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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原始社会早期，妇女相对受到男子的尊敬；二是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地位，即男子至高无上，女子无权；三是男女平等，存在于当今和未来的社会中。中国古代女子社会地位的发展主要处于前两个阶段。正所谓“玉主沉浮，源于母系；峰回路转，始于奴隶；深渊难跃，在于封建”。
1.先秦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产力不够发达，女性在制作工具、采集果实等生产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由于生殖崇拜和女性在繁衍生育中的作用，所以其社会地位要高于男子。女权强大，氏族部落内实行一妻多夫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较为普遍。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不同，男子先天具有的体格优势在战争中凸显出来。获胜的人成为奴隶主，获得的俘虏成为奴隶，拥有大量财富和人力后，妇女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也逐渐被代替，进入了父权社会时期。
奴隶社会后期，以宗法伦理的信条巩固和强化男性的社会地位，如“嫡长子继承制”等，女性地位相较男子更加低落，甚至沦为男子的附庸，被认为天生地位低于男子，“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诗经》），但这个时期的妇女受封建礼教约束较少，有一定的思想自由。
2.秦汉时期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推崇讲求国家利益、忽视道德传统的法家思想，某些方面妇女可以与丈夫地位平等，比如妇女可以杀死通奸丈夫等。
汉代初期儒家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尚处初级阶段，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时的汉朝女子婚恋比较自由，可以协议离婚，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有名的女子可以封侯，获得爵位和封邑。吕后专政的故事就是例子，她帮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处死韩信，还临朝称制八年，母党专政。但汉朝后期儒家思想加强，女子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如《列女传》、《女诫》等，女子地位下降。
3.隋唐时期
隋文帝曾下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忘不得改嫁”，可见妇女的婚恋自由受到了限制。
唐代这种情况略有改观，社会风气开放包容，不仅婚姻离异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太宗时期有五个公主曾改嫁），家庭生活中也拥有一定的法定的继承权，女子可以自立门户，在朝为官，在公共场合骑马击球，甚至有机会号令天下（以武则天为例）。
4.宋元时期
宋代理学的确深刻影响了社会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强调的是士大夫的气节，而非反对妇女再嫁。两宋时期，从名门望族到民间百姓，妇女改嫁的事件俯首皆是，朱熹在《答李敬子余国秀》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程颐的侄女成了寡妇，程夫帮她再嫁，程颐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
同时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按照宋朝风俗和法律，分家时要给女儿一部分财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且女子改嫁时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
元朝时北方民族盛行的“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传至中原。元中期后，对于收嫂给予逐渐严格的限制。但财产自由方面不比前代，元朝女子改嫁“其原随嫁妆奁财产，并听前夫之家为主”（《通制条格》）。
5.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极端倡导贞节观念，对节妇烈女的推崇达到古代社会的极点，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女子只能忍受，并认为是受到奇耻大辱，改嫁会丧失贞节，贞节牌坊、殉夫从死、终身未再嫁的事例比比皆是，同时统治者利用《内训》、《古今列女传》等所谓女教读物进一步压迫女性，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晚清时期，女子小脚为美的畸形审美观念弥漫于全社会。无论是女性的婚姻自由还是生活自由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畜牧业产生并与农业相分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这样，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代替。父系氏族制度建立以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原有的优势地位发生逆转，男性地位开始上升，女性地位下降。男性逐渐掌握社会生产中的大权，将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不仅失去先前拥有的各方面优先权，而且随着社会保障的丧失，她们自身也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逆转同时也为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奠定了基础。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转变以及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响，男尊女卑观念形成。《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将男女关系以尊卑、贵贱表示出来，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诗·小雅·斯干》最后两章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意思是说，生了儿子，要把他放在床上，给他穿华美的衣裤，让他玩玉器。他那响亮的哭声，光彩闪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将来高官厚禄，可以振兴家业。而生了女儿，只能用布包起来，将她放在地上，给她玩纺锤，只要她将来能操持家务不用父母担心就行了。可见女子一生下来就不得人欢喜，而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入人心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又进一步束缚了女子的个性，使女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从女性政治地位来说，封建女性没有政治参与权。红颜祸水之说，使女子无论是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还是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子亡国的形象，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罪皆在女子，这种关于国家灭亡原因的荒谬解释，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盛行不衰。女子参政被视为国家的耻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历史上虽然有吕后和武则天专政，不管其功过如何，其始终被视为国家的叛逆者。从女性经济地位来说，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女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仅如此，女性连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力也没有。《唐律》规定妻子嫁妆的所有权属于丈夫；明清法律规定女子嫁妆由夫家掌管，寡妇改嫁时财产任由前夫家处置。封建社会的女性可谓是彻底的“无产者”。