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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哲西哲的论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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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哲西哲的论文主题

非常高兴自己今年上岸浙江大学宗教学专业,特此分享经验给大家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分享自己考研过程中的一点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浙江大学宗教学考研科目分为两门,一门是《中西哲学史》,

另一门是《宗教学原理》。

下面我将从初试备考、考试作答以及复试突破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下我考上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生的经验。

一、初试备考

1.信息收集

1.1参考书目

虽然浙江大学没有指定参考书目,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其他院校的本科教材以及浙江大学自身的教材有方向、有重点的选择复习的内容。我把参考书目分为三类,一类是本科教材、一类是优秀的二手文献、第三类是原著。就初试备考而言,三者所占心力和时间的比例依次为60%、30%、10%。

下面是我复习时所用的参考书目:强烈推荐

西方哲学:

教材:《西方哲学史》(张志伟人大版)、《西方哲学十五讲》(张志伟)、《西方哲学史》(赵敦华北大版)、《西方哲学史》(赵林武大版)。以张志伟老师版本为主。

文献:《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张志伟)、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聂敏里)、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邓晓芒)、《基督教哲学1500年》(赵敦华)、《德国哲学十论》(张汝伦)、《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一哲学的支点》(赵汀阳)。这些书目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时间自行安排,但前两本必看。

原著:《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大版),

《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沉思录》(笛卡尔)、《康德三大批判合集》(李秋零编)、《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小逻辑》(黑格尔)。这些书目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时间自行安排,但第一本必看。

中国哲学:

教材:《中国哲学史》(张立文人大版)、

《中国哲学史》(北大版)、《中国哲学史》(郭齐勇武大版),《中国古代哲学史》(张连良),当然还是以人大版的为主,其他为辅。

二手文献:《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

《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思想》(张祥龙)、《老子新论》(陈鼓应)、《庄子新论》(陈鼓应)、《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吴根有)、《道家形而上学》(郑开)、、《致命与逍遥:庄子思想研究》、《宋明理学》(陈来)、《有无之境》(陈来)、《宋明理学研究》(张立文)。这些书目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时间自行安排,但前两本必看。

原著:《中国哲学原著选读》(北大版)、《论语》、《四书章句句读》(朱熹)、《道德经》、《庄子内七篇》、《传习录》。这些书目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时间自行安排,但第一本必看。

宗教学原理:

教材:《宗教学原理新编》(吕大吉),

《宗教社会学》(孙尚杨)、《宗教学是什么》(张志刚)、《宗教学原理十五讲》(王朝阳)

文献:

宗教学理论方向:《宗教研究指要》(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张志刚)、《宗教学学术史问题研究》(朱东华)、《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孙亦平)、《世界十大宗教》(黄心川)

佛教方向:《佛教史》(杜继文)、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方立天)、

《印度佛教史》(平川彰)、《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潘桂明)、《世界佛教通史》(魏道儒)、《佛学概论》(姚卫群)、《佛教思想与文化》(姚卫群)这些主要是一些概论性质的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时间自行安排,但前两本必看。

道教方向:《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中国道教思想史》(卿希泰)

基督教方向:《基督教思想史》(冈察雷斯)、《基督教》(游斌)

伊斯兰教方向:《伊斯兰教》(杨桂萍)、

原著:

宗教学理论方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宗教学导论》(穆勒)、《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杨庆堃)

佛教方向:《阿含经》、《中论》、《俱舍论》、《成唯识论》、《摩诃止观》、《宗镜录》

道教方向:《阴符经》、《列子》、《周易参同契》、《悟真篇》

基督教方向:《圣经》、《基督教教义》(加尔文)、《教会教义学》(巴特)

伊斯兰教方向:《古兰经》、

《古兰经详解》(王静斋译)

1.2考试真题

我们至少要收集浙江大学《中西哲学史》与《宗教学原理》考研近15年的真题,把握命题重点与题目类型,做出有针对的复习。就19年《中西哲学史》、总共8道题,选择6道题作答,中哲西哲分别3道,其中只有一、两道不是原题,其余都是原题!这可见原题对于考试的重要性。《宗教学理论》这次题目类型大变,是6选5,以前几乎全部都是宗教学理论和宗教社会学的知识,并且这部分的原题出现的次数很大;而具体宗教史和宗教思想差不多有十多年没考了,但今年又突然考察很多这方面内容,今年的题基本上是宗教学理论2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一道,这无疑加大了考试难度,今年据我所知的考生中在复习的时候没有全面的了解其他宗教史,使得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

