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论文

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2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指导思想摇摆和一度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率20年至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1998年后几年超过1个百分点。这同中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①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③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是：就全国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存在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潮”并非经过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至2003年底，全国已形成近1亿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工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廉价劳力”的巨大源泉；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吸引农村劳力的块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到“乡村城镇化”，从“小城镇战略”到大规模“跨区流动”，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镇化的表现。当前的情况时，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纳”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滞留半年以上的被视为“城镇人口”（按照全国“五普”的统计口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镇，则是“输出”流动人口，泾渭分明。据有关部门调查，几年来这类流动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镇“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80%以上是“候鸟型”的流动人口。他们每年到城市打工挣钱，年终带钱回家过年，这是造成我国规模罕见的“春运潮”的根源。大量农民工愿意去城镇“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当前城乡经济水平差异的现实状况，包括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门槛”过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农民的迁移（多种方式），与欧洲某些国家在早期城镇化时期依靠农民破产而进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党的政策保护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权利，也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长远看，只要农村还存在源源不断的富余劳动力，城乡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近几年还有所扩大），农民流向城镇，“候鸟型”和“留下久居型”都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这种差距基本消失，流动才会停止。总的看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除了主要来源是农民之外，还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原农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数量很少。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建的流动逐年增多。可见，实际上“化”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甚至每个城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盲目主观地“做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差别也较大。总的说来，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具体分析起来不仅如此。例如，以全国分省（区）2000年的城镇化率做个比较，除4个直辖市外，在27个省（区）中，广东高达55%，云南为23%，数值相差1倍多。这种差距并不正相当于两胜竞技水平的差距。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达50%上下，内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而是由于各省（区）本身地理、历史、政治、农业结构、人口密度等提点不同所致。国外的城镇化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镇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指数很接近，但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这是由于拉美一些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的缘故。可见，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城镇简单化地在城镇化率的数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很好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上实实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义的多。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被列为重要专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列茨（J.E.Stiglitz）教授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这位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2002年的城镇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国城镇总人口5亿，总量为世界第1位，大约是美国全国人口1.8倍。21时解除其对我国是一个战略机遇起，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镇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从各方面分析，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21世纪（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项社会工程是不为过分的。专家们认为，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局情态的分析，我国至2020年城镇化率预期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较为适当的。以此推算，我国至2020年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57%，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万人，总共有3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比美国现在的全国人口数还要大），如果计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如何应对我国今后20年左右的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项重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仅就近几年学术界和领导层经常关注和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1.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还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说，先把道路搞清楚在开始“化”，这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在我们的租下，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走了20多年，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的城镇化就得从农民进城开始，一步一步地“化”。别国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地搬用。 2. 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的倾向之一是，只求“数量”，满足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倾向之二是，追求所谓“理想化”的、“正规的”城镇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这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实际的。从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要把大量农民在较短时期转移到城镇，而且在还存在严重的“瓶颈”和巨额城镇化成本的现实情况下，只能接受“正规”和“非正规”并举并存的事实。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候鸟型”农民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的等，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长期存在。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不要把这些一概看作“临时”和“不正规”，而是应该妥善的予以统筹和安排。因为它正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映。 3. 中国城镇化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化”到城镇的农民主要向什么样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城镇化”？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城镇发展方针在1990年代末作了调整，概括说来就是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镇协调发展。这种调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城镇的发展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过左右的。今天全国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大动向，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规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规划、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制约的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等方面一定要较强宏观的监测和调控，包括做好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18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此过程通过城市地区数量增加和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而实现和发展。其特点为：（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0年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9.4％，到1980年，上升到41.3％。（2）世界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又带来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包括许多生态问题，如对城市气候、对动植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流行病问题，城市质量问题。城市生态学是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参与城市生态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的人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一.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1 .人口学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2. 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3 经济学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一）集中型城市化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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