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还是佛教,释迦佛的教育思想和宗旨从没有变过。您所谓的本土化,只是形式上的本土化。例如,梁武帝闻经云“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而发大慈悲心,号召丛林僧众不食众生肉。这就是本土化的一个例子。事实来讲,因为佛教传入我国后,实行丛林教学制度,比丘、比丘尼有了固定的道场讲经说道,所以不再托钵化缘,所以让他们吃三净肉也就不那么现实,所以茹素绝对是好事,利于修清净心。当年释迦佛在世,住的都是竹林、野外,到了中国后,一方面是受到皇家的礼遇,另一方面也是气候不允许再风餐露宿所以修建了道场。说道融合,那就是佛法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佛法进入我国,很快得到了大家的接受,我国能接受大乘佛法,而东南亚大多只能接受小乘佛法(自我解脱之法),我个人认为也是因为有儒家思想的铺垫。佛法是圆融的,能和一切世间法融合,所以不存在冲击之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万法是一不是二。要想知道更深的东西,希望你能涉猎一些佛家大德所著的佛学著作,从而了解佛法,我们在此能说的只是只言片语而已。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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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的论点就是观点,他的中心观点就是中心论点。论题就是议论的问题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你要写古典音乐有什么特色这种的。建议你规定东方或者西方,这样好写
塔不拉鼓(Tabla)在北印度无论是室内乐、其他乐器合奏、声乐、民间庆典 ,舞蹈 .戏曲表演 宗教颂赞等领域,不可缺席的印度手鼓乐器。虽然印度有非常多样的鼓乐器,但北印度古典音乐中,唯有塔不拉最能符合传统印度风格的节拍搭拉Tala的要求,誏乐师与听众得到最大的足!但塔不拉的鼓手,无论和西塔(Siter)等古典音乐伴奏或独奏(Solo)的表演其技巧功力,是非常严刻,难度很高。除了技巧熟练,乐理的融会贯通,才得己胜任。塔不拉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笔者的老师美籍(Dr.Boos)打了30多年他仍谦称逊的说;天天在学习。印度老师姆客气(Guru Mukergee)每天仍要勤练二小时。已仙逝的塔不拉鼓大师阿拉朗卡(Ustad Alah Rakha )在80多岁时,在演练中,突然高兴的呼叫---今天我打这声 NA. 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一次!我死而无憾了!一幅朝闻道 夕可死,修成正果得道之愉快状!当今能在台上表演的或出CD的 都有5年10年/20年/30年的老师(Guru)才能胜任,因此塔不拉鼓,被誉为史上最难学的打击乐器,在印度则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尊称。!塔不拉历史塔不拉鼓虽然不是印度最古早的鼓乐器,如魔力单(Mridang),帕卡瓦甲(Pakhawaj)等已有千年历史。西元13 世纪,印度知名的宫廷乐师阿米枯罗( MrAmir Khusro) 根据古乐器帕卡瓦甲(Pakhawaj)魔力单根双面鼓,分割成高低之分的双头鼓 为早期塔不拉鼓鼓的澜沧(此人亦将维纳琴改良成西塔琴,也创作制定很多波斯风格的印度拉格(Raga)。当时在宫廷中演出 但并为受到重视,毫无地位。后来逐渐经由有名的乐师,舞蹈家一起塔配为皇军演出,才逐渐受到菁睐,吸引更多人学习塔不拉。隔了几个世代,终於出现一位大师尤汗(Mr Ustand U Khan)从魔力单的南印度古鼓之鼓谱,依塔不拉的特性及印度塔拉的法则及哲学理念研发,并建立塔不拉的学习理论及标准。因此后人方有学习的范本,经验的累积,对塔不拉鼓的普地位的提升,功德无量。如今塔不拉鼓,虽然在印度己建立王者的地位 在国外也广受欢迎. 欧美己有上百的塔不拉教学班 每年吸引上千人在学塔不拉,塔不拉几成为印度鼓的代表 但在南印度魔力单根仍然是不可缺的印度鼓. 在印度塔不拉及魔力单根各有一遍天。但回顾塔不拉的鼓手的地位,如同早年的其他鼓手地位,是相当卑微的。他只不过是其他乐器师如西塔琴(Sita),刹罗琴(Sarada )刹林吉(Sarangi)或声乐家或舞蹈家的附庸或顾聘的伙计而己,如碰见脾气暴燥的乐师,即使是乐师走音,只怪罪塔不拉鼓;因此塔不拉鼓手,变成乐师的出气桶。即便尔儿有独奏Solo的演出,就当时社会结构,塔不拉的鼓手,宛如二等公民。这种待遇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笫二次世界终战。印度的独立,社会的结构受到世界朝流,冲击;学院派的乐师对鼓手的尊重,有别於传统的乐师。传统在庙会私人宅第表演的听众,也和现代音乐厅或学校的听众,有助於塔不拉鼓手地位的提升。但其中最重要的改变还得功归於当时几位伟大而了不起的大师如哈美姜 (Ahmed jan Thirakwa 1892-1976)及马哈拉甲(Kanthe Maharaj1880-1996 )哈必布丁汗(Habibuddin Khan 1899- ) 及近代的阿拉朗卡(Ustad Alla Rakha khansahib1919-2000) 他们天赋的美学素养及不断追求开拓塔不拉的新领域,伴以出凡入胜的技法,充分的发挥塔不拉的能量,努力的追求塔不拉的极现及重视经验的传承,不亢不卑的向世人展现出对塔不拉的敬爱,终於誏塔不拉争取到和其他西塔琴等乐师同等之地位,赢得世人的尊敬,如今塔不拉更印度更有乐器之王的尊。在此特别向这早期默默为塔不拉付出一生心血的大师,致上最高的礼赞。
旋律:印度音乐是种线性、旋律性的音乐,没有和声的概念,旋律非常精致,大量使用微分音(小于半音的音),印度音乐有着自己特有的音律(把一个八度音程分为22个微分音)音阶,调式,记谱法。实际上,印度音乐中音高只是个相对概念,它没有固定的“DO(哆)”音,而且也没有严格的记谱方式,所有的音符的高低都以曲子的中心音(主音)来确定。旋律的音型被称为“Raga”,通常由五到十个音符组成一段旋律,学习印度音乐的学生必须记住大量的"Raga”,用来作为旋律组织和灵感启发的素材,实际表演时选择一段作为旋律即兴的基础。 每一“Tala”都是由一定数量的节拍构成的 举个例子,一个十拍子的“Tala”,演出时会以“2+3+2+3”或“3+2+3+2”形式出现,每组节拍都以重音开始,但整个“Tala”的第一拍是最为强调的。 速度:像音高一样,速度在印度音乐中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只有慢速、中速、快速三种区分,中速比慢速要快上一倍,快速比中速要快上一倍。 乐曲形式:印度音乐的形式也只是简单的分为“Open”部分和“Closed”部分。Open部分没有明显的起始标志,没有预先编排的结构,演奏速度比较松散。Closed部分严格按照“Tala”的规则,有明显的开始结束。常规的演出惯例一般是先以一段节奏自由的缓慢的引子开始,接着独奏者以中等的速度开始演奏Raga并不断进行变奏,最后逐渐加快速度进入快速的Tala的演奏与即兴变奏。总的来讲,印度音乐的作曲实质上很简单,只是为音乐家对raga和 tala的演奏、发展、变化提供一个简单的框架。 三种最重要的印度乐器:Tamboura、Sitar、Tabla。Tamboura是种有着四或五根弦的乐器,除了演奏旋律外,关键作用还是作为一种背景乐器来把握控制乐曲的主音(中心音)的;Sitar是大家最熟悉的印度乐器,它是印度北方最常用的一种长颈弹拨乐器,共有7根琴弦,4根奏旋律,3根奏持续音,此外还有10多根共鸣弦,与主弦应和,形成了独特的音响效果,主要是作为一种独奏乐器用来演奏Raga或为演唱伴奏的;Tabla是一套的两个手鼓,由两个单面鼓组成的,这两个鼓的形状正好相反,演奏者右边的鼓上小下大,发音高,左边的鼓上大下小,发音低,两者音高大约相差八度。一个鼓的音高调成乐曲的主音或曲子中的另一个关键音,另一个鼓则是用来添加各种音色变化用的,“Tabla”鼓是进行Tala演奏的关键乐器。由于印度被西方长期殖民,因此印度音乐中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方乐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南方古典乐中对小提琴的使用,然而小提琴在印度音乐中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它的外形仍保持原状,但它表达的内涵,采用的方法、技巧,风格都已彻头彻尾的印度化了。甚至你闭上眼睛聆听小提琴在印度音乐中的演奏时,很容易会与Sitar等乐器混淆,可以说小提琴除了躯壳,灵魂已经完全是印度的了。南印度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名为苏布拉马尼亚姆,1985年,纽约联合国庆祝印度独立40周年的音乐会上,世界提琴演奏大师梅纽因曾与他共同演奏印度音乐,获得很大的成功
致命的弱点就是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潜伏期也非常的长,并且也存在着很大的变异的可能性。
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了73个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变种,了解新冠病毒的详细特征对治愈患者有帮助。
印度研究人员在奥里萨邦对新冠病毒的新发现是找到了73个新冠病毒的毒株的新型变种, 因为人心意味着新冠病始逐渐演变,人们在面对的时候要更加的警惕。
研究首次成功揭示了病毒基因组和核糖体在“移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发现病毒对核糖体“移码”过程存在“精细控制”,这有望促进通过干扰“移码”过程而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的开发。 此次研究也表明,一种叫做merafloxacin的分子是更好抑制“移码”过程的化合物。它可将新冠病毒的滴度降低3—4个数量级,且对细胞没有毒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安全网,其发达程度已经成为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体现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论文 范文 一: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
【摘要】社会保障事业关乎国计民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在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和老龄化不断加深加快导致人们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其现状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其存在的满意度不高和体系内外矛盾重重的问题,亟需解决。社会保障伦理是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石,只有立足本国国情,立足本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吸取其中的 经验 与教训,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是解决许多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鉴于西方 文化 思潮盛行,我国传统伦理逐渐淡化的事实,笔者希望通过对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评价分析,从中提炼出对我国当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伦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伦理缺失的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与完善。
