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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通常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1]在考古学上“文化”则指同 / 某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也指文明。 关于文化的分类 H. H. 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首先写总论，述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巨大 再分述，一，对道教的影响，像阴阳八卦五行等等皆可论述 二，对儒家的影响，易列为五经之一，为儒家必修之经典，孔子为之注等等 三，对士大夫的影响。使士人按易经所揭露的很多道理为行事准则，如乾挂，九五飞龙在天，六九则刚不可持，使士知急流勇退，如谦卦皆是好卦爻，故士知谦逊等 四，对老百姓的影响，像算命卦爻，比如我们的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的很多道理都是从易经中出来的 五，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加上不断吸收的外来文化，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与自身文化的融和等等
李莎 （1914-），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女，原籍俄罗斯，教授。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36年在苏联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结婚，1946年随夫来华定居， 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工作，1949年转入外国语学校执教，先后担任实践课、翻译、文学选读等多种课程的教学，为我国培育了近千名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效果突出。1979年获教授职称。李莎致力于研究俄语词汇学、修辞学等学科，著有《俄语新词新义》等著作，并长期从事编写审订俄语教材、词典、教学参考书等工作，主要成果有《俄汉同义词词典》、《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中级俄语》等。此外，她参加了重要的翻译审订工作。如《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文版、《周恩来选集》俄文版等。1998年被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授予普希金奖章，以表彰她在俄语教学上的突出成绩。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1983年起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被授予俄中友协荣誉奖章和俄罗斯文化部普希金奖章。�� 李梅 （1950.11-），女，汉族，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教授。197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捷克语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捷语本科各年级实践课、语法、口译、视听、国情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捷克语言史、历史语法等课程。1983年赴捷克查理大学文学院进修，1993年再度赴查理大学深造。主要著作有《基础捷克语》（上、下册）、《捷克文学》、《新捷汉词典》（合编）等。此外，在《东欧》、《海外文摘》、《外国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捷克语言文学及国情的文章和论文。两次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李德恩 （1939-），男，汉族，广东高要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留校在附校任教。1984年调入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外国文学》副主编，现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在国外发表3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外国文学三等奖（1998年），并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优秀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8年）。主要译著《波波尔·乌》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8年）。�� 杜学增 （1941.10.-）男，汉族，山东德州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4年至198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作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修社会语言学。1993年至1994年在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思大学访学，研究"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在本科主要教授英语技能课。在研究生层次主要教授社会语言学、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曾任英语系二年级教研室主任，现任英语系系主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协会副会长。专著有《英语阅读的技能和方法》、《英美文化词典》第一作者、《中英文化习俗比较》、《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论文：《中美首名用法比较》、《中英非亲属关系使用亲属称谓的比较》、《澳大利亚单语与多语之争》、《澳大利亚口音》、《快速阅读》。�� 杨立民 （1936.4-），男，汉族，浙江诸暨人，教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思想史、美国政治等。�� 杨迟 （1940.12-），男，汉族，辽宁盖县人，教授。自1990年起任瑞典语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瑞典语言史、瑞典国情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译作有：《和平的反革命》（合译，上、中、下册）、中篇小说《酒鬼》、组诗《非洲》、《世界文学家大辞典》（瑞典作家部分）。主要著作：《瑞典语》、《瑞典语--汉语口译手册》等。�� 杨学义 （1951.3-），男，汉族，河北三河人，中共党员，教授。1975年2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留校工作，任英语系团总支书记。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1985年5月回国，任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总支书记。1988年9月赴英国利兹大学进修教育与行政管理学。 1996年5月起任校党委副书记, 1997年2月起兼任副校长至今。现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常任理事、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常任理事。参与编写：《初中英语》（上、下册）、《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精读》、《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泛读》、《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口语》、《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听力》、《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语法》、《中学教师听力》第一册。论文：《肩负历史使命，把握有利时机，努力把大学建成精神文明的"示范区"》、《关于转型期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思考》、《用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指导邓小平理论学习》、《关于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的几点思考》、《面向新世纪国际教育浅析》等10余篇。�� 汪嘉斐 （1935.3-），男，汉族，浙江吴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留校任教至今。研究方向为俄语修辞学、演讲学。主要著作：1）《俄语常用词词典》（定稿组成员）、《当代苏联原著选读》（1-2卷合编）、《俄语语体研究》（合编）、《俄语功能修辞学》（译著）2）《修辞学讲座》、《日常口语体》、《俄语公共场合讲话体初探》、《讲演体研究》、《口语用词特点的再认识》、《口语中的同义现象》、《俄语同义现象的现状与前瞻》、《Pиторика基本思想的理解和应用》。3）文艺性译著：《初部总结》（中篇）、《寒雨潇潇》（中篇）、《卡扎科夫文学随笔》、《母亲的心》（短篇）。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沈大力 （1938-），男，汉族，陕西延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大学一级三阶教授，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评委会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会长，法国瓦莱斯文学会荣誉会长，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荣誉会员，法国芭菲影视节"社会写真"评委会主席。获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法国竞业金红十字勋章、中国文化部剧本翻译专项奖。其传略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作家辞典》、印度《世界名人录》、美国玛氏《世界名人录》。著有长篇小说《延安的孩子》（巴黎法文版、意大利文译本、日文节译）、《悬崖百合》、《夜空流星》、《梦湖情侣》。散文集《巴黎声影》、《欧美游记》，组诗《欧仁·鲍狄埃石墓》、《梦之华》（中文、法文及意大利译文），剧本《泰坦的芦笛》，法译中《巴黎公社诗选》、《欧仁·鲍狄埃诗选》、《蒙塞拉》、《茅庐血恋》、《刀丛血花》、《凤凰于飞》、《布吕赫的幽灵》，中译法《锻炼》（矛盾长篇小说，巴黎版）、《棠棣之花》、《幸存的人》、《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故宫珍宝》。另有法文论文《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平等的回响》、《瓦莱斯在中国》、《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樱桃时节》、《阿弗洛蒂德与雅典娜》、《人狼与蝴蝶梦》、《孔子的世界大同观》。中文论文《巴黎公社墙考辩》、《国际歌及其作者》，意大利文论文《彼岸》、《中国古典城邦观》、《"悬崖百合"的境界》、《生命的气息》。俄文论文《巴黎公社--场人民主权运动》，英文论文《罗布莱斯在中国》等。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沈萼梅 （1940.12-），女，汉族，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教授。1958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0年至1962派往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意大利语专业代培。1962年回本校法语系。1963年毕业，留校任教。1973年至1975年赴意大利语言学院和罗马大学进修。回国后继续任教。1984年至1986年赴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进修。1989年8月赴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短期讲学。1991年至1993年赴意大利米兰大学任教。1990年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1998年6月获意大利外交部颁发的荣誉奖状和奖金。专业方向为意大利语言文学。主要成果有《意大利语入门》、《当今意大利会话》、《意大利语中级教程--意大利当代文学巡礼》、《意大利当代文学史》、《意大利文学》等。主要译著有《无辜者》、《罗马女人》、《利比亚沙漠》、《长青藤》、《一个女贼的回忆》、《罗马故事》、《索非亚·罗兰》等。�� 邱苏伦 （1947.11-），女，汉族，广东人，致公党党员，教授。1975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85年至1986年在泰国朱腊隆功大学进修；1990年至1991年、1995至1996年、1996至1997年先后在泰国治迈师范学院、清迈皇家学院和培文颂刊皇家学院任教。� 主要科研成果有译著《邓小平文选》（合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系列电视片25集）。著作：《初级汉语课本》（1991年泰国奥萨瓦塔纳出版社第一版，2000年第五版）、《中级汉语课本》（1998年泰国奥萨瓦塔纳出版社）、教材《泰语》第一册、第四册（合著）。在泰国莎班雅杂志上发表论文《论中国佛教的发展与演变》、《论中国佛教的三大特点》、《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曾任北京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93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4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优秀奖，三次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陆培敏 （1942-），女，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4年至1985年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系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1995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资深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曾任英语系基础教学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精读课教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美国教育、应用语言学等课程。合著：《列国国情丛书：美国》。合编：《大学英语基础教程》（1-2册）。论文：《我们对精读课改革的创议》(合写)、《大学英语专业基础教学改革探索》(合写)、《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 陈乃芳 （1940.11-），女，汉族，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教授。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并留校做教学和党政双肩挑工作。1978年8月至1980年8月，由外交部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共体使团工作。1984年9月至1985年9月公派美国麻省大学访问学者。1991年获北京市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称号，并获"丹柯杯"一座。1992年10月至1995年8月，由国家教委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盟使团任教育参赞。1996年5月起，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1997年2月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委员，"国际论坛"杂志主编。主要著作：《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初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中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高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录像节目》（主审）、《人类文明史英语读本》(第一集上下两卷，主编）。于199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英语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 试论简奥斯汀生活对其小说的影响 (On the Impact of Jane Austen’s Life on Her Novels)2. “真实的诺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简析“真人秀”的实质和本地化过程 (When True Lies Challenge Tradition—An Analysis of the Reality and Localization of Reality TV)3. 从台湾问题看中美关系 (The Sino-US Relation—The Taiwan Issue)4.《傲慢与偏见》的生命力 (The Great Vitality of Pride and Prejudice)5. 平凡中的不平凡——《傲慢与偏见》(Significance in Commonplace—Pride and Prejudice)6. 萨皮尔沃夫理论 (Sapir-Whorf Hypothesis)7. 论格里高尔的悲剧 (An Analysis of Gregor’s Tragedy)8.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予更多关注 (Mor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9. 文体学: 语言学习的科学 (Stylistics: A Scientific Approach)10. 佛教在西方 (Buddhism in the West)11. 非语言交际 (Nonverbal Communication)12. 国际反恐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m)13. 全球资金市场近期特征与走向 (The Character and Tendency of Global Capital Market in Recent Decades)14. 从《老人与海》中桑堤亚哥的性格可知——人是打不败的 (A Man Cannot Be Defeated—From the Character of Santiago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15. 南方的失落 (The Loss of the South)