从女性教育地位来说，儒家教育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当然”的将女子拒之门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权限遭到限制，也丧失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别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而中国古代女子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便是“礼教”及“妇道”，将贞节、服从、柔顺与卑弱定为中国女子的终生追求。班昭的《女诫》里就有关于卑弱、专心、曲从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强调对女子进行“从人”的教育、为奴的教育，因此对女子才智发展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漠视，甚至是给予否定的，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来说，女子的地位也是相当低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中国，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一个生殖工具而存在。同时，在行为规范方面，女子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三从”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出嫁前要顺从父母、兄长；出嫁后要顺从丈夫；老了以后，丈夫死了，就要顺从儿子。“四德”即“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门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除此之外，妇女还必须恪守贞洁观：一女不事二夫，须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女子要为丈夫守节（未嫁夫死，也要守节），寡妇不能改嫁，否则被视为“淫妇”。封建统治者甚至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守节的女子，以此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为殉葬品以死殉节。从女性健康地位来说，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缠足的女子要从幼年开始裹束自己的脚，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缠足后的一双小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妇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可见，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健康等方面来说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封建礼教不仅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也使其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权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可言。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大家都是重男轻女，以男为尊。女性都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品。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女子地位十分低下。
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古代中国女子地位都是非常低的，根本比不上男子。
【摘 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女性实际上处于历史的盲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要求独立存在，争取独立人格。从五四开始，就有大量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社会的局限，这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有的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有的也没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作品中独立女性行象趋于完善。但到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失，而文学作品中独立精神可以启发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 。【关键词】女性地位；文学作品； 独立在《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五四之前，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她们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绑着，又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戒律禁锢着思想，成为封建宗法制的一种没有人格的机器。她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这是历史悠久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社会造成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不断涌入，妇女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高峰。这时期的女性思想，不仅传承了近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对其社会、家庭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初步唤醒了处于封建父权压迫下的中国妇女寻求独立人格的意识，而且直接培养了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女性解放的同谋者和女性作家写作的滥觞。五四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受新思想的影响，不断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有着先进女性观点的鲁迅，对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着长期、深入地思考，对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给予充分的揭示其中，受到良好教育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子君便是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子君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有着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由于这种先进思想的驱动，使她能够很容易接受涓生与她交谈的事物“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正是这些新思想、新偶像促使子君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独立，离开束缚她的封建家庭，成为一个摔门而走的娜拉。 鲁迅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强调的不是参政权、教育权而是经济权。在娜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鲁迅就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来说明：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 经济独立是女子寻求自由获得人格独立的首要因素。从子君结局也可以看出鲁迅意识中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说：“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有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 而女作家在反映女性生存与独立时，大多则以精神层面讲述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执着于女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的独立。