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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诊断治疗的研究进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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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诊断治疗的研究进展论文

如何合理治疗肝癌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医学影像学、癌的局部治疗、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的进展,人们对肝癌的认识、研究、诊断、治疗等均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不少有临床潜在意义的途径。肝癌的研究无论在流行病、病因、诊断与治疗等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肝癌病因的概念有所更新,诊断由较难变为较易,治疗由单一的外科变为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预后也由不治变为部分可治。手术在肝癌治疗中仍占主导地位。近年来,在新理论、新技术与新概念的基础上,肝癌外科又有了不少进步。在过去单一的大肝癌切除基础上又出现了能明显提高疗效的小肝癌切除,能明显延长切除后生存期对亚临床期复发的再切除,以及给部分不能切除大肝癌提供生路的“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对于病灶大、不能切除的肝癌的外科治疗近年受到重视,它分为经血管的治疗和经手术的局部治疗。前者如肝动脉结扎(HAL)、肝动脉插管(HAI)、门静脉插管及其合并应用。对不能切除的肝癌而言,如肝硬化不太严重,HAL+HAI为可取的治疗。通过肝动脉插管,可供化疗药物、导向药物、生物治疗剂或栓塞剂的注入。经手术的局部治疗,如:-196℃液氮冷冻治疗,通常快速冷冻,缓慢解冻,可使冰球内的组织坏死;此外还有微波、高功率激光、术中瘤内无水乙醇注射等。这样可以使一部分病人获得二次治疗的机会,使相当一部分病人生存期延长。我科最近在国内率先开展经肝血管内健择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放射介入化疗栓塞是近年肝癌非手术治疗的一大进展。1953年的Seldinger创用经皮股动脉穿刺作动脉造影,现在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已超过放射治疗,成为非手术疗法中的首选方法,适于不能切除肝癌的治疗。由于肝癌血供多来自肝动脉,因此,栓塞肝动脉即可导致癌的大部分坏死。但癌结节周边的血供来自门静脉,单用TAE难以根治,故可以采取门静脉肝动脉分期治疗。超声导引经皮穿刺局部治疗迅速发展,它包括瘤内无水乙醇注射(PEI)、射频治疗、冷冻治疗以及微波治疗、醋酸瘤内注射、瘤内热盐水注射等,其中超声导引经皮穿刺瘤内无水乙醇注射已成为不能切除小肝癌的有效疗法。这些治疗方法的优点在于创伤小、病人恢复快;缺点是有治疗范围不足的隐患、易复发、预后差。肝癌放射治疗经历全肝放射、局部放射、全肝移动条放射、局部超分割放射、立体放射等变迁。放射治疗适于肿瘤仍局限的不能切除肝癌。通常如能耐受较大剂量,其疗效也较好。我院利用X刀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也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临床常用干扰素(IFN)、白介素2(IL-2)、淋巴因子激活杀伤细胞(LAK)、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等,但所用各种生物治疗剂的疗效仍有待更多的实践,研究临床疗效不确切的问题。中医药由于临床上大多数病人不能切除肝癌,故保守治疗仍为多数病人的主要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肝癌的主要机制有:(1)提高免疫功能。(2)改善微循环。如中药作为肝癌的主要治疗方法,通常主张辨证论治。肝癌应选择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对于具体病人应采用个体化方案。病人确诊后,首先判断能否手术治疗,对于身体状况较好、肝硬化不重、肿瘤不大的病人,首先选择手术切除。如不能手术切除,病灶较局限,可以选择手术经血管的治疗和经手术的局部治疗。病灶较广泛,可以选择介入治疗。超声导引经皮穿刺局部治疗适于病灶较小、易穿刺、病人身体状况较差、不能耐受手术以及复发的病人。X刀特别适于肿瘤压迫引起阻塞性黄疸的病人。对中医治疗的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1)作为中晚期病人的主要治疗方法。(2)作为手术、放疗、化疗的辅助疗法。肝癌患者的饮食原发性肝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保持一种较为平静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俗话说:“怒伤肝,”所以,肝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避免情绪的过分波动。患了原发性肝癌,并不是说什么事也不能干,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适当做些轻的家务活或进行一些轻微的体育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练气功等,但应以自己不感到疲劳为原则,且一定要避免重体劳动及剧烈的体育活动。因为情绪的激动、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活动可能诱发肝癌结节皱襞出血而危及生命,要知道,癌结节皱襞出血是肝癌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因大多数肝癌患者都有肝功能的减损,故饮食宜清淡、易消化,不宜进食过多高蛋白、高脂肪食品,因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会加重肝脏、肾脏的负担,甚至可能诱发肝性脑病(肝解毒能力下降,过多的蛋白质分解产生大量的氨积聚在血液中,进入大脑使病人出现精神症状甚至昏迷、死亡)。另外,辛辣刺激、粗硬的食物也应避免,因为原发性肝癌患者易出现门静脉癌栓,引起门脉高压、食管及胃底静脉曲张,一旦饮食不当,可引发病人出现上消化道出血,危及生命。最后应提醒大家:原发性肝癌患者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不洁饮食可引起肠道感染,最终可能诱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一:在食物上加以适当限制。肝癌患者禁忌的食品有:公鸡、西洋鸭(番鸭)、猪头肉、虾、蟹、螺、蚌、蚕蛹、羊肉、狗肉、黄鳝、竹笋、辣椒、油炸品、烟、酒等(部份为民间认为的发物)。当然也很难一一解释清楚,个别患者吃了这些食物也不一定就会出事,准确地说,这样做放心。二:在饮食的数量上加以限制,病人脾胃不好,吃什么都应适可而止,不曝食,不偏食,注意水果的补充,有一份资料说,晚期肝癌患者服维生素C能适当延长寿命。三:适当煅炼,可以恢复工作的尽量复工(必须是轻体力劳动),这是因为患者整天闲散在家,时时会想到自己是病人,加重思想负担,不利于康复,适当煅炼,回到岗位上与工友一起,可一定程度放下思想包袱,对身体有利。■复合维生素:增强肝脏细胞对病毒的抵抗力,保护肝脏;维生素 A /D/E均在肝脏内有存藏,患有肝炎的时候这些维生素在人体内的储备不足,需要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C:具有解毒的功效,增加肝脏细胞的抗病毒的能力,清除自由基,保护肝细胞■蜂胶:含有丰富而独特的黄酮类、萜烯类物质 ,温和有效,不会引起消化道的寄生菌的失调,对多种细菌、真菌、病毒等有显著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还有安然、消炎、止痛、止痒、麻醉、抗辐射等作用。■蜂王浆:具有修复受损的肝脏细胞,促进肝功能的恢复,对传染性的肝炎具有很好的疗效。■螺旋藻片:属于高营养的碱性食品,为肝患者提供高植物蛋白质和高维生素、矿物质。■维生素 B族:为肝脏提供足够的B族维生素,有利于消除炎症,保护肝脏,维持正常的肝功能。■蛋白质粉:为人体提供营养,维持人体人生命活动的需要;为免疫系统制造抵抗细菌的抗体,和修复受损的组织提供原料。■小麦胚芽油:抗氧化,抵抗自由基,保护肝脏。■大蒜精油:天然的抗菌剂,保护肝脏。■β-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保持肌肤于器官内腔黏膜系统的正常化,维持促进肝细胞组织的生长。■角鲨烯:抗氧化,提高人体免疫力,为肝脏细胞提供氧气,活化细胞。

