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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已经基本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大篇幅地吸收了两个《规定》的内容，在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和外延。非法证据涉及的面较广，具体处理时如何把握也很复杂。一方面，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一方面，对实物证据，确立了有条件的排除。理论上，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否应当排除还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一般很少予以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确保办案公正，现阶段宜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效力予以限制，即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取得的物证、书证，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究竟何谓“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尚需要有权机关作进一步解释。第二，明确了当事人在审判阶段申请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尽管控方承担对被告方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动启动这一程序，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应当提供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方犯罪的证据，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所提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同样承担证明该证据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第四，明确了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根据两个《规定》，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以上内容，确立了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前提下，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这一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侦查人员到场，也保证了其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排除范围 证明责任 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办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2]徐益初：《论口供的审查和判断》，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孙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徐鹤南：《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排》，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3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2]徐益初：《论口供的审查和判断》，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孙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徐鹤南：《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排》，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3期。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排除范围 证明责任 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办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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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范围证明责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来源重庆律师网页链接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法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非法”者，本为非法取得之意；“排除”者，初指非法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后扩大到包括在审前程序中不得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根据签发逮捕证和搜查证等司法行为，以及被告方可以法院未排除非法证据为由进行上诉和请求最高法院审查案件。
法律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1 ．证据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证据，使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1]。从上述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三个本质特征之一，即是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则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收集和运用而言的，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它既关系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更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即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因此，要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这一特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则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具有可采性。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什么叫“非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 [2]非法证据简单来说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收集和运用的不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在界定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有广义及狭义之分。狭义非法证据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就狭义非法证据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如果违反或者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则取得的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 。广义非法证据包括：收集和运用证据的主体需要合法，每个证据的收集程序需要合法，证据必须需要具有合法形式，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Eclusionary Rule of IllE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不得作为审判的依据。 （二）、 历史渊源1 ．纠问式诉讼模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纠问式诉讼模式是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极度流行的诉讼制度。纠问式诉讼的本质特征就是法官主动依职权追究犯罪，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集于法官一身，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被告人更加是只承担诉讼义务的被追究的客体，属于被追查及拷讯的对象，诉讼中非常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为取取口供，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视刑讯为必要的追讼手段，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甚至成为追讼活动的中心环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纠问式诉讼模式使刑讯取证合法化，这与近代所倡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2 ．近代西方典型国家（1）美国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是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通过对威克斯诉美国案审理，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追讼中适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期间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及压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运用。不过，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内容得到了不断补充与完善。1914年，在威克斯诉美国案中，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警察在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后来警察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从对宪法的维护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认为必须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过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针对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为，而且也并非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后规定，美国各州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不过这些都还仅仅只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的，使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则是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确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被称为米兰达规则）。由于米兰达规则已不再是仅仅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且还针对警察机关讯问行为，故可以说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不断增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得以扩大，虽然这期间也产生一些争议，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更加变得更加合理与完善，也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这一规则。（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一般认为1978年大阪冰毒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者叫司法无瑕说）和抑制效果说。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存在二种观点，一种称为绝对排除说，另一种称为相对排除说，相对排除说认为应依据一些条件或者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而言，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并非都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两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都应予以排除。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发现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运用，但是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时需要在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才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后来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从法律上正式确立这一规则。（3）德国 [5]。在德国，主要是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是否予以采用，而且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区分为两种，即指违反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这两种情形来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却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认为应采取个案处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不予采纳。德国某些学者认为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是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证据的排除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所服务的； 3、这些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相悖离。”对于“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和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采取较多的排除。3． 国际条约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具有平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认识到上述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考虑到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注意到大会于1975年12月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斗争"；“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以上公约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刑讯逼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各国刑事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世界潮流。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价值的关系1 ．与人权的关系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美国宪法修正案 [四]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我国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要求刑事司法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办案，因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行为会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会侵犯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收集和运用证据行为，从而为从源头上为人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美国学者费雷德认为： “如果审讯机会的获得没有遵循法律程序，那么从嫌疑人处获得的供述将被禁止使用，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自愿性。” [6]雷德的观点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有时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证据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正确地价值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采用极度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有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则又无疑可能会放纵甚至是鼓励支持侦查机关大量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不断遭到侵害。