1.3老师论文

可以收集浙江大学中哲、西哲以及宗教学老师们的论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把握考试方向。了解老师们的研究方向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的确定也是有益的。

2.复习规划

1.起步期:时间(3月-6月)梳理中西哲和宗教学的知识结构,整体上对科目有所把握。

2.强化期:时间(7月-8月)通过一些参考文献以及原著针对真题考察重点来有针对的研究,并做好相关笔记。

3.巩固期:时间(9月-11月)根据笔记来背诵,背诵采取“少时多餐”的原则,注意积累哲学术语(西哲的外文、宗教的古典语和中哲的原著以及学术话的论述语言)。

4.考试期:时间(12月开始)反复背诵考试重点的那些知识点。

5.冲刺期:时间(12月至考试前)考试模拟训练,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真题的训练,反复练笔,冲刺备考。

二、考试作答

考试作答的规范和效率对于考场上较好发挥自身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人大两科的考试题目都是论述题,这要求我们在语言表达的结构、逻辑性、精准度以及效率都有着很大的要求。下面是我作答的过程:首先、分析题目,在1分钟类理清作答思路,明确作答的内容,一般采取总-分--总的叙述方式便于老师批改;其次、就某一观点层层展开,并与其他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在写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头脑中的知识点迅速地充实在你准备的观点的术语与框架中;最后,注意书写规范、字迹清晰,速度要根据你要作答的题目数量来确定。这样的作答训练可以在12月份大量的练习,保持手感。

三、复试突破

这一次复试考的内容也跟以前又不一样,感觉复试准备的都没有用上。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又包括英语和专业课。上午使笔试,英语50分,我们是7道逻辑学的题共21分,一个论述题,翻译、提炼观点、论证观点以一篇500字英语小论文的形式。专业课跟100分,跟初试差不多。下午是面试,先是英语抽题,老师会根据你回答的内容再提问;再来就是专业课,也是抽题,老师会根据你的回答继续深挖。面试总共不超过30分钟。在面试的准备环节中,一定要准备几本精读的原著和优秀的二手文献,并且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这对于取得好成绩是至关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还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生选拔的一些具体情况

筛选条件

每个人的情况和期望不同,考研择校的标准也不相同,本小节主要是说明各项指标的选择标准,下面我们列举一下在本次择校过程中的条件。

本科院校:不限

原则上建议报考综合实力高于你本科院校的招生单位。

报考专业:宗教学(代码:010107)

与本专业相近的专业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

报考省份:不限

院校类型:985、211、其他

由于“双一流”院校与“985/211”体系的院校有很高的重合度,所以我们不采用“双一流”类型进行分析推荐,可自行结合”双一流“院校和专业列表进行比对。

权重:院校:城市:工作 = 80:10:10

权重代表对院校、城市、工作的重视程度。

当时我的选择浙江大学的一个基本思路:

此次共计分析 14 所院校,它们的基本信息如下表,其中在排名时,综合类院校更占优势,理工类、师范类、医学类、文法类等院校占劣势。院校平均薪资是指该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招生人数为当年院校该专业的招生人数,人数越少则考研难度越大,难度分数是衡量该院校该专业在你所要求的城市、院校和工作的权重下,再考虑院校A/B区,招生人数,调剂等综合情况计算得出的综合分数,分数越高代表难度越大,建议你参考相应的分数选择考研院校。

关于宗教学的一个大致的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41德语或242法语

③705哲学原理

④807 中西哲学史

参考书

705 哲学原理:赵家祥等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07 中西哲学史: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一篇),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凡哲学一千题》

首先是公共课101思想政治理论,政治这门考试的特点是,想考高分很难,而极低分也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过不了国家线,那总分再高、专业课分数再高也没用,文学类的公共课国家线是55分,政治想取得55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政治的复习上也要花心思。政治的命题分为两部分:选择题和简答题,各占50分。选择题是政治复习的重中之重,我选用的教材是肖秀荣老师的《1000题》,前前后后一共做了三遍,印象比较深刻,后期在考前又做了好几遍《肖秀荣四套卷》和《肖秀荣八套卷》