极早期的肝癌,在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情况下是有可能治好的。中晚期肝癌无法治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肝癌在生长治疗的过程中发生了转移,导致其他部位的复发。

如果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还没有出现转移的情况下,将肝癌进行手术切除,就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特别是乙肝的患者,如果有乙肝的话,要每半年检查一下肝胆彩超和甲胎蛋白。以期望能够更早的发现肝脏肿瘤,及时的进行处理,才能够在肝癌发生转移之前,将它进行切除,这样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疗效。

肝癌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恶性肿瘤。因此预防肝癌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的方法有:一、接种乙肝疫苗,从预防慢性乙肝开始预防肝癌的发生。二、慢性乙肝和慢性丙肝患者应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三、避免吃发霉的食物,减少黄曲霉素暴露。四、避免饮用含有微囊藻毒素的水。五、戒烟限酒,保持健康体重,预防糖尿病,如果已患糖尿病,应重视慢病控制,并加强体格检查。六,肝癌高危人群应进行定期筛查,化验肿瘤标记物和肝脏影像学的检查。

肝癌是比较难治好的,只有个别患者可以达到治愈,大部分患者的治疗都是延长生存时间,是不能治愈的。肝癌如果发现得较早,治疗效果是较好的,是可以根治的。如发现得较晚,是很难根治的,预后很差,生存期三个月到半年。

我国早期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中就有关于肝癌症状的描述,大多分在“黄疸”“臌胀”“积聚”等病症的论述中西方国家对肝癌的认识是近百年的事。从1654年Glisson发表《肝脏解剖》一书以后,1716年Breta对一外伤病人作了肝的部分切除,Langenbuch切除了肝左叶一个带蒂肿瘤(1888法国),Eggel报道了(1901年)160肝癌,其后现代医学逐步建立起了原发性肝癌的科学基础。我国近代医学文献中,关于肝癌的报道始于1930年。20世纪50年代,肝癌的诊断和治疗迈出了新的一步,人们发现碱性磷酸酶能用于肝癌的诊断,A型超声检查、Au胶体肝扫描在肝脏内定位以初步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Abelev在CancerRes(1971年)杂志上全世界推荐甲胎蛋白(AFP)检测用于肝癌诊断的方法。随着AFP检测方法在我国广泛用于肝癌的诊断。已经证实AFP的临床特异性很高,AFP的临床应用使我国的肝癌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诊断率可达70%以上。此后,医学影像学飞速发展,肝癌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渐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已经认识到肝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离不开中西医要的综合应用。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大多数肝癌患者,栓塞化疗、放射治疗、局部乙醇(药物)瘤内注射治疗、生物反应调节剂治疗、导向治疗等与中医中药的结合治疗,使肝癌患者治疗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中西医结合疗法已经成为肝癌治疗的新的热点

肺结核的诊断研究治疗进展论文

论文关键词: 结核病;化学治疗;药物

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 肼 (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 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 INH 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 脲 (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 嗪 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 喹 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0.06 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0.25~16.0 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0.5 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 mg 4 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0.49 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 哌 嗪 ,为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 3 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 10 mg/kg,与HE联用亦比RFP 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 利福喷丁(rifapentine, DL473, RPE, RPT):RPT又名环戊基 哌 嗪 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 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 500~600 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 喹 诺酮类(FQ)

第三代氟 喹 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 喹 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 喹 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 喹 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 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0.5~2 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 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 拮 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 300 mg/d或800 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 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 mg 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 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 拮 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 DR-3355, S-OFLX, 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0.78 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0.25~1 μg/ml(MBC1 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0.5 μg/ml(MBC是2 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 h血药浓度达3.27 μg/ml,达峰时间(1.05±0.17) h。服用LVFX 4 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4.44 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1.89 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2.77%。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 (sparfloxacin, AT-4140, SPFX) 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 LMLX):SPFX是现行氟 喹 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0.25 μg/ml,MBC 0.5 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 50 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 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 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0.1或0.4 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 mg 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 莫西沙星(moxifloxacin, MXFX, 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 喹 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0.25 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 喹 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 喹 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 嗪 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 嗪 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 μg/ml。肌注7.5 mg/kg(相当于0.375 g/50 kg),1 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 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 mg/kg[6] ,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 min后,肌肉注射60 min后)为35~45 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 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 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 1 g/d 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 脲 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 喹 啉 N4吡咯烷氨硫 脲 ,MIC为0.6 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 脲 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0.78~12.5 μg/ml之间,其中以乙 烯 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 嗪 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 嗪 , clofazimine, CFM, 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 嗪 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0.1~0.33 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 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 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 嗪 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1.0 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0.12 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 苄 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 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 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 苄 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 苄 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 苄 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 苄 西林口服3.5 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 mg/L,加用1 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 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 哺 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 RXM, 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 CAM, 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 AZM, 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 唑 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 唑 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0.1~0.3 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7.7 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3.04(1.67~4.7)和4.81(3.5~6.69) 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 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30.9±1.9) d、(43.5±4.24) d和(61.3±3.9) d。但是,5-硝基咪 唑 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 嗪 类

吩噻 嗪 类中的氯丙 嗪 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0.23~3.6 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 哌 嗪 衍生物三氟拉 嗪 (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 肼 、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10.9%,低于后者的14.6%,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 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 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肺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慢性病,该病的病程长、恢复慢,而患者在患病期间会处于营养失衡的状态,在用抗结核药物治疗期间,还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因此既需要配合医生治疗,又要注意饮食护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结核护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传染病,可累及全身多个脏器,以肺结核最为多见。其病理特点是结核结节、干酪样坏死和空洞形成。临床上呈慢性过程,少数可急性发病,常低热、盗汗、乏力、咳嗽、咯血等表现。