李莎 （1914-），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女，原籍俄罗斯，教授。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36年在苏联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结婚，1946年随夫来华定居， 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工作，1949年转入外国语学校执教，先后担任实践课、翻译、文学选读等多种课程的教学，为我国培育了近千名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效果突出。1979年获教授职称。李莎致力于研究俄语词汇学、修辞学等学科，著有《俄语新词新义》等著作，并长期从事编写审订俄语教材、词典、教学参考书等工作，主要成果有《俄汉同义词词典》、《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中级俄语》等。此外，她参加了重要的翻译审订工作。如《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文版、《周恩来选集》俄文版等。1998年被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授予普希金奖章，以表彰她在俄语教学上的突出成绩。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1983年起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被授予俄中友协荣誉奖章和俄罗斯文化部普希金奖章。�� 李梅 （1950.11-），女，汉族，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教授。197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捷克语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捷语本科各年级实践课、语法、口译、视听、国情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捷克语言史、历史语法等课程。1983年赴捷克查理大学文学院进修，1993年再度赴查理大学深造。主要著作有《基础捷克语》（上、下册）、《捷克文学》、《新捷汉词典》（合编）等。此外，在《东欧》、《海外文摘》、《外国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捷克语言文学及国情的文章和论文。两次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李德恩 （1939-），男，汉族，广东高要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留校在附校任教。1984年调入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外国文学》副主编，现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在国外发表3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外国文学三等奖（1998年），并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优秀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8年）。主要译著《波波尔·乌》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8年）。�� 杜学增 （1941.10.-）男，汉族，山东德州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4年至198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作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修社会语言学。1993年至1994年在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思大学访学，研究"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在本科主要教授英语技能课。在研究生层次主要教授社会语言学、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曾任英语系二年级教研室主任，现任英语系系主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协会副会长。专著有《英语阅读的技能和方法》、《英美文化词典》第一作者、《中英文化习俗比较》、《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论文：《中美首名用法比较》、《中英非亲属关系使用亲属称谓的比较》、《澳大利亚单语与多语之争》、《澳大利亚口音》、《快速阅读》。�� 杨立民 （1936.4-），男，汉族，浙江诸暨人，教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思想史、美国政治等。�� 杨迟 （1940.12-），男，汉族，辽宁盖县人，教授。自1990年起任瑞典语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瑞典语言史、瑞典国情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译作有：《和平的反革命》（合译，上、中、下册）、中篇小说《酒鬼》、组诗《非洲》、《世界文学家大辞典》（瑞典作家部分）。主要著作：《瑞典语》、《瑞典语--汉语口译手册》等。�� 杨学义 （1951.3-），男，汉族，河北三河人，中共党员，教授。1975年2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留校工作，任英语系团总支书记。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1985年5月回国，任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总支书记。1988年9月赴英国利兹大学进修教育与行政管理学。 1996年5月起任校党委副书记, 1997年2月起兼任副校长至今。现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常任理事、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常任理事。参与编写：《初中英语》（上、下册）、《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精读》、《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泛读》、《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口语》、《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听力》、《高级中学实验课本英语语法》、《中学教师听力》第一册。论文：《肩负历史使命，把握有利时机，努力把大学建成精神文明的"示范区"》、《关于转型期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思考》、《用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指导邓小平理论学习》、《关于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的几点思考》、《面向新世纪国际教育浅析》等10余篇。�� 汪嘉斐 （1935.3-），男，汉族，浙江吴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留校任教至今。研究方向为俄语修辞学、演讲学。主要著作：1）《俄语常用词词典》（定稿组成员）、《当代苏联原著选读》（1-2卷合编）、《俄语语体研究》（合编）、《俄语功能修辞学》（译著）2）《修辞学讲座》、《日常口语体》、《俄语公共场合讲话体初探》、《讲演体研究》、《口语用词特点的再认识》、《口语中的同义现象》、《俄语同义现象的现状与前瞻》、《Pиторика基本思想的理解和应用》。3）文艺性译著：《初部总结》（中篇）、《寒雨潇潇》（中篇）、《卡扎科夫文学随笔》、《母亲的心》（短篇）。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沈大力 （1938-），男，汉族，陕西延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大学一级三阶教授，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评委会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会长，法国瓦莱斯文学会荣誉会长，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荣誉会员，法国芭菲影视节"社会写真"评委会主席。获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法国竞业金红十字勋章、中国文化部剧本翻译专项奖。其传略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作家辞典》、印度《世界名人录》、美国玛氏《世界名人录》。著有长篇小说《延安的孩子》（巴黎法文版、意大利文译本、日文节译）、《悬崖百合》、《夜空流星》、《梦湖情侣》。散文集《巴黎声影》、《欧美游记》，组诗《欧仁·鲍狄埃石墓》、《梦之华》（中文、法文及意大利译文），剧本《泰坦的芦笛》，法译中《巴黎公社诗选》、《欧仁·鲍狄埃诗选》、《蒙塞拉》、《茅庐血恋》、《刀丛血花》、《凤凰于飞》、《布吕赫的幽灵》，中译法《锻炼》（矛盾长篇小说，巴黎版）、《棠棣之花》、《幸存的人》、《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故宫珍宝》。另有法文论文《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平等的回响》、《瓦莱斯在中国》、《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樱桃时节》、《阿弗洛蒂德与雅典娜》、《人狼与蝴蝶梦》、《孔子的世界大同观》。中文论文《巴黎公社墙考辩》、《国际歌及其作者》，意大利文论文《彼岸》、《中国古典城邦观》、《"悬崖百合"的境界》、《生命的气息》。俄文论文《巴黎公社--场人民主权运动》，英文论文《罗布莱斯在中国》等。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沈萼梅 （1940.12-），女，汉族，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教授。1958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0年至1962派往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意大利语专业代培。1962年回本校法语系。1963年毕业，留校任教。1973年至1975年赴意大利语言学院和罗马大学进修。回国后继续任教。1984年至1986年赴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进修。1989年8月赴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短期讲学。1991年至1993年赴意大利米兰大学任教。1990年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1998年6月获意大利外交部颁发的荣誉奖状和奖金。专业方向为意大利语言文学。主要成果有《意大利语入门》、《当今意大利会话》、《意大利语中级教程--意大利当代文学巡礼》、《意大利当代文学史》、《意大利文学》等。主要译著有《无辜者》、《罗马女人》、《利比亚沙漠》、《长青藤》、《一个女贼的回忆》、《罗马故事》、《索非亚·罗兰》等。�� 邱苏伦 （1947.11-），女，汉族，广东人，致公党党员，教授。1975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85年至1986年在泰国朱腊隆功大学进修；1990年至1991年、1995至1996年、1996至1997年先后在泰国治迈师范学院、清迈皇家学院和培文颂刊皇家学院任教。� 主要科研成果有译著《邓小平文选》（合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系列电视片25集）。著作：《初级汉语课本》（1991年泰国奥萨瓦塔纳出版社第一版，2000年第五版）、《中级汉语课本》（1998年泰国奥萨瓦塔纳出版社）、教材《泰语》第一册、第四册（合著）。在泰国莎班雅杂志上发表论文《论中国佛教的发展与演变》、《论中国佛教的三大特点》、《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曾任北京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93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4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优秀奖，三次获学校基础阶段外语教学陈梅洁奖。�� 陆培敏 （1942-），女，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教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4年至1985年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系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1995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资深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曾任英语系基础教学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精读课教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美国教育、应用语言学等课程。合著：《列国国情丛书：美国》。合编：《大学英语基础教程》（1-2册）。论文：《我们对精读课改革的创议》(合写)、《大学英语专业基础教学改革探索》(合写)、《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 陈乃芳 （1940.11-），女，汉族，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教授。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并留校做教学和党政双肩挑工作。1978年8月至1980年8月，由外交部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共体使团工作。1984年9月至1985年9月公派美国麻省大学访问学者。1991年获北京市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称号，并获"丹柯杯"一座。1992年10月至1995年8月，由国家教委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盟使团任教育参赞。1996年5月起，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1997年2月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委员，"国际论坛"杂志主编。主要著作：《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初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中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高级）》（学生、教师用书，合编）、《大学生英语听力教程录像节目》（主审）、《人类文明史英语读本》(第一集上下两卷，主编）。于199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来进行的：一是从企业自身结构特点出发，从企业资本结构角度来进行，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大企业居多，但对中小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二是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资本结构理论