以及新祥旭考研老师推荐的考前模拟题,我认为在运用中学习是最有效率的,相比去死记硬背选择题知识点,不如采用题海战术,大量做题,对知识点加深印象,同时还能增加题感。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是肖秀荣老师的《命题人讲真题》,

真题是我们最好的模拟题,在做真题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摸清命题人的命题方式。还需要掌握历年来的各大题型,可以去考研文库里面搜寻,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供我们使用。至于大题,大家的平均得分一般是25-30分,所以在大题的复习上,我只做了肖四肖八的大题,看了历年真题的大题和徐涛老师的一本预测题,在考前将肖四肖八的大题背熟,在考场上才能得心应手。

其次是公共课201英语一,对于英语,阅读理解是分值最高而又最容易得分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阅读理解上是完全可行的,

在练习阅读理解题目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强化了对单词的记忆,还加强了对文章的阅读能力,这对于读懂其他题型的文章十分有益。其次重要的是作文,小作文是书信或者告示,而大作文是漫画作文,在对作文的复习上,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往年题目进行分类,将每个类型的题目进行总结,每个类型都整理出一些自己惯用的句型或套话,并多加练习,以便在考场上无论面对什么题目都能发挥得很好。至于新题型、翻译,都是读懂文章基本上就能做出来,所以词汇量和阅读能力及对语法的掌握能力很重要。而完形填空一共10分,每个空0.5分,主要考察词汇辨析、词组搭配、语法句法,难度较大、分值较低,所以考试的时候留在最后做比较好,免得因为完型耽误太多时间而又不得多少分。最后,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做模拟题,真题才是最好的模拟题,真题至少要做上3遍,确保能读懂阅读理解的所有文章,搞懂每个题为什么选那个选项,再好的模拟题,和真题命题的方式也不是相同的,过多的做模拟题可能会导致做真题及考试时思路跑偏,适得其反。

这里先说明一下

资料主要是官网指定的三本参考书+回忆版真题(不全),针对这三本书,需要做的就是全都买回来,一本一本认真复习做笔记。做笔记不是必要项,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十分熟悉这三本书里面的每一个观点,要做到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它需要如何作答。这三本我建议都复习三遍以上,第一遍可以做笔记,找找复习感觉,第二遍可以拿着书直接记知识点,第三遍就是在第二遍的基础上熟悉再熟悉。目的就是要做到熟悉所有哲学家的所有观点,十分熟悉那些著名哲学家的著名观点。如果确实觉得难以理解,可以考虑班一些老师的视频帮助学习,B站就有。但总的来说,如果以上重点内容掌握了,卷面60%的内容是没问题的,剩下的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复习准备即可。

考研这段旅程每个人都在一趟列车上,但是看到的风景却不同,有辛酸,有欢乐。备考过程中我是一个人学习生活,搬了三次家(心态崩了哈哈),但是其中我会因为理解了一位哲人的思想而开心满足。考研不易,每个人都不容易,只要你坚持努力,结果一定不会差。希望我的考研经历会对你起到作用,哪怕只是一点点。

马哲中哲。马哲中哲专业占优势马哲是我国政党的理论基础,中哲顺应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弘扬的潮流。西哲偏难,受重视程度低就业也不太好。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马哲也属于西方哲学吧,如果必须用几句话概括的话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对being,也就是“存在”的追问。整个中国哲学,就是对have,存有的追问。这个有点抽象,有人认为have比being更本源,因为最being的追问,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简单说,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对have的追问,就是“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个马哲,就是对“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讨论。

马哲论文主题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建议选第三个题目,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审题,理解关键的一点,什么是实践,实践包括了什么属性,然后写上去,然后有一点很必要写上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怎么对待实践的,(先得到感性认识,再得到理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反复循环)然后说说历史上的其他认识论,着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对比,辩证否定其他认识论,凸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正确性,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的认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认识论等等,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等等;然后就要谈存在方式,先写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等等写上去,目的是要凸出世界的物质性,然后再举一个两个例子进行补充说明;然后就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写上去,同样举一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最后总结一下,人的存在方式。最后,就是要结合上面的两方面做一个大综合,综合论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命题。当然要有推理过程,这里不说,看你自己怎么说,例子就没有必要再举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中西方哲学的差异论文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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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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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 范文 一:非连续性哲学 教育 思想论文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 理性思维 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 文化 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 儿童 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 措施 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哲学论文范文二:哲学引导建筑设计论文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 雕刻 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 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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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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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中国哲学史主题论文题目

