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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独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 第一辑 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8月版。权威期刊论文1.《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2.《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法学研究》 2012年第6期。3.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3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转载。）4.《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中国法学》2006年1期。5.《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核心期刊论文6. 《宪法文本下的价值冲突与技术调和》，《读书》2012年第12期。7. 《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8.《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9.《宪法学：法学方法与政治判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0.《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11.《宪法文本研究的自觉与反思》，《法学家》2008年第1期。12.《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13. 《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15.《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政法论坛》2007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转载。）15《宪法学：法学方法与政治判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6.《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3期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17.《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4期转载。）18.《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法商研究》2006年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19.《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20.《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法学家》2005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21.《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法学论坛》2005年1期。22.《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的原旨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23.《分权制衡原则与宪法解释——司法审查与宪法法院制度下的经验与理论》，《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24.《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与韩大元教授合作。（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25.《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其他论文26.《论基本权利的限制》，载莫纪宏主编《人权保障法与中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7.《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教义学》，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28．“文西德尔裁定——仅仅针对纳粹言论的法律是否违宪？”，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9. “盗窃犯许霆可否被特赦？”，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4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30.“‘馒头案’中的基本权利冲突与竞合”，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学位论文1.博士学位论文：《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6月，肖蔚云教授指导。2.硕士学位论文：《宪法解释界限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年6月，韩大元教授指导。参与的主要著作与教材1.《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作者之一，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2.《宪法学参考资料》，肖蔚云 王禹 张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宪法学》，韩大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4.《比较宪法学》（第二版），韩大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5.《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徐秀义 韩大元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人权保障法与中国》，莫纪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7.《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胡锦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人权法原理》，徐显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立主持项目（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财产法中的基本权利问题研究》（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3）中国法学会项目《我国宪法解释机制完善研究》（4）司法部项目《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司法适用》（5）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基本权利的理论体系》（6）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青年科学研究项目《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7）澳门基金会项目《澳门基本法保障制度研究》
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 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 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 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 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 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 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 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 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 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 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 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 注释： [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2. 章节标题各章标题要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字数一般在15字以内，不得使用标点符号。标题中尽量不采用英文缩写词，对必须采用者，应使用本行业的通用缩写词。论文正文分章节撰写，每章必须由右页另页开始，一级标题之间换页。3. 层次格式学位论文各章应有序号，序号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层次以少为宜，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建议采用以下格式： 1 （三号黑体，居中） （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1.1 （小三号黑体，居左） (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1.1.1 （四号黑体，居左） （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1.1.1.1（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 （缩进2个字符）（1）（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 （缩进2个字符）①．