【关键词】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契机;伦理缺失;启示
一、儒家的社会保障伦理
儒家思想是对我国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思想之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便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伦理,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本节主要介绍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和其历史局限性。
(一)理论基础
以民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儒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民为本的理论,指出民众在社会发展和政权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上位者要重视民生民意,如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为君者要保证民众的生存需求,实行保民爱民的仁政。以“仁”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仁”包括人的仁爱道德,也包括仁政德治。人们如果能够由对自己、对亲朋的爱扩大到对社会成员广泛的爱与仁慈,社会就会和谐;国家需要实施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首先要实现民众的生存,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具体内容
以民本和仁政为主的“人道性”思想。其中的民本思想指出,社会的发展与治理要重视民众的诉求和愿望,注重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予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仁政思想则要求为政者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保持自己的仁政观念,实现爱民与护民。“均无贫”伦理。儒家追求公平、平等和正义,反对贫富分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①提出要按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进行合理的分配,为政者要注重社会保障,来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节用爱人”伦理。“节用”要求减轻民众的负担,使得民众可以自力更生,减少政府对保证人民生存的开支,进而减少民众赋税的义务,保证民众的生存,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国家要建立适度水平的保障。这两项 措施 都有利于节省社会保障消费的支出。“爱人”要求当政者关爱民众,注重保障、维护民众的生活。注重“孝”道。儒家认为社会保障不仅要依靠国家,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实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且“孝”道思想强调子女后代对父母的供养、关心和照顾,在当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倡导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模式,我国目前仍以这一养老保障方式为主。“德法兼用”伦理思想。“德法兼用”要求社会保障要注重德法兼治,为政者主动依靠自己的道德情操关爱民众,但在行动和工作上也要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对违纪行为给予严肃的处理和警告。
(三)历史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旨在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达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不符合当前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传统的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也有一些愚民的手段和措施,用一些 教育 和说教麻痹民众,以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过于依赖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不仅不利于对民众的保障,也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且儒家伦理中对一些群体特别是妇女如“三从”“四德”,要求苛刻,影响了制度的公正性。
二、探寻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契机
(一)时代新状况
在新的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的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近期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应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财政的负担能力。在国民对社会保障需求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借鉴发达国家高水平保障造成财政危机的经验教训,亟需要求我国合理界定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建立适度保障水平。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造成社会保障财力困境,基金缴费者相对减少、接受者相对增加,我国现有的基金收入难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人们对老龄人的护理工作和养老服务有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发展强调保障实施主体的社会化,强调社会保障要依靠多元主体,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解决政府容易忽视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确保社会保障的功用,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需要推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现有社会保障伦理缺失
由于伦理本身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和伦理宣传教育的缺失,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存在一些伦理缺失的问题。首先,人文关怀不足,保障资源和福利存在不人道的分配现象,将保障和福利的给予视为累赘,歧视受助者的思想与现实状况时有发生,而且一些保障政策没有倾向社会弱者,丧失其保障的目标和公正性。其次,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缺失。保障起点存在特权和歧视问题,保障机会存在权利获得的限制和障碍问题,两者导致保障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如我国因法制不完善、人情关系等因素造成应受惠的贫困者常常得不到帮助,许多人对受助的贫困者有歧视的心理和行为,歧视色彩较浓,而且我国各地区和人群的保障差异也较大,总体来说发达地区保障好。再次,德法兼治不足。制度和教育对德治的忽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法制性,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不顺畅,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孝文化不足。溺爱和对 传统文化 教育的缺失,造成新一代责任意识低下、孝道意识薄弱,不孝或是片面将孝挂钩于物质供给,影响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家庭养老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后,保障机构与保障方式不足。保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着机构不足和人员缺失的现象,保障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职责不明确、素质低,影响社会保障的作用和作用的发挥。此外,我国养老方式与老年生活保证的层次还不足,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化、多层次社会保障需求。
三、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启示
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借鉴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责任、家庭保障以及多样化与社会化的保障模式,取得了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秉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不断探求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力求为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发扬“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我国建立在“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保障,首先需要转变社会保障是对人的怜悯、恩赐的观念,视社会保障权为国民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是对人们的关爱、对人们自主与发展的关注,人们的发展最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国民的共同进步。其次,加强社会保障机构与人员的建设,建立拥有比较完备项目、职责明确、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服务人员,平等的对待社会保障的覆盖群体,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满足,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和群体实施不同的保障,又要使社会保障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兼顾社会保障的效率和公平。社会保障的有想发挥是使应受保障者受到保障,同一条件的受惠者享受同一制度的保障,并且保障水平适度,能够保障被保障着的基础生活,同时能最大限度的激发被保障者的积极性,避免“懒汉”的出现,提高社会的活力。健全德法兼用的原则。