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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甲制度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也是明朝政府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关于里甲制的编制，众多的学者普遍认为一百十户为一里是定制，且它一直保留至里甲制的瓦解。明初，明太祖制定一百十户为一里的规定是为了便于黄册制度的推行及完善地方机构等原因，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的编制也确实有其特定的作用。 近代意义上的即资产阶级的警察伴随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和法制理论而诞生,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是国家行政部门中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治安职能的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专业性文职机构和人员队伍。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于清末,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其创立以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开创的被动性、发展的阶段性、前后的继承性、内容的引进性、职能的镇压性。
我国森林公安的历史发展 摘要]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林衡来执掌的。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 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为“山林警察”。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林 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跨入21世纪 以来，森林公安得到较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 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关键词]森林公安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森林警察的职能机构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就是从大森林中繁衍进化而 来的。至今，森林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 林衡来执掌的。中华民国《警察行政》一书，干脆就以此断 言，林衡、山虞为森林警察，这个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认为 其为林务官员是毫无疑问的。森林警察职能由其执掌也是顺 理成章的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古代人类社会分工并不明 确，各种职能集一身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中国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也长期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军事和行政合 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又长期实行军警不分、政警不分 的制度。因此，就其警察职能和具有这种职能的机构来说， 可以追溯到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的最初时期，尽管它有别于 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二、民国时期“森林警察”之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称为“山林警察”。事实上，更早一点，在民国建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把植树造林、恢复森林作为立国 之本，拟定“森林与建国”六项任务：（1）森林与民生；（2） 建造森林；（3）开发森林；（4）森林行政；（5）山林测量； （6）森林与建设。提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 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实业部，下设农务司管林业行政，后分设农林部，下设山林 司主管。 1912年首颁《林政纲要》11条，其中规定无主山林定 为国有经营，限制滥伐私伐，设山林警察，奖励民地造林， 有山林的省份设林务官及林政机关，提倡经营造林保林等政 务。 1914年11月和1930年先后由农商部与国民政府颁布 《森林法》，分别为6章32条和7章77条，相继制定《森 林法施行细则》。同时制定颁布《狩猎法》与《狩猎法施行 细则》。为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林区治安秩序提供法律依据。 1915年7月7日，孝丰县知事因创办山林警察所、制 定周密的警章条文、保护山林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浙江巡按使 公署的表彰。1919年，省警察厅下令改山林警察所为森林 警察队，属县警察局管辖，编制42人，配有武器，设巡官 1人（后改名队长），由邑绅推荐。森林警察轮流驻在竹林 大年地区，巡山护林。安吉县也设森林警察，分驻在云野公 司及桃南、桃北、三港林业合作社，巡山护林。同时，山主 还雇看山人员，分片管山。一旦发生挖笋、砍竹、伐木事件， 看山人员即报告森林警察处理。 1916年（民国五年）由江苏省教育团体出资经营的江 苏教育团公有林（后改称为江苏省教育林）。该团体经巡按 使将组织情形呈报大总统比准，并报内务、财政、教育、农 商各部备案。该团体在《组织大纲》中提出“关于公有林之 保护，得酌设森林警察”。 1924年（民国十三年）8月22日，内务部警政司答复 “湖北省警务处函询山林警察是否订有专章”一文记载“因 查森林警察条例早经本部与农商部从事会商，目下尚未定 完。在此项条例未经公布以前，自可比照矿业警察之例，仍 属警务处主管，会同实业厅办理其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及服 务身份应一律同函复湖北省警务处查照”。湖北省是中国近 代最早建立警察的省份，其询问“各省外县拟请等设之森林 警察其统系应属于何处，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暨服务身份 与普遍行政警察一律统希详复等”，说明当时各地方自行建 立森林警察已经比较普遍了。 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内政部鉴于森林警察职能非普 通警察所能代替，有必要专设森林警察。于是，1929年（民 国十八年）9月2日至7日，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召开林政 会议，通过林政司拟请中央设立森林警察训练所案——由农 矿部主持办理的决议案。1929年11月在会同农矿部筹设渔 业警察的同时，商请农矿部共同制定森林警察各项规章，但 被农矿部以当时森林法尚未经立法院审议公布，拟订森林警 察规程无所依据为由予以搁置。 1930年7月7日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根据实际需要先 行组建设置了自办的森林警察。中华民国的警察讲义一类书 也是认定森林警察建于7月7日。森林警察成立后单独列编， 并专设训练员1人。后来因为经费困难，改由该局技术课员 与各林场管理员兼管。该森林警察经费由林区管理局经常费 项下开支，有长警70名、步枪25支，分驻于下属各林场， 由林区管理局技术课课员及各林场管理员兼管，担任森林保 护任务。农矿部改为实业部后，森林警察事务转为实业部林 垦署掌管。 1943年2月15日，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施行了 《森林警察规程》，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森林警察机构 设置办法、人员及装备。