（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4. 引用文献引用文献标示方式应全文统一。置于所引内容最末句的右上角，用小5号体。所引文献编号用阿拉数字置于方括号中，如：“…成果[1]”。当提及的参考文献为文中直接说明时，其序号应该用小4号字与正文排齐，如“由文献[8，P10-P14]可知”。不得将引用文献标示置于各级标题处。5. 图、表、公式（1）图① 要精选，要具有自明性，切忌与表及文字表达重复。② 要清楚，但坐标比例不要过分放大，同一图上不同曲线的点要分别用不同形状标出。③ 图中的术语、符号、单位等应同正文表达所用一致。④ 图序及图名居中置于图的下方。图名采用中英文对照，英文（Times New Roman）字体5号，中文宋体5号。（2）表① 表应有表序和简短准确的题名，位于表的上方居中。表的题名采用中英文对照，英文（Times New Roman）字体5号，中文宋体5号。② 所有表格采用三线制。③ 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的符号。（3）公式① 公式的编号用括号括起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 ② 图、表、公式等与正文之间要有一行的间距。③ 文中的图、表、公式、附注一律采阿拉伯数字分章编号。如：图2-5，表3-2，公式（5-1）等。若图或表中有附注，采用英文小写字母顺序编号，附注写在图或表的下方。6. 量和单位要严格执行（GB3100-3102：93）中有关量和单位的规定（具体要求请参阅《常用量和单位》，计量出版社，1996），不得使用非法计量单位及符号。计量单位符号，除用人名命名的单位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之外，一律用小写字母。（1）非物理量单位（如件、台、人、元、次等）可以采用汉字与单位符号混写的方式，如“万t�6�1km”。（2）文稿叙述中不定数字之后允许用中文计量单位符号，如“几千克至1000kg”。（3）表达时刻时应采用中文计量单位，如“上午8点45分”，不能写成“8h45min”。（4）单位名称的书写，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符号，也可用中文名称，但全文应统一，不要两种混用。（七）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的规定书写，并按顺序编码制，即按文中引用的顺序将参考文献附于文末。多位作者，姓名写到第三位，余者写“，等”或“，et al.”。几种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表的格式为：连续出版物：序号 作者. 题目. 刊名，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专（译）著：序号 作者. 书名（，译者）.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论文集：序号 作者. 题目. 见（In）：编者（eds）.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学位论文：序号 姓名. 题目：[XX学位论文]. 授予单位所在地：授予单位，授予年专利：序号 申请人. 专利名. 国名，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 日期技术标准：序号 发布单位. 技术标准代号. 技术标准名称.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举例如下：[1]张昆， 冯立群，余昌钰等. 机器人柔性手腕的球面齿轮设计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1994.34（2）：1-7[2]竺可桢. 物理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56-60[3]dupont B.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an unrelated MLC compatible donor. In: White H J,Smith R,eds.,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Houston: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1974.44-46[4]郑开青. 通迅系统模拟及软件：[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7[5]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 中国专利，881056073，1980-07-2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监督局. GB3100-310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与单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4-11-01（八）附录1. 附录与正文连续编排页码。论文的附录依序用大写正体英文字母Ⅰ、Ⅱ、Ⅲ……编序号，如：附录Ⅰ。附录中的图、表、式、参考文献等应另外编号，与正文分开，一律也用阿拉伯数字编码，但在编码前题以附录序码，如：图Ⅰ1；表Ⅱ2；式(Ⅲ3)；文献[Ⅰ5]等。2. 学位论文内容涉及计算机软件类设计者，可在研究生处主页上学位授予栏目内下“计算机软件类设计验收报告单”，按要求认真填写后，并为论文的附录。3.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获得的科研成果，可在研究生处主页上学位授予栏目内下载既定表格，表后附录在读期间发表的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全文（硕士1篇、博士3篇）。三、论文的排版要求（一）页面要求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须用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复印纸、60页以上的学位论文用双面打印，60页以下的用单面打印；论文成品尺寸为：207×291mm（误差小于1 mm）。学位论文页边距按以下标准设置：上边距为30 mm；下边距为25 mm；左边距和右边距为25 mm；装订线：10 mm；页眉：20 mm；页脚：15 mm。（二）页眉页眉从摘要页开始到论文最后一页均需设置。正文页眉内容：单面印制的论文，左对齐为“河南理工大学□士学位论文” （□——为博或硕字），右对齐为各章章名；双面印制的论文，左页居中为“河南理工大学□士学位论文”，右页居中为各章章名。打印字号为5号宋体，页眉之下有一下划线。页眉格式见附件5。（三）页脚从论文主体部分（引言）开始，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页码，页码位于页面底端的中间位置。前置部分的摘要、目录、主要符号表等应分别单独编排页码。封面、扉页及封底不编入页码。（四）字体与间距论文正文部分字体一律使用宋体“小四”号字，字间距为标准，行间距为22磅。四、学位论文装订顺序（一）论文封面（二）论文扉页（三）论文声明（四）论文摘要（五）论文目录（六）主要符号表（必要时）（七）论文正文（八）参考文献（九）附录（十）致谢
一、内容要求 毕业设计报告正文要求： （一）理、工科类专业毕业设计报告正文内容应包括：问题的提出；设计的指导思想；方案的选择和比较论证；根据任务书指出的内容和指标要求写出设计过程、课题所涉及元件结构和相关参数的设计计算，有关基本原理的说明与理论分析；给出所设计课题实际运行的数据或参数，并与理论设计参数进行比较和分析，说明产生误差的原因。最后要对所设计课题实用价值做出评估说明；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意见或其它更好的方案设想及未能采纳的原因等。 （二）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设计报告或论文正文应包括：问题的提出、设计的指导思想；设计方案提出的依据，设计方案的选择和比较；设计过程；所运用的技术经济分析指标和方法；数学模型及其依据，数据计算方法；对设计方案的实用性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做出评估；对设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或可能发生的问题 ） 提出合理化建议。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主要论据；根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规定联系实际展开理论分析。 （三）文科类专业毕业设计报告或论文正文应包括：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解决方案提出的依据，解决方案的选择和比较，结论。 二、论文印装 毕业论文用毕业设计专用纸打印。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行间距为24磅；版面页边距上3cm，下、左2.5cm，右2cm。 三、论文结构、装订顺序及要求 毕业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封面。论文题目不得超过20个字，要简练、准确，可分为两行。 （二）内容。 1、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任务书由指导教师填写，经系主任、教务部审查签字后生效。 2、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3、毕业设计（论文）学生申请答辩表与指导教师毕业设计（论文）评审表； 4、毕业设计（论文）评阅人评审表； 5、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表； 6、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总表； 7、中英文内容摘要和关键词。 （1）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应尽量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不含图表，不加注释，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中文摘要一般为200-400字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完全相同。“摘要”字样位置居中。 （2）关键词是反映毕业设计（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是供检索使用的。主题词条应为通用技术词汇，不得自造关键词。