所谓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而企业也在致力于寻找最佳资本结构，以期达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也主要是围绕如何形成最佳资本结构展开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连个个阶段，即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组成，在企业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于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D. Durand ，1952）提出的早期的资本机构理论，他将资本机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为折衷理论）。净收益理论是以权益资本总可以获取固定不变的收益率且企业总能够以一个固定利率筹集到全部债务资金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债务资金总是有利的，当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就可以满足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净营业收益理论是以总资本成本率和负债成本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无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业总价值不发生任何变化，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不相关，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传统理论也就是折衷理论则是介于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益理论之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不独立于资本结构以外，企业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即在加权平均成本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上，并且这个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运用来实现。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三个理论均不够成熟，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略了财务风险，净营业收益理论则过分的夸大了财务风险，折衷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数据统计支撑，不够成熟，在实践中会产生偏差。而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使得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 & Miller于1956年在计量经济学年会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后来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论文上面所提的理论被称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认为是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结构理论的分水岭，也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条件下，例如完善的资本市场，无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等，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数学推导，该定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价值与他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无关，即无论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该定理前提假设恨苛刻，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合。
Modigliani & Miller于1963年又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放松了没有企业所得税的假设，修正后的MM定理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免税特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将使用越多的债务，即债务的“税盾效应”，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即为100%的负债，企业可以通过利用政策来改变其资本结构从而改变市场价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减税作用但并不会完全抵消的结论。该结论与Modigliani & 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缺陷，都将债券融资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债务的风险和额外的费用增加，与现实经济不符合。
Ang（1991,1992）对中小企业的税盾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一般缺乏此类动机，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采取独资和合伙组织形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责任也使得破产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个人，由于盈利性逊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较少使用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Prttit &singer.1985），而从负债的成本来看，一般认为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破产可能性，因此比大企业使用较少的债务融资。
（2）静态权衡理论。MM定理只考虑了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而没有考虑其所带来的风险和额外费用。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价证券分析》一书中指出，以法律规定的税率纳税，当财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时，一个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有税盾效应，然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负债率，这些企业就会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的高负债的增加，使得企业固定费用增加，收益下降，从而企业财务面临的风险越大，财务风险的增大产生了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两类成本。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取决于他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在负债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我们称之为静态权衡理论。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为负债的免税利益和财务风险带来的成本之间相互平衡的资本融资结构。
1990年，Mackie-mason估计了一个公司优序租赁股份的发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边际税率的企业（比如具有递延税收损失的公司），与那些面对固定税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倾向于发行股份，Mackie-mason 的结果与权衡理论相一致，因为它说明了赋税企业偏好负债。
（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yers & Mujluf在其名篇《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中，根据信号传递的原理推出了他们的优序融资假说。其假设条件是：除信息不对称外，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其认为，公司偏好于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公司将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也就是说，先债务后权益。如果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超过其投资需求，多余现金将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回购股票。随着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资工具选择顺序将是：从安全的幅务到有风险的债务，比如从有抵押的高级债务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权融资是最后的选择。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个人所得税和控制权的研究角度对优序融资理论作出了解释,指出由于留存收益提供的内部资金不必承担发行成本,也避免了个人所得税,因此内部资金要优于外部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相比较,负债融资由于具有节税效应,发行成本低,又不会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对外融资来说负债融资又优于权益性融资。
（4）信号理论。最早将信号引入经济学中的是Michael Spence，他认为尽管市场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潜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实现。
Ross（1977）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最早将非对称信息引入MM理论模型，分别假设公司的未来收益服从连续型和离散型的分布。假定经理人了解投资收益的分布函数，而投资人不了解， 建立了融资结构的信号传递模型。企业经理人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向投资者传递了信号。一般来说破产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破产将给经理人带来损失。因而经理人不会盲目增加负债，在低质量的公司无法通过更多的债权融资来模仿高质量公司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把较高的负债水平作为高质量的一个信号。所以，投资者将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理解为企业资产质量的恶化，而债务融资则是一种企业资产运作良好的信号，负债率上升表明经营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的期望，传递了经营者对企业的信心，进而使投资者对企业也充满信心，进而使企业市场价值随之增大。
（5）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企业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1976年Jensen & Meckling开创了代理成本理论，即代理理论、企业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的学说，Jensen & Meckling把代理关系解释为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而同时又要求代理人为其提供利益的服务关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引起的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就属于代理关系。由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权），经营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担了全部成本却只能获取部分收益。而当他在职消费时，他却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却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代理人就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采取行动的。也就是说经营者将不会努力工作，却热衷于在职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价值小于管理者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简称股权代理成本。在投资总量和个人财产给定的情况下，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将会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比例，进而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但债务融资又会引起另一种代理成本。因为作为剩余索取者，经营者将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项目。如果成功的话，经营者可以从中获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败，他便借助有限责任制度将失败的损失推给债权人。经营者的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就是债权融资带来的代理成本 ，即债权代理成本。在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进行分析 的基础之上，Jensen & Meckling认为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当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的时候，使得总的代理成本达到最小，进而企业便可以实现最佳资本结构。
（6）控制权理论。控制权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经营者对控制权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问题，主要反映了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和股权结构的选择而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影响程度。该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结构在决定企业收入分配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融资结构的。