德治主要是要求实现政府“仁爱”和百姓“自爱”,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两者道德素质的提高,增强两者的责任心、义务感、道德感和爱心,实现对受助者受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认知,奠定社会保障实施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外,法治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重依法保证社会保障参与者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实现各自的诉求,同时也要注重依法保证对社会保障过程中各项行为与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增加违法的机会成本,减少甚至是避免社会保障中不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质量。强调家庭保障的“孝”理论。“孝”是子女后代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针对当前我国孝文化缺失的现状,更加需要注重加强孝文化与家文化的宣传教育。首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要注重增强子女的责任意识,教育子女后代学会感恩,懂得尊敬父母长辈、理解父母长辈和关爱父母长辈。其次,提高社会的尊老重老观念,在家庭成员互助互爱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互助互爱,实现社会成员对老人的尊敬、理解和关爱,达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互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保证责任主体多元化与社会化。社会保障要注重责任分担,建立多元的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事业,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协作。过于依赖个人,许多弱势群体因承担不起保障费用无法实现保障,具有优势的许多人群又不需要某些保障;过于依赖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也会造成弱势群体参保不起,优势群体不愿参保的现象;过于依赖国家,针对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广袤的国土面积,难以实现全覆盖,国家的财政压力也会过大。这些都会造成应受惠者得不到保障,保证失去了基本作用,难以持续发展的后果。建立资金运作、待遇发放、管理工作和实施主体全面社会化的社会化保障事业,有助于合理分工个人、家庭、单位、社区职责。建立多元责任主体,合理分担,有助于保障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儒家注重仁政,强调国家要保证百姓的生活,儒家也注重节用,强调个人的责任与奋斗,保障事业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四、小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其不足。立足传统与现实,借鉴国内外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伦理缺失和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要重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中“以人为本”、“均无贫”、“节用爱人”、“孝”道和“德法结合”的思想精髓,注重社会保障事业以民为本、“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法治与德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和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为早日实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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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泽厚.论语今读[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摘要]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暂时在政策制度、制度运行效益、违法违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绩效审计手段落后等问题。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我国应采取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运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运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 保险 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5.95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295.74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1.14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18.52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政府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政府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政府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运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 报告 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文件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政府部门项目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 方法 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件的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信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件,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件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件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信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宏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 政策法规 。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 出国 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信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信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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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
【摘要】社会保障事业关乎国计民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在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和老龄化不断加深加快导致人们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其现状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其存在的满意度不高和体系内外矛盾重重的问题,亟需解决。社会保障伦理是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石,只有立足本国国情,立足本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吸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是解决许多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鉴于西方文化思潮盛行,我国传统伦理逐渐淡化的事实,笔者希望通过对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评价分析,从中提炼出对我国当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伦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伦理缺失的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与完善。
【关键词】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契机;伦理缺失;启示
一、儒家的社会保障伦理
儒家思想是对我国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思想之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便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伦理,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本节主要介绍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和其历史局限性。
一理论基础
以民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儒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民为本的理论,指出民众在社会发展和政权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上位者要重视民生民意,如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为君者要保证民众的生存需求,实行保民爱民的仁政。以“仁”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仁”包括人的仁爱道德,也包括仁政德治。人们如果能够由对自己、对亲朋的爱扩大到对社会成员广泛的爱与仁慈,社会就会和谐;国家需要实施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首先要实现民众的生存,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具体内容