【关键词】 肺结核 护理

一、病因、病理

1.结核菌

属于分支杆菌,生长缓慢,涂片具有抗酸性,亦称抗酸杆菌,对外界环境抵抗力较强、耐寒、耐干燥、耐潮湿,在阴湿处可存活5个月以上,但在烈日下曝晒2h或煮沸lmin杀灭。

2.感染途径

结核菌主要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染源主要是带菌的结核病人,由病人随地吐痰或对人咳嗽、打喷嚏而传播,健康人吸入这些带菌的飞沫后即可引起肺部感染。其次是通过消化道感染,通过与人共进餐、共用碗筷等而产生肠道感染。

3.人体的反应性

(1)免疫力。人体对结核菌的免疫力有二种,一是先天性免疫力属于非特异性,另一种是后天性,具有特异性。一般人初次感染结核菌后,大多数由于免疫力的保护作用而不 发展成为结核病。

(2)变态后应(过敏反应)。结核菌侵入人体后4~8周身体组织对结核菌及其代谢产物所发生的过敏反应称为变态反应。具有过敏反应的人再接触结核菌时,使局部组织反应强烈而产生炎症,甚至坏死,由此而灭菌使细菌局限化。达到防御作用。

(3)变态反应与免疫力的关系。人体感染结核菌后是否发病或发病程度较轻;反之如果机体免疫力低下,虽然结核菌入侵数量不多、毒力不大也可发生结核病。

二、具体护理医嘱

1.一般护理

(1)休息与活动。早期中毒症状明显,需卧床休息,随体温恢复,症状减轻,可下床活动,参加户外活动及适度的 体育锻炼,部分轻症病人可在坚持化疗下继续从事轻工作。以不引起疲劳或不适为宜。

(2)饮食。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需指导病人及家属采取优良的均衡饮食,多食肉类、蛋类、牛奶及水果等高蛋白富含钙、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增强抵抗力,增进机体的修复能力。若有大量盗汗应监测病人液体摄入量与排出量,给予足够的液体。

(3)环境的调整。清洁与舒适:尽力改善病人的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室内应定时通风,特别是晨起、午后、夜间睡觉前。有盗汗应及时用温毛巾擦干汗液,勤换内衣,必要时每天更换床单,有条件者每天淋浴。 (4)消毒与隔离。指导病人咳嗽,打喷嚏时应以卫生纸或手帕掩住口鼻。

将痰吐在有盖容器中,1%含氯消毒剂加入等量痰液内混合浸泡 1h以上方可弃去,或吐在纸上焚烧。保持口腔清洁,尤在夜间入睡前,碗筷等餐用具后煮沸5min再洗;剩余饭菜煮沸5min弃去;便具、痰具用1%含氯消毒剂或含氯石灰(漂白粉)液浸泡1h再冲洗;床单、衣服等应以开水浸泡后再洗;衣被、书籍等物可在太阳下曝晒2h。

2.咯血的护理

(1)使病人绝对卧床休息,一切护理在床上进行,待血止一周后病人可下床大小便。

(2)给予心理护理,消除恐惧与忧虑,鼓励病人有血尽量咯出,以防窒息。

(3)护士在护理及抢救中必要沉着,迅速做好急救器材吸引器、气管插管、氧气及止血药物准备。

(4)咯血发作时立即 报告 医生,必要时按常规注射止血药物和物理疗法—胸部放置水袋或沙袋,并记录咯血量。

(5)按时查房。细致观察病情变化及四大生命体征。

(6)注意营养。给予高热量易消化饮食。

(7)保持大便通畅。便秘者可采用轻泻剂或灌肠。

(8)取患侧卧位。以防病变播散,鼓励指导病人咯出气管内血,避免大咯血窒息的发生。

(9)禁止会客与高声谈笑。

(10)如有发生窒息者,可立即采取体位引流,即抱起患者双足,使病人身体与床呈垂直,清出白内血块,放平立即氧气吸入,静脉注射及垂体叶素5u+10% NaCl 20mL或Gluosi 20mL,但对高血压、有冠心病病史的病人及预孕妇慎用。

三、心理护理

热情向病人介绍有关结核病的 用药知识 ,预防隔离知识,让病人认识到结核病是一种可以治愈的慢性病,使之保持良好的心态,能积极配合 治疗。遵守化疗方案规则用药,坚持全程化疗。

参 考 文 献

[1]黄津芳. 医院健康 教育 的研究方向[J].中华护理杂志,1998,33(11).

[2]何家荣.实用肺结核病学[M].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

[3]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第1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97.

[4]王国强.心身疾病的心理护理原则和目标[J].实用护理杂志,2000,16(4):42.

【摘要】 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传染病,是国家重点预防和控制的传染病。对138例肺结核病人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心理压力往往是造成患者身心健康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根据肺结核病人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护理 措施 ,及时进行健康教育,帮助病人正确对待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关键词】 肺结核;心理特点;护理

文章 编号:1004-7484(2013)-10-5776-01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肺部感染性疾病,占器官结核总数的80%-90%。大多数患者缺乏肺结核病的知识,病情加重才到医院就诊。而肺结核病病程长,和非传染病人相比,肺结核病人思想压力大,怕传染给别人,担心别人歧视,使病人产生自卑、悲观、忧郁、恐惧心理,甚至绝望情绪。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护理的同时,特别注意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我科于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共收治肺结核病人138例,其中男性80例,女性58例。

1.2 入院情况 平诊入院98例,急诊入院40例,伴有咳嗽咳痰68例,伴有低热39例,伴有咯血31例。

1.3 治疗情况 坚持住院痊愈32例,症状减轻出院97例,死亡9例。

2 心理特点

2.1 多数患者缺乏结核病知识,在发病初期一般将头痛、低热、咳嗽视为普通感冒。症状持续一段时间不愈,才前往医院就诊。故对此病缺乏心理准备,常有焦虑感,甚至有恐惧感,有的有悲观心理,若不消除这种心理,不利于开展有效的治疗。作为护士,应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给患者以恰当的解释,使患者消除这种顾虑,尽早接受治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2.2 在治疗护理期间的心理特点 心理压力很大。怕别人歧视,甚至怕给家庭、社会带来经济负担,表现出消极情绪。此时护士应具备良好的举止,温和的态度,主动建立医患间的交流氛围。耐心听患者诉说,回答患者的疑问。这种尊重和关心可使患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自信心。另外,有的患者对自己的身体过分关注,稍有不适即疑为病情恶化,这种消极的心理反应,严重者可导致感觉异常和心理、生理障碍。护士应告知患者病情好转的点滴信息,培养乐观情绪,以减轻患者对身体的过分关。