关键词一般为3-5个，按词条外延层次（学科目录分类），由高至低顺序排列。关键词排在摘要正文部分下方。 （3）中文摘要与关键词在前，英文的在后。 8、目录。 目录按三级标题编写，要求层次清晰，且要与正文标题一致。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主体、结论、致谢、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等。 9、正文。论文正文部分包括：绪论（或前言、序言）、论文主体及结论。 （1）绪论。综合评述前人工作，说明论文工作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2）论文主体。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方案论证、过程论述、结果分析、结论或总结等内容。要求层次清楚，文字简练、通顺，重点突出，毕业设计（论文）文字数，一般应不少于8000字（或20个页码）。外文翻译不少于3000字符，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3万字符。 中文论文撰写通行的题序层次采用以下格式： 1 1.1 1.1.1 1.1.1.1 格式是保证文章结构清晰、纲目分明的编辑手段，毕业论文所采用的格式必须符合上表规定，并前后统一，不得混杂使用。格式除题序层次外，还应包括分段、行距、字体和字号等。 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题居中放置，其余各层次（节、条、款）题序和标题一律沿版面左侧边线顶格安排。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题距下文双倍行距。段落开始后缩两个字。行与行之间，段落和层次标题以及各段落之间均为24磅行间距。 第一层次（章）题序和标题用小二号黑体字。题序和标题之间空两个字，不加标点，下同。 第二层次（节）题序和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 第三层次（条）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体字。 第四层次及以下各层次题序及标题一律用小四号黑体字。 （3）结论（或结束语）。作为单独一章排列，但标题前不加“第XXX章”字样。结论是整个论文的总结，应以简练的文字说明论文所做的工作，一般不超过两页。 10、致谢。对导师和给予指导或协助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文字要简洁、实事求是，切忌浮夸和庸俗之词。 11、参考文献及引用资料目录（规范格式见附文）。 12、附录。 13、实验数据表、有关图纸(大于3#图幅时单独装订)。 (三)封底。 附：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S——标准，P——专利；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参考文献一律置于文末。其格式为： 1、专著 示例[1]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英]蔼理士.性心理学[M]. 潘光旦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论文集 示例[1]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A].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凡引专著的页码，加圆括号置于文中序号之后。 3、报纸文章 示例[1]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1998-12-27，（3） 4、期刊文章 示例[1] 郭英德.元明文学史观散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5、学位论文 示例[1] 刘伟.汉字不同视觉识别方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1998. 6、报告 示例[1] 白秀水，刘敢，任保平. 西安金融、人才、技术三大要素市场培育与发展研究[R].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8. 7、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性的注释，置于本页地脚，前面用圈码标识。 8、其他要求 （1）文字 论文中汉字应采用严格执行汉字的规范。所有文字字面清晰，不得涂改。 （2）表格 论文的表格可以统一编序，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采用哪种方式应和插图及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表序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表格的结构应简洁。 表格中各栏都应标注量和相应的单位。表格内数字须上下对齐，相邻栏内的数值相同时，不能用‘同上’、‘同左’和其它类似用词，应一一重新标注。 表序和表题置于表格上方中间位置，无表题的表序置于表格的左上方或右上方（同一篇论文位置应一致）。 （3）插图 插图要精选。图序可以连续编序，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采用哪种方式应与表格、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图序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仅有一图时，在图题前加‘附图’字样。毕业设计（论文）中的插图以及图中文字符号应打印，无法打印时一律用钢笔绘制和标出。 由若干个分图组成的插图，分图用a,b,c,……标出。 图序和图题置于图下方中间位置。 （4）公式 论文中重要的或者后文中须重新提及的公式应注序号并加圆括号，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序，或逐章编序，序号排在版面右侧，且距右边距离相等。公式与序号之间不加虚线。 （5）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间和各种计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数值的有效数字应全部写出。 （6）软件 软件流程图和源程序清单要按软件文档格式附在论文后面，特殊情况可在答辩时展示，不附在论文内。 （7）工程图按国标规定装订 图幅小于或等于3#图幅时应装订在论文内，大于3#图幅时按国标规定单独装订作为附图。 （8）艺术设计作品 无法用纸质文档保存的艺术设计作品应用光盘或照片保存。 (9)计量单位的定义和使用方法按国家计量局规定执行。
二、书写要求及注意事项（一）封面1. 题目：题目应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题目所用每一词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应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论文用作国际交流，应有外文(多用英文)题目。外文题目一般不宜超过10个实词。学位论文一般不设副标题。2. 学科专业：以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专业目录中的学科专业为准，一般为二级学科；职业学位研究生应填写相应的职业学位专业（领域）名称，以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专业（领域）为准。3. 指导教师：工程硕士研究生必须填写两名导师（一名校内导师，另一名为企业导师）。4. 扉页：扉页的内容主要包括中、英文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及论文完成日期、答辩日期。封面及扉页格式见附件1、附件2。
（二）声明学位论文必须在扉页后加上一页“****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三）摘要及关键词1.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是学位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硕士学位论文摘要要求在500字左右，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在1000字左右。在写法上一般不分段落，常采用无人称句。摘要中一般不宜有数学表达式、化学反应式和图表等，不能出现非通用性的外文缩略语或代号，不得标注、引用参考文献。应避免将摘要写成目录式的内容介绍。2.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应有英文题目。英文摘要的内容必须与中文的内容相对应，但不必逐字翻译，在英文语法以及用词上应正确无误，英文摘要中不能出现汉语的标点符号。英文摘要应单独占用一页。3. 关键词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参照相应的技术术语标准）。关键词一般列3-5个，按词条的外延层次排列，外延大的排在前面。（四）目录目录中的标题一般编排到三级，正文中的标题层次一般不应超过四级，四级以后可单独编号，如编写作（1）（2）（3）……；或①②③……；或a b c……等。学位论文目录顺序格式见附件4。（五）引言引言是学位论文的第一章，在论文的正文前。引言在写法上不分章节，提倡无人称句。（六）正文1. 语言表述（1）论文应层次分明、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说明透彻、推理严谨、立论正确，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带感性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2）论文中如出现一个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或新概念，需立即解释清楚。（3）论文中第一次出现的英文缩写，应写出全部完整字词。（4）论文一般用汉语简化字书写。
硕士论文的话，它的文章不是优秀文章，就可能不会收录，博士文章一般都会进行收录。也有可能是学校提交的时间过慢，导致数据库还未编入。查找本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一般更快的方法是去图书馆直接查找，每个学校图书馆基本都有电子版和纸质版，具体的馆藏分布你可以问下工作人员。
一般学院学位申请都对平均成绩有要求，同时需要论文良好，通过学位英语（或者其他英语）考试，并且学习期间没有违纪作弊行为。论文一般学习期限内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良好标准可以再次申请写作。
对呀，毕业了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申硕流程：