以民本和仁政为主的“人道性”思想。其中的民本思想指出,社会的发展与治理要重视民众的诉求和愿望,注重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予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仁政思想则要求为政者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保持自己的仁政观念,实现爱民与护民。“均无贫”伦理。儒家追求公平、平等和正义,反对贫富分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①提出要按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进行合理的分配,为政者要注重社会保障,来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节用爱人”伦理。“节用”要求减轻民众的负担,使得民众可以自力更生,减少 *** 对保证人民生存的开支,进而减少民众赋税的义务,保证民众的生存,实现良性回圈,同时国家要建立适度水平的保障。这两项措施都有利于节省社会保障消费的支出。“爱人”要求当政者关爱民众,注重保障、维护民众的生活。注重“孝”道。儒家认为社会保障不仅要依靠国家,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实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且“孝”道思想强调子女后代对父母的供养、关心和照顾,在当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倡导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模式,我国目前仍以这一养老保障方式为主。“德法兼用”伦理思想。“德法兼用”要求社会保障要注重德法兼治,为政者主动依靠自己的道德情操关爱民众,但在行动和工作上也要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对违纪行为给予严肃的处理和警告。
三历史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旨在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达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不符合当前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传统的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也有一些愚民的手段和措施,用一些教育和说教麻痹民众,以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过于依赖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不仅不利于对民众的保障,也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且儒家伦理中对一些群体特别是妇女如“三从”“四德”,要求苛刻,影响了制度的公正性。
二、探寻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契机
一时代新状况
在新的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的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近期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应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财政的负担能力。在国民对社会保障需求规模越来越大、专案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借鉴发达国家高水平保障造成财政危机的经验教训,亟需要求我国合理界定 *** 和个人的责任,建立适度保障水平。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造成社会保障财力困境,基金缴费者相对减少、接受者相对增加,我国现有的基金收入难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人们对老龄人的护理工作和养老服务有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发展强调保障实施主体的社会化,强调社会保障要依靠多元主体,以减轻 *** 的压力,同时解决 *** 容易忽视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确保社会保障的功用,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需要推动非 *** 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现有社会保障伦理缺失
由于伦理本身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和伦理宣传教育的缺失,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存在一些伦理缺失的问题。首先,人文关怀不足,保障资源和福利存在不人道的分配现象,将保障和福利的给予视为累赘,歧视受助者的思想与现实状况时有发生,而且一些保障政策没有倾向社会弱者,丧失其保障的目标和公正性。其次,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缺失。保障起点存在特权和歧视问题,保障机会存在权利获得的限制和障碍问题,两者导致保障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如我国因法制不完善、人情关系等因素造成应受惠的贫困者常常得不到帮助,许多人对受助的贫困者有歧视的心理和行为,歧视色彩较浓,而且我国各地区和人群的保障差异也较大,总体来说发达地区保障好。再次,德法兼治不足。制度和教育对德治的忽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法制性,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不顺畅,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孝文化不足。溺爱和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造成新一代责任意识低下、孝道意识薄弱,不孝或是片面将孝挂钩于物质供给,影响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家庭养老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后,保障机构与保障方式不足。保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着机构不足和人员缺失的现象,保障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职责不明确、素质低,影响社会保障的作用和作用的发挥。此外,我国养老方式与老年生活保证的层次还不足,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化、多层次社会保障需求。
三、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启示
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借鉴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责任、家庭保障以及多样化与社会化的保障模式,取得了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秉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不断探求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力求为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发扬“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我国建立在“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保障,首先需要转变社会保障是对人的怜悯、恩赐的观念,视社会保障权为国民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是对人们的关爱、对人们自主与发展的关注,人们的发展最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国民的共同进步。其次,加强社会保障机构与人员的建设,建立拥有比较完备专案、职责明确、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服务人员,平等的对待社会保障的覆盖群体,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满足,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针对不同的专案和群体实施不同的保障,又要使社会保障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兼顾社会保障的效率和公平。社会保障的有想发挥是使应受保障者受到保障,同一条件的受惠者享受同一制度的保障,并且保障水平适度,能够保障被保障着的基础生活,同时能最大限度的激发被保障者的积极性,避免“懒汉”的出现,提高社会的活力。健全德法兼用的原则。德治主要是要求实现 *** “仁爱”和百姓“自爱”,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两者道德素质的提高,增强两者的责任心、义务感、道德感和爱心,实现对受助者受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认知,奠定社会保障实施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外,法治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重依法保证社会保障参与者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实现各自的诉求,同时也要注重依法保证对社会保障过程中各项行为与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增加违法的机会成本,减少甚至是避免社会保障中不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质量。强调家庭保障的“孝”理论。“孝”是子女后代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针对当前我国孝文化缺失的现状,更加需要注重加强孝文化与家文化的宣传教育。首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要注重增强子女的责任意识,教育子女后代学会感恩,懂得尊敬父母长辈、理解父母长辈和关爱父母长辈。其次,提高社会的尊老重老观念,在家庭成员互助互爱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互助互爱,实现社会成员对老人的尊敬、理解和关爱,达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互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保证责任主体多元化与社会化。社会保障要注重责任分担,建立多元的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事业,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协作。