Harris & Raviv，主要探讨Jensen & 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他们分别用静态和动态两个模型说明了经营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从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因而有必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他们认为债务融资有利于强化公 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Aghion & Bolton于1992年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到融资结构的分析框架，并对债务契约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在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当出现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时，将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是最优的。
Davidsson（1989） 在对瑞典中小企业所有者、管理者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业增长最重要的是“ 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 当中小企业扩张与独立发展发生矛盾时，所有者会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可见控制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国外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成长周期对资本的需求，以及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角度；二是宏观经济层面，货币政策，银行业合并以及结构化调整等。
1.微观层面
（1）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指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并没有考虑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所不同的融资特点，也没有动态的研究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安排有什么影响。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弥补了这方面不足。
Weston &Brigham（1970）根据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并将企业的成长周期分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Weston &Brigham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分为六个阶段 ，即创立期、成长阶段Ⅰ、成长阶段Ⅱ、成长阶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 ，并根据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显性特征说明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来源情况，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规律（见下表）
Berger & Udell（1998对 We s t o n &B r i g h a m的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 ，即将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因素并引入到他们所 构建的企业融资模型中，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 ，随着信息约束 、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约束条件的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融资安排 。
（2）企业融资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员Macmillan在向英国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发现，中小企业的长期资本供给存在短缺， 这种短缺尤其明显地发生在那些单靠初始出资人的资金已经不敷运用， 但规模又尚未达到足以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企业身上。“麦克米伦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的力量无法使资金向中小企业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中小企业无力从金融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时，只有从银行获得间接融资。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所以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银行具有相对的借贷优势。
1981年Stiglitz & Weiss发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之后，信息不对称被公认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Stiglitz认为，信贷配给源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导致了信贷合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此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商业银行不具备监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与贷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们之间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三个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贷款抵押甄别机制，提出了低风险的企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相反，以此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论，即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与银行的规模成较强的负相关性。
Berger& Udell(1998) 发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关键。而关系型借贷被视为银行和企业双方在关系导向下达成的一种合意合约。如果借、贷者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的关系，则有利于贷款人获得借款者的相关信息。如：借款者在贷款期限内生产经营状况，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借款者的还款的意愿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签订有其他附加条件的合约等。
Uzzi& Gillespie（1999）认为，与中小企业贷款直接关联的贷款员，可能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权威信息。这些贷款员与中小企业主和其雇员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了解企业在当地的运行情况和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该贷款员就生活在当地的社区中。因此对中小企业及其所有者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对其当前及未来的绩效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
2.宏观层面
（1）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
一般认为， 银行业合并后形成的金融机构不仅规模会增大， 组织结构会更复杂， 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不利于关系型贷款的开展。
Strahan(1998)认为小银行合并之初，多样化使得合并后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银行开始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所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率就会下降;相反，小银行被大银行兼并时，新成立的银行则会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样，当大银行之间发生兼并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
Peek& Rosongren发现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合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Berger进一步指出银行业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4种潜在效应：静态效应、 重组效应、直接效应和外部效应。
Sharpe认为，市场力量使银行能够加强它与小企业的隐性长期合约关系，小企业从长远打算，会倾向于和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因为企业转换“基础”银行的沉淀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当银行与企业保持较长时期的关系后，银行就有可能使企业支付高于完全竞争时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业的短期低利率补贴部分得到补偿。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发现，当银行的市场力量增加时，信用级别相对较低的小企业也有可能获得贷款支持。
（2）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传导渠道：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指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利率，进而影响经济部门的真实支出。信贷渠道则又分两种，一种为银行贷款渠道，另一种为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贷款渠道是指，货币紧缩伴随着银行储备的减少，进而导致贷款供给的减少。。资产负债表渠道是指，货币紧缩通过提高利率损害到企业抵押品的价值，降低企业信用等级，进而削弱了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改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冲击更大。
G e r t l e r 和 G i l c h r i s t 在对制造业小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小型制造业企业不仅直接对利率反应敏感，而且还深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紧缩对小企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大企业的影响。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会导致资金供给总量的增加，因为利率提高只会使得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总的借款额不会出现净的增加。Steel认为，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押品的缺乏以及历史渊源等，使得小企业在获取正规部门的贷款时仍将面临着诸多的限制。如果放开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将会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式的选择及相关实证研究；第二，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困境原因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第三、国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在操作层面上经验介绍以及比较研究。
1、贺力平（1999）认为， 妨碍我国银行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银行机构缺乏企业客户风险方面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做出适用的风险评级并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指出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来解决贷款者与中小企业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周业安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的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
3、樊纲研究员(1999)认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发展非国有银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积极地发展非国有银行。同时为避免人们的‘市场选择’扭曲，提出对非国有银行的存款人提供与国家银行同等的社会担保。
4、张杰认为，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他认为，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5、陈晓红教授(2000)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差、财力物力有限、设备落后陈旧及生产的都是属于卖方市场的终端产品，而非生产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营效益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剧而变得较差。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向大企业集团倾斜，使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这种资金关系的不协调，作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第一重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银行；第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性中小银行。
6、魏开文博士(2000)认为，我国市场型的银行和中小企业关系的模式应该是一种契约型的主办银行关系。这种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规范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行为，并体现契约型的信用关系。