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

先确定好论文题目,自己没方向就去找导师指点指点吧。确定好题目之后,搜集素材(网络、图书馆)就先写个大纲,简单的大纲写好之后,再按照大纲来延伸写出整篇论文。 这里给出一篇范文标题:《浅析中国哲学的特质》,详细的直接去通关论文网看整篇文章。

看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三部书 《黄帝内经》,《老子》,《易经》,其中首推《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所以它对人有立体的认识,看透了人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以我国古代人生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天为阳,地为阴,所谓天父地母,法从阴阳。所以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下面是黄帝内经认为做得比较好的几种人,分别是真、至、圣、贤,最高的是真人。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当然古代也有人不以为然的,不懂养生譬如李白。但我说的只是那些真正认识自然的哲人。 再看最高著名的太极八卦图,向我们讲述的也是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看出人应该怎样活着。譬如无极生太极说明的是世界是从无到有,世界开始了还处于混沌初开;太极生两仪,说明的是混沌初开混为一团的环境打破了变成有阴阳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阴阳就开始有生命了,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两仪生四象,东南西北;四象定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东南中西北,人的肝心脾肺肾,人有五指;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九宫。上面所说的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解释自然的模式,所讲的其实都是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因为这些决定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中国古代哲人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概览全局,从各个方面与人的关系总结出来哲理。所以中国的哲理是十分的全面和客观的、唯物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单一的看问题,我们的中医就是这思想指导,譬如你脖子痛,它治你的肝,头痛它治你的脚,它不去直接治的脖子或者头,结果都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总体看问题的,它们之间有关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不然你简单粗暴的看问题是治不好的,脖子痛就是脖子的问题?脖子只是外,有之于外,必形之于内,中医看到的是内部,更深的层次,这也是它高明的地方。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求本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自然是我们的本,我们看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效法自然,天人合一。