2.3 治疗结束后的心理特征 结核病患者治疗结束后,可分为两种心理状态:一种认为自己已治愈,恢复了健康,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而另一种对治疗效果持怀疑态度,一旦患感冒、咳嗽或胸痛就认为旧病复发。护士应在患者疗程结束后告知其这些知识,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

3 护 理

3.1 督促指导病人合理用药 对138例病人进行调查表明,约有78%的病人不知道治疗成败的关键所在。护士应耐心地向病人解释抗结核药的用药原则,即坚持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和全程治疗。在调查中发现约有80%的病人因经济困难而不能接受治疗,住院期间负担重,病情稍好转就要求出院。针对此类病人,护理人员应让病人知道必须规律用药,完成全疗程,应有95%以上治愈机会,并不会传染他人,否则就会发展成难治性肺结核病,使结核菌耐药,即便应用昂贵药品,花费更长时间,也难以治愈。

3.2 对住院病人的生活指导 由于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消耗疾病,丰富的营养对疾病恢复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指导病人要加强营养,进食高热量、高蛋白及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如牛奶、豆浆、鸡蛋、鱼肉、水果及蔬菜等,教育病人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饮酒,保证每日有足够的睡眠,劳逸结合,增强机体免疫力。

3.3 加强消毒隔离知识指导 由于肺结核病是经呼吸道传播,开放性肺结核病人的排菌是结核病传播的主要原因,切断传染途径从自己做起。给病人讲解预防常识,发给病人痰袋或痰纸,嘱病人吐在纸里后放入痰袋统一回收并焚烧,不面对别人咳嗽、打喷嚏,咳嗽、打喷嚏时用手帕遮住口鼻,减少结核菌的传播,增强病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病室要经常通风,并用消毒液擦洗地面、床头桌,被褥要经常晒。病人餐具应单独一套使用,并定期煮沸消毒。及早发现和诊断病人,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应进行PPD实验,阴性者及时接种卡介苗,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本书共17章,概述了肺结核的发病学、现代控制策略、临床分类和表现,详述了肺结核的诊断与冶疗方法,包括实验室诊断、内镜诊断、病理诊断、不典型肺结核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化学药物冶疗和各种辅助冶疗方法,以及咯血、气胸、并发肺部感染和耐药性肺结核的冶疗等。作者长期从事结核病防冶研究的临床工作,为编写本书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阐述了的内容科学、新颖、实用性、指导性强、适于临床医师、结核病防冶人员、基层卫生人员和医学院校师生参考,亦可供肺结核患者及其家属参阅。

肝癌免疫治疗临床研究进展论文

也是有帮助的,其实如果免疫功能更加的强大,也能够帮助抵御一些癌症的产生,能够帮助癌症的治疗。

免疫治疗的方法对肝癌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出现这种病症的时候,可以去通过这种治疗的方式来缓解。