7、林毅夫（2001）、 李永军从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出发，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高，企业规模的限制决定了采取编制公开财务报表上市要承担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间接融资中，大企业在经营活动的透明性、抵押及贷款规模效应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机构更偏好对大企业的贷款。而与大型金融机构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贷款，而从企业的技术类型看，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8、白钦先、薛誉华（2001）指出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强调规模经济的观点占据了政策层的主导地位，忽视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认识上的差距导致长期
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9、杨思群教授(2002)在对国外中小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惜贷”、信贷的可歧视性、非长期关系、支付体系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我国银行和企业间问题的缓解思路是：银行“惜贷”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业素质及信用程度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银行在信贷文化、重视资产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所以“惜贷”只能是作为短期的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从长期看，为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银行必须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贷担保技术;对于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非长期关系上，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在支付体系上，中小企业存在“多头开户”现象，这不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运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的了解，所以要减少这种现象并提高银行小额支付体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机构上，片面强调国有化和国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不良、预算约束不强等体制方面的弊端，为克服这一弊端，需按市场化的准则设立和监管中小企业，同时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在整和过程中进行市场化的兼并和重组。
10、张捷教授(2003)通过银行组织结构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特点来说明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特殊性意义。关系性贷款的基本前提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紧密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一到两家)银行打交道。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资产抵押品较少的中小企业。也就是说，中小银行在收集和处理公开硬信息(如企业财务数据、信用编码等)处于劣势，但由于其地域性特点，它们通过与中小企业保持长期密切的近距离接触而获得各种非公开的关联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优势。由于软信息传递存在成本问题，会在银行内部产生代理问题。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科层结构简单，代理链条短，代理成本也相应地就低。
理论研究不足及以后研究方向
虽然说企业融资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理论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各种实证检验也经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融资需求理论还远不够完善，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有待于进一步地解释。尤其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作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经济形势复杂，今年以来温州，鄂尔多斯相继发生的高利贷崩盘现象，充分的体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学科交叉，例如将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加入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中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你就多举几个企业成张衰败经历就行了
这是一个营销学知识，国内这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研究上比国外的要落后很多，主要是我们国家的营销发展落后国际的太多，我们国家很多企业所谓的营销就是等同于销售，有些地方甚至觉得营销就是促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最好是下学有关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论文文献，去维普网下吧 要不去中国知网下 不过要收费的 ，所以你最好是去你们学校的图书馆的网下。一般研究产品的生命周期要观察市场的，看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那是一个曲线关系，一共分4个时期，适应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应该没记错吧 呵呵 可能会有些出路，你最好是去查查相关文献的资料。
隐喻的中西方文化差异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also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one of the basic method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cognition. It is rooted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use and concept of metapho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ts universality and commonality of the metaphor as a basic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However, metaphor in different languages reflects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and different cultural patterns. Owing to the different two modes of thinking and cultur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and formation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questions above.Keywords: metaphor,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1. Preamble Metaphor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use metaphor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nd ideas. British scientists rhetoric Richards (IARichards) once said, "We have day-to-day in almost every conversation in three sentences may be a metapho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life around the use of 4,700,000 new metaphor, 2,140,000 stereotypes of metaphor.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great metaphor.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in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taphor, and that its culture,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prevalence of metaphor, how to translate metaphor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imed at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put forward a translation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This paper studies aimed at trying to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a large number of day-to-day language of metaphor to express,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translate the article in good metaphor to explore a little.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metaph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inking allows u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 culture, way of thinking, and so on 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2.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In 1980, Lakoff & Johnson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ade a "living metaphor" (Metaphors We Live By) of the book, a modern metaphor to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school. Domestic academia on the "metaphor" This is also a review of the system, such as Lin Wu's book "Study abroad metaphor Looking at the" beam-setting "metaphor research," Li of China and India "The main subjects Metaphor" and so on. However, the Chinese metaphor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are.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metaphor, I am afraid the real contribution should be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and study,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metaph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trong, and even unique The basis. "Lin Wu in the book" metaphor of the basic research the status quo, and the focus of the trend "in the main text, put forward a model of cultural metaphors with the relationship:"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 is the emergence of expression into the system,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different cultural models also play a role. " 2.1 metaph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2.1.1 relationship Correspond to (corresponding)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meaning and metaphor in the use of the same meaning in the culture and image, and so on and-one mapping. This is because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itself, as well as all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whole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certain there is a common, which formed a common humanity of their own and the outside world on many issues. In the "angry" mood, the English are angry that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such as: grind one's teeth. (Teeth), bare one's teeth. (Ziyaliezui)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reflec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ommon experience. 2.1.2 non-correspondence English-Chinese metaphor, after all, rooted i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on the soil, resulting in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fully corresponds to the few metaphors, the vast majority do not have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form the corresponding non-(non-corresponding ) Relations. Non-relationship metaphor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2.1.2.1 Vehicle counterpart, Yu Yi does not correspond to English and Chinese in some cases there is the same as a metaphor, but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means is different, even different. Peacock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uspicious, a symbol of beauty, especially the Dai people to express jumped Pavaner desire to better their own. If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likened to a peacock, it means that beautiful light. However, in English, peacock (Peacock) is a symbol of pride, often interpreted as arrogance, love to show off. For example, They were eager to take the young peacock down a peg. (They want to pressure a pressure that the arrogant young guy's momentum). 