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女性地位研究意义论文

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即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角色。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其中决定因为是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另外三个因素分别是，社会形态、人们对性别的观念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远古母系社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在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母系社会，人类还处在原始阶段，这个时候人类的自然属性多于社会属性，可以说社会属性正在建造之中，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正是生儿育女，传统接代，而男性部落成员整天都在外面狩猎，既无法照顾部落成员，又非常危险，经常在外面受到猛兽攻击而丧命，照顾部落的后代的重要责任自然落在女性的身上，加上当时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一夫多妻制，更可能是一妻多夫或者多妻多夫制，毕竟人还没真正开发，处于生物的本能，所以在母系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的重要。原始父系社会以后一直到近代，随着人类社会性的完整构建，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为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几乎就只是生儿育女子这种生物自然性的责任，所以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错误观念主导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导致女性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反过来又限制了女性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古代社会，几乎一切的重要社会岗位都被男性所占领，女性得不到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社会地位自然就低下了。另外，古代的社会形态也是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工业和科技技术水平低下，农业发达，主要劳动靠体力，而在体力方面，男性显然总体上要比女性有优势，所以有“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社会分工体制。一定程度上，这些都压制了女社的社会地位，造成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现代，随着工业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人的观念改变了，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这些都帮助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自然社会地位就提高了。

女性主义研究现状及意义如下：意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他们所重视的是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现状：现已经是男女平等年代，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平等。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