我对神佛、宇宙、人生的理解前言我并不否认佛的存在,只是认为人的资质成佛几乎是很难的,我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只是个初级的想法,就是让你们提出意见,完善我的观点。从我的观点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人类,另一类是神佛类,并不意指神或是佛,并不做细化的表述,希望能够理解。我的立场在物质文明中叫中立,在精神文明中叫无知(我自封的),因为我证明不了一切的存在于否。如果说不存在就没什么说的了,现在是从存在的立场去谈论。如果哪此观点和语句与各位的思想有冲突实属无意,先行道歉,是我认识尚浅,道歉,请指点。一.宇宙产生及定律我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去解释的,比如说西方有了相对论,进化论,基因学但这些知识在易经里就已经有了阐述,阴阳就是相对论。所以用物理学去解释也是可行的,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授,当然了,只是表达这个道理这个意思,都是比喻,并不是表面的意思,并不是就是我说的一模一样的这么回事。我现在的观点:宇宙初始从无到有,物理学是宇宙一个点大爆炸产生能量和物质及生命,(大概就是这三类,或许是三界?天地人?),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世界,就是相对论的,也是阴阳,这是宇宙的规律存在的条件,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但规律是个圆,不是直线,因果循环,一个道理。因和果是同时产生的没有先后之分,在因的开始就已经确定的过程和结果,一个圆形的蛋糕从哪开始吃?难道要找出一个起始点吗?我们总是局限于直线,如果要参佛理或是了解宇宙的规律,就应该超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事物本身减去时间和空间就只有事物的本质,只有了开始-现象-结果。二,神佛 轮回 进化宇宙爆炸后或是出现后,有一种永恒能量,可以理解为宇宙的元神(比喻),它分散成以上说的三类,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也是慢慢进化的,就像是孩子慢慢长大一样,宇宙进化就等同于三类进化,不能进化的就被淘汰。比如说人,现在的人是地球上现在的时间存在的生命,早晚会灭亡消失,此前和此后还有很多种生命出现,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们也是进化来的,我们是进化成功才活下来的,每个人都有元神,元神不是灵魂对吧?灵魂只是元神的一部分,人死了,元神是存在的,它储存的人的记忆和力量,三类都有元神,但人死后元神是原来人的也是宇宙的,不会消失仍要进化,那么这个元神就进入到新的生命体中或是说产生新的生命体完成进化,当然了,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元神都可以完成进化的,都面临着淘汰和升级。人类的肉体有自生的能量不属于永恒能量,属宇宙进化产生的能量,所以我们有主观思想意识,宇宙规律可以注定命运但影响不了我们的思想,事在人为,这种能量包括很多,其中包括灵魂能量,灵魂中有我们的记忆和自有的自生能量,人死后会加入宇宙永恒的能量(元神),元神能量需要附着于肉体不断的增加能量升级,但这种能量不变,也就是说如果人有轮回,这种永恒能量(元神)就是贯穿生生世世轮回的依照和根源,终有一日元神圆满升级就等同于我们升级,此升级或是可算佛或是和佛有很大的距离或是只是到天堂生活一段时间再修行,成佛是生生世世修行的积累,不否定有一生世就成佛的成仙的,因为一切都要有机缘。(如果这种元神能量算是我们个人拥有的话,就可以算是我们在轮回转生,按前世今生自身得到的认知产生不同的能量,转生为不同的形式,人或动植物等,神犯了错要变为人,人犯了错要变为畜,众生平等,一概而论)。比如前N世我真正悟懂了一个道理,那么这个理解就容到了元神中,今生这种道理的理解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善良是天生的,有的人却要去学,如果我前生数学知识很深,今生我就会无师自通,如果是佛理研究得深,今生就是灵童(都是比喻不代表真实),也就是说,不论有没有轮回,不论我们前N世有没有修为,哪怕今生是刚意识到刚开始也不晚,不论怎么样,我们今生今世都要努力,加倍的努力,不段的努力,对吗?哪怕一生只能真正理解一个道理,也是不容易的,一个道理可以引出多个道理,因为道理的根源是一种高深的思想。但是,因为有了轮回说,所以很多执着的人,才会潜心悟理悟道,试问看破红尘世有几个是诚心认清佛理,还不是走投无路,失去信心,迷失方向才有感悟的吗?但方向和理解不要错!!!神佛是一种思想和意识境界。三类会产生自有的能量或说是主观意识,有的足以影响了元神能量,那么这就是导致升级或是淘汰的主要原因,"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应用。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有的三类包括人,做了下伤天害理的事(影响宇宙进化的行为和思想),没有顺应天意或说宇宙规律,实在没有办法被淘汰了,元神也消失了。神佛是高级的生命形态,还在不断的升级,元神的初级就是要依靠肉体而存在,要升很多级或是不断的升级尽量高级。或许要经历有肉体无肉体反复的形式存在。三,消亡 混沌 用很多种教育形式让三类升级(宇宙中不只有地球和我们),但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因为会影响规律不能顺应天意,这也不是根本上改变的办法,根本上的方法就是改变思想意思识,提升了,行为就改变了,行为也升级了,思想意识也会再升级,思想和行为也是相对相成的。对于最终的进化我有几个观点,一是进化成功的元神,应该分为有肉体和无肉体的,因为是相对的,不会只有一种一式,比方说都达到了最高,这个最高的意思是没有时间再升级的,因为现在的宇宙到了寿命了,是个老人了,也就是说,属于宇宙的一切都消失死亡,面对的是什么?如果升级到了这个程度应该是不怕死的但怕也是正常的,没有绝对的,对吧?但信念是不怕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必然,但是!!是可否可以逃过呢?这就有几种可能:1逃不过,宇宙是老人,他们也是老人,一切都是老人,都要消失,宇宙消失后一切都不存在,连分子电子都没有了。2逃得过,只有很少的团结起来可逃过,但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是没有宇宙规律和命运的存在了,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然后等待漫长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下次混沌,但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会存在于何处我想像不到,因为三类都没有了,除非越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3升级到最后的逃过后的少量的,或是都逃得过,数量当然很大了,宇宙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能看到的一切的三类,说明什么?