摘要: 肿瘤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靶向肿瘤的新药与肿瘤免疫新疗法的研发如火如荼,这些研究为攻克肿瘤带来了全新的希望。但受限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可操控性,而实验动物与人差异巨大,目前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化效率极低,肿瘤类器官的兴起为转化医学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平台。从最初单个肿瘤样本类器官的成功构建,到现在建立了大规模的肿瘤类器官库,肿瘤类器官研究已经成为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结合基因修饰技术的基础上,对揭示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快速评估肿瘤药物与免疫细胞的治疗效果意义重大。 关键词: 肿瘤;类器官;基因修饰;新药研发;免疫疗法;临床转化 抗生素和疫苗发现以前,传染性疾病曾肆虐全球,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现今,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健康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肿瘤更是首要致死原因。最新统计学数据预测,2018年将有超过1800万新增肿瘤病例,960万肿瘤死亡病例[1],肿瘤所造成的巨大经济、社会负担毋庸置疑。 人类与肿瘤的斗争历史源远流长。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就有对肿瘤的描述性研究,包括其生长形态、表面溃烂的形成与否等等,肿瘤(carcinoma/carcinos)在希腊语是螃蟹(crab)的意思,由此,罗马医生将carcinoma/carcinos翻译为cancer,成为癌症的最初定义。近年来,随着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包括“肿瘤是不可愈合的创口”、“种子与土壤学说”、“肿瘤免疫互作四部曲”、“肿瘤放射化学药物疗法”、“肿瘤免疫治疗”等,我们对肿瘤的认识日渐深入,部分肿瘤甚至已经有了完全治愈的方法。但目前对绝大多数肿瘤,我们一方面没有有效的预防和监测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选择的治疗策略极其有限。因此,对肿瘤的研究一直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热点。有意思的是,每年肿瘤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量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肿瘤在实验室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次治愈,但能真正转化到临床应用的治疗方案却极少。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统计发现,临床前研究具有治疗作用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后,85%在早期就被证明没有效果,而那些成功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药物,只有一半能被FDA批准进入临床应用[2]。目前肿瘤新药研究的主要工具是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和啮齿类动物(主要是小鼠)上建立的肿瘤模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鼠与人在疾病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药物的反应性存在一定的差异[3]。此外,小鼠模型通常只能模拟人类疾病的一个阶段,无法从病因、时间和进展速度等方面再现人肿瘤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发的肿瘤治疗方案,并不能预测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实验小鼠基因背景、生长环境、致病因素和用药处理均非常单一,自然无法应对临床多种多样肿瘤病人的复杂情况。 动物模型的局限性促使人们转向直接研究肿瘤病人标本,常用的人源肿瘤模型包括人来源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免疫缺陷动物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细胞培养的确提供了研究特定患者肿瘤细胞特性及其对药物敏感性的机会,但并非所有肿瘤均能成功体外扩增,另外,体外单一肿瘤细胞培养使其丧失了与肿瘤微环境中其他组分的相互作用,而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对药物的反应性决定至关重要。同样,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方面移植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免疫缺陷小鼠形成的肿瘤微环境与患者体内环境相差较大,可能导致肿瘤组织发生小鼠样进化[4]。 1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发展 近年来,组织器官3D培养技术发展迅猛。2009年,Hans Clevers实验室将单个LGR5+小肠干细胞种植于含有R-spondin1、EGF、BMP抑制剂等干细胞维持因子的基质胶中,发现干细胞增殖分化,形成了具有增殖隐窝和高分化绒毛的类小肠结构[5]。随后,该实验室在小鼠小肠干细胞成类器官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Wnt3A nicotinamide、Alk抑制剂及p38抑制剂,实现了人结直肠肿瘤类器官培养[6]。同年,Eduard Batlle实验室分离出人大肠EPHB2高表达干细胞,并在体外3D培养中使单个细胞分化成为具有维持长期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大肠隐窝结构[7]。随后,包括前列腺[8, 9]、味蕾[10]、食管[11]、输卵管[12]、肝脏[13]、胰腺[14]、胃[15]、唾液腺[16]和乳腺[17]等在内的多个器官均成功在体外获得正常组织或肿瘤的类器官(图一)。由此可见,利用目前对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从肿瘤病人样本出发,通过加入多种细胞因子或小分子抑制剂,构建出患者特异性的肿瘤类器官,用于新药筛选和药物敏感性研究是可行的。 相比于传统2D培养和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类器官一方面构建成功率明显增高,且可长期低成本快速培养,便于基因修饰和大规模药物筛选等;另一方面,3D培养保留了肿瘤的组织特性,在研究过程中不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影响作用,为肿瘤药物研发提供更真实的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构建出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肝癌、胃癌等在内多种组织的肿瘤类器官。常用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技术有两类,一种是通过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分化而来,另一种是直接来源于肿瘤组织。iPSCs来源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肿瘤类型,操作更复杂,由此导致构建效率较低。此外,依靠iPSCs分化获得的肿瘤类器官也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因此,直接通过肿瘤组织培养或干细胞分化,辅以细胞因子、肿瘤基质等补充,是肿瘤类器官研究的发展趋势。 肿瘤类器官对源肿瘤组织异质性的保存是类器官研究的核心基础。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体外类器官培养可以获得大量不同特性的肿瘤类器官,单个类器官分析结果也表明同一肿瘤来源的类器官的异质性[18]。与此同时,组织化学分析发现肿瘤类器官内部即存在与源肿瘤相似的组织结构,通过原位DNA分析进一步证实类器官中同样存在源肿瘤相同的基因突变位点[18]。由此可见,肿瘤类器官在基因、转录、代谢、细胞和组织学上均较高水平地重现了其来源肿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体外培养过程对肿瘤类器官不会呈现明显均一化[19, 20]。但也有研究利用荧光标记不同突变体实验发现,大肠癌肿瘤类器官体外培养30-40天后,类器官会被某一种荧光标记的细胞主导,意味着培养过程中的确出现了特定突变体细胞优势生存的现象[21]。但这一现象并非体外类器官培养所独有,在体肿瘤中各类突变体也非均匀分布。由此说明肿瘤类器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在体肿瘤的各方面特性,是目前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相互转换跨越的桥梁。 2 类器官在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的发生初始于细胞基因突变的累积,大量临床数据和实验室结果都显示正常个体内即存在大量的突变,且这些突变与年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所有的突变都会诱发肿瘤,不同组织对突变的耐受程度也不同。虽然已经有许多细胞和动物实验阐明从突变到肿瘤生成的关键因素和决定机制,由于无法监测和干预人体内肿瘤发展最初期的过程,目前对人体内肿瘤发生发展的认识还非常粗浅。类器官培养技术的兴起,为研究人体正常组织向肿瘤组织转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统计预测发现高达五分之一的肿瘤与感染相关[22],虽然从感染到肿瘤的发展过程已有研究加以证明,但具体发生机制,尤其在人体内是如何进展的尚不明确。将病原体与健康组织类器官共培养,观察在感染情况下健康组织的突变起始和累积过程,评估感染作为肿瘤危险因子的相关性。如胃类器官可作为研究幽门螺旋杆菌在胃癌发生中作用机制的载体,精细观察幽门螺旋杆菌在胃上皮细胞的定植和克隆,及其对胃上皮细胞在基因、转录和蛋白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幽门螺杆菌注入能引起胃类器官发生强烈的炎症反应[23],而慢性炎症与肿瘤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沙门氏杆菌与胆囊癌、人乳头状瘤病毒与宫颈癌、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等等,均可利用相应组织的类器官,研究病原体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致瘤机制。由于感染诱发肿瘤往往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且伴随炎症的发生,因此,一方面类器官的长期稳定培养是前期基础,另一方面,在上皮细胞构建的类器官基础上,引入免疫系统和组织基质也是类器官应用的重要需求。 除了感染,肿瘤危险因素还包括年龄、家族史、物理化学诱变因素等,而这些因素诱导的突变累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年龄供体来源、不同组织类器官中的突变体发现,体内的确以平均每年新增40个突变位点的速度在累积,且不同组织间突变模式相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组织中细胞更新增殖水平相差较大,而细胞快速增殖过程中DNA复制为基因突变创造了先决条件[24]。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组织不同个体间突变频率和范围差异均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肿瘤发生与年龄的相关性[24]。但不同个体间肿瘤发生的类型、进展速度等各不相同,因此,突变频率和突变模式并非决定肿瘤发生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在肿瘤已经发生之后,突变累积和筛选已经完成,无法追踪到最初始的突变特性。在类器官培养健康组织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诱变因子诱导健康组织向肿瘤转化,将极大地加速对肿瘤发生过程的研究。 不管是感染、物理化学诱变剂或是年龄增长导致肿瘤发生,最终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发生和累加导致正常细胞癌变。因此,结合类器官培养和基因修饰技术可以快速建立肿瘤体外模型,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Drost实验室第一次在正常大肠类器官中通过CRISPR技术引入常见的大肠癌突变基因,如APC、TP53、KRAS和SMAD4,研究不同突变体在初始阶段对肿瘤发生的影响[25]。结果显示,突变后的肠类器官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生长维持因子EGF、WNT、R-spondin 1和noggin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APC和TP53的突变是导致染色体不稳定和形成多倍体的关键因素[25]。将基因修饰后的肿瘤类器官皮下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可以存活,但不会发生转移。而如果将上述诱导的肠癌类器官移植在小鼠盲肠,肿瘤会向肝脏和肺部转移[26, 27]。这一现象说明肿瘤转移需要特定组织微环境的支持,也提示虽然肠癌类器官的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维持因子,这些因子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必不可少。 肿瘤类器官以其特性模拟人肿瘤组织、可大规模长期稳定培养、容易基因修饰、处理因素可控和表型观察便捷的特性,成为肿瘤基础研究中替代人而又超越实验动物的有力工具。此外,肿瘤类器官作为体外培养体系,非常利于结合最新技术如基因修饰、单细胞分析、高分辨率电子/光学影像等联合应用,将突破肿瘤研究完全依赖于动物实验的时间、技术瓶颈。 3 类器官在肿瘤治疗策略研究的应用 肿瘤治疗是目前生物医学领域最大、最急迫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实验室研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新药临床转化效率却依然低下。类器官培养为肿瘤药物快速有效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有研究认为肿瘤类器官敏感的药物超过80%的可能性对应的肿瘤患者对该药也敏感,而在肿瘤类器官上无治疗效果的化疗药物对该肿瘤患者也无效。 随着类器官培养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医院开始有意识地采集肿瘤类器官及其对应的健康组织类器官,并运用合适的冻存传代方法进行大规模保存,形成类器官库。根据患者信息、组织来源、基因表型等多个方面对类器官进行归类,使之成为公共的肿瘤研究资源,用于评测抗肿瘤药物的肿瘤杀伤效果和正常组织毒副作用。最早于2011年Masahiro Inoue实验室尝试大规模采集肿瘤组织体外成球培养保存[28],但这一培养方法无法实现正常组织的长期保存。