过于依赖个人,许多弱势群体因承担不起保障费用无法实现保障,具有优势的许多人群又不需要某些保障;过于依赖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也会造成弱势群体参保不起,优势群体不愿参保的现象;过于依赖国家,针对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广袤的国土面积,难以实现全覆盖,国家的财政压力也会过大。这些都会造成应受惠者得不到保障,保证失去了基本作用,难以持续发展的后果。建立资金运作、待遇发放、管理工作和实施主体全面社会化的社会化保障事业,有助于合理分工个人、家庭、单位、社群职责。建立多元责任主体,合理分担,有助于保障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儒家注重仁政,强调国家要保证百姓的生活,儒家也注重节用,强调个人的责任与奋斗,保障事业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四、小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其不足。立足传统与现实,借鉴国内外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伦理缺失和西方文化氾滥的情况,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要重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中“以人为本”、“均无贫”、“节用爱人”、“孝”道和“德法结合”的思想精髓,注重社会保障事业以民为本、“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法治与德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和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为早日实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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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摘要]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暂时在政策制度、制度执行效益、违法违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绩效审计手段落后等问题。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我国应采取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资讯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执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执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资料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5.95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295.74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1.14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18.52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 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 *** 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 *** 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 *** 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 *** 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执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资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档案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 *** 部门专案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方法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 *** 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 *** 投资专案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资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援,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资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资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援。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体的会计资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资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体,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体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体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资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 *** 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巨集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出国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资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资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资讯化、网路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资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资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资料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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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人的区别就思想而言是,印度人擅长玄思,所以印度人的宗教很厉害,中国都要那万里西行求法。中国人虽然有各种思想诸子百家,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后百姓普遍比较愚昧和现实。印度过去和现在论经济没法跟中国比,虽然都是人口大国但是印度人的生活质量远不如中国,他们的城市化率也不如中国。可是军事上尤其是海军,印度的强大超过了中国,中国的辽宁号目前刚服役没有战斗力,而印度目前成建制的航母战斗群就好几个了,印度洋已经名副其实变成他印度的洋了,现在和过去印度是不如中国,但是为来的世界是海洋的世界,印度这点比中国看的远,中国目前南海都冲不出去,中国的崛起就是海洋的崛起。
可以从人口大国建设成人才大国
首先收集广泛的中印贸易资料,分点论述,比较个点中印优劣势得出中肯的结论,不要太偏激也不要很片面,可从以下各点写作(尽给你提供资料参考,毕竟这是锻炼自我能力的时刻,写作的整体性还需要你来把握!!)中印确定重启边境贸易古道的具体时段 一.中印双边贸易政策 新闻事实: 新华网拉萨6月19日电(记者冯雷 李建敏)中国和印度将于7月6日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两国中断40多年的边境贸易。 中印两国官员18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举行会谈,会后签署的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的时间。 根据会谈纪要,此次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还属临时边贸市场,即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左右山路上的洞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改变边境地区经济封闭状态、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交通、建筑、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为两国实现连接南亚贸易大通道的构想创造条件。”西藏自治区主管商务工作的副主席郝鹏说。 “通过双方边境贸易合作,将实现以贸易带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改善双边的贸易环境、疏通贸易渠道。这是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需要。”他说。 参加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商工部辅秘克里斯缇·费尔南德斯表示:“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和边贸市场的恢复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印中经贸关系的新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良好的双边关系。” 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曾是中印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 【援引资料分析综合】: 20世纪初,这里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但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乃堆拉山口由军队把守,边贸通道被铁丝网隔离。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将会对构建中国通向印度及南亚陆路大通道,扩大中印边境贸易,造福两国人民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亚东口岸虽未正式恢复开放,但边民互市贸易近年趋于活跃。