这说明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物质宇宙了,已经过度到了精神文明宇宙了!离下一次的物质文明宇宙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是重新的生命形式和升级进化,是往物质文明进化!!但没有绝对的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因为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当然了,神佛及其它各种的类型能够指导升级的群,是顺应天命的,但人不一定要信仰,只是有了信仰可以具体的像进入学校一样,走捷径,如果人顺应天命努力提高认识,不进学校也是可以当科学家的,对吗?希望多提意见,我想不断的完善和改变我的观点,把你学到的佛理与此不同的说出来,因为我没有入学。多谢。感言我这所以有以上的观点,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我们人类看的渺小,因为不论我们多么的天真,但我绝对相信,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道理是不会错的!正确的道理就是宇宙的道理,不论在哪到什么时候任何空间和时间,都是对的,佛学不也是在找真理吗?我的观点是就是要找到所有道理的轴心或是根源,找到了根源,我们就什么都明白了。但目前我们只能把着正确的道理为人处事,但不能墨守成规,但一定要有底线或原则。只要了解真理的根源,成不成佛也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佛了,我们和佛是平等的,平起平坐的,他是教育局长我们也是!那时我们就是道我们就是理。所谓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说我们都有佛性,再者也是一种谦虚和对我们的勉励。万望多给指教,十分感谢,等我成佛那天会给你好处的!(哈哈,,,开玩笑了)。总之,总结过去,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不论如何都要努力,有轮回要努力,没有轮回更要努力,珍惜时间。这种努力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高低贵贱,不分时间空间,不分能量、物质和生命,只要属于宇宙的一切,都要努力,都应努力,都有权努力。参悟正确的道理,塌塌实实做事,本本份份做人,一定会有成就的,千古不变的道理,能不能成正果无所谓,有没有也无所谓,活的开心有意义,生命结束的时候无负担无牵挂,正视宗教思想,正视科学观点。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不够详尽,请指教。最终声明: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及娱乐,不代有任何的否定和肯定成份,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尊重你我。什么是佛?佛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并不意指个体或实体,佛是无相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只是佛以人类的形体展示在我们面前,生命的最高形态不是我们可认知的,用当前的语言表达,最多只是一团光或一组能量,佛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以任何的生命形态展示自己,以使当前的生命予以接授。佛是一个导师,以他对宇宙的知识让人类提升意识,懂得更多更深的道理,让生命从文盲变成文化人,就像在贫困区建所学校让人学习,有了知识看清了道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从行为上帮助是有限的,也会使生命有依赖性,只有思想意识提高了,行为上才会有根本性改变,分清了对与错,自然就会懂得快乐,减少分争。佛不会轻意的从行为上帮助人,因为佛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要遵守宇宙的规律,一切事该发生的是一定要发生的,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就是逆天行事,受到规律的惩罚,佛也一样,但有些时候佛实在看不过一些事,或帮人或灭除,宁愿受到惩罚。或是顺水推舟借花献佛。佛是宇宙形成以后产生的生命,在不断的进化中得以升级,至此为高级生命形态,宇宙从一个点大爆炸形成宇宙,一个点可为一维空间,或为太级。在爆炸的瞬间形成一切,至多维空间。宇宙的一切开始进化,最后终归一点,爆炸不断的扩张,再收为一点,或为混沌。成佛要经历所有的空间的进化,明了一切后,可归为宇宙初始的一点,此为不生不灭,此为永恒。或是早在N个混沌已属宇宙这一个点,形成宇宙后要使宇宙在每一次的复生后得到更多的新能量,而出现的佛族导师。宇宙的每一次复生需要从形成后产生的生命及物质和能量中得到更多的能量。佛是从最低生命进化而成的,他们没有快乐与不快乐,一切在他们面前都是无,但佛既然有追求,追求永恒,就一定不是绝对的无快乐,无悲伤,高智慧,无智慧。既然佛一切都无,也就说明佛一切都有,无和有是相对的,佛归于宇宙的一点得到永恒,也不是绝对。佛是有大智慧,也有大愚昧。佛的智慧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他的愚昧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的快乐,比如有幽默感的人说句笑话,大家都笑了,开心快乐了,但佛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如果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他一定有大愚昧,因为小的愚昧他不会有,智慧再高也有愚昧的一面,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的完美,也有做不到想不到的,也有更深的道理是他没发现的。正如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的快乐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他的愚昧也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佛有大智慧就有大愚昧,有大快乐就有大悲伤,有大自在就有大约束,有大善也必然有大恶。佛的一切道理也同样是从无数的错误中得到的,而且对于道理的追求是永无止静的。佛是完美主义者,佛追求的是一切都美好,安逸的生活,和平的相处,没有痛苦和悲伤,没有灾难和疾病,生命和自然的一切,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生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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