当时的森林警察的职责有以下几种 [1]： （一）维护林区的日常管理 主要是验狩猎、采伐、割草、引火等证书及其他护林 事务。 （二）维护林区治安秩序 保护林业工作人员，预防和侦缉森林犯罪，处理扰乱 林区、林场秩序或妨害森林作业的事件。 （三）保护森林资源 防止人畜残害或盗伐森林，预防和处理森林的各种气 象灾害，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及扑灭森林火患。 森林警察对在林区、林场内发生的普通违警案件，除 地方警察机关委托或命令之外，应移送当地警察机关或乡镇 后处理。遇紧急情况时可在辖区外逮捕森林罪犯，但应立即 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治安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必要时也可报 请附近地方警察或民团、军队等协助维持治安秩序。 根据当时的《森林警察规程》，森林警察的设置完全实 行自愿原则，由呈请人自愿提出申请，写明森林所有权人名 称，森林所在地面积及林区界限，业务概况及工人人数，所 需森林警察或驻卫警察名额及枪支弹药情况。根据森林所有 权不同，当时森林警察的配置及任免程序也不同。 国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由该森林主管机关或受 委托的管理机关分呈内政部和农林部核准设置，两部核准11 后，致函该国有林所在地省政府并转告有关县政府。 公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则由该森林主管机关呈 请省政府核准，省政府核准后报内政、农林两部并通知公有 林所在地县政府。私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应由该森林所 有人向森林所在地警察机关或县政府申请派遣驻守警察，警 察机关或县政府批准并派遣后，报省警察主管机关和省林业 主管机关会呈内政、农林两部备案。森林警察受林业主管部 门的监督的指挥，其所需经费由各森林主管机关或私有林所 有者支出。国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农林部会同内政部任免， 公有林及私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省政府任免并分报内政、农 林两部备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森林公安机关的设置 建国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 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 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新中国森林公 安机关的建立和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2]： （一）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1947-1966） 1951年1月12日，为加强保护国家森林及林业生产设 备，严防敌特破坏与火灾发生，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签署 了《关于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决定》（东政公字第2号），在 森林工业总局所属的各森林工业管理局（即松江、伊春、牡 丹江、吉林、辽东、黑龙江6个管理局）下设森林公安处。 其在业务上受所在各该省省公安厅领导，在行政及日常工作 上受各该森林工业管理局领导。其业务范围为：（1）组织与 教育员工进行护林防火、防奸、防匪等工作。（2）调查与检 举敌特及反革命破坏分子。（3）研究与指导护林与防火等工 作。（4）协助行政上指导与教育森林警卫队。决定还对森林 公安处的内部机构及下属机构设置、职能、人员、编制、待 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这是1949年后，全国第一部由地 方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件。1953年6 月，经政务院批准，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林区的国营林 业局设立了林业公安局。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清匪反霸，肃反 肃特，保障林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有限的 森林资源遭到一次极大破坏。60年代初期，国家调整政策， 采取了许多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使林业公安机关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的林业 公安机关的职责、权限，从多项投入上加强林业公安队伍建 设。60年代初，南方林区也相继建立了林业公安派出所。 其中，浙江、江西、广西、湖北等7省、自治区共有林业公 安民警500多人，设立派出所129个。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 资源及安全保卫工作得到加强。这样，在全国南北方的重点 林区中，都有了一定规模的林业公安队伍，保护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已成为林业公安机关的重要使命，由于地处深山 老林，“一人一马一杆枪，防奸反特打豺狼”，是当时森林 公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公安工作随着全国公、检、法 机构被冲击处于瘫痪状态，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陷入困境。 （三）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森林公安恢复和 发展阶段（1976—1998年） 直至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林业公安工作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林业发展的新形势和强 化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新要求，政府在林业建设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法治林开始提上历史日程。 1979年1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乱砍乱 伐的通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林区派出所，保护森林，维 护林区治安。1979年2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重点林区设立公安局、派出所，配备 森林警察，加强治安，保护森林。”这是建国以来由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12月林业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出《关于在重点林区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检察、 法院组织机构的通知》，要求在重点林区组织建立与健全林 业公安机构，在国有林业局、检材水运局设立林业公安局； 在森林资源比较多的省、地（市）、县设立林业公安处或林 业公安科、股；在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建立林业公安局或派 出所。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保护森 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81］25号）文件中 明确指出，林区要抓紧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机构。1982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 急通知》明确指出，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分子情节严 重的和对包庇、支持、怂恿破坏森林资源的领导干部构成犯 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到1983年6月底，全国林业公安队伍已覆盖25个省、 自治区。