【摘 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女性实际上处于历史的盲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要求独立存在，争取独立人格。从五四开始，就有大量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社会的局限，这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有的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有的也没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作品中独立女性行象趋于完善。但到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失，而文学作品中独立精神可以启发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 。【关键词】女性地位；文学作品； 独立在《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五四之前，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她们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绑着，又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戒律禁锢着思想，成为封建宗法制的一种没有人格的机器。她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这是历史悠久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社会造成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不断涌入，妇女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高峰。这时期的女性思想，不仅传承了近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对其社会、家庭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初步唤醒了处于封建父权压迫下的中国妇女寻求独立人格的意识，而且直接培养了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女性解放的同谋者和女性作家写作的滥觞。五四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受新思想的影响，不断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有着先进女性观点的鲁迅，对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着长期、深入地思考，对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给予充分的揭示其中，受到良好教育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子君便是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子君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有着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由于这种先进思想的驱动，使她能够很容易接受涓生与她交谈的事物“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正是这些新思想、新偶像促使子君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独立，离开束缚她的封建家庭，成为一个摔门而走的娜拉。 鲁迅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强调的不是参政权、教育权而是经济权。在娜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鲁迅就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来说明：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 经济独立是女子寻求自由获得人格独立的首要因素。从子君结局也可以看出鲁迅意识中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说：“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有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 而女作家在反映女性生存与独立时，大多则以精神层面讲述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执着于女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的独立。丁玲笔下的沙菲就是个性独立与精神追求的代表。沙菲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保住了女性的尊严。她追求在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价值，充分理解人，特别是对劣势女人的理解和尊重。沙菲喊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将女性思想追求呈现出来，大胆的反叛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的抹杀和忽视。沙菲的选择就是丁玲最终对女性的自我理解。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笔，书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愤懑与反抗。” 丁玲及其笔下的沙菲都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想使女性真正被尊重，实现人格独立。但在当时社会，最终仍然是陷入了“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处境。无论鲁迅笔下的子君，因经济不独立而被迫走回封建家庭，还是丁玲笔下有着较高精神追求却找不到出路的沙菲，她们都未真正获得人格独立。伴随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索，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此时，在继承五四思想的基础上，女性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执着于真正独立的探索。杨沫的《青春之歌》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她在经历了和子君、沙菲一样的苦闷后，最终找寻到自己的事业——走向革命，真正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林道静意识到不能向子君一样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故而不断追求经济独立；也不能向沙菲一样将精神追求只停留在空想上，继而通过行动找寻到自己理想的出路，林道静最终真正冲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以女性意识为主题，坚守着不断探索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的信念，成为女性追求的典范。 综上所述，三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道路启示着现代女性：要独立自强，就要养成独立的性格，并具备谋生的能力，在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按照自己的精神追求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而达到经济独立。将男性视为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依附对象，由经济上的独立走向社会角色的独立，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更是在现在社会中，“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人格独立的问题上有些迷失。一些女性在心理上对男性依附和对社会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市场竞争中，她们比男性往往更缺乏适应能力和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和冲突，不是寻找自救而是寻找依赖的对象。总之，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不断追寻中确立，发展到现代社会却有部分迷失，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这种精神不会因一个时代而结束，是要靠女性不断探索更新。重读经典，从子君，沙菲，林道静身上体味这种女性独立人格是必要的。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参考文献 [1]徐敏.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风格而制作；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年的时空交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在数十年破译古滇国的探索历程中，那些难以琢磨的变数一直在困扰着人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滇国，历时五百余年，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但不过百余年时间，古滇国渐渐湮没，东汉以后，有关古滇国的历史，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古滇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为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城？这四大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面目依然秘而不宣。寻都：古滇王城究竟在哪里？ 一座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这个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古滇国的王城究竟在哪里？《史记·西南夷传》只大致说滇国在当时的夜郎国以西，邛都国之南，昆明国以东地区，并未明确指出都城所在。有专家认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其郡治当置于原滇国都城所在地。 另有专家认为，数十年来接踵而至的重要考古发现似乎都在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因为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出土有数千件古滇青铜器，与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有滇王印。按考古常规看，古滇国的王城或都城就在附近。从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造型、图案及近水居的干栏式建筑分析，这些青铜文物和遗迹所反映的生活环境应是宜猎宜渔宜耕，因而水下古城颇为符合对王城的猜想。 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依据《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结果他真的找到了。可是在21世纪，我们还没找到古滇国的都城所在。天问：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古滇故城？ 一场突发的自然巨变可能带来悲剧性的灾难，如维苏威火山爆发埋没的古罗马庞贝古城。在抚仙湖底是否淹没着一个“庞贝古城”？2001年6月3日，随着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深入抚仙湖底，一个古老的水下城市开始展现出来。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水下王国，又是何时因何种原因而沉寂于湖底？这些埋藏在湖水中的疑问吸引着每一个来访者。 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湖中水下古城的发现，使当地人惊呆了，抚仙湖一带水底有座古城的传说竟会变成现实。那么这座水下古城会不会就是古滇古城呢？从种种历史发展轨迹推测，抚仙湖与古滇国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人们对抚仙湖水下古城性质的推测也愈益纷繁。有的专家倾向于它就是古滇国的故城，但也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至于古城沉没的原因，专家的猜测也多种多样。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更多的意见则认为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造成古城沉没湖底。从时间来看，这座水下古建筑应该不晚于东汉中晚期。 虽然现在欲解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千古之谜还为时过早，但现在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抚仙湖水下遗址隐藏着古滇国突然消逝的秘密，而这座古城还有很多发现尚未证实。随着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再现，悠远神秘的古滇王国终会“浮出水面” 。探秘：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谁？ 一个曾经强盛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群伟大的创造者怎么会突然就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从被青铜器凝固下的历史瞬间中去猜测他们的辉煌时代。 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是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 王滇时带来的楚人和楚文化。楚人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楚文化的影响，才形成滇国时期“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阶级社会；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滇池区域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及其臣民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还有人提出，原先分布在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后来又逐步迁至滇池区域的古 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和魏晋时期滇东北地区的“西爨白蛮”有渊源关系，滇文化事实上就是“白蛮文化”；另有人认为，古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南迁的氐羌游牧民族进入云南，滇国主体民族及滇文化和上述南迁的古羌人有密切关系；更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 如果不是偶然在滇池附近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黄金饰品，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在两千多年前，云南昆明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发达的古代文明。只是有着高度文明成就的古滇国和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飘然远去，给我们留下更多沧海桑田的联想，更多历史沉淀的回味。悬疑：古滇国是母系氏族社会？ 云南，古昆仑故地。《山海经》记载，昆仑有西王母之邦。西王母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西王母之邦的首领。古昆仑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氏族或部落首领、酋长均为女性。史载，西周穆王（公元前947年——公元前928年）打猎曾到“西王母之邦”，西王母及诸酋长以礼相待，送土特产和“马三百，牛羊二千”，周穆王置身美女美食的西王母之邦，乐而忘返。 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女性频频出现在古滇国祭祀、结盟、纺织、播种等各种活动中。她容貌姣好，头梳银锭，身着拖地对襟长衫，举止优雅，仪态万方；她头顶华盖，通体鎏金，或端坐在四人合抬的肩舆内，或端坐于象征权利与财富的铜鼓上，显得极为威严富贵。在“祭祀贮贝器”上，一场关乎社稷民生大计的盛大宗教仪式正在举行。作为主祭人的她，身边有35个人簇拥。有人骑马为她引路，有人侍候左右，或手提竹篮、或头顶柴禾、或手捧罐坛、或手执布帛、或肩扛铜锄……场面宏大，礼乐升平，纲常有序。35个人35种服饰发型。时至今日，发型服饰依然是许多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和民族标志，也许她位尊35种民族或部族之上，也许古滇国是由至少35种民族或部族组成的统一王国，而她就是王国的“女王”？ 古滇国究竟是不是母系氏族社会，尚无定论，但青铜器所反映的场景毕竟是古滇国社会生活的微缩，女性在古滇国非凡的社会地位，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冰山一角，为我们了解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