丁玲笔下的沙菲就是个性独立与精神追求的代表。沙菲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保住了女性的尊严。她追求在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价值，充分理解人，特别是对劣势女人的理解和尊重。沙菲喊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将女性思想追求呈现出来，大胆的反叛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的抹杀和忽视。沙菲的选择就是丁玲最终对女性的自我理解。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笔，书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愤懑与反抗。” 丁玲及其笔下的沙菲都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想使女性真正被尊重，实现人格独立。但在当时社会，最终仍然是陷入了“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处境。无论鲁迅笔下的子君，因经济不独立而被迫走回封建家庭，还是丁玲笔下有着较高精神追求却找不到出路的沙菲，她们都未真正获得人格独立。伴随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索，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此时，在继承五四思想的基础上，女性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执着于真正独立的探索。杨沫的《青春之歌》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她在经历了和子君、沙菲一样的苦闷后，最终找寻到自己的事业——走向革命，真正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林道静意识到不能向子君一样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故而不断追求经济独立；也不能向沙菲一样将精神追求只停留在空想上，继而通过行动找寻到自己理想的出路，林道静最终真正冲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以女性意识为主题，坚守着不断探索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的信念，成为女性追求的典范。 综上所述，三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道路启示着现代女性：要独立自强，就要养成独立的性格，并具备谋生的能力，在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按照自己的精神追求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而达到经济独立。将男性视为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依附对象，由经济上的独立走向社会角色的独立，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更是在现在社会中，“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人格独立的问题上有些迷失。一些女性在心理上对男性依附和对社会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市场竞争中，她们比男性往往更缺乏适应能力和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和冲突，不是寻找自救而是寻找依赖的对象。总之，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不断追寻中确立，发展到现代社会却有部分迷失，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这种精神不会因一个时代而结束，是要靠女性不断探索更新。重读经典，从子君，沙菲，林道静身上体味这种女性独立人格是必要的。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参考文献 [1]徐敏.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作者：xiashiru综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女权主义的思潮已有一两百年，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标志，则有160年。国际社会公认的为凸显妇女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迄今也已历经了98个年头。在中国，随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重视妇女地位及作用的最强音，特别是1954年我国《新婚姻法》颁布执行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男人与女人似乎真的可以平分秋色，各顶半边天了。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却因中国社会政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鼓吹官僚特权、趋从封建等级等而中断了。特别是随着无序的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形成和“一切向钱看”思潮的泛滥，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好像又回到了半个多甚至一个多世纪前了。如不信，请看事实： 中国政治生活中男女官员基本上不成比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中，女性领导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实际上只是一种点缀。女性担任党政一把手的更是一种“万一”，就像“唐朝女皇武则天——千古只此一帝”； 中国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中国公民违规超生的现象一直存在，原因是“生女不如生男”，大家都想生儿子。在这些“超生游击队”中，既有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有失掉“铁饭碗”的城市下岗工人，还有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不过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私营企业主、暴发户、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以及各类“名人”等有钱有势的新兴阶层或者说“新贵”，违规超生更是肆无忌惮，十分猖獗； 中国社会近年来的买卖婚姻日趋严重。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买卖不成婚姻，且价码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高得离谱离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债务几代人都还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赣州地区的不少农户，就靠出卖女儿赚钱； 中国贪腐官员卖官鬻爵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求官者如是男性可花钱买，这叫权钱交易。倘若求官者是女性，则要拿“身子”来换，这叫权色交易。当今社会流行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作为成功的男人，不仅要拥有身价百万、千万甚至亿万的家产，而且还要看养了多少个“二奶”、“情妇”。有人说，在当今社会，成功男子的人生有三大幸事，即少年得志，中年丧妻，老年得子！与之相对应，作为成功的女性，就要看她嫁的老公或者说依靠的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势； 中国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取缔的“色情场所”又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兴盛于城乡各地，各类“三陪女”、娼妓或者说“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有的党政官员认为，搞经济建设，就需要这些“润滑剂”的行当，无“鸡”不活、无“娼”不富。公、检、法等执法部门的一些人还说，有了“妓院”等色情业，强奸犯就少多了，这对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有好处。