2015年,Hans Clevers团队第一次成功构建了20个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肿瘤与对应正常组织类器官库[18]。利用这些类器官样本,他们发现只有WNT 拮抗剂泛素连接酶RNF43突变的肿瘤类器官表现出对WNT分泌抑制剂的敏感性[18]。同时,结合类器官的突变表型和药物筛选,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已知的突变体与特定药物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还发现了多个对肿瘤具有杀伤作用的化学药物。此外,由于正常组织类器官对照的存在,在验证药物肿瘤杀伤作用的同时,也能评估其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最终选择出肿瘤杀伤强、毒副作用小的化疗药物用于临床。更重要的是,这一类器官库除了用于药物筛选,还被其他项目利用,从基因组和蛋白组学对不同个体肿瘤类器官与正常组织类器官进行对比分析[29],实现对患者肿瘤状态的精准评估,为肿瘤的个性化治疗提供参考信息。目前已有包括结直肠癌、胰腺导管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癌等在内的多个组织肿瘤类器官库,尤其是结直肠癌与乳腺癌,类器官库中患者数目已达到上百个,为肿瘤新药大规模筛选和临床前研究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肿瘤类器官与对应健康组织类器官库的建立,同时基于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肿瘤杀伤效果预测的准确性,可以在制定肿瘤患者治疗策略前,一方面通过检测肿瘤类器官的突变体类型,确定可能起作用的候选药;另一方面利用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进行筛选,获得在类器官上对肿瘤有杀伤作用而对健康组织毒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应用于临床,真正实现肿瘤的个体化治疗。这一策略不仅适用于化疗药物的选择,更有利于免疫疗法的有效性评估。与化疗药物的普遍性杀伤不同,免疫疗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更需要直接来源于患者的样本进行临床前检测。利用肿瘤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可以快速有效地检测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研究发现特定T细胞亚群与乳腺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后,可以显著性杀伤三阴性乳腺癌细胞[30]。最近,Emile E. Voest实验室利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肺癌或结直肠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诱导出一群肿瘤特异性T细胞[3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群肿瘤杀伤性T细胞不会攻击正常组织类器官[31],说明通过肿瘤类器官中的新抗原表位获得杀伤细胞用于临床肿瘤个体化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应用潜能。 4 展望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不管是在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转化,均获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小鼠异种移植,类器官具有培养成功率高、能快速获得大规模资源库、同时可以采集对应的正常组织对照、最接近患者真实信息等多个优势,但目前类器官培养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虽然类器官本身去除了异种移植鼠源进化的问题,但目前3D培养用的基质胶来源于小鼠,且一些类器官培养还需要加小牛血清等动物源物质,可能对细胞性质与药物筛选过程中的反应性有未知的影响。因此,无血清培养基、非动物来源基质胶等是目前类器官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利用成体干细胞培养获得的类器官成分依然比较单一,血管、基质和免疫系统均缺失,也有许多研究关注于类器官中肿瘤微环境的构建。最后,目前仅仅上皮细胞源肿瘤成功构建了类器官,而非上皮细胞类肿瘤如血液细胞肿瘤是否能进行类器官培养尚且未知。虽然类器官培养在肿瘤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一技术的确搭建了从基础到临床转化的快速通道,为肿瘤新药研究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      Bray,F.,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18. 2.      Ledford,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4 ways to fix the clinical trial. Nature, 2011.477(7366): p. 526-8. 3.      Uhl,E.W. and N.J. Warner, Mouse Models as Predictors of Human Responses:Evolutionary Medicine. Curr Pathobiol Rep, 2015. 3(3): p. 219-223. 4.      Ben-David,U., et al.,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undergo mouse-specific tumor evolution.Nat Genet, 2017. 49(11): p. 1567-1575. 5.      Sato,T., et al., Single Lgr5 stem cells build crypt-villus structures in vitrowithout a mesenchymal niche. Nature, 2009. 459(7244): p. 262-5. 6.      Sato,T., et al., Long-term expansion of epithelial organoids from human colon,adenoma, adenocarcinoma, and Barrett's epithelium. Gastroenterology, 2011.141(5): p. 1762-72. 7.      Jung,P., et al., Isolation and in vitro expansion of human colonic stem cells. NatMed, 2011. 17(10): p. 1225-7. 8.      Karthaus,W.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otent luminal progenitor cells in humanprostate organoid cultures. Cell, 2014. 159(1): p. 163-175. 9.      Chua,C.W., et al., Single luminal epithelial progenitors can generate prostateorganoids in culture. Nat Cell Biol, 2014. 16(10): p. 951-61, 1-4. 10.   Ren,W., et al., Single Lgr5- or Lgr6-expressing taste stem/progenitor cellsgenerate taste bud cells ex vivo.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4. 111(46): p.16401-6. 11.   DeWard,A.D., J. Cramer, and E. Lagasse, Cellular heterogeneity in the mouse esophagusimplicates the presence of a nonquiescent epithelial stem cell population. CellRep, 2014. 9(2): p. 701-11. 12.   Kessler,M., et al., The Notch and Wnt pathways regulate stem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inhuman fallopian tube organoids. Nat Commun, 2015. 6: p. 8989. 13.   Huch,M., et al., Long-term culture of genome-stable bipotent stem cells from adulthuman liver. Cell, 2015. 160(1-2): p. 299-312. 14.   Boj,S.F., et al., Organoid models of human and mouse ductal pancreatic cancer.Cell, 2015. 160(1-2): p. 324-38. 15.   Bartfeld,S., et al., In vitro expansion of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stem cells and theirresponses to bacterial infection. Gastroenterology, 2015. 148(1): p. 126-136e6. 16.   Maimets,M., et al., Long-Term In Vitro Expansion of Salivary Gland Stem Cells Driven byWnt Signals. Stem Cell Reports, 2016. 6(1): p. 150-62. 17.   Sachs,N., et al., A Living Biobank of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Captures DiseaseHeterogeneity. Cell, 2018. 172(1-2): p. 373-386 e10. 18.   vande Wetering, M., et al., Prospective derivation of a living organoid biobank of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ell, 2015. 161(4): p. 933-45. 19.   Pauli,C., et al., Personalized In Vitro and In Vivo Cancer Models to Guide PrecisionMedicine. Cancer Discov, 2017. 7(5): p. 462-477. 20.   Schutte,M., et al., Molecular diss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pre-clinical modelsidentifies biomarkers predicting sensitivity to EGFR inhibitors. Nat Commun,2017. 8: p. 14262. 21.   Fujii,M., et al., A Colorectal Tumor Organoid Library Demonstrates Progressive Lossof Niche Factor Requirements during Tumorigenesis. Cell Stem Cell, 2016. 18(6):p. 827-38. 22.   DeFlora, S. and P. Bonanni,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n-associated cancers.Carcinogenesis, 2011. 32(6): p. 787-95. 23.   McCracken,K.W., et al., Modelling human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in pluripotentstem-cell-derived gastric organoids. Nature, 2014. 516(7531): p. 400-4. 24.   Blokzijl,F., et al., Tissue-specific mutation accumulation in human adult stem cellsduring life. Nature, 2016. 538(7624): p. 260-264. 25.   Drost,J., et al., Sequential cancer mutations in cultured human intestinal stemcells. Nature, 2015. 521(7550): p. 43-7. 26.   Fumagalli,A., et al., Genetic diss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by orthotopictransplantation of engineered cancer organoid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7.114(12): p. E2357-E2364. 27.   Fumagalli,A., et al., A surgical orthotopic organoid transplantation approach in mice tovisualize and study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Nat Protoc, 2018. 13(2): p.235-247. 28.   Kondo,J., et al., Retaining cell-cell contact enables preparation and culture ofspheroids composed of pure primary cancer cell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ProcNatl Acad Sci U S A, 2011. 108(15): p. 6235-40. 29.   Cristobal,A., et al., Personalized Proteome Profiles of Healthy and Tumor Human ColonOrganoids Reveal Both Individual Divers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ColorectalCancer. Cell Rep, 2017. 18(1): p. 263-274. 30.   Zumwalde,N.A., et al., Analysis of Immune Cells from Human Mammary Ductal EpithelialOrganoids Reveals Vdelta2+ T Cells That Efficiently Target Breast CarcinomaCells in the Presence of Bisphosphonate. Cancer Prev Res (Phila), 2016. 9(4):p. 305-16. 31.   Dijkstra,K.K., et al., Generation of Tumor-Reactive T Cells by Co-culture of PeripheralBlood Lymphocytes and Tumor Organoids. Cell, 2018. 174(6): p. 1586-1598 e12.