其中14个省区建立了林业公安局（处），大面积国 有林区建立了149个林业公安局，163个地、县建立了林业 公安科（股），林业派出所1 730个，民警17 000余人。 1984年9月公布的《森林法》，确定了保护森林、发展 林业的法律地位，对盗伐、滥伐和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 行为适用法律条款作了详细规定。1984年国务院批准林业 部、公安部《关于解决林业公安体制问题的请示》（林发政 〔106〕号），同年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林业公安体制问题 的通知》（劳人编1984〔70〕号），同意林业部设立林业公 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实行双重领导，该局所需编制，在 林业部机关行政编制内调剂解决。同意地方林业公安机构列 入国家公安系列，武装森林警察列入人民武装警察序列，实 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体制。林业干警工资标准、着装、 武器装备等，分别执行国家公安干警和人民武装警察的统一 规定。人员编制、经费开支仍由林业部门承担，县以上林业 公安编制在各级林业部门编制中解决，国营林业企业、事业 单位的林业公安机构和林区派出所的编制分别列入企业、事 业编制。1984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将林业公安局编入 公安部序列的通知》〔（84）公（政治）字48号〕，将林业公 安局编入公安部序列，为十六局，11月林业部公安局正式 建立。 1985年10月公安部和林业部在昆明联合召开了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林业（农林）厅（局） 长参加的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1986年1月两部又联合 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林安字〔1986〕1号）， 《纪要》具体规定了（1）林业公安的任务；（2）林业公安 机关的性质、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3）林业公安机关的管 理体制；（4）林业公安机关的经费和装备；（5）加强林业公 安队伍的建设5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保护森林资源是林业 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明确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 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 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原则上行使同级地 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由此可以看出，森林公安工作包 括森林公安队伍管理、机构建设、维护国有林区的社会治安 秩序、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预防 和扑救森林火灾等内容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 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国家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 各级林业公安机关迅速传达贯彻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保 护森林资源上来，极大地推动了森林公安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1986年1月10日，林业部、 公安部联合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 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 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 政力量，原则与行使同级地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 1987年6月30日，针对长期存在的林木超量采伐仍难 以控制，森林资源持续下降。乱砍滥伐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一些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也遭到盗伐哄抢。造成 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林业改革中某些具体政策失调 和存在漏洞，林政和资源管理不严，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为了坚决煞住这股歪风，进一步从政策和制度上堵塞漏洞， 严格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 由于哄抢林木事件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也促使国家对森林 公安队伍建设的不断重视。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和《国务院批转公安 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发［1992］ 49号）规定，“评定授予警衔的人员，必须是属于人民警察 建制的在编在职的人民警察”“各级公安部门（包括公安部 门设立在铁道、交通、民航、林业部门的公安机构）”，林业 公安才真正在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使林业公安真正成为国 家公安的组织部分。 森林公安干警按规定评定了警衔。森林公安警察干部 管理，按人民警察法规定和公安部的要求进行。各级森林公 安机关的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林业部门推荐，征求同级公 安部门意见后，报经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同意，按干部管理权 限，由干部管理部门办理任免手续。森林公安民警的调入， 原则上要从公安警察院校毕业学生中分配调入，若从其他部 门调入，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 核；地（市）以下，必须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安 处（局）审核同意后，再由所在地的人事部门办理调入手续。 1992年7月1日起，我国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凡森 林公安人民警察，警司、警员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森林公安处（局）审核，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批， 公安局长任命；警督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 安处（局）申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核，报公安部审 批，公安部部长任命；三级警监，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申报，公安部审核，警衔领导小组审批，公安部部长任命； 二级警监以上警衔，由公安部申报，警衔领导小组审核，由 国务院总理任命。 （四）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建设阶段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中的第十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 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这 一规定，既明确了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又明确了森林 公安机关的职责，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以保护森林 和野生动物资源为己任的原“林业公安”的称呼，即“森林 公安”。