无比悲哀的是，妇女在上述那些“观念创新”的“开放者”眼中已不是“人”了，地位不地位的根本就无从谈起；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影视作品特别是影视广告，为了追求收视率或票房价值，竟也“创造”性地履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职责，对中国妇女地位滑坡大大起了一番推波助澜的作用。君不见那些连年热播的影视作品是何等的欣赏封建男尊女卑糟粕：“女人是祸水，诱惑男人犯错误；女人是陪衬，烘托男人高大无比；女人是青菜，按时论价，中年进入风雨飘摇的弃妇期、爱情乞丐期”。“李双双”过时了，“小花”凋谢了。为适应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需求，中国妇女们大量退居家庭、娱乐场所、后宫甚至青楼。在那些拳头加枕头、离奇加怪异的影视作品中，人们发现男人生而为社会的主宰、赚钱高手，他们天然地被女人追逐、仰仗、供奉，成为女人们争风吃醋、斗智斗勇的生活“明君”、爱情“统帅”或神奇“情圣”…… 总之，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处于腐败高发期、多发期和易发期，因此，现今中国社会尽管“妻管严”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还呈日趋严重下降趋势。概括起来讲，与男人相比，目前中国女人的地位是这样的：社会的主宰或者说中心是男人，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男人决定女人，是女人的根基；女人依附于男人，是男人的属性、机能和反映。
给你提供一篇参考文章，你修改一下或许可用。妇女地位变化大 日前，我接到来自广厦社区居委会的电话，约我写一篇文章，参加“三八”妇女节征文比赛。对于妇女问题，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是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奶奶和外婆，都曾缠过小脚。她们以一双小脚顶着生活的重压忙里忙外的模样，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歧视妇女的旧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就在我读小学时，头脑中似乎还有深深的以与女性作伴为耻的错误观念，不愿与女孩在一起，甚至不愿与女孩多说话。到了我妻子这一代人，妇女地位真是发生了难以比拟的变化。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重视。男女平等逐步成为现实。抚今追昔，对于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逐步中三从四德中、从缠足陋习中、从童养媳苦难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升学、招工、提干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这与封建社会视妇女为政治上的祸水、生活上的附庸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如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在工作上、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工作上，广大妇女和男性一样在事业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凭本事吃饭，按贡献拿钱，巾帼不让须眉，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女政治家、女企业家、女学者，越来越多，有许多女性甚至还超过了男性。像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售票员李素丽，一身正气忠于职守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还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就在广厦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敬业奉献、创新实干，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细心，以扎实的工作业绩，令男士刮目相看。在家庭中，随着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现在则在家庭中也实现了男女平等。许多女性比男性起到的作用更大，她们不仅承担工作上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挑起重担。绝大多数女性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为家庭作出无私的奉献，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在家庭的和睦、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同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关系密切。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妇女地位还将不断提高。当前，我市确立了把台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活力最足、创业环境最佳、民富程度最高、社会和谐最好的城市之一的宏伟目标。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高潮，即将兴起。广大妇女将在创业创新中建功立业，大有作为，进一步品尝男女平等的甜蜜滋味，体会“半边天”的豪迈感觉。
中国解放初期 中国女人 真的能顶半边天！现在女人 喜欢喝鸡汤 吃性别红利 能吃几年。
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即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角色。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其中决定因为是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另外三个因素分别是，社会形态、人们对性别的观念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远古母系社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在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母系社会，人类还处在原始阶段，这个时候人类的自然属性多于社会属性，可以说社会属性正在建造之中，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正是生儿育女，传统接代，而男性部落成员整天都在外面狩猎，既无法照顾部落成员，又非常危险，经常在外面受到猛兽攻击而丧命，照顾部落的后代的重要责任自然落在女性的身上，加上当时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一夫多妻制，更可能是一妻多夫或者多妻多夫制，毕竟人还没真正开发，处于生物的本能，所以在母系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的重要。原始父系社会以后一直到近代，随着人类社会性的完整构建，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为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几乎就只是生儿育女子这种生物自然性的责任，所以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错误观念主导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导致女性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反过来又限制了女性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古代社会，几乎一切的重要社会岗位都被男性所占领，女性得不到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社会地位自然就低下了。另外，古代的社会形态也是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工业和科技技术水平低下，农业发达，主要劳动靠体力，而在体力方面，男性显然总体上要比女性有优势，所以有“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社会分工体制。一定程度上，这些都压制了女社的社会地位，造成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现代，随着工业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人的观念改变了，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这些都帮助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自然社会地位就提高了。