2.1.2.2 counterpart Yu Yi, the vehicle does not correspond to English-Chinese two nation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look at things the same, it will be a different analogy. As a result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re is a different vehicle, but Yu was referring to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meaning of the case, that is the same kind of non-correspondence. Such as: a person described as the hearts of anxious, restless, Chinese is "ants on the hot pan" and English is "a cat on the bricks". There are similar: To kick down the ladder. Guohechaiqiao. 2.1.2.3 Yu Yu Yi and do not correspond to Some of the metaphors Yu-Yu has a meaning and it refers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in another culture often can not find corresponding Yu and Yu Yi, which resulted in a culture known as the default Phenomenon. For example: in English "my rib" I am referring to Yu's wife, it comes from the "Bible" story, that is, Adam (Adam)'s wife Eve (Eve) God is with a piece of Adam's rib made. The Chinese did not, "the Bibl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re was no analogy with rib habit, so the formation of a corresponding gap. Similarly, "ugly duckling" (Ugly Duckling) refers to the metaphor will get ahead of Little, "early bird" refers to the diligent Yu, in the words into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s a result of the default, can not fin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 2.2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common metaphor Metaphor and culture to a large extent, human beings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rooted in the people's own day-to-day experience. In this connection, ofte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the sam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in a lot of abstract thinking that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is the same. For example: the human child in the period to form a position on the concept of input in that direction in the form of many of them easily understood, including the position expressed by metaphor, which has become a fixed pattern of thinking. For example: The term direction (up, down) to describe people's social status, physical, emotional, and other abstract concepts to the case when the good is up; Sad is down. We Chinese are also not difficult to find a similar sentence: "Gas Prices ","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and" vision "and" depressed. " Since the objective laws of nature with the relative un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is similar to the cognitive experience. 2.3 in the metaphor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English-Chines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in practic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and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world, a different language carrie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is not out of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For exampl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olor words is deep-rooted, some color word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meaning,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Such as: English, said in green "inexperienced" and "shallow knowledge", such as: "a green hand", "I was very green when I started working there." The Chinese like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s "yellow" Such as: "Huangmaoyatou" and "flower girl".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is the metaphor to create a rich source of thinking, as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re different,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pplications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4 The metaphor of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 Language is a cultural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lex, subject to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factors.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s are different, but in many ways to infiltrat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language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metaphor for the inevitable impact is complex and diverse. 2.4.1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onflict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world to obser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ideas,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 are a lot of conflict or inconsistency metaphor. If the animal metaphors, in English Long (dragon) is a kind of evil, will belch out smoke monster. "Bible", the dragon is the devil, is a symbol of evil and terror, there is a terrible vicious meaning. The Chinese dragon is in power, the auspicious symbo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have "Wangzichenglong",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The same analogy in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meaning, of two cultures "Dragon" to give a different connotation. 2.4.2 differences in living condition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metaphor In English is a lot of metaphor and marine-related, such as: all at sea (at a loss what to do); drink like a fish (drinking cow); fish in the air (Shuizhonglaoyue); give up the ship (give up). In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the horse or cattle pose a metaphor, such as: "a willing ox" (a willing horse) Gan mean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ld ox" (a working horse) refers to the hard work; "bragging "(Talk horse), and so on. This is due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metaphor. Britain is an island, ultimately, dependent on the sea, and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farming culture deeply feudal society. 2.4.3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the metaphor Religious culture of huma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by referring to the nation's religious belief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ulture, "the Bible" in the story, with its language and meaning has become a feature of daily life in the West in terms of . For example, power of the keys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rights of the Pope), in the right church, but in the wrong pew (in general is right, but not the details), and so on. Chinese culture and Buddhism, Taoism and more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the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related argot. "Jiehuaxianfo"; "临时抱佛脚";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and so on. It i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This difference to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rought the impact.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aphor and language wi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mistakenly made good as pleasant, caused by either one or both of the conversation unpleasant; also sometimes mocked as a praise. When a native language other operato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contained i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such language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mea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difficulty to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 3. Metaphor of the thre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not only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convey the original language, but also loyal, accessible,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But in the West becaus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so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in English on the need to consider not only its literal sense, and so on, but also in the Wes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American Eugene Nida said: "Translation is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 real success of the translation, even more familiar with the two cultures is more important to master two languages. Because only in terms of its role in the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will only be meaningful.