因此，随后的“林业公安机关”将按照法律的规定， 统一改称为:“森林公安机关”，森林公安机关迎来了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化建设阶段。 截至到2004年底，全国除上海市外，30个省（区、市） 共建立森林公安机构6 769个，局级机构1个（国家林业局森 林公安局即公安部第十六局）；省（区、市）森林公安局（处） 31个（森林公安局28个，森林公安处3个）；地市级机构375个； 县级机构1 590个；派出所4 767个，实有警力56 483人。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2005]42号文形 式正式印发《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 的通知》。多年来，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为保护森林及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做 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 编制不统一，经费渠道多样且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队伍稳定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国办42号文件的下发实施，有效破解了 长期以来制约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队伍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问题，对稳定队伍、凝聚警心、鼓舞士气、强化职能，对做 好“相持阶段”生态保护工作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编制纳入政法专项编制序列，经费列入 各级财政预算，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长期为 之努力，广大森林公安民警热切盼望的重大问题。现在国务 院决定抓紧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 建设和保护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林业生态保护取得的又 一项重大成果，是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参考文献： [1]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第660-662页。 [2]蒋先进、罗锋主编，《警察业务全书—保卫工作卷》，群众出版社出 版，1996年7月第1版，第379-385页。 作者简介： 胡建刚，男，1967年4月出生，籍贯江苏宜兴，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治安学、林区治安管理。 ≈≈≈≈≈≈≈≈≈≈≈≈≈≈≈≈≈≈≈≈≈≈≈≈≈≈≈≈≈≈≈≈≈≈≈≈≈≈≈≈≈≈≈≈≈≈≈≈≈≈≈≈≈≈≈≈≈≈≈≈≈≈≈≈ （上接第9页）江各民族与周边国家俄罗斯、日本、朝鲜、 南韩等国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际 课题《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的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对 这两个跨国民族的信仰文化、民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居住文化、丧葬文化、婚俗文化等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揭示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 三、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长 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如赫哲族的尤志贤、 尤金良，鄂伦春族的韩有峰、孟淑珍，锡伯族的吴克尧，蒙 古族的波少布，鄂温克族的那晓波等。这些少数民族学者在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赫哲族人口很少，只 有4 640人，我省只有3 910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但近几年来关于赫哲族的研究，已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 意。德国的付玛瑞、南荣国，瑞士的米歇尔，意大利的马嘉， 加拿大的纳尔，韩国的李钟周，俄罗斯的那嘉、谢尔盖·华 西里维奇，日本的池上二良、浅川滋男、大贯静夫、涩谷武 等学者，先后来黑龙江进行考察研究，有的多次前来调查采 访。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已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学 术研究。这些外国学者回国后，发表了专著、论文，翻译了 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文章和民间文学作品，提高了黑 龙江的知名度。面向21世纪，为了把我们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特提出如下建议： 1．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龙江经济发展服务。 2．从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民族 博物馆抽调人员，组成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小组，在3～ 5年内，对我省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化进行重点抢救。 3．责成出版部门出版一套《黑龙江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情、民间文学、民族工艺、民族艺术、 民族经济等著作。 4．建立定点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吸引中外游客前来 旅游，体验民族风情，品尝风味菜肴，观赏民族歌舞，购买 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5．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有特色的工艺品生产，如桦皮工 艺、鱼皮工艺、鱼骨工艺等，增加民族地区的经济收入，为 发展我省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6．在民族聚居地的中、小学，开设民族语言课，讲授 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使少数民族下一代对自己民族的文化 从小就有所有了解。 7．组织省、市电视台拍摄反映我省少数民族50年来发 展变化的纪录片、风情片，向中央电视台推荐，向国外电视 台推荐。 8．在博物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街宣传栏、宾 馆接待室等地，用图片、文章、录像、实物等宣传我省少数 民族文化。让广大群众了解我省少数民族文化。 9．拨专项经费支持民族文化研究事业，出版学术研究 著作和普及读物，支持本省学者到日本、俄罗斯等国访问， 召开国际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让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1、现代的警察在古代叫捕快。2、简介捕快原来分为捕役和快手，渐渐的人们把捕快捕役和快手合称，就叫成了捕快，捕快的称呼起源于哪朝无法考证，但是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前期就拥有了类似职能的人，这是最初捕快的雏形，，他们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而“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因二者性质相近，故合称为捕快。