女性主义研究现状及意义如下：意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他们所重视的是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现状：现已经是男女平等年代，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平等。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
【摘 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女性实际上处于历史的盲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要求独立存在，争取独立人格。从五四开始，就有大量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社会的局限，这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有的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有的也没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作品中独立女性行象趋于完善。但到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失，而文学作品中独立精神可以启发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 。【关键词】女性地位；文学作品； 独立在《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五四之前，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她们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绑着，又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戒律禁锢着思想，成为封建宗法制的一种没有人格的机器。她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这是历史悠久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社会造成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不断涌入，妇女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高峰。这时期的女性思想，不仅传承了近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对其社会、家庭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初步唤醒了处于封建父权压迫下的中国妇女寻求独立人格的意识，而且直接培养了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女性解放的同谋者和女性作家写作的滥觞。五四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受新思想的影响，不断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有着先进女性观点的鲁迅，对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着长期、深入地思考，对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给予充分的揭示其中，受到良好教育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子君便是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子君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有着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由于这种先进思想的驱动，使她能够很容易接受涓生与她交谈的事物“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正是这些新思想、新偶像促使子君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独立，离开束缚她的封建家庭，成为一个摔门而走的娜拉。 鲁迅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强调的不是参政权、教育权而是经济权。在娜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鲁迅就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来说明：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 经济独立是女子寻求自由获得人格独立的首要因素。从子君结局也可以看出鲁迅意识中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说：“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有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 而女作家在反映女性生存与独立时，大多则以精神层面讲述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执着于女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的独立。丁玲笔下的沙菲就是个性独立与精神追求的代表。沙菲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保住了女性的尊严。她追求在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价值，充分理解人，特别是对劣势女人的理解和尊重。沙菲喊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将女性思想追求呈现出来，大胆的反叛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的抹杀和忽视。沙菲的选择就是丁玲最终对女性的自我理解。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笔，书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愤懑与反抗。” 丁玲及其笔下的沙菲都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想使女性真正被尊重，实现人格独立。但在当时社会，最终仍然是陷入了“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处境。无论鲁迅笔下的子君，因经济不独立而被迫走回封建家庭，还是丁玲笔下有着较高精神追求却找不到出路的沙菲，她们都未真正获得人格独立。伴随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索，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此时，在继承五四思想的基础上，女性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执着于真正独立的探索。杨沫的《青春之歌》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她在经历了和子君、沙菲一样的苦闷后，最终找寻到自己的事业——走向革命，真正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林道静意识到不能向子君一样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故而不断追求经济独立；也不能向沙菲一样将精神追求只停留在空想上，继而通过行动找寻到自己理想的出路，林道静最终真正冲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以女性意识为主题，坚守着不断探索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的信念，成为女性追求的典范。 综上所述，三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道路启示着现代女性：要独立自强，就要养成独立的性格，并具备谋生的能力，在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按照自己的精神追求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而达到经济独立。