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戚夫人《戚夫人歌》、刘彻《秋风辞》及《瓠子歌》二首、梁鸿（东汉）《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已经是一首比较整齐而有韵味的七言诗了）。 45、班固写过一首《咏史》，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有案可查的文人五言诗。从此以后，张衡写过《同声歌》，秦嘉写过《赠妇诗》，宋子侯写过五言乐府《董娇娆》，辛延年写过五言乐府《羽林郎》。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代表作是无名氏的组诗《古诗十九首》。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为后世诗歌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为后代的诗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可以写清谈。这个属于哲学和思想范畴。我不确定你想做热门的还是冷门的，但是清谈对于儒教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题目。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发内部信息给我。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征题表 学院： 行知学院 专业： 法学 题目来源 题目情况 题目性质 序 号 题目名称 生 产/ 题目类 科研/教 社 实验室 其 新 改进 老 基础理 应用性 综合性 其 别 研项目 会 建设 它 题目 题 题目 论研究 研究 研究 它 实 际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科研 科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污染问题研究 提单批注及其法律责任 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探讨 船舶留置权法律问题探讨 论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归属问题 “不知条款”的法律效力探讨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研究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研究 完善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若干问题思 考 建立和完善我国船舶油污立法的若干问题思考 我国海事仲裁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研究 定期租船合同下的提单签发问题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法律制度的研究 保函的法律问题研究 法治原则的实现途径 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法功能的再认识 宪政人权之当代演进 宪法司法化研究 宪法适用性研究 宪法修改基本理论研究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完善 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 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 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从网络暴力现象看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新闻自由的界限 言论自由与新闻立法 论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 西方宪政思想对中国宪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冲突与重构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我国宪政实践中的权力制约原则 国家元首的立法权 试论在我国选举中引入“竞选”机制 法官独立初探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立法权的特点 宪法修改基本理论问题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宪法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浅论我国废除死刑制度的路径选择 论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构建 论我国刑罚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讨 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完善 环境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论刑罚轻缓化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从许霆案看期待可能性理论 论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检讨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性贿赂入罪之探析 雇佣犯罪基本问题探讨 论死刑的替代性措施 论资格刑的完善 老年人刑事责任问题探讨 教唆犯若干问题探讨 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 论激情犯罪 过度维权的刑法研究 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人身危险性研究 论被害人承诺 论间接正犯 共谋共同正犯研究 论不能犯 不作为犯研究 论违法性认识 刑法解释的方法 共犯人分类研究 责任事故犯罪研究 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研究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 刑罚目的研究 论刑法谦抑主义与犯罪圈扩大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我国刑罚结构研究 论受贿罪的对象 恶意取款行为之探析 独身女性生育权法律问题研究 尸体权益的法律问题 网络婚姻的法律思考 “限购令”下的法律问题透析 物业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浅析网上虚拟财产若干问题 浅析不真正连带债务 浅析民法优先权制度 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若干法律问题 动物法律地位刍议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制度探析 试析旅游合同若干法律问题 用益物权视野下宅基地法律问题探讨 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法律问题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行使模式研 究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完善我国亲属间的侵权责任制度 我国离婚案件中房屋分割的法律问题 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的法律问题研究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问题研究 法的物质制约性与我国的国情有无必然的联 系？ 对法的强制性与公民的守法自觉性相统一的认 识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秩序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自由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平等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人权内容的理 解 通过×××事例谈对法的价值中正义内容的理 解 论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的关系 对法律关系主体行为能力的认识 人身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意义 分析法律权利的限度及其合理性 分析法律行为的内在要求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责任法定原则与免责的联系 如何认定司法解释？ 认识“人治”与“法治”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中国传统中的××法律思想对当今法治社会的 影响 从“法制”到“法治”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如何认识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认识 新闻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与解决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金融危机与证券监管体制改革 库藏股制度研究 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监管制度研究 论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律地位及权力制衡 论我国上司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 论股东权利的诉讼保障 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及其法律规制 上司公司管理层收购法律监管研究 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保护 公司司法强制解散探讨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制度研究 论税法的公平价值 经济法的经济和谐价值 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与国家主权关系研 究 析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试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经济垄断的规制 