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可以去《孔子研究》中找找看。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原文。这里只列了一些标题……是从别处贴过来的,不知有没有用~蒙培元 .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J]冯友兰、黄子通、马采.孔子思想研究[J].新建设,1954,(4).杨向奎.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J].文史哲,1957,(5).任继愈.孔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N].北京日报,1961-07-27.孙长江.怎样分析孔子的哲学思想[J].教学与研究吴泽.论孔子的中庸思想[J].学术月刊,1962,(9).蔡尚思.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J].学术月刊,1963,(11).冯契.孔子哲学思想分析[J].中华文史论丛,1979,(1).周予同、贺卓君.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史论丛,1979,(1).
换个角度看世界/多角度思考,多角度看问题不守常规也很好/要敢于与众不同,不要人云亦云/“习惯”对社会的危害,要突破“习惯”/另辟蹊径能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 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别人的评价 社会舆论不能完全代表对错。 人言可畏·孔子是在让学生放弃尊严换取百姓的善心/孔子不该自作聪明不该对人没有信心/期待相信·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否应当接受回报/正确看待利益/金钱观 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维护道德/淡泊名利,培养公德意识(不同意孔子的观点)/学会舍弃 有付出(奉献)就应有回报/助人应有偿,施恩要得报/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德利不对立/奉献不是虚名/接受也是一种美德/道德可以与利益共存。/等量交换是成立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应该用物质鼓励百姓助人为乐好人该有好报/真心给予坦然获取/行善当取酬 不必惧人言 见义勇为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这样可以鼓励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去帮助别人。/适当的奖赏与鼓励可以加快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 知恩、感恩、报恩/懂得感恩/应该学会对帮助行为表示感恩 接受利益重于内心·三思而行/懂得思考的人,便是成功的人。正确作出人生的选择/做好与做对(追求目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分清主次矛盾,做出最佳选择/正确助人为善 要使生活更和谐,需要将好人做到底/想使社会前进发展就必须用好的行为去影响社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名人有义务用好的行为引导大众带头作用,应勇做第一人/敢为天下先。·无论环境如何,始终心存善念/好事无大小之分/小善成就大善/多为别人着想,帮助了人才算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奉献·诚信·责任/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承担名声·重视细节·我们应学会鼓励。·助人为乐是为了宣扬美德 而非夸耀自己·应对行善有充分信任·行善要注意不要伤及他人自尊·人之性本私 故而充分考虑人的欲望 使之逐渐无欲 才能真正和谐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
换个角度看世界/多角度思考,多角度看问题不守常规也很好/要敢于与众不同,不要人云亦云/“习惯”对社会的危害,要突破“习惯”/另辟蹊径能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 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别人的评价 社会舆论不能完全代表对错。 人言可畏·孔子是在让学生放弃尊严换取百姓的善心/孔子不该自作聪明不该对人没有信心/期待相信·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否应当接受回报/正确看待利益/金钱观 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维护道德/淡泊名利,培养公德意识(不同意孔子的观点)/学会舍弃 有付出(奉献)就应有回报/助人应有偿,施恩要得报/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德利不对立/奉献不是虚名/接受也是一种美德/道德可以与利益共存。/等量交换是成立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应该用物质鼓励百姓助人为乐好人该有好报/真心给予坦然获取/行善当取酬 不必惧人言 见义勇为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这样可以鼓励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去帮助别人。/适当的奖赏与鼓励可以加快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 知恩、感恩、报恩/懂得感恩/应该学会对帮助行为表示感恩 接受利益重于内心·三思而行/懂得思考的人,便是成功的人。正确作出人生的选择/做好与做对(追求目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分清主次矛盾,做出最佳选择/正确助人为善 要使生活更和谐,需要将好人做到底/想使社会前进发展就必须用好的行为去影响社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名人有义务用好的行为引导大众带头作用,应勇做第一人/敢为天下先。·无论环境如何,始终心存善念/好事无大小之分/小善成就大善/多为别人着想,帮助了人才算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奉献·诚信·责任/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承担名声·重视细节·我们应学会鼓励。·助人为乐是为了宣扬美德 而非夸耀自己·应对行善有充分信任·行善要注意不要伤及他人自尊·人之性本私 故而充分考虑人的欲望 使之逐渐无欲 才能真正和谐
永远的丰碑——孔子在遥远的东方,屹立着一位贤者,他就是孔子。他是一位历史的巨人,一位文化的巨人,一位思想的巨人。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世界2500年。 他是一位好学的学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的这一句古训感染了其后所有的学者。 自幼他便不耻下问,每事必问。为了丰富知识,他拜了各行各业的人为师,因此而精通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计算。他推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态度,主张“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感受“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教导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后人所传颂。 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一改过去的教育方式,先后培养出3000多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教学相长,为后之教育界流传。 他是一位提倡“仁”的政治家。仁者爱人。“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他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相互团结,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爱惜百姓。当他听说百姓宁愿被虎吃也不愿意被统治者剥削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 他是一位“贤”的思想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一句句富有哲理的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另一项贡献就是整理编订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后称五经。他还根据鲁国历史编成《春秋》一书,成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他的言论被弟子编进《论语》,千古传诵。他开创了儒家文化,影响了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学与思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他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世界东方。