3、雏形根据我国的史书记载，大禹治水非常辛苦，有一次他约集各个部落的首领，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治水首脑会议，要开会讨论治水的问题，其他各个部落的首领都到了，就有一家一个部落的首领，防风氏后至，这时候大禹就命人进行了审理，最后对防风氏予以处斩，这是我国史书记载最早的，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对某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并且予以斩首 执行的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就已经出现了寻找证据的，捉拿审理的一类人，这是捕快最早的雏形。4、发展在民国时期，老北京警察局的侦缉队，亦属于捕快性质。他们一律穿着灰大褂，所不同的是“只有侦缉队的成员有时不扣扣子，有时只扣几个扣子，走起路来身子向前倾……侦缉队的下层队员，一年四季都把头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戴帽子。腰上总挂着一块‘汗巾’，从大褂外面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着‘二把盒子’”。他们的职责理应是对付贼匪，实际上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令人切齿。
现在的警察分工明确些。
中国古代监督思想对当今有何借鉴意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征，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上也是这样。那么莪分两个方面总结其特点。积极性的特点：1.直接对中央负责，独立体系，极高的办事效率。从西汉时期开始，“监察”就已经形成独立机构，充当皇帝耳目，监督官员和人民。到了隋唐以后这套制度更加完善，三省六部制度更加明确的确保检查官员的权利和职责范围，对中央负责，设立“御史台”，对省察，考核，上报有很高的办事效率。2.渗透于考核，凭考试任职，凭能力升迁，相对人性化。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官员的任职，升迁，罢黜等都体现着“仁道”和“人性化”。相比古代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世袭官员而言，西方更趋于物竞天择和原始，比如封建骑士管理不得当或是个人能力欠缺，自然会遭别的封建领主杀戮和兼并，替代。3.奖惩制度中重奖重罚，具有相对严格性和公平性。这个很取决于皇帝亲政能力，如果优秀的皇帝执掌权利，那么这种严格性和公平性的优越之处会体现的很明显。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机关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检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检察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监察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只对皇帝负责。因此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又以皇帝的开明与昏聩为转移。一般说来,在皇帝贤明、重视法治的情况下,监察作用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对抑制官吏的贪赃枉法、澄清吏治、行使调节职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现今中国检察官的监督权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职能不能发挥，如：纪律检察委员会行使着某些“检察”特权，这与法律格格不入；再如，中国一向流行的做法是“党管干部”，试想一下，当一个人的帽子都被别人抓在手上时，这个人还能监督他吗？不可能的。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监察的身份保障来完善当今检察事业的监督权。 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 。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再者对监察官的考核实行“凭实绩黜陟“，即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在检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检察官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检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同样，在这一方面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 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清代学者顾炎武指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4）监察官是治官之官,更需要洁身自好、操履笃实。必须凭实迹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吏。御史、谏官的设置多采用“以小驭大”、“秩卑权重”、互相制约的原则。御史、谏官有相对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 现今的检察机构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宋代的《监司互监法》、元代的《宪台格例》、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等。监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确地行使职权,同时也对监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督察、同级检察院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内部完善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就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和“政之理乱”的关键。在当代，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强调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用较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我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本文中，我将把这些认识和想法提出。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前的萌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清末至民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时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期。本文所指的“中国古代”主要是指第二个时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时两千余年。尽管封建政权频繁更迭，但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监察制度的完善，它对防腐肃贪、整顿吏治、清明政治、稳定政权等方面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拟从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运行机制入手，通过考察它的创立、发展、成熟到逐步衰落的全过程，以期对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察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萌芽与确立阶段——战国、秦、汉 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已产生了许多属于行政监察范畴的因素”。