银行在我国宏观调控中作用研究 经济法在稳定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作用 运用法律手段防止我国证券市场的大起 大落 论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城市失地农民的法律保护 网络法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地役权制度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研究 《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协调 贿赂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司法鉴定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股权质押若干问题研究 离婚公告制度存在漏洞研究 论租赁合同的顺延履行问题 论财产保全担保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 论文 论文 论文 √ √ √ √ √ √ √ 论创作自由与名誉、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论文 论股权质押中质押人权益的保护 论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的规定冲突及立 法完善 论文 论文 说明： 题目类别”栏填“论文 论文”或“设计 设计”； 2.“题目情况 题目情况”、“题目性质 题目性质”在相应栏内打“√”表示； 说明：1.“题目类别 题目类别 论文 设计 题目情况 题目性质 √ 3.“题目来源 前两项请写选项 后两项打“√”表示。 题目来源”前 选项，后 题目来源 选项 √ 2011 湖北省电大提供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2011 年湖北省电大提供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以下有些为选题方向，不能作为确定的论文题目，例如，如果选题方向是《论 反垄断法》 ，那么你切不可就真的把论文题目拟成《论反垄断法》 ，你应该拟成《论 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要是拟成 ，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从国家 质检总局成被告说起》那样就更好一些。有些则可以直接用作论文的题目，如试论 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所以毕业生在具体选择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对学 生自拟毕业论文题目的，只要符合法学专业的要求是可以的，但我们鼓励选题应当 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学专业的特点，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结合 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一,宪法,行政法学类 宪法: 1.论宪法的社会调整功能 2.西方宪法分类学说述评 3.论宪法监督制度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4.论宪法作用的局限性 5.旧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 6.美国,英国宪法特点比较研究 7.54 宪法研究 8.论 1982 宪法的修改历程及其功能,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 9.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 10.论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划分 11.论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现实性 12.中西权利观念比较研究 13.论选民与代表的权利义务关系 14.论人权概念的历史演变 15.论公民概念的变迁 16.法对妇女权利的保障 17.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18.论表达自由的宪政意义 19.中国宪政体制下的司法独立 20.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保障制度 21.从立法法规定看中国宪法的权威性 22.论宪法意识 23.代表机关代表资格限制比较 25.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宪法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 26.论宪法司法化 27.论宪法至上与依法治国 28.论宪法司法化的出现及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29.论宪法惯例 30.论宪法解释 31.论宪法变迁 32.论宪法的修改 33.人民主权原则探析 34.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机制比较研究 35.论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 36.论我国宪法规范的特点 37.论国体与政体的关系 38.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39.单一制,联邦制比较研究 40.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平等权保障研究 41.新形势下公民选举权保障研究 42.农地征用补偿与公共利益 43.基层政权建设的宪法保障 44.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45.村民自治中的宪法问题研究 46.当代中国宪政语境下的司法独立 47.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48.论迁徙自由 49.论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法律规制 50.论直接选举 51.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52.论我国紧急状态立法 53.结社自由的宪政意义 54.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的宪政意义 55.试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56.论我国城镇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57.论我国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机制 58.论我国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59.三权分立制下的立法与司法关系模式研究 60.集权制下的立法与司法关系模式研究 61.公民政治参与的效果问题研究(公民与国家的互动模式研究) 行政法: 1.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探析 2.宪法解释问题研究 3.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 4.论宪法的经济功能 5.选举制度改革探析 6.论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7.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逻辑分析和道德解读 8.行政立法中的听政制度分析 9.行政补偿的宪政基础 10.行政程序的功能解析 11.行政不成文法法源探微 12.调节在行政诉讼中的生存可能与制度建构 13.对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 14.论行政强制权的设定 15.论行政许可的性质 16.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消 17.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18.论比例原则及其适用 19.论受教育权的行政法保护 20.浅论行政知情权 21.论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实现 22.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二,法理,法史类 法理: 1.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浅论 2.试论和谐社会下社会边缘人群的权利保障 3.法律与情理关系的辩证思考 4.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5.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保障 6.浅谈传媒与法制的关系 7.论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8.论农村法制文化建设 9."礼与法"的思考 10.见义勇为中经济补偿问题研究 11.论法律漏洞 12.垃圾短信的违法性分析 13.浅议被拆迁人权益保护问题 14.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司法保障研究 15.从许霆案看中国的法治 16.浅议自由视野中法律的品质 17.也谈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困境 18.试论"潜规则" 19.论法,理,情的关系 20.法学专业本科生就业问题探析 21.论网络环境对传统权利理论的影响 22.法律职业现状与法学教育略论 23.论宪法中的权利与权力结构体系 24.试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 25.宪法诉讼制度初探 26.论违宪审查制度 27.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28.论检察职能与检察改革 29.选举制度与政治文明 30.新闻自由的法治价值 31.判例与中国法制建设 中国法制史: 1.论清末预备立宪 2.浅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3.试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4.