我眼中的孔子: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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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换个角度看世界/多角度思考,多角度看问题不守常规也很好/要敢于与众不同,不要人云亦云/“习惯”对社会的危害,要突破“习惯”/另辟蹊径能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 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别人的评价 社会舆论不能完全代表对错。 人言可畏·孔子是在让学生放弃尊严换取百姓的善心/孔子不该自作聪明不该对人没有信心/期待相信·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否应当接受回报/正确看待利益/金钱观 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维护道德/淡泊名利,培养公德意识(不同意孔子的观点)/学会舍弃 有付出(奉献)就应有回报/助人应有偿,施恩要得报/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德利不对立/奉献不是虚名/接受也是一种美德/道德可以与利益共存。/等量交换是成立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应该用物质鼓励百姓助人为乐好人该有好报/真心给予坦然获取/行善当取酬 不必惧人言 见义勇为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这样可以鼓励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去帮助别人。/适当的奖赏与鼓励可以加快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 知恩、感恩、报恩/懂得感恩/应该学会对帮助行为表示感恩 接受利益重于内心·三思而行/懂得思考的人,便是成功的人。正确作出人生的选择/做好与做对(追求目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分清主次矛盾,做出最佳选择/正确助人为善 要使生活更和谐,需要将好人做到底/想使社会前进发展就必须用好的行为去影响社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名人有义务用好的行为引导大众带头作用,应勇做第一人/敢为天下先。·无论环境如何,始终心存善念/好事无大小之分/小善成就大善/多为别人着想,帮助了人才算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奉献·诚信·责任/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承担名声·重视细节·我们应学会鼓励。·助人为乐是为了宣扬美德 而非夸耀自己·应对行善有充分信任·行善要注意不要伤及他人自尊·人之性本私 故而充分考虑人的欲望 使之逐渐无欲 才能真正和谐
人生观问题离不开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待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是与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目的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的。首先,人生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时突破了历来着眼于人的生物性和人寿长短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它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原因在于人是能进行自觉劳动的创造性动物。人的创造能力使得人超越其它动物之上。世界上只有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化的世界,创造了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正如其它生命一样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创造性。人的一生很短,如果尽干坏事,又会被世人感到太长。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创造作用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生命光辉而充实。人的生命的创造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生时。不少人生时寂寞、穷困、潦倒,甚至为人误解,频遭摧残,可死后被重新发现,再现辉煌。许多学术著作亦复如此。生时无法出版,死后成为不朽之作。这说明生命的长短并不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人不仅是创造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6页)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无法说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如果仅仅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必然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支短短的暂时点燃的蜡烛,很快化为灰烬。从人的社会本性出发,把人作为社会成员来考察,就会看到,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却是久远的。人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人类组成的火炬。每一代人都应该把它烧得更旺。这同时也就是把个体的生命由暂时变为永恒、有限变为无限。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其次,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方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作了回答。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存在物,它与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一样,必然是有生有死、有始有终。人的自然寿命有限,而且只有一次。追求长生久视、成仙成佛,都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幻想。辩证法的规律是理解生与死的钥匙。毛泽东把死称为辩证法的胜利。对生与死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而必须求之于社会规律。同样是生,有的生得伟大,有的苟且偷生;同样是死,有的死得伟大,有的死得窝囊。所谓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留名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对死亡的态度。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就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为正义而献身,死在刑场和战场上。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服从自然规律来对待自然的死亡,而且要以革命家的气概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对待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的死亡。前者是智者,后者是勇者。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烈士的名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对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是对死的意义理解的通达至极,是勇者与智者的结合,是以对自然规律与历史价值认识为依据的人生态度。
人生哲学专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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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论文
摘 要: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式将产生深远影响。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发现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彼此的,科技自动化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它改善劳动条件。本文探讨科学技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互相和影响,提出了核心和关键论点。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 哲学 观念 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哲学的理由,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思想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1、科学和哲学的互相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依靠发达的大脑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众多的难题。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经验正确反映了科学文化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哲学的作用在于开始避开盲目运用难懂经验和思辨策略去研究科学,只有这样科学策略才能从哲学束缚下解脱出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哲学的辩证理推动了自动化的策略和手段,相继出现了系统制约和智能制约,对于科学的策略是我们必须仔细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科学技术是否是众所周知的,是得到社会认可的,不要局限于因果的联系。通常人类理解科学技术的策略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把理论当做无限经验世界的网,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完成描述,实现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2、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密切关系