2021年,普罗亭紧密追踪科学研究方向和实验技术手段的革新和方向,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与众多学术机构建立的广泛合作,完成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质谱流式相关项目。 截至2021年12月,普罗亭助力合作伙伴发表SCI文章28篇,影响因子总计355分,平均影响因子12.67分,其中超过40%的文章影响因子大于10分 ,这些文章的发表为生命科学和精准医学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值此我选出2021年普罗亭部分合作高分文章,希望能给大家2022年科研提供一些思路和灵感。

人朗格汉斯细胞发育和功能异质性研究

2021年10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姚煦教授团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李巍教授团队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州心脏研究所李潇研究员 合作在《 Immunity 》 杂志发表题为"Distinct human Langerhans cell subsets orchestrate reciprocal functions and requir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的研究论文。

基于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研究人员在人表皮原代LC和脐带血CD34+造血干细胞衍生的LC(HSC-LC)中发现了LC的四个亚群并绘制出完整的LC发育分化轨迹。通过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LC亚群在银屑病皮损中的变化,发现LC和T细胞之间通过RANKL-RANK和PD-L1/PD-1/CD80轴调节皮肤的炎症应答。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具有不同表型的人LC亚群,并系统研究了不同LC亚群的发育分化途径,以及不同LC亚群的免疫应答差异和在银屑病皮损中的表型和功能改变。

新冠持续无症状感染者和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有效人群筛选

本研究通过对SARS-CoV-2沉默感染阶段(silent SARS-CoV-2 infection stage, SSIS)的队列研究,通过整合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转录组测序(RNA-seq)和血浆微量蛋白的Olink检测技术,分别从从单细胞蛋白质组、转录组和血浆蛋白质组三个维度阐释区分持续无症状感染者和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免疫学差异。研究发现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中具有特有的免疫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单核细胞的过度激活和分化阻滞,淋巴细胞的耗竭和免疫抑制。随后通过临床特征结合转化,研究发现STC1和MMP-1两种因子水平可以较好的将两种无症状感染者区分开,帮助临床中早期识别出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 该研究通过对新冠疾病发展机制的理解,为临床工作中早期识别出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及在更早阶段对其进行及时干预以阻断其进展为确诊患者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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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C2诱导肝癌微环境免疫抑制的机制研究

本研究基于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鉴定了肝癌微环境诱导的非常规ILC2细胞亚群,并研究了其与预后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KLRG1-ILC2亚群显示趋化因子的产生升高,包括CXCL2和CXCL8,它们反过来招募嗜中性粒细胞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从而导致肿瘤进展和复发。 该研究将有助于开发以ILC2为靶点的肝癌免疫治疗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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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F15可通过CD48诱导肝细胞癌调节性T细胞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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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软骨肉瘤患者的疾病分型分级进行有效人群筛选

2021年12月,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叶招明、李冰皓教授团队 在肿瘤学权威期刊《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发表了题为“Fresh tissue multi-omics profiling reveals immune classification and suggests immunotherapy candidates for conventional chondrosarcoma”的研究论文。

基于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该研究在世界上首次从单细胞水平对普通型软骨肉瘤进行了免疫分型,发现普通型软骨肉瘤中存在“免疫衰竭”亚型,且临床治疗中使用PD-1抗体免疫治疗获益的患者均符合该亚型,其机制包括肿瘤IDH1/2突变导致肿瘤局部趋化因子浓度升高促进免疫细胞的归巢和识别。 该 研究基于临床问题和临床需求,在观察到临床现象之后,利用充足的临床资源分析罕见肿瘤的免疫学特征,发现部分普通型软骨肉瘤可能对免疫治疗敏感,进而研究可能机制,为该难治性肿瘤的系统治疗带来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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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肺损伤后单核细胞的免疫调节