亚东县政府部门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到亚东经商的边民达5000多人次,民间互市贸易额达360多万元。2004年,中印两国签署了经由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200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西藏在亚东县建设边贸市场的总体方案,亚东口岸恢复开放的事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郝鹏说,亚东边贸市场的开放,将大大促进中印贸易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通过这个便捷的陆路通道,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通过这个口岸进入印度市场。 【用数字得出结论】 “去年西藏进出口总额才两亿美元,中印亚东边贸开通后,即使中印贸易额的10%通过这个山口,西藏的外贸额也会增加十几亿美元,这对西藏的带动太大了。”他说。 目前中印贸易大部分通过海运,而西藏的外贸绝大部分经由天津港,两地相距数千公里。“由于青藏铁路即将于7月1日通车运行,因而一旦走乃堆拉山口,拉萨经亚东至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的距离就可缩短至约1200公里,这将有利于促进从中国西藏和内地通往南亚陆路大通道的形成。”郝鹏说。 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印贸易额去年达18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5%,预计今年将会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RCA两个指标对中印服务贸易整体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借助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在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竞争日趋激烈,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面对这种形势,如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有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因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往往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探讨国际竞争力,其中被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集大成者的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关键是理解一国经济的大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和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并没有专门涉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而郑吉昌、夏晴(2004)则以波特的观点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但文中却没有对各因素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查贵勇(2006)利用“钻石模型”分析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认为造成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因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印度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上却极为迅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新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和建议。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99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98.61亿美元,印度为105.52亿美元,两者相差6.91亿美元。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开始超过印度,且两者差额越来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达到563.28亿美元。2005年差额有所减少,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665亿美元,比印度多出315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曲线都在稳定上升,并且曲线越来越陡峭,表明两国服务贸易总额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36%,远远超过同期8.1%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具体到服务出口贸易而言,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812亿美元,是1990年的14.1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82.04%。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服务出口的总额低于中国,但其出口增长速度却较快。2005年印度出口总额为676亿美元,是1990年的14.67倍,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85.42%。同时从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来看,中印两国差距较大。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的比重为9.63%,比1990年仅增加1.16%,平均比重也仅为10.56%。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达到41.55%,比1990年上升了21.14%,平均比重达24.81%,是中国的2.35倍,且比重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印度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服务业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48%(而中国仅为33%),比198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其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该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国服务出口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3.36%,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2.63%。而印度2005年服务出口的比重为2.80%,排名世界第10位,较1990年上升了2.21%。由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于印度,但两者的差额却有减小的迹象,如2002年中国和印度所占比重的差额为1.27%,而2005年则减少到0.56%。同时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两国的比重都有上涨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服务贸易有关。(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国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与世界产品或服务平均出口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国当期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当期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Xwj为当期世界市场服务的出口额,Xwt为当期世界市场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从服务贸易总体的RCA的比较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比较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为0.51,比1990年仅增加了0.05,并且从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数一直徘徊在0.49-0.63之间,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弱。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2.21,且RCA指数还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印度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从服务贸易RCA分项比较来看,中国在旅游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其RCA指数从1991年到2002年始终维持在1以上,且持续上升,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43。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变化较大,由1990年的1.65持续下降到1998年的0.41;从2000年起运输业的RCA指数开始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达0.84,但仍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商业服务上,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显著,RCA指数一直小于1。印度各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印度旅游业的RCA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1992年指数为1.36,但到了2004年却只有0.48,比较劣势越来越显著。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的变化和旅游业很相似,也在持续降低,2004年仅为0.50。然而近年来,印度其他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则在逐渐增强,从1996年的0.80上升到2004年的1.56(见表4)。综合上述三个竞争力指标的比较来看,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比印度要大,但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却比印度低。