⑴春秋战国时期，掌监察的御史也已出现。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监察机构，因此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得到确立。从秦、汉时期开始，国家机构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由此也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秦时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执掌全国监察大权。其下设御史中丞，监察殿中违法官员。在地方，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一郡置守、尉、监三人，“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⑵汉时又略有改动，西汉初期在中央设御史府，中央监察大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其下设御史丞或中丞。西汉末年开始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东汉延续此制，御史中丞掌“监督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不仅监督京畿地区的官吏，而且还可以奏劾中央统治机构乃至皇亲国戚。在地方，西汉初年，罢监御史，增设丞相司直监察数郡，“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⑶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每州派刺史一人，监察吏不廉、吏苛刻等事项。汉时已出现言谏官，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监察制度的格局。郡一级设有监察官员——督邮。负责监督所属县官吏的违法行为。 （二）封建监察制度的缓慢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时期，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获得巩固和缓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在中央，魏晋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的管辖，完全**，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西晋时，御史弹劾对象的层次有所提高。南朝时，中央监察官得到重视，地位提高，集中省从门下省彻底分离，开始掌封驳之任。在地方，三国地方监察体制多沿袭东汉之制。西晋置司隶校尉。东晋开始，罢司隶校尉，其职权由扬州刺史掌领，主要监督京畿官吏。在州一级仍置刺史作监察之职。郡置督邮。县级出现监察官员——廷椽，以监察县属的乡级官员。南朝在沿袭东晋地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创置典签一职，作为地方的监察官吏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南朝扬州刺史的职能基本沿袭东晋，郡一级仍设督邮未变。北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融合时期，战争频发，因此统治者一般不太重视地方监察制度，地方监察体制比较简略，基本沿袭南朝。 （三）封建监察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隋、唐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与此相系，监察体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隋朝除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台和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合称“三台”，御史台负责监察中央官吏，司隶台与谒者台监察地方。唐初，废除了司隶台和谒者台，创立了御史台“三院”制度，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执掌纠弹百官。殿院执掌纠察百官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察院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察院又设六察御史，以加强对六部的监察。唐朝的谏官也已形成制度，并设置谏院，谏官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⑷形成了台谏并立的局面。在地方上，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 （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名，称巡按史，监察御史“掌分察巡按郡县”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和官吏不法贪赃案件。道一级行政体制的确立为宋代所继承，并有所变化。 （四）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强化阶段——宋、元 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开始进入后期。谏官从中书和门下省**出来，与御史合称“台谏”，出现了御史和谏官合一之势。北宋初期，御史台依然沿袭唐朝的“三院”制度，但神宗元丰改制后，“三院”出现了合并的趋势，台院的纠察百僚之职已被殿院和察院所取代。此外，御史台还设置了六察司，监督京师的统治机构。在地方实行路、府（州、军、监）二级行政管理体制，路级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为“监司”。主要纠察地方官吏贪赃枉法，不尽职、不尽责等事项。府（州、军、监）的监察机构是通判厅，监察州县官吏。宋代路级监察体制除设监司外，某些时期还设走马承受，职责主要是探察边事。元朝时期，御史制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成为与中书，枢密院相抗衡的机构。此时御史台只设察院，殿院降为殿中司，“一台三院”制向“一院”制过渡。同时，罢谏院，不设谏官，实现了御史和谏官制度的合一。在地方，元朝创置了行御史台、提刑按察司与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而周密的监察网络。 （五）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非常严密而完备的程度。主要表现，明朝初期，中央御史台的台、殿、察三院的职能并归于察院，三院合一。洪武十三年罢御史台，设置都察院，设立六科给事中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作为**的监察机构，加强对六部的监察，科道并立。在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与监察。按察使司下分十三道，由中央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到各省巡回监察，同时设有巡抚与总督都御史，共掌地方监察。清朝的中央监察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雍正元年，清世宗把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在军机处设置了“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在宗人府设置了“稽察内务府衙门”，从而丰富了清朝的中央监察体制。在地方上，省级设提刑按察司为一省最高司法监察机关。行省之下，又设道、府、县三级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十五道（后改为二十二道），并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同时，以京师地区为特别行政区，设置了五城察院系统等。至此，中国封建监察制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完备。 