（1）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课程班。
（2）学士学位满三年以上者，办理《课程考试资格卡》。并缴纳课程班所学课程考试费用（每门250元）。
（3）在考试资格卡有效期限内通过学校的题库考试。
（4）在考试资格卡有效期限内通过国家的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考试即：外国语水平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四年内累计通过此两门考试即可）。
（5）递交科研成果。所谓科研成果为一篇不少于3500字的论文在具有国家正规刊号的期刊、杂志、报纸等发表，或者论著。
（6）在得到最后一门考试的合格成绩后的6个月内提出论文申请。由硕士点协助与导师建立联系；提出申请后的1年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提交合格的硕士学位论文。
（7）在每年的三月份或九月份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提供的成绩通知单和国家统考合格成绩，提出论文答辩申请。交纳有关申请硕士学位费用6500 元（按当年学校的规定为准）。
（8）论文答辩通过后，按规定程序授予硕士学位。
（9）如论文答辩未获得过，须重新交费并办理相关手续。还有不清楚的可以去https://zhidao.baidu.com 查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人大在职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需要申请人必备的材料主要有以下7点：1、提交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2、打印并上交硕士学位论文及论文摘要；3、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合格证书及复印件；4、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统一考试合格证书及复印件；5、学位办公室签发的考试成绩单；6、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工作进程表；7、所有必修课考试的试卷。
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先生，后未完成学业就下海从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遂了早年的进监狱体验的想法。后经师友鼓励，重走学术之路。1998年12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6年在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2006年至2010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2010年8月调任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等。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惠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邱兴隆留着一头长发，黑且瘦，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流露着颓废感的摇滚歌手，而不像是律师和教授。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失去的头发补回来。在看守所里，他留了近5年光头。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他本人和他的辩护人张金龙律师的请求下，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暄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19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开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目前，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立即废止死刑的声音是少数派。”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在颇受争议地辗转西南政法、湘潭大学之后，邱兴隆做起了律师，但他无法完全适应远离学校的生活，2006年，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到厦大任教。“我在厦大领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长沙和厦门之间的路上了，在厦大就是精神寄托，证明自己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存在。”邱兴隆会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口。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生平经历
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邱兴隆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先生，后未完成学业就下海从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遂了早年的进监狱体验的想法。后经师友鼓励，重走学术之路。
1998年12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至2006年在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2005年，创办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任主任律师、合伙人，后来兼任湖南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6年至2010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0年8月调任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
2016年6月调入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先后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等职。
1.简介
邱兴隆（1963.01-2017.09），1963年出生，湖南湘乡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历，著名刑法学家，师从法学泰斗高铭暄先生，被誉为“三湘刑辩第一人”，其学说核心主张“全面废除死刑”。曾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2017年9月20日，邱兴隆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4岁。
2.主要作品
《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等。
《刑罚功能论》，邱兴隆，《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刑罚个别化否定论》，邱兴隆，《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论一般预防的正当性》，邱兴隆，《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威慑刑的理性反思》，邱兴隆，《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刑罚的相应性的基本蕴涵》，邱兴隆，《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
《报应刑的生命路程》，邱兴隆，《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一般预防的规诫》，邱兴隆，《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个别预防论的价值分析》，邱兴隆，《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刑罚是什么》，邱兴隆，《法学》2000年第4期
《一般预防的局限》，邱兴隆，《政法学刊》2000年第3期
《报应论的理念嬗变》，邱兴隆，《湖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一般预防论的流变》，邱兴隆，《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
《刑罚一体论的解构》，邱兴隆，《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一般预防论的价值分析》，邱兴隆，《法学论坛》2000年第4期
《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命题》，邱兴隆，《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一般预防的证明》，邱兴隆，《云南法学》2000年第3期
《死刑废止论的起源》，邱兴隆，《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刑罚个别预防论批判》，邱兴隆，《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刑罚报应论》，邱兴隆，《刑事法评论》第6卷
《刑罚一般预防论》，邱兴隆，《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多重的刑罚是相应的》，邱兴隆，《法学评论》2000年增刊
《个别预防论的源流》，邱兴隆，《法学论坛》2001年第1期
《犯罪的严重性：概念与评价》，邱兴隆，《政法学刊》2001年第1期
《西方刑罚一体论的九大模式》，邱兴隆，《湖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刑罚一体论的影响》，邱兴隆，《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报应刑的价值悖论》，邱兴隆，《法学论坛》2001年第1期
《死刑的德性》，邱兴隆，《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