中国在传统的旅游服务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印度则在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两国在运输服务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弱,并且印度的劣势更为显著。四、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性以及中印两国具体的国情,通过修正后的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图2所示)保留了波特“钻石”模型的基本内核,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服务业及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理念仍然作为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仅将其由“钻石”模型中辅助要素提升为决定要素,而且还把它置于“中心”位置。新模型还添加了两个“环”,内环表示国内环境的影响,包括一国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等,而外环则代表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等。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形成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其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对竞争力的强弱是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则是后者如何受前者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归结为辅助因素。波特将机遇作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辅助要素,但本文考虑到机遇不可求的特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通过改变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环境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因素独立出来,而是化入“环境”这一辅助要素之中了。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印两国的具体国情来逐一论述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要素条件 服务贸易的生产必须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如旅游服务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环境,金融、保险、银行离不开雄厚的资本等等,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服务的要素也可以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级要素则是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等。各国应当把自己的服务贸易竞争策略建筑在发挥本国高级要素的优势之上。由于高级要素也是变化的,今天的高级要素明天可能变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国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时,关键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级要素生成、发展、不断提高、升级换代的环境。正如波特所认为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其环境优势要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中国和印度皆为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为两国旅游业和旅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众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两国劳动者在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尹翔硕、申朴(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贡献度较大,说明两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由于一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为其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增强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以此来迅速积累人力资本。2006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从2005年排名第50位一跃而上升到第43位,首次在排行榜上超越了中国。在本届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并列成为主要议题。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21 世纪两个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近年来,两国贸易发展较快,贸易额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三经贸如何优势互补一、中印贸易快速发展中印贸易开始于1951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是中印经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6 年3月,中印双方高层召开了中印经贸科技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确定了落实《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的工作计划,启动了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同意建立工作机制讨论印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亿美元,提出了包括“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等10项战略,强调“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06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29.14亿美元增至249亿美元。目前,印度是中国第10大贸易伙伴。从贸易总密度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学者分析,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陶瓷及玻璃制品等;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为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纺织品等。近年来,印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量私营企业积极投资,计划新建公路、桥梁、铁路、港口和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中印承包工程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中印投资合作也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国在印度投资累计金额为1700万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电子、通信和轻工等。同期,印度在华非金融类投资项目256个,合同金额 5.48亿美元,实际投入1.72亿美元。此外,中印双边商务人员往来频繁,中印资源合作和技术合作均有较大发展潜力。二、快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很多问题成为了制约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印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凸显,印度保护本国落后制造业及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等。1.中印双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1975 年,印度开始建立反倾销法律制度;1992年,印度发起了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近年来,印度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其反倾销调查居世界前列,并已成为全球启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6年,印度共启动反倾销调查457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多 22.5%;保障措施15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约旦和智利多36.4%。1994年前,印度未曾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而1995~2006年,印度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救济调查,年均7.6起,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此外,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也逐步提高,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增大。尽管随着印度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印度对华反倾销案日益受到重视,应诉率明显上升,但仍低于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此外,由于印度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在形式上充满了随意性,表现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模糊,确定正常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涉案中国企业如何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核心问题的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非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问题仍是困扰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几率很低。