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to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leave the translation, can not be achieved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of the real exchange. 3.1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so-called "literal" is asked in the language when conditions permit, in the translation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content, but also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form, in particular,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metaphor, the image of the nation, and other local color. In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arget enriched the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such as: "a Pandora's box" (Pandora's Box); "chain reaction" (chain reac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ask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same culture, we should adop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 You are my sun, my only sunshin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sun is warm, beautiful, in both languages, they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culture are the same. As a rule, and asked in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form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similar to the style or color on basically the same, the law should adop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1) He is another Shylock. : He is also a Shylock. (Note: Shakespeare's Shylock i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a very harsh mean business People. ) (2) 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 Coal to Newcastle. (Note: "Newcastle" is a British coal, coal is superfluous here.) 4. Conclusion Metaphor as a way to figures of speech or skills, a unique feature of grammar, which features make the sentence more flexible and constructive,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etaphor to express more complex ideas and things, a powerful tool. Wherever and whenever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ves are often used metaphor. As Mr. Lin Zhuang said: "The metaphor is no longer expanding hi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 passive process. To help us in the form of new knowledge, the metaphor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so that we can bett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at mode of thinking, moral values and sense of difference. However, different cultural impact of what is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it is still a need to examine and address the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etaphor of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best translation is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author,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that is,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to mak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to achieve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so on.
(一)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更多地象征吉祥、兴旺等积极意义,而在英语文化中则更多地侧重于暴力、血腥等负面意义(二)红色在中国具有浓厚的政 治色彩,而在西方其政 治意义则相对比较淡薄(三)特定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红色引申意义的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历程的不同,导致在某些特定背景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情况。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every aspect of daily life from the greeting 、 term diet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abstract, such as differences everywhere, from the West focus on the following colors to expre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reas such as a wedding set. First, in the West to express the color difference Different color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s not expressed in the same w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in a sense, the West has a meaning that even the "colo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contrary. (A) red (red) Whether in China or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ften in red and festive celebrations or day-related. Calendar, red font used these days, therefore, red letter day: refers to the "Day" or "happy occasion." It also refers to the red "liabilities" or "loss" because people are always negative in red to register. So there are these phrases: red figure deficit in the red loss In common with the Chinese "red" word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ay not necessarily use the "red" for example: brown sugar brown sugar red wine red wine (B) yellow Yellow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the differences are considerable. In English, yellow can be said that the "timid, cowardly, despicable," meaning, for example: a yellow dog despicable, cowardly people a yellow livered coward Chinese yellow symbol of the term is sometimes vulgar, vulgar and obscene, indecent indecency means, such as yellow film, erotica, yellow CD, and so on. These in the name of "yellow" in English and "yellow" has nothing to do. However, in another English word blue is the color used to indicate the kind of meaning in Chinese, such as the blue jokes (dirty joke), blue films (yellow film). Seco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Western wedding First of all, in Western wedding culture and the first in the West in think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conservative, like excitement, more old-fashioned thinking, so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ntire wedding customs did not change much. The thinking in the West is more open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edding will be lower, they will be the climax of the wedding in the church: the sacred as the "wedding march" into the red carpet, Jiao Mei's father, the bride linked hands Rose walked slowly to the groom, the bride's father, daughter to the groom's hand on hand, her daughter's life will be entrusted to the groom, all eyes followed the couple, filled with well-being in their face. Second, the resul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wedding in the West because the West in a different religion. China is mainly Buddhist, but the West is mainly Christian. Therefore, the Western wedding is to be held in the church and the priest is Zhuhun Ren. China's traditional customs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i Tiandi is, the worship heaven and earth even after the ceremony has become.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的打招呼用语、饮食文化等差异到思维方式等抽象方面的差异无所不在，下面着重从中西方颜色表达的差异，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等方面阐述。 一、中西方颜色表达的差异 不同颜色在不同语言中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在中国代表一种意义，在西方又表示一种涵义，甚至对“颜色”的涵义理解恰恰相反。（一）red（红色）无论是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日历中，这些日子常用红色字体，因此，red letter day：指的是“纪念日”或“喜庆的日子”。红色还指“负债”或“亏损”，因为人们总是用红笔登记负数。于是就有了这些词组：red figure赤字 in the red亏损汉语中常用的带“红”字的词语，翻译成英语，可不一定用“red”例如：红糖brown sugar 红酒red wine （二） yellow黄色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引申含义差别比较大。英语中，yellow可以表示“胆小、卑怯、卑鄙”的意思，例如：a yellow dog 可鄙的人，卑鄙的人a yellow livered 胆小鬼汉语中黄色一词有时象征低级趣味、色情庸俗、下流猥亵的意思，如黄色电影、黄色书刊、黄色光碟等等。这些名称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无关。然而，英语中另一个颜色词blue却常用来表示汉语中这类意思，如blue jokes（下流的玩笑）， blue films（黄色电影）等。 二、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首先和中西方人在思维方面的差异有关：中国人比较保守，喜欢热闹，思维较古板，所以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时间里整个婚礼的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西方人的思想则比较开放，对于婚礼的要求也比较低，他们婚礼的高潮则是在教堂中：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娇美的新娘挽着父亲手捧玫瑰慢慢向新郎走去，新娘的父亲将女儿的手放在新郎的手上，将女儿的一生托付给新郎，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其次，造成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中国是以佛教为主，而西方则是基督教为主的。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而主婚人则是神甫。中方的传统婚俗中的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拜了天地以后就算是礼成了。
1、什么是红色旅游
关于红色旅游的内涵， 有侠义和广义之分。侠义上的红色旅游， 主要指和我国革命事业相关的旅游， 而广义的红色旅游则是和全世界革命事业相关的旅游活动。