将男性视为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依附对象，由经济上的独立走向社会角色的独立，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更是在现在社会中，“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人格独立的问题上有些迷失。一些女性在心理上对男性依附和对社会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市场竞争中，她们比男性往往更缺乏适应能力和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和冲突，不是寻找自救而是寻找依赖的对象。总之，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不断追寻中确立，发展到现代社会却有部分迷失，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这种精神不会因一个时代而结束，是要靠女性不断探索更新。重读经典，从子君，沙菲，林道静身上体味这种女性独立人格是必要的。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参考文献 [1]徐敏.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风格而制作；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年的时空交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在数十年破译古滇国的探索历程中，那些难以琢磨的变数一直在困扰着人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但不过百余年时间，古滇国渐渐湮没，东汉以后，有关古滇国的历史，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古滇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为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城？这四大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面目依然秘而不宣。寻都：古滇王城究竟在哪里？ 一座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这个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古滇国的王城究竟在哪里？《史记·西南夷传》只大致说滇国在当时的夜郎国以西，邛都国之南，昆明国以东地区，并未明确指出都城所在。有专家认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其郡治当置于原滇国都城所在地。 另有专家认为，数十年来接踵而至的重要考古发现似乎都在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因为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出土有数千件古滇青铜器，与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有滇王印。按考古常规看，古滇国的王城或都城就在附近。从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造型、图案及近水居的干栏式建筑分析，这些青铜文物和遗迹所反映的生活环境应是宜猎宜渔宜耕，因而水下古城颇为符合对王城的猜想。 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依据《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结果他真的找到了。可是在21世纪，我们还没找到古滇国的都城所在。天问：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古滇故城？ 一场突发的自然巨变可能带来悲剧性的灾难，如维苏威火山爆发埋没的古罗马庞贝古城。在抚仙湖底是否淹没着一个“庞贝古城”？2001年6月3日，随着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深入抚仙湖底，一个古老的水下城市开始展现出来。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水下王国，又是何时因何种原因而沉寂于湖底？这些埋藏在湖水中的疑问吸引着每一个来访者。 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湖中水下古城的发现，使当地人惊呆了，抚仙湖一带水底有座古城的传说竟会变成现实。那么这座水下古城会不会就是古滇古城呢？从种种历史发展轨迹推测，抚仙湖与古滇国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人们对抚仙湖水下古城性质的推测也愈益纷繁。有的专家倾向于它就是古滇国的故城，但也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至于古城沉没的原因，专家的猜测也多种多样。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更多的意见则认为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造成古城沉没湖底。从时间来看，这座水下古建筑应该不晚于东汉中晚期。 虽然现在欲解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千古之谜还为时过早，但现在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抚仙湖水下遗址隐藏着古滇国突然消逝的秘密，而这座古城还有很多发现尚未证实。随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再现，悠远神秘的古滇王国终会“浮出水面” 。探秘：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谁？ 一个曾经强盛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群伟大的创造者怎么会突然就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从被青铜器凝固下的历史瞬间中去猜测他们的辉煌时代。 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是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 王滇时带来的楚人和楚文化。楚人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楚文化的影响，才形成滇国时期“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阶级社会；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滇池区域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及其臣民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还有人提出，原先分布在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后来又逐步迁至滇池区域的古 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和魏晋时期滇东北地区的“西爨白蛮”有渊源关系，滇文化事实上就是“白蛮文化”；另有人认为，古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南迁的氐羌游牧民族进入云南，滇国主体民族及滇文化和上述南迁的古羌人有密切关系；更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 如果不是偶然在滇池附近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黄金饰品，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在两千多年前，云南昆明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发达的古代文明。只是有着高度文明成就的古滇国和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飘然远去，给我们留下更多沧海桑田的联想，更多历史沉淀的回味。悬疑：古滇国是母系氏族社会？ 云南，古昆仑故地。《山海经》记载，昆仑有西王母之邦。西王母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西王母之邦的首领。古昆仑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氏族或部落首领、酋长均为女性。史载，西周穆王（公元前947年——公元前928年）打猎曾到“西王母之邦”，西王母及诸酋长以礼相待，送土特产和“马三百，牛羊二千”，周穆王置身美女美食的西王母之邦，乐而忘返。 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女性频频出现在古滇国祭祀、结盟、纺织、播种等各种活动中。她容貌姣好，头梳银锭，身着拖地对襟长衫，举止优雅，仪态万方；她头顶华盖，通体鎏金，或端坐在四人合抬的肩舆内，或端坐于象征权利与财富的铜鼓上，显得极为威严富贵。在“祭祀贮贝器”上，一场关乎社稷民生大计的盛大宗教仪式正在举行。作为主祭人的她，身边有35个人簇拥。有人骑马为她引路，有人侍候左右，或手提竹篮、或头顶柴禾、或手捧罐坛、或手执布帛、或肩扛铜锄……场面宏大，礼乐升平，纲常有序。35个人35种服饰发型。时至今日，发型服饰依然是许多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和民族标志，也许她位尊35种民族或部族之上，也许古滇国是由至少35种民族或部族组成的统一王国，而她就是王国的“女王”？ 古滇国究竟是不是母系氏族社会，尚无定论，但青铜器所反映的场景毕竟是古滇国社会生活的微缩，女性在古滇国非凡的社会地位，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冰山一角，为我们了解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