虽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审判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形，但放纵一个（或一些）罪犯总比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符合正义理念一点，不能因为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保护权利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的适用上，应当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观念以及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及适用情形，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 ．与公正的关系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的价值目标。在各种社会公正中，社会体制和社会基本机构的公正无疑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权益之划分的方式。” [7]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司法屏障，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及生命线。司法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又指过程公正，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仅要体现实体公正，更要体现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关于程序的规定，关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规定，只有实现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程序公正以及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程序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程序公正的典型体现。3 ．与法律正当程序的关系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法律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自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以及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如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正如上面所知，法律正当程序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宪法修正案 [五]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美国宪法修正案 [十四]第一款规定：“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规定，它是美国法律精神的本质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 [8]这说明法律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所必需的，它体现的是程序正义，它是任何公民合法权益获得非常有效保证的更本性保证。（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既是指这一排除规则在具体运转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这一规则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标准。康德指出：“除非一个人已犯有当罚之罪，否则就不应当对其定罪处罚” [9]。非法证据的取得往往都是假定当事人有罪，实行有罪推定，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往往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佘详林杀妻案就是非法取证的严重后果的典型表现。这种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无助于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美国学者泰勒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 [10]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体现，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它有助于规制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部分事实不清，则单独从事庭外调查，并收集到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并且在裁判时，将这些证据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样，法官能够发现许多侦查部门未取得的证据，并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实现了实体正义。但是，法官没有给予诉讼各方对其收集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的机会，剥夺了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效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将这种未经质证的证据视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的程序却是不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 [11]。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被追诉的人的权利。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对用非法手段说获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基础上获得的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是否采用的态度，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别 [12]。（一）、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往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得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而各国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用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不予采纳。1．英国。18世纪末期，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的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根据这一排除规则，被告人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条件在于它是否完全自愿性。现代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非任意性自白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且与以往的判例相比，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1）、以成文法的形式将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在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如《法官条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认罪的自白可被起诉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它是自愿的；即证据不是因为被告人被不公正地对待、被司法机关威胁、压制或希望得到好处获得。”（2）、该规则相关的非法取证手段的规定内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规定不仅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自白应当被排除，而且侵犯律师在场权所获得的自白也应予以排除。（3）、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白排除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司法实践中警察在讯问时如果未作同时记录，或未将讯问笔录交给被告人阅读以及签名，也可能导致所定之罪被上诉法院撤销。英国对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将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予以排除，则是为了确保自白的真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该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就从实体真相的发现转向了对被告人沉默权的保障和维护上来。对非法证据的采用是否会对程序公正产生不利影响，也因此成为对非法获得的自白首要的考虑问题。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采取自动排除的原则。这部法律在秉承英国普通法规则精神的基础上，对言词证据的处理，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2．美国。对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起源于英国，但自产生不久后就为美国所移植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指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于未经正当法律手续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规定被联邦最高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而引用诠释。通过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使用通过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而获取有罪供述，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一系列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并通过这些规则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自愿的自白应当是自由意志和正常智力的产物，如果违反这一原则的无疑就是非任意性自白。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规则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到严格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被告人自白仍以“任意性”为限，在之后，最高法院的判例则说明了有关自白法则的争议由“供述的任意性”转向“程序的违法性”，即是指如果自白为联邦官员在延长被告拘禁期内所得或侵犯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规则，不问此项自白是否可信与自愿，联邦法院都将不予采用。3．德国和日本及意大利。《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一）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白，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的范围内实施强制。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同条（二）规定：“有损害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同条（三）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拘留后作出的自白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 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对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视为定案依据。”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得到了有关国际条约的认可。如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 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二）、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物证的排除在对待非法获取的物证的法律效力问题上，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很大，以及为适应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在不同时期犯罪率的变化，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诉讼理论及立法抉择。各国或有的地区对非法证据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意大利和俄罗斯采用。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低91条“非法获取的证据”规定：“（1）在违犯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2）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第二种方式主要为美国采用。 在美国，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为彻底地适用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一规则，并在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中去，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之后，由于犯罪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最高法院修正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强硬立场，增加另外几项例外。如 “善意例外”原则和“必然发现”原则。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削弱的例外”、“质疑例外”三项原则。不过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第三种方式则为英国和德国及日本等国家采用。大多数国家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都采用这种排除方式。在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以“利益权衡”的原则加以处理，即对于侵犯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应予以禁止采用；但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是由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是否应予禁用，应当基于各种利益的比较和权衡做出决定。 而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日本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审判的一起吸毒案中，认为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上存在着严重抹杀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情况；第二，如果许可违法收集的证据物件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将不利于将来抑制违法侦查。在英国，对于以非法搜查、扣押或类似行为取得的证据并非都完全加以排除，而是要求法官通过对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法官在排除某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必须对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以及它对诉讼的公正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权衡比较。法官在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时需要把握的尺度是：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并排除所有严重妨碍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证据，不得加以适用。（三）、 对“毒树之果”的排除毒树之果（Fruit of poisonous tree）中“毒树”，指的是违法说收集的证据；毒树之果是以违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进一步所获得的证据。对毒树之果的排除，各国做法存在很大差异。如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例外”（independent source）和“稀释例外”（attenuation ）及“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三个例外。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 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虽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但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的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则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 对通过明确禁止行为所获的证据能否采用的事实，学者众说纷纭。多数人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但是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适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倾向于认为应禁止利用，但并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 下级法院一般仍根据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法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