《国际人权与死刑》，邱兴隆，《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批判的学问》，邱兴隆，《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学海沉浮录（之一）》，邱兴隆，《中国律师》2000年第11期
《学海沉浮录（之二）》，邱兴隆，《中国律师》2000年第12期
《学海沉浮录（之三）》，邱兴隆，《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3.人物荣誉
邱兴隆曾获得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入选“新世纪湖南省首批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
2010年10月，捐资50万元在湖南大学法学院设立“醒龙奖学金”。
会计学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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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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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已正式出版学术专著4部，译著4部，普法类专著2部，主编教材、杂志和论文集6部；主持2008年度司法部法治理论重点项目1项（《宗教活动法律化研究》）、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1项（《北京市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实证分析与成本效益评估为中心》），主持完成国际横向交流课题2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调查》和《邯郸市电子政务和信息法制研究》）、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1项（《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法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委托科研课题1项（《东亚法学研究和法治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度青年科研课题1项（《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青年课题1项（《法经济学课题体系与案例教学》），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5项；在《新华文摘》、《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法学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家和省部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参编教材和入选论文集10余部。 《法经济学范式》（个人专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法律与经济推理：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个人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个人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个人专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朝阳法律评论》第一期（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4月版。《法经济学应用研究》论文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法律硕士学位论文范例》论文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其中收录本人文章《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笔谈》。《美国法学经典论文选：以最高引证率为依据）》（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美国法律思想经典》（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公平与福利》，【美】路易斯·卡普洛 斯蒂文·沙维尔/著 冯玉军、涂永前/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美】安·塞德曼 罗伯特·塞德曼/著 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银行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证券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保险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体系、结构》论文集，副主编，60万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沿研究》论文集（副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正说明清九大奇案》（个人专著），黄山书社2009年1月版。《衙门里这些事儿——法律大讲堂》（个人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2．“中国都市住宅立退问题に関する法律的経済的分析”（日文），载日本国《山梨大学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2008年7月出刊），西村幸次郎、格日乐合译。3．“法律全球化的可能之道与东亚法治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学术》（2007），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4．“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5．“在改革发展中体现中国特色——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学术研讨会述要”，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6月30日07版。6．“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8年第9期。7．“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载《青年记者》2008年3月。8． “论东亚共通法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9．“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10．“让人说话，天不会塌——解析‘表达权’”，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1月30日。11．“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物权法的完善”，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12．“公平还是福利？这是一个问题”，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13．“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10月5日）。14．“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3万字，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15．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法制日报》2007-10-21。16．“借鉴国际法治文明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九版“法治”，15000字。17．“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26日。18．“当代美国法律思想的研究谱系”，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19. “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载《中美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20．“政府信息公开尚存几大盲区”，载《人民政协报》2007年6月4日，B4版，2000字。21．“奥林匹克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初探”，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22．“法律发展理论的论证及其应用”，载《中国法学文档》第二辑（2006年）。23．“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华侨大学法学论丛》2006年第1卷。24．“略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总第89期）。25．“法经济学范式的知识基础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6．“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7．“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5.11。28．“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1月5日。29．“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成人高教学刊》2005年第1期。30．“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法经济学分析”，载《洪范法律评论》2005年（总第3期）。