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5.试论唐律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6.中国古代官僚特权制度研究 7.中国古代惩治腐败的制度研究 8.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9.略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与中国当代检察制度之异同 10.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历史地位 11.试论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 12.试论元朝法律对唐宋法律的反动 13.论清朝法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 14.论北洋政府时期法制中的封建性 15.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16.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及其社会影响 17.从《水浒传》看宋朝的刑法制度 18.清末修律初探 19.试论宋朝民商法的发展与意义 20.秦朝法律制度的历史意义探析 21.论马锡五审判方式 22.论汉朝的春秋决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23.试论大陆法系对清末和民国法制的影响 24.试论中国古代工商经济法制的主要特征 25.宋明两代土地所有权制度初探 26.试论《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 27.唐代治吏的法制建设 28.试论汉朝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29.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30.试比较新民主主义法制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的主要区别 外国法制史: 1.罗马法人格制度探析 2.论罗马法上的合同形式 3.浅析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理论 4.论教会法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影响 5.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之比较研究 6.论神明裁判 7.浅议定书德国民法典对中国民法的影响 三,民商法,经济法类民法学: 1.论民法上的正当防卫 2.试论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3.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法理分析 4.试论楼顶空间的权属争议及解决规则 5.浅析根本违约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6.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法学思考 7.关于医疗行为举证责任问题的法律思考 8.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现状与法理分析 9.论私力救济及其行使 10.雇主民事责任浅析 11.发送黄色短信行为的性质及责任 12.试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 13.关于航班延误的法律分析 14.论在校大学生的结婚权 15.试论保险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 16.试析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17.著作权法传统边缘的创新:数据库特别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18.论"最低消费"条款的法律效力 19.试析合同制度中的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适用 20.试论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必要 21.电信服务合同规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22.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基本构想 23.浅谈利用未成年人行乞的性质及法律责任 24.商品房预售交易之法律性质探讨 25.试论非婚性行为损害的赔偿问题 26.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的探讨 26.论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挂名车主民事责任 27.论出租汽车的拒载权 28.论公交公司的安全注意义务 29.论学校的安全注意义务 30.论宾馆的安全注意义务 31.试析违约责任中可预见原则 32.试析我国入世后软件保护的"合理水准" 33.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冲突与协调 34.论共同危险行为 35.股权质押若干问题研究 36.产品责任有关问题之比较 37.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与对策 38.浅谈雇主责任 39.合同监督人探析 40.试论破裂主义离婚制度的完善 41.论离婚诉讼中的经济帮助制度 42.浅谈离婚诉讼中探望权有关问题 43.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 44.论遗嘱自由及其限制 45.配偶权研究 46.离婚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47.对缺席判决离婚问题的研究 48.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的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49.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50.论跨国婚姻的法律规则 51.人口老龄化的立法思考 52.论家庭暴力中的"冷暴力" 53.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婚姻家庭制度 54.生育权的法律定位 55.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 56.同居关系问题研究 57.同性"婚姻"研究 58.论变性手术的条件及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59.与婚姻关系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介定 60.论违反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后果 61.论离婚损害赔偿 62.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63.论夫妻的法定代理权 64.女权主义与婚姻家庭立法 65.保护军婚与诉权冲突的问题 66.婚姻关系的法律定性研究 67.再婚问题研究 68.婚姻仪式的价值研究 69.夫妻间的相互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研究 70.违约金,赔偿金的比较研究 71.论民法中的推定制度 72."假唱"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责任 73.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性质及责任 74."****事件"的法社会学思考 75.论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76.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 77.婚约法律问题探讨 78.论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79.父母离婚后的亲子关系研究 80.亲权制度研究 81.对"80 后"离婚案件的分析与思考 82.人工生殖法律问题研究 83.协议离婚探析 84.论离婚扶养制度 85.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86.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 87.婚姻家庭法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88.老人权益保障研究 89.试论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护 90.论当代夫妻财产制发展的趋势及原因 91.完善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 92.论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完善 93.第三者法律责任探究 94.论遗产种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95.胎儿法律地位研究 96.关于遗产税的法律思考 97.论知识产权的继承 知识产权法: 1.试论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2.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 3.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 4.著作权,专利权,商标的客体之比较分析 5.网络环境下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6.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保护 7.论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 8.广告用语的法律保护 9.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10.私权保护的削弱还是加强 ――网络版权保护思考 11.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 12.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13.