看看安意如的书，应该会很有启迪的
你看了《稗官女史》就知道了！文章简介历史我是看厌了，总是大男人的争斗，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群体，女性。其实女性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异常重要的，只是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各代史官把他们远远甩在了脑后，不愿意去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现在能给我稍许安慰的就是在历史的缝隙中还能看见几个凤毛麟角的女性。各种史书、私史、笔记等等历史资料都露出了一些优秀女性的影子，虽然文字很少，描写也不详细，但是他们所留给我们的传奇故事一点也不比男性少。终于来了灵感，我要写一部关于女性的纪传体通史。我把这部书的名字定名为《稗官女史》。稗官的解释：古代的一种小官，专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以供省览，后称小说或小说家为稗官。指旧时的小说和私人编撰的史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我写的这篇女史系列，就属于我自己记录的历史，因为是记录中国古代女性的历史，所以最终将文章名字定名为《稗官女史》。我相信，女性的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他们有的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历史（如女娲补天）、有的用自己的美貌征服了世人（如齐文姜的美貌和淫荡），有的用自己的智慧挫败了阴谋（如赵威后智斗齐使），有的用自己的贤良教育了后代（如孟母三迁）……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段段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我的《稗官女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中华民国，记录了五千多年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女性的事迹。远古女性的勤劳智慧（如嫘祖教人民养蚕）、东周女性的美丽风流（如庄姜的娇艳美丽）、大唐女性的歌舞艳丽（如公孙大娘的惊艳一舞）、南宋乱世的巾帼风采（如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民国时的女性思想解放（如末代皇妃文绣离婚）。我会用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后盾，为读者还原了一段段最真实的女性历史。由于大量史料的引用不便于大众的理解，我将用现代的语言给以最通俗的诠释。当然，我还会对古代女性进行情感生活上的描述，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的历史原因进行剖析，可以满足读者对于古代女性生活的好奇心。可以说《稗官女史》是一本关于古代女性的百科全书，无论您从什么角度出发，只要你想了解古代女性，这里一定有您需要的答案。
中国古代十大杰出女性 长孙皇后--最贤惠的女人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上官婉儿——巾帼首相第一人 上官婉儿是历史上非常才气的女子，她的一生可谓是坎坷传奇。虽然没有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貂蝉——最早的女间谍 貂蝉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闭月”就是讲她。貂蝉也是女间谍的鼻祖之一，她亲身实践了美人计和连环计。 吕稚——最狠毒的女人 吕稚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在历史上算是个很成功的女政治家，但至今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最先想到的是她的的狠毒和权变。 柳如是——最好命的红尘女子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名气很大。 秋谨——最豪气的女人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时刻，巾帼不让秀媚的一代女侠秋瑾，抛家别子，女扮男装，东渡日本， 去追求另样的人生，去寻求民族振兴的方法，并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把“最有豪气的女人”这样的称为献给这位女英雄的确是名至实归。 李清照——最有才华的女人 李清照死于哪年已不可考，她的传世之作是《漱玉词》，基本属婉约派，由于她一生经历比晏几道、秦观等更艰苦曲折，加上她在艺术上的力求专精和在文艺上的多方面才能，词的成就超过了他们，她后期的词还兼有豪放之长。她的《思项羽》诗和“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馄。”的诗句反映出她忧国忧民的情怀。 夏姬——最妖娆的女人 夏姬是一个颠倒众生的人间尤物，她具有骊姬、息妫的美貌，更兼有妲己、褒姒的狐媚，而且曾得异人临床指点，学会了一套“吸精导气”之方与“采阳补阴”之术，因此一直到四十多岁，容颜的娇嫩，皮肤的细腻，仍然保持着青春少女的模样。 文成公主——最成功女外交官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情况的典范。在她是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实不为过。 万贵妃--最有魅力的女人 历史上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却谁也比不过明宪宗的爱妃万万贞儿。一个大皇帝十九岁的女人却牢牢占领了丈夫的心，并且拥有他一生的宠幸，这真是让旁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万妃具有与众不同、风骚入骨的狐媚手段了，就此说来，万贵妃倒是当之无愧的最有魅力的女人！ 中国近代的杰出女性——宋庆龄 慈禧老佛爷，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伟大的女性之一！ 慈禧太皇太后，影响中国一时的老人，她的功绩，不能因为她的民族和当时的历史原因全面否定，修建颐和园，就是她为整个民族做的实事之一。除此之外他还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 当代杰出女性 真实，自然，甜美的“民歌皇后”。宋祖英，37岁，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青年歌唱家之一。 美丽优雅，卓而不群，天宠人爱，最具女人味和最孩子气面目的影星。34岁的许晴，善良，有亲和力，许晴塑造了观众喜爱的那么样一种老少咸宜的乖巧甜蜜女孩形象，从而寄托着观众在尘世间最美丽的梦想。 锲而不舍，顽强坚毅，不畏艰难的中国一流女棋手。甚至达到了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标准分，获得了国际象棋男子“国际特级大师”的称号。6岁的时候，谢军开始学习中国象棋，还得过北京市比赛的儿童冠军，10岁时在北京棋院改学国际象棋，16岁进入国家队，并很快崭露头角， 1984年、 1985年，她以全胜的战绩两度夺得全国少年冠军，并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大师（至今仍无人打破此项记录）。 一位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一个美丽动人用身影流泄出生命律动的舞神。杨丽萍，云南大理白族人。从小酷爱舞蹈，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一直以来，人们将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神秘舞蹈家称为“巫女”——一位善于用肢体说话的人。 