3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法学理论2005”，编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精品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2．“法经济学范式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期。33．“法律与全球化的实现途径刍议”，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34．“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弗莱德.H.凯特/著 冯玉军/译 周静/校，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35．“‘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36．“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4。37．“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回顾”，载吕景胜等主编《法学理论前沿》，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38．“‘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39．“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及其超越”，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季刊）2003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7。40．“世界法的研究进路及其历史检讨”，载《金陵法学评论》2003年春季卷（总第5期）。41．“法理情深 终生求索”，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42．《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第二作者）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4。43．“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6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2002年第4期。44．“法律市场论略”，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45. “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46．“世界法的学说史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47．“爱国与守法”，载2001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48. “法律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49．“合同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50．“后现代法学理论述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51．“西部大开发的法制研究视野”，载《发展》2001年第12期。52．“法制改革及法治化过程的成本效益分析”，原载《天府新论》2000年第2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思路》2001年第3期。53．“论法律均衡”，《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4。54. “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55. “合同法的经济学透视”，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56．“论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制促进”，载《法学家》1999年第3期。57．“物权法的经济学透视”，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58．“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经济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59．“法律经济学论略”，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1999年第4期。60．“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导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61．“论西部法律文化与区域法制创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62． “西部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载《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63．“论经济法律效益的实现”，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1998年第4期。64．“论经济法律成本函数及其降低方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65．“中国西部社会法律意识变迁及其特征”，原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收录于《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1期。66.“西部法律文化的地缘特征”，载《发展》1998年第11期。67. “‘兰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8期。68．“中央法与地方法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7期。69．“‘严打’的经济学分析”，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70．“融资租赁的经济法律分析”，载《发展》1997年第7期。71．“试论经济立法与节约交易成本的关系”，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72. “论经济立法中的交易费用规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73.“经济法律的效益功能分析”，载《兰州学刊》，1997年第6期。74. “当前的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初探”，载《发展》1997年第3期。75.“中国亟需建立特色法律援助制度”，载《发展》1997年第9期。76.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效益法律观的确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77．“典当业的法律思考”， 《发展》1996年第7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6.7。78．“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载《兰州学刊》1996年第3期。79. “经济立法的效益浅论”，载《法律与社会》1995年第6期。8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1.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编马长山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三章。参编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章。参编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想源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章参编徐孟洲主编：《实用法律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三章，并担任电视播讲。参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法律基础》（专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三章。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测试题解”，载曾宪义总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自测试题题解》，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串讲讲义”，载曾宪义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串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参编石天杰主编大学用马列原理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论文“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译稿），载入朱景文主编《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论文“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孙国华 冯玉军），载入曹建明主编《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论文“西部法律文化的培植”，载王文学等编《中国西部开发与法律制度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论文“论西部发展的法律促进”，载《宏观经济法制文集》（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编），2001年1月。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文“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