网络服务商著作权责任研究 14.论专利制度的作用 15.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6.论地理标记的法律保护 17.论域名的法律保护 18.域名抢注的法律对策 19.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20.论证明商标与地理标志的区别与联系 21.论人才流动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22.论知识产权犯罪及其刑罚 23.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24.服务商标法律制度研究 25.论商标与著作权的冲突 债权法: 1.浅议第三人侵害债权 2.债的保全之优先受偿性研究 3.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效力 4.债的清偿抵充法律问题研究 5.债权让与制度探析 6.浅析高空抛物行为的侵权责任 7.网络侵权形式及对策研究 8.网络链接侵权问题探析 9.共同危险行为疑难问题探析 10.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11.浅议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范围 12.自然债务若干问题探讨 13.请求权竞合法律问题探析 14.浅议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15.共同侵权法律问题新探 合同法: 1.论电子合同主体的缔约能力 2.浅析合同的附随义务 3.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 4.电子合同订立法律问题探讨 5.论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6.拆封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7.论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 8.浅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9.论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10.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研究 11.浅析情事变更原则 12.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问题探析 13.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研究 14.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物权法: 1.论大陆地区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2.业主大会中业主投票权问题研究 3.浅谈物业管理中弱者权益保护 4.商品房住宅小区共有部分使用纠纷问题浅析 5.市场经济中充分行使国家所有权 的法律制度设计 6.论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7.论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8.论中国大陆地区拾得遗失物法律制度的完善 9.论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 10.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中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 11.论物业公司对区分所有建筑物中共有部分的管理 12.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的区分所有权 13.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的社员权 14.论物上请求权 15.居住权制度初探 16.采矿权转让的法律分析 17.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 18.浅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 19.论权利质权的客体 20.论整体财产的抵押 21.论最高额质押 22.论权利质押的新发展 23.论优先权担保 24.论转质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1.劳动争议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3.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4.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 5.医疗保险改革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建议 商法: 1.论民商合一立法体制 2.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 3.商法的维护商事交易安全原则 4.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5.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6.有限合伙评析 7.商事登记立法研究 8.商号权的法律保护 9.一人公司的法律控制 10.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维护机制 11.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12.我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义务与责任制度的完善 13.股票评论人的法律责任研究 14.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15.论股东知情权 16.浅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 17.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18.论保险合同中的"不利解释"原则 19.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辨析 20.论社会中介组织在商法中的地位 21.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22.非营利组织董事的义务研究 23.公益募捐法律规制研究 24.票据抗辩研究 25.票据的无因性 26.我国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27.自动取款机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28.论共同海损 29.社会变革环境下的社会法 30.社会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四,刑法,诉讼法类 刑法: 1.许霆案件引发的刑法学思考 2.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或司法)体现 3.情节犯若干问题研究 4.持有型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5.刑法溯及力问题探讨 6.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 7.普通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8.我国假释制度研究 9.论定罪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10.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11.我国管制刑制度研究 12.我国假释制度研究 13.论非法拘禁罪 14.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问题研究 15.罚金刑制度研究 16.论窝藏包庇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学术堂整理了六个方向好写的法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一）宪法方向1.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依宪治国2.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重大意义3.论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4.宪法宣誓制度评析5.推进合宪性审查6.论道路自信7.论制度自信（二）法律伦理方向1.论德法兼修2.论法律人的自律与他律3.大法官蜕变为大贪官的警示4.论法律人的美德培养5.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主要路径（三）物权法方向1.物权期待权与抵押权冲突的适用规则2.不动产买受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3.不动产事实物权4.让与担保的制度思考5.论流质契约的相对禁止6.商铺租赁权担保的体系定位与法律效力7.融资租赁（或售后回租）中租赁物之善意取得8.民法典编纂视角下动产担保物权对抗规则之重构（四）物权法相关方向1.论夫妻财产的潜在共有2.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及救济3.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与不动产物权变动4.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产的规则适用（五）民法1.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2.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法律规制3.无人驾驶汽车的侵权归责制度探讨4.数据的民法定位5.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6.个人信用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六）房地产法1.宅基地收回的制度困境与破解2.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