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尊严，进行了一场中国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时日持久的世纪之诉。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王选女士代表中国108名原告，就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爱动感情、亲和，平实，不张扬的中央电视台优秀的节目主持人。1990年，倪萍调入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她在《综艺大观》及连续十多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潇洒表演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部部表现出深刻的人生观察，直探人性的力作。在生命的气息里创造出“思想的表情”，以及“力度表情的丰富性”，藉此表现出人生的真谛。铁凝，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 中国经济环境的清洁师”、“敢说出皇帝根本没穿新衣的直言的孩子”，甚至被称为“真英雄”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普通的研究员，这是一位儒雅、文静但却用良知说话、坚守自己职业操守的女性知识分子——刘姝威。 率真、本色的歌唱演员。那英的性格中渗透了她太多家乡的味道，而这也一直在影响着她的生活、她的事业。 一个身体伤残但却像诗一样生存的灵魂。2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还记得张海迪。20年前，她是“时代的先锋，青年的楷模”，当时，医生断言，她活不过27岁。今年，她已经47岁了，现代医学延续了她的生命，也延续了张海迪。09-01-02 | 添加评论0dg6604142这个很难有标准判断啊 真正历史上我认为最伟大的： 1：孟母 生平：我找不着 为子女的教育问题呕心沥血，孟母三迁和孟母停机都是自古流传，教育孩子的佳话。如果没有孟母，历史上不会有亚圣的出现。母亲是最伟大的女性，而孟母是最伟大的母亲。 2：虞姬 生平：项羽的宠姬，名虞。项羽困于垓下，曾作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怎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汉兵将吾困，四下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并劝这位霸王“早作良图，杀出重围，恢复霸业”。！」 秦末虞地（江苏吴县）人，有美色，善剑舞。公元前209年，项羽助项梁杀会稽太守，于吴中起义。虞姬爱慕项羽的勇猛，嫁与项羽为妾，经常随项羽出征。项梁死，项羽为次将，施升上将军，虞姬与项羽形影不离。 楚汉之战，项羽困于垓下（安徽灵县），兵孤粮尽，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楚地尽失，他在饮酒中，对着虞姬唱起悲壮的「垓下歌」，虞姬为楚霸王起舞，含泪唱：「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义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拔剑自刎，死后葬于垓下，今安徽灵县东南有虞姬坟。 这是历史上英雄美女的传奇典型，红尘相伴，血饮沙场，她自刎时的身影使她与霸王的爱情成为不可动摇的神话，虞姬堪称伟大女性之一 3：武则天 生平略 知名度最高的女性，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上启贞观下接开元，唐盛世由她而治，千秋功罪无字评说，最伟大的女性当之无愧。 4：李清照（生平略） 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才女。中国历史上才女很多，但是如果没有李清照，能与大文豪比肩的女子要失色不少。宋词婉约派代表人之一，金石录作者，还有半自由恋爱的一段佳话，可惜晚来孤独，遇人不淑还有牢狱之灾，不过更体现了她的清高和坚强。 排名按出场顺序，分别在德，情，政，才方面有突出表现的。 另：王昭君，文成等人落选，是因为和亲政策不是她们的贡献，没有她们，一样有其他女子进入和亲名册，而且一生靠婚姻使人记住的女性无论如何不能说伟大。 花木兰，穆桂英等人落选：是因为征战一不是女子强项，二武功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并不重要，三她们是否真实存在有待考证。 李香君，柳如是，苏小小等人落选：嗯……我的恶趣味，出身也是个问题，风尘女子无论如何比不上良家闺秀。 不过网上有另一种说法：一代女皇武则天；民族团结的象征王昭君；多才多艺的女诗人蔡文姬以及南宋女词人李清照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古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时代特点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
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
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
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
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
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
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
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
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
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
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
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
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
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
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
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
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
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
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
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
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
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
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目前状况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
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
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
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
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
人物以朱砂粉白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
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
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
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
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
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
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
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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