2021年1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兰娟院士、曹红翠教授 团队在生物医学杂志《 Theranostics 》上发表论文”Mesenchymal stem cell-mediated immunomodulation of recruited mononuclear phagocytes during acute lung injury: a high-dimensional analysis study“。

该研究采用质谱流式细胞技术(CyTOF)及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scRNA-seq)首次系统绘制了小鼠肺部免疫细胞,特别是招募的MNPs在ALI发生发展及MSC移植治疗后动态变化图谱。MSC治疗不仅调节MNPs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分泌,还调节其分化以及抗原递呈功能。 该研究为基于ALI肺组织招募MNPs的MSC治疗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为MSC治疗ALI的临床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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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肺部疾病患者的外周免疫状态剖析

艾滋病合并结核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图谱研究

该研究就结核病、艾滋病、艾滋病合并结核病进行了免疫学方面的研究。研究团队首次使用质谱流式细胞术(CyTOF)对来自于艾滋病、结核病及艾滋病合并结核病多个队列的患者外周血进行了免疫学的表征及分析,首次揭示了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患者中CD3+CD19+淋巴细胞新亚群及功能,并基于质谱流式(CyTOF)的多参数同步检测研究,更深入地分析了各个功能指标包括趋化因子受体、免疫检查点受体、活化分子等在该细胞亚群中的表达差异。 该研究有助于提高对该群细胞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免疫致病机理的认识,尤其是在HIV-MTB 合并感染中,该探索有助于科研开发HIV、MTB及HIV-MTB合并感染的靶向治疗药物或新策略。

2021年,基于质谱流式细胞技术平台(CyTOF),普罗亭助力多项研究项目登上国际顶级期刊,展示了普罗亭优质的技术服务和强大的生信分析实力。2022年普罗亭将不断完善质谱流式完整解决方案体系,助力更多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进,助推质谱流式检测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对我们客户文章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在文末留言互动,我们统计后会整理打包发送给您 。 最后祝愿各位老师同学在2022年都能如愿发表高水平SCI论文!

早期卵巢癌的诊断研究进展论文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定期的去体检,而且如果身体出现了月经过少或闭经,腹胀,腹痛,腰痛,不明原因的消瘦,性激素紊乱,下肢及外阴部水肿的话,就说明确实是有可能得了这样的疾病。

1,如果出现腹部隐隐作痛或腹胀,及其他不适,大小便习惯改变时,要及早去医院妇科进行检查。2,30岁以上的妇女,尤其是绝经期前后的妇女,能够定期进行妇科和盆腔B超检查,就能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合理地进行治疗。

卵巢癌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所以比较难以察觉,如果想要让卵巢癌能够早发现那么只能在医院里进行有效的筛查手段。比较常用的检测手段就是妇科常规检查以及蛋白质检测法,这些妇科检查再结合临床症状,就能够初步筛查。而一些身体不舒服的女性朋友也应该及时搜寻卵巢癌的早期症状,学会自检。

1.想要卵巢癌实现早发现,依靠的还是女性自身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监督

如果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可以早些发现。但有些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重视,有时候发生腹痛的情况也就认为喝点热水就没事了。如果能够再出现早期症状的时候,及时去医院里进行检查,就能发现自己的不健康。而卵巢癌也被称为妇科第一癌症,出现了,早期信号,一定不要忽视。

2.目前发现卵巢癌的检测手段非常有效,C A 125监测是主要方法

C A 125监测是主要的筛查方法,这是一种蛋白质检测法,准确率能够达到86%。但单靠这一技术也不能判断,只能够结合妇科彩超,手术切除等其他辅助手段,才能够发现卵巢癌。这是一种新型的早期筛查手段,可以每年定期进行妇女癌症检测,临床跟研究接轨,彩超跟血检测以及蛋白质检测法结合才能判断。

总之,目前检测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卵巢癌的信号大部分跟胃肠道疾病有些相似,如果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持续性腹胀,那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卵巢癌的早期现象包括骨盆压力,尿频,食欲改变,腰痛,腹痛,腹胀等。可以定期在医院里做妇科筛查。早期症状还有月经量少,外阴水肿,性激素紊乱,绝经等。

卵巢癌早期会有一些类似肠胃病的症状。恶性肿瘤会压迫到周围的器官,附近的肠胃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出现胃胀,胃痛,肠部不适,同时伴有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患者在早期经常吃东西感觉恶心,厌油,甚至经常呕吐,便秘,腹泻等等,要警惕卵巢癌。卵巢癌还表现为腰腹部疼痛。很多癌细胞是从卵巢出现的囊肿,发生了病变而引发的,肿瘤不断扩大,会压迫到腹部和腰部,所以患者经常感觉腰腹部疼痛,劳累过后特别酸涨。

中医治疗肺癌的研究进展论文

你好,肺癌是可以通过中医治疗的,如果患者年迈或者身体情况确实不允许西医治疗的话,中医是个很好的选择,不仅可以延长生命周期,还能提高生命质量。中西医结合效果更好。

中医又强调“辨证”施治,现场望诊、闻诊、问诊、切诊,患者的症状、体征(如脉象、舌象)、精气神、生活环境等,通过综合分析,确定相应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肺癌有很多种类,用药不一样。中医用药既注重病情,更根据病人个体情况。不同的病人体质不一样,用药也就不一样,其效果也会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患者前来面诊,才能用药施治。

治疗本病应在中医辨证理论具体指导下,辨明虚实邪正,在整体和局部相结合的理论观点上,抗癌治疗和扶正固本治疗相结合,辨证治疗与辨病治疗相结合。中医学认为肺癌发病的病因病机是正气内虚、痰凝毒聚和脏腑阴阳失调,具体辨证分型又有5~6种之多,但仔细研究,究其根本,则为"气虚"。正气内虚当为气虚,不需阐述;痰凝毒聚,其因则为水湿停留,气不足而运化不利导致;脏腑阴阳失调,脏腑功能降低,亦是气虚表现。肺为娇脏,五脏之华盖,阳常不足,故其"气虚"之中应以"阳虚"为主。

您好:肺癌中医治疗比较好的医疗机构有:湖南——苏四光;广东——董草源;云南——黄氏医圈;广西——吴氏中医世家;北京——中医研究院;还有海清中草药。都是很不错的。具体哪儿最好?各有各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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