2.1 道德哲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源泉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哲学深思。但是最初的道德哲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道德反思日益加深,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把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理论扩展到自然界行为规范的总和。科学哲学对于道德的维护,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是规范的精华。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哲学作为最接近科学的学科,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现代伦理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社会理由而提出的新的伦理观点。科学哲学关键的任务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他的学说的目的在于阐述,回答的不是策略论的而是认识论的理由,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一些科学家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这些都说明了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
2.2 现代科技发展赋予哲学新的思想
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很多社会制度建设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要加强科技立法科学技术发展,以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动,以人类特有的激励方式,达到自我约束。法律是否能执行,取决于道德心的驱动,法律具有根本性作用的今天,法律再多再严,也起不到威慑作用而形同虚设。加强科技立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因为他们经常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决策。
2.3 辩证的来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1)正面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不断探索史,接连的几次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信息时代带给人们另一种景象。科学技术遍布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所,对人类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技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科技发展中,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探索策略总结经验。反映出科学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就是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正确的看待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科技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2)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弊端可能就是随着科技化程度加深失业率持续上升,出现的劳动力的贬值,工人失业工资低等的现象,对社会的安定和保障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也许有一天,很多机器占据了地球。
参考文献
[1]道·霍夫施塔特,蓍.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乐秀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卡尔·波普尔,蓍.无尽的探索[M].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李建华.科学哲学[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拓展:论语哲学论文
[摘 要]
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人生哲学这个2000字的论文,你可以从什么是人生,我们的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为出发点进行论述
哲学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理解有不同。在我看来,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态度。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人生小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哲学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理解有不同。在我看来,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态度。
我喜欢把一个人的生命比作一条线段,生和死是端点。线段有长有短,生命也是,有的人长命百岁,有的人则英年早逝。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死去,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生的无奈,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好地对待生活,以免有朝一日会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人世。
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而有意义呢?
当下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已不再为生存忧愁,但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想要的幸福快乐并没有伴随着物质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似乎除了幸福,我们什么都有,这也许就是国家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知道,道家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置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挣脱“物役”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人生。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方式,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然而时代的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有多少人懂得该适时停下追求物质的脚步,面对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是否早已经在物质中迷失了自我?看看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蒙上厚厚的尘垢?
我是一个喜欢睁大眼睛在黑夜里凝望的人,很多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是贪婪的享受夜的静谧;有时思绪飞快的转换,审视自己过去一路上的得与失,有时瞻望未来,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问问自己究竟在追寻什么,又想要什么。
生活需要不断地反思,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傅佩荣教授曾说:“当
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我知道现在的我思考问题还不能达到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于同一件事,一个人的生命里不同阶段会有不同体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一些事,看不透一些人,那是因为离得太远了。就比如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刚念书那会儿对老师我怀着崇拜和敬畏之情,随着年岁增长,渐渐失去了崇拜的感觉,掺杂进了一些复杂的心情,到如今,当我也选择了走上未来极有可能做老师的这条路后,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隐隐感觉到这个职业所肩负的责任很重,要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呀。