二、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借鉴 从以上简要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体系的严密和具体，它作为封建国家机器上的平衡、调节装置，在封建吏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与法治完善，特别是反腐败斗争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等，无疑具有许多启示和可供借鉴之处。 （一）赋予监察机关及其官员以相对**的地位，以保证监察官员能**的行使监察权 中国封建时期监察的**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监察机关本身的**。为了维护皇权，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监察机构。自东汉开始，御史台便成为**的监察机关。此后虽然各朝代监察机关的名称略有改动，但监察机关地位的**性却始终未变。其二是监察机关内部官员的**。中国封建统治自宋朝开始，就陆继的制定了宰相和执政不得染指中央监察官员选任的回避法规，因为统治者意识到，由宰相控制监察官员的选任权力，明显不利于监察官员对宰相权力的制约，容易造成“宰相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这就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监察官员的**。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相对**，是中国封建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为监察官行使职权不受行政长官干预提供了制度保障，免除了监察官对行政长官的报复可能会影响自己前程的顾虑，敢于大胆地行使监察职权，有利于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 （二）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以增强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责任心 在中国的封建**君主统治下，监察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非常严密的监察网络，但历朝监察官在整个监察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却十分微妙，这种微妙体现在监察官员虽然品秩都比较低，但却可以弹劾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比如，西汉的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但丞相、太尉秩万石，而御史大夫仅为二千石，御史中丞不过千石，侍御史、御史及刺史都只有六百石。隋朝时，司隶台的司隶丞从六品，司隶主薄从八品，司隶录事从九品。在唐朝，除御史大夫秩三品，中丞秩五品外，台院侍御史秩从六品下，殿院侍御史从七品下，而监察御史仅正八品。到宋、元、明、清直至清雍正年间，监察御史均为七品。但就是品秩只有六百石的侍御史却可以弹劾大司马、大将军，刺史则可纠察比他大的二千石的郡守，监察御史还可以监督六部尚书。封建时期的这种以卑察尊的监督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监察官员大胆工作，淡薄仕途观念，恪尽职守。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官权力颇大，使得各级官吏有所敬畏，也有利于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违失行为，增强了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对监察工作的责任心。 （三）重视监察立法，从制度上规范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监察行为 封建君主为了有效地控制国家和社会，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从秦汉开始就非常重视监察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并且不断通过制定监察法规，使监察机关能够依法监督各级官吏的行政工作。汉惠帝时就专门为御史行使监察权规定了九条之法。汉武帝时期诏颁六条，使之察巡郡县。隋唐时期监察法规更为具体，隋朝规定了司隶六部察郡。唐朝规定了州郡六察法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重在纠察官员的劣风败俗、惩治贪官污吏。宋朝时期，监察法规建设又有所发展，制定了御史台仪制、御史台令、监司互察法及监察御史夫察法等。元、明、清时期统治者更加重视监察之法，相继颁布了专门性的中央监察法规。如元朝制定了《设立宪台格例》、明朝制定了《宪纲》、清朝制定了《钦定台规》、还制定了《都察院则例》、《互察法》等。这些历代封建监察法规为监察官员的巡察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提高监察的准确性和减少随意性，防止监察官的活动超越自身权限而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关注监察官的选任标准，以提高监察机关的整体素质 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十分关注监察官的选任标准。从秦朝开始，在选任官吏方面就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其后到隋朝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且其作用影响到宋、元、明、清各代。虽然各个朝代的选任标准不可能完全一样，但都有一些通行的基本条件和原则。主要体现为：（1）强调官吏的道德与作风标准。《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曾说“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2）博学多识、明于礼法。从唐代开始，把科举与监察官选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监察官文化素质的要求明显提高。（3）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监察对象涉及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工作面很大，所以要求监察官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古代封建社会，监察官多从县级官吏中选用，宋朝时期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中国古代时期的官吏选任制度为封建官僚队伍的补充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也为监察官勇于尽职和善于尽职提供了基本保证。对于削弱封建裙带关系的影响，避免被监察者控制监察者，保证监察部门行使职权具有积极作用。 （五）建立健全封建监察官员的考核制度 封建时期的考核制度，也称“考课”、“考察”等。是对在职官吏的工作、政绩进行评价，以确定等级和升迁的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可以加强对监察官自身的管理，因此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历史上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关于官吏的考核制度。战国、秦朝时期，最早的考核制度——“上计制度”便已出现，实行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到了汉代，开始注意考核制度的法律化，《功令》、《上计律》、《考功课吏法》相继出台，并设置了固定的考核机构，初步形成了考核制度。考核制度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趋于完善，一整套严格的考课体系开始形成，唐代颁布了一系列考课法令和法规，如《旧唐书·职官》具体描述唐代的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同时还有考课方式、期限等的规定。宋代在继承唐代考课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增设审官院和考课院，专门负责对官吏的考课，考课的职权也不再属于吏部。到了明清时期，官吏的考课制度，已趋于完备。