2、国内红色旅游综述
2.1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较大。一方面是因为需求量大。越来越的旅行者愿意进行红色旅游， 因此这方面的需求就很大。另一方面， 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相对滞后一些。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占的比例就很大。
2.2 红色旅游翻译问题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也较大， 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翻译的人员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红色旅游资源翻译现状调查、红色旅游资源翻译错误分析、红色旅游资源翻译策略及方法研究等等。
2.3 红色旅游开发与扶贫结合问题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很有价值。这是当前的两个热点问题， 也是很有价值的两个问题。一些红色老区存在着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 如果能够将红色旅游开发与扶贫结合起来， 就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
3、国外红色旅游研究综述
红色旅游这一概念是我国独创的， 那么， 国外是否存在红色旅游呢?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如果红色旅游专指和我国革命历史相关的旅游， 那国外自然不存在红色旅游。如果红色旅游指弘扬爱国主义、培育民族精神相关的旅游， 那国外也存在广义上的红色旅游。
4、目前研究现状的不足
虽然我国红色旅游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1) 宽度不足。
红色旅游涉及方方面面的东西， 因此， 红色旅游的研究宽度应当非常大。但是， 目前的情况是很多方面尚未涉及到， 例如红色旅游的旅游者需求调查、市场规范性、红色旅游文本的撰写等等。
(2) 深度不足。
红色旅游应当加强深度研究， 例如翻译问题， 应当进行深度调研、系统研究翻译策略及方法等。
(3) 联动不足。
我们仔细进行了研究， 发现红色旅游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合作的多， 不同专业联合研究的少。只有不同专业的人员联动才能形成合力， 取得丰富的成果。
(4) 形式单一。
就成果形式而言， 目前集中在论文上。其他方面， 如专着、研究报告等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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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2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指导思想摇摆和一度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率20年至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1998年后几年超过1个百分点。这同中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①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③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是：就全国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存在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潮”并非经过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至2003年底，全国已形成近1亿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工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廉价劳力”的巨大源泉；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吸引农村劳力的块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到“乡村城镇化”，从“小城镇战略”到大规模“跨区流动”，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镇化的表现。当前的情况时，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纳”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滞留半年以上的被视为“城镇人口”（按照全国“五普”的统计口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镇，则是“输出”流动人口，泾渭分明。据有关部门调查，几年来这类流动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镇“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80%以上是“候鸟型”的流动人口。他们每年到城市打工挣钱，年终带钱回家过年，这是造成我国规模罕见的“春运潮”的根源。大量农民工愿意去城镇“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当前城乡经济水平差异的现实状况，包括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门槛”过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农民的迁移（多种方式），与欧洲某些国家在早期城镇化时期依靠农民破产而进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党的政策保护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权利，也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长远看，只要农村还存在源源不断的富余劳动力，城乡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近几年还有所扩大），农民流向城镇，“候鸟型”和“留下久居型”都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这种差距基本消失，流动才会停止。总的看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除了主要来源是农民之外，还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原农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数量很少。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建的流动逐年增多。可见，实际上“化”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甚至每个城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盲目主观地“做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差别也较大。总的说来，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具体分析起来不仅如此。例如，以全国分省（区）2000年的城镇化率做个比较，除4个直辖市外，在27个省（区）中，广东高达55%，云南为23%，数值相差1倍多。这种差距并不正相当于两胜竞技水平的差距。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达50%上下，内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而是由于各省（区）本身地理、历史、政治、农业结构、人口密度等提点不同所致。国外的城镇化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镇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指数很接近，但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这是由于拉美一些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的缘故。可见，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城镇简单化地在城镇化率的数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很好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上实实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义的多。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被列为重要专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列茨（J.E.Stiglitz）教授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这位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2002年的城镇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国城镇总人口5亿，总量为世界第1位，大约是美国全国人口1.8倍。21时解除其对我国是一个战略机遇起，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镇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从各方面分析，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21世纪（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项社会工程是不为过分的。专家们认为，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局情态的分析，我国至2020年城镇化率预期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较为适当的。以此推算，我国至2020年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57%，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万人，总共有3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比美国现在的全国人口数还要大），如果计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如何应对我国今后20年左右的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项重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仅就近几年学术界和领导层经常关注和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1.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还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说，先把道路搞清楚在开始“化”，这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在我们的租下，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走了20多年，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的城镇化就得从农民进城开始，一步一步地“化”。别国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地搬用。 2. 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的倾向之一是，只求“数量”，满足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倾向之二是，追求所谓“理想化”的、“正规的”城镇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这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实际的。从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要把大量农民在较短时期转移到城镇，而且在还存在严重的“瓶颈”和巨额城镇化成本的现实情况下，只能接受“正规”和“非正规”并举并存的事实。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候鸟型”农民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的等，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长期存在。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不要把这些一概看作“临时”和“不正规”，而是应该妥善的予以统筹和安排。因为它正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映。 3. 中国城镇化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化”到城镇的农民主要向什么样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城镇化”？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城镇发展方针在1990年代末作了调整，概括说来就是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镇协调发展。这种调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城镇的发展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过左右的。今天全国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大动向，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规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规划、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制约的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等方面一定要较强宏观的监测和调控，包括做好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18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此过程通过城市地区数量增加和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而实现和发展。其特点为：（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0年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9.4％，到1980年，上升到41.3％。（2）世界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又带来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包括许多生态问题，如对城市气候、对动植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流行病问题，城市质量问题。城市生态学是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参与城市生态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的人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一.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1 .人口学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2. 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3 经济学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一）集中型城市化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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