2.印度保护本国落后的制造业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两大类型,全球的“中国制造”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的市场恐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目前,印度制造业还很落后,印度制造业在三大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工业制成品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工业制成品的质量普遍低劣。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很多印度企业声称中国产品将给印度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有些印度人甚至称之为“中国产品侵略”,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3.印度贸易壁垒较高尽管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印度即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增长战略,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但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目前,印度的贸易壁垒在南亚地区居首位。印度有许多普通的商品被列入禁止/限制进口商品清单之中。禁止商品中包括小鸡、蛋、石膏、石油气体、丝织品、府绸、斜纹布、灯心绒、渔网及棉织品。限制进口的商品还包括食盐及化肥等。目前,印度总体关税水平还很高。印度的海关税率分为:5%、15%、25%和35%共4个档次。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采取一些措施,逐步降低总体关税税率,争取在近几年内降低到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平均关税不超过20%,峰值关税不超过30%。但除关税外,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用。比如,对我国有很强出口优势的空调、冰箱分别加征42.5 %、30 %的附加税。因此,印度目前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然较高,阻碍了我国商品的进一步出口。4.中印贸易竞争性较强中印贸易结构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从两国各自对外经济的总体结构来看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首先,从贸易对象国分布来看,两国都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主要的外贸合作对象,而且这种外贸伙伴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次,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也是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从目前来看,印度反倾销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工/石化、医药品、纺织品、钢铁和其他金属、消费品等。就这些行业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技术水平、产品结构比较接近,容易形成竞争,这些行业的中国出口企业容易成为印度反倾销的调查对象。在出口方面,印度传统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50 年的约70%下降到目前的约20%,而中国现在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在占印度出口总额约20%的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印两国具有互补性,而在占印度出口总额近80%的制成品出口中,总体上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在进口方面,原料及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印度进口总额的70%~75%,在这部分商品中,一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市场(如东欧、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有很多是印度需要进口的,由此可以形成互补性。三、中印经贸关系发展前景1.建立中印贸易区存在天然条件2006 年7 月6 日,中印已经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了两国中断40 多年的边境贸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从而使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成为可能。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双方2010 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也注意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印度计划在2015 年前将完成与东亚邻邦之间的自由贸易路线图。由于中印两国都为世贸组织成员,可以在经贸合作中遵循自由贸易、公平的原则,同时,两国在地缘上关系密切,也有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天然条件。2.中印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有相互依存的要求中国和印度都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发挥优势的突破点,都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在7.5 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商品市场中占5.9%,外界称之为“世界工厂”。印度在1.7万亿美元的全球服务出口市场中占1.6%,外界描绘其为“世界办公室”。但是,中印两国毕竟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承接的是低端制造业,印度承接的是低端服务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学者预测,中国每出口1美元,仅30 美分附加值是国内生产的,20美分是利润和折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在美国而现在转移到印度的每1美元的服务,印度赚取的净利润是33美分,表现为政府税收的形式。中印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仅靠制造链中分割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业中的一些分解服务,容易造成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的风险,使生产具有高度商品化、高度标准化、不可细分及利润空间极其狭小的特点。 希望对您有用,祝您取得成功!!!!!
1印度今天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由于出生率高,这一趋势至少还能持续20年。到2025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龄还将只有30出头一点;70%的印度人将处于工作年龄,到2050年时,印度将比中国多2亿工作人口! 当然,问题是必须给那么多的印度工作者以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印度并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印度流行一个词,叫“机会之窗”。机会之窗打开了,就的你会不会利用了。印度财政部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旦国家发达了,人们就会拒绝生孩子,人口就会进入老化阶段。 印度的未来有个关键前提:全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印度至今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因此,印度主管部提出一个设 :把学校私有化。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适应印度社会对学校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而目前的政府体制官僚主义之严重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估计,如果印度用好它的“机会之窗”,那么它的有利的人口发展曲线完全可能使它在今后50年里保持5%的经济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将在30年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发展,这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从经济方面来看: 中国最需要学习的是印度走出去的精神,依赖于长期的英语教育和海外关系,印度人总是能在欧美建立许多许多商业关系,印度发达的软件业和制药业都得益于此,而很多到了海外的中国人只会写论文,也是由于英语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底气,使得印度人开拓海外市场的自信比中国人要强,中国人有世界工厂,但还未有成功的世界贸易,其实中印这方面可以互补,这样说并不是掩盖中国华侨的贡献,东南沿海的例子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只不过由于高等教育体制等问题,中国的英语应用教育并不是开口讲的英语! 印度最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是基础教育,印度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潜在的市场,发展的问题在于基础劳动力素质!这造成了社会贫富的严重不均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印度的中产阶层的实际消费能力远落后于中国大中城市的工薪阶层。至于房地产,这是东亚国家的通病,印度可以通过发展基本建设而不是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房地产业只会加剧富裕阶层对中下阶层索取的欲望,如果印度能探索出自己的路就好了!其实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榜样,只不过传统上人民比较重视基础教育而已,而印度传统上只重视精英教育,其实只有大多数人的利益被认可了,印度社会才会有均衡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