官吏考课制度的不断完善，说明了统治者对监察官员自身廉洁守法的重要性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些有力的举措对于纠正官邪，促进官僚队伍的尽忠职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律规定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2)刑讯方法 1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讯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2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 3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 1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 2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开始，犯罪现象就从来没有消退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消失。自从国家正权的建立，就代表着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报复，国家成为了唯一有权行使刑罚权的主体，从此，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时期的血亲复仇，人类向文明和理性迈进了一大步。由于原始社会的报复思想的痕迹依然存在，所以在最初的奴隶社会时期，刑罚多为肉刑，较为野忙。对于夏代和商代的刑罚制度，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考古证据，仅能根据史书记载略知一二。在西周时期，礼法并存，统治者实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刑事政策，认为治国应当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奴隶制五刑，即墨、劓、刖、宫、大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经济形态向封建制经济形态过渡的一个时期,而战国时期被多数历史学家定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时期,刑罚制度主要还是沿袭了西周的刑种,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成文法出现并向社会颁布(在这以前的朝代中,由于受当时宗教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制定法律但不公之于众),如<<铸刑书>>\<<竹刑>>\<<铸刑鼎>>和<<法经>>,其中以魏国法家改革派李悝颁布的<<法经>>影响最大.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改法为律,同时规定了什伍连坐的制度,把全国百姓五户编为一伍,十户编为一什,在什伍组织中,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须向官府举报,否则要连坐受刑.按照秦国的法律,告奸者与杀敌一样受赏,而匿奸者与降敌同罪.秦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秦国的刑种.当时全国统一的法典是<<秦律>>.秦朝的法定刑有黥刑\劓刑\徒刑\宫刑\死刑\罚金刑\株连刑等等.其中的徒刑非常完善,从重到轻分为:(一)城春(男犯)城春舂(女犯)(二)鬼薪(男)白灿(女)(三)隶臣(男)隶妾(女).其劳役的时间和劳动强度依次递减,且女犯的劳动强度小于男犯.这一徒刑不仅有效地惩罚了犯罪,同时也给当时修筑长城等大型工程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秦朝的法律过于严苛,这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次要原因.所以后来的西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刑事政策.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令废除肉刑制度的皇帝,他将斩左趾改为了笞五百,把斩右趾改为了弃市.汉景帝继续执行废肉刑的政策,他下令废除了宫刑(但宫刑在汉武帝时期又恢复了),同时规定笞刑不得超过二百,行刑时不得换人,以尽最大限度防止受刑人死亡的情况.汉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各个割据政权虽然在法律制度上多有变革(如改变刑法典的结构,魏律将具律改为刑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北齐律>>将名和例合并,置于律首;增加了若干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法律制度,比如八议制度\官当制度,等等),然后在刑种上没有多大改革.隋朝时,中国终于确立了封建制五刑,从而奴隶制五刑彻底结束.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减轻了刑罚的残酷性,规定灭族刑仅适用于谋反\谋大逆和谋叛三个罪名,将笞\杖\徒\流\死规定为法定的刑种(即封建制五刑).唐代基本上继承了隋朝的刑罚内容,规定死刑只采取绞和斩两种方式(绞刑轻,斩刑重).当时全国的刑罚分为二十等,分别是笞十,笞二下,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徒一年,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流2000里,流2500里,流3000里,绞,斩.唐律还限制了刑讯制度,规定拷打犯人只能用杖刑,且所杖之数不得超过100下(对于轻刑犯,所仗之数不得重于可能判处的刑罚数目).五代时期，统治者第一次执行了凌迟死刑。而这一制度被辽朝所沿用，并且第一次成为了法定刑。而且，这一时期宋朝的刑罚制度也趋于严苛，除了五刑以外，又出现了刺配刑，这是将古代的墨刑又恢复了，应当可以说是刑罚制度的一大倒退。元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自隋唐时期形成的封建制五刑的制度，不过元朝对于笞和杖刑的数目不一样，分别是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如此直至一百零七；同时，元朝废除了绞刑，死刑改为斩和凌迟两等。随后的明清两代沿用了元朝的死刑制度，用斩和凌迟两种方法执行死刑。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大兴酷刑，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法令不严，且执法不严，提出了“明刑弼教”的刑法思想，实际就是重刑主义，于是在制定了《大明律》以后又制定了“御制大诰”，在〈〈大诰〉〉里，大量的古代残酷刑罚被恢复，如剥皮、抽筋、枭首等等。由于明代厂卫制度的设立，锦衣卫有权在朝堂上实行廷杖，就是当场用大棒杖击大臣，受刑者大量死去。同时，明朝还发明了“立枷”，就是一个重达300斤的夹子，犯人一旦戴上，肯定会在三天以内痛苦地死去。清朝继续沿用封建制五刑，并且废除了明朝的一些残酷的刑罚，但是仍然保留了凌迟。清代的刑讯制度也较为宽松，规定拷打犯人，每次杖刑不得超过三十，对于杀人、强盗等重刑犯，允许使用夹棍（夹男犯人的脚）和拶指（夹女犯的手指），但两种刑罚对于同一犯人均不得超过两次。
“退而不休”是指大臣年龄大了，但皇帝比较信任他，仍想让他为自己排忧解难，处理国事。“挂冠自去”是指挂官职退休，不做实事。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 商代，一尺合今16.95cm，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 周代，一尺合今23.1cm ； 秦时，一尺约23.1cm ； 汉时，一尺大约21.35——23.75cm ； 三国，一尺合今24.2cm ； 南朝，一尺约25.8cm ； 北魏，一尺合今30.9cm ； 隋代，一尺合今29.6cm ； 唐代，一尺合今30.7cm ； 宋元时，一尺合今31.68cm ；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31.1cm。
中国古代知识制度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科举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