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人,总是会变的。避免不了的,经年行路,风雨浸染。初中时的我总是做事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操碎了妈妈的心。后来到了高中,学习依旧不上心,高考成绩也就预料中的一塌糊涂。再后来走上复读之路,我仿佛突然间长大了,开始有意识的关心父母和其他人了,开始懂得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了,自信慢慢被拾起,快乐也是。现在的我,不再无病呻吟,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再一味任性。很多时候我依旧会被一些人或事感动,但是不会每次感动都会泪流满面。不会像以前总是沉浸在那些哀伤的文字里,渐渐偏好看贴近生活、富含哲理和人间真情的文章。不会再把现实和理想割离成两块儿,已懂得人生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惨淡。我的内心终于在历练中逐渐强大成熟起来。我明白还应该学会让一切离愁别绪,聚散依依都生于眼底,藏于心,不动声色的只做风景观,虽然现的我还不能身体力行。
我很赞同伊壁鸠鲁对幸福的定义,他说“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这又让我想起泰戈尔美丽的诗“我们的欲望,把彩虹的颜色,借给那本是云和雾的人生”,还有电视上那在布达拉宫下,在大昭寺门前的许许多多虔诚的朝圣者,无论男女,都蓬头垢面,身着长围裙,手戴木拖板,面对佛殿,神情凝重,喃喃念诵,双手举在头顶,俯身下去,四体伸直,头和鼻都触地,额头磕着大地,站起来可以看到额头上的印记,而他们匍伏的大地可以清晰的看到经久磨擦留下的痕迹,没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坚持,怎么能有这样的奇迹!据说他们一天匍匐而行,走不了十里路。但我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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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却没有看到半点的疲乏和劳累,更没有一丝的焦虑怨恨,只有祥和安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仿佛金色的希望和幸福就在前面召唤,他们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坚定地跪叩着前进。为朝圣,他们会磕得四肢溃烂,面额血肉模糊而不停止;为朝圣,他们沿途乞讨为生,即便冻饿死在山野也不后悔。于是再读仓央嘉措的诗句“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就有了彻底的顿悟。
生活中,我们赞美崇高,却不愿去追求崇高;我们称赞信仰,却不愿去实践信仰。多么虔诚的信徒,用身体丈量心中纯粹明净的信仰。
其实,一颗心,就如一个杯子。有人喜欢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的谋划,努力把杯子填满,水满则溢。然而过于多的负累和欲望,总是沉的坠弯了胸膛,令人窒息。一路走过,来不及欣赏沿途的山清水色,来不及轻嗅花香飘荡,来不及体会粉蝶缠绵的爱意柔情。总是低了头,身体前倾,做一种攀登的姿势。人啊,不如,适时抛弃一些东西。让杯子空出一部分,留给自己一角安静素雅,淡然美好的空间。可以于午后闲赏云卷云舒,也可听雨观潮,涉水卧波。
正如佛曰:一颗宕动的心,所看到的世界,浮躁,喧嚣,云起,尘暗,是水里摁不下的葫芦,是风中止不住的经幡。然而当下现实生活中都大多数的人内心都无法淡定,并且伴随物质文明发展,各种新疾病不断出现,虽然如此,我也不敢根据伊壁鸠鲁的“幸福定义”妄下断言当下大多数人是不幸福的。我只能确定我自己向往正在追求我所认同的伊壁鸠鲁式幸福。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平凡到极致的女子,无法做到心如止水,这也许永远都只能是我的一种对幸福的追求。
我认为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引导人尽量让内心的欲望对灵魂的纷扰最小化,而生活需要用心经营,所以我们的心应该一直保持“向上、向善”的姿态,即保持人心最原始最纯粹的善良﹑朴素和纯净。
人生观问题离不开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待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是与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目的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的。首先,人生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时突破了历来着眼于人的生物性和人寿长短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它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原因在于人是能进行自觉劳动的创造性动物。人的创造能力使得人超越其它动物之上。世界上只有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化的世界,创造了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正如其它生命一样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创造性。人的一生很短,如果尽干坏事,又会被世人感到太长。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创造作用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生命光辉而充实。人的生命的创造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生时。不少人生时寂寞、穷困、潦倒,甚至为人误解,频遭摧残,可死后被重新发现,再现辉煌。许多学术著作亦复如此。生时无法出版,死后成为不朽之作。这说明生命的长短并不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人不仅是创造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6页)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无法说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如果仅仅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必然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支短短的暂时点燃的蜡烛,很快化为灰烬。从人的社会本性出发,把人作为社会成员来考察,就会看到,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却是久远的。人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人类组成的火炬。每一代人都应该把它烧得更旺。这同时也就是把个体的生命由暂时变为永恒、有限变为无限。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其次,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方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作了回答。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存在物,它与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一样,必然是有生有死、有始有终。人的自然寿命有限,而且只有一次。追求长生久视、成仙成佛,都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幻想。辩证法的规律是理解生与死的钥匙。毛泽东把死称为辩证法的胜利。对生与死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而必须求之于社会规律。同样是生,有的生得伟大,有的苟且偷生;同样是死,有的死得伟大,有的死得窝囊。所谓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留名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对死亡的态度。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就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为正义而献身,死在刑场和战场上。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服从自然规律来对待自然的死亡,而且要以革命家的气概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对待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的死亡。前者是智者,后者是勇者。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烈士的名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对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是对死的意义理解的通达至极,是勇者与智者的结合,是以对自然规律与历史价值认识为依据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