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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找到这个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 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 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 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 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1994年，仙台举办了“鲁迅赴仙台留学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专家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本厚实的论文集。那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南京学过矿学，在仙台学习的是医学，青年时代抱有“科学救国”和“医学救世”的理想，其经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标本价值。而中途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创作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0年过去了。在鲁迅赴仙台学医100周年之际，仙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集会并举办相关展览，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敬仰和期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善意。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就读过的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者们也从没有停止对鲁迅这个重要时期的研究，最近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刚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 中译本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一书。该书由“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66页，附CD ROM）。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迅留学时的东北大学”，介绍鲁迅生平，特别细致研究鲁迅在仙台的活动，而关于“弃医从文”这个重大事件，特别收录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一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仙台市今昔”，介绍了仙台市100年来的变化，也介绍了现在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情况。书中还特别择要介绍了中国各界人士参观东北大学鲁迅遗迹留下的感言。（第6 9页）通过这些介绍，表达了东北大学师生和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以藤野和鲁迅为纽带的友好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被人们称为“现代藤野先生”的菅野俊作一家，他把自己的住所建成了中国留学生之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中国学生，并且细心照料他们，继续上演着中日民间友好的活剧。受到过帮助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心存感激，取“饮水思源”之意，把这里命名为“思源竂”。（第159 161页） 无疑，《鲁迅与仙台》是一本友情的书，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更是一本求真的书。 几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位是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一位是医师泉彪之助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藤野先生授课情况和他为鲁迅修改的医学笔记的评价。读者都知道，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被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它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共六册，为鲁迅所听讲的医专全部课程课堂笔记的合订，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而非他讲授的课程的笔记，也留有他批改的笔迹。此外，也有其他老师批改的笔迹。这些笔迹分别用了红、黑、蓝、紫等颜色，令人惊奇的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墨迹依然相当清晰。 这些年来，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些笔记兴趣不减，通过初步阅读，做出了一些推断。例如泉彪之助先生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这里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第117页）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抱怨这学校的教学方法呆板，整天死记硬背，使他头脑昏昏然。（第79 81页）就是说，鲁迅写《藤野先生》时，只感念藤野先生对他的关怀，只字不提自己对医专教学方法的不满。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惊讶，因为还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忆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藤野先生不但成了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性人物，而且也成了师生友情的象征性人物。不知不觉地，我们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且甚至还从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遂把其他背景材料略而不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对普通师生之间敬与爱的故事，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中国中学的教科书里长期收录此文，几代中国人对鲁迅留学仙台从师藤野的故事耳熟能详，它几乎成了神话。这个神话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编造历史，掩盖史实，拔高人物，是最要不得的。过去鲁迅研究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几乎和鲁迅同时退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第36 38页）这且不去管他，问题是有人避而不提这个事实，把鲁迅说成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人，给予先驱者的名义。一方面是夸大鲁迅的孤独感，赋予他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尊者讳，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叙述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直到现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还陈述着这样的“非事实”。如最近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就写道：“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林贤治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鲁迅的误记和叙述不周详之处应该指出，加以更正。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理解，又要有求真精神。不感情用事，不任意拔高，不歪曲事实。但同时也要防止以打破神话为幌子，任意猜测，怀疑一切。 无论如何，对一个教师的善良和好心是不能怀疑的，对一个受其关怀的青年人的感激之情是不能怀疑的。藤野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医学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一点古怪。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很顺利，在日本的“院系调整”中被“优化组合”掉，只好离开仙台医专到乡下开私人诊所。（第130页）也许因为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高，也许因为他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合作，或者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但他的朴实态度，他对外国学生的善意，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已足以把他立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本人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他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他，就像鲁迅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寿老师一样，堪称“质朴、方正”———至于是不是“博学”，我们还得请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来评定。 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藤野先生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妨予以注意。但基本的史实不容抹杀。提到文学笔法，我想起了日本出版的以鲁迅留学仙台为背景的小说《惜别》，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自己赠送给鲁迅那张照片的背面的字。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太宰治，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转引自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1991年4月《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中译文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董炳月译）书中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的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平等相待，友善相处，人与人交往应当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而《鲁迅与仙台》一书力求将真实的情形告诉读者，不回避对于藤野先生不利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它不但是友情之书而且是求真之书的原因。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提出异议。而本书中就收录了反驳泉彪之助先生观点的文字。如浦山菊花指出：“就藤野先生对解剖学笔记修改的态度来说，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语的‘正名’。……藤野先生详细地修改也许使鲁迅了解到，对任何一个用语都不能敷衍了事，以及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性。”（第117页） 作为鲁迅人生重大转折期的决定性事件，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第58 62页）。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不可。 本书有关材料还有很多，例如阿部兼也教授提出，在幻灯片事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鲁迅离开仙台。他为还原历史情景做了辛勤的调查工作，他的《弃医从文》一文（第68 88页）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掌握真实。但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被研究界重视和利用，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在鲁迅博物馆相关展览内容中，就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最近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也仍沿用了鲁迅的说法。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传》中这样写道：“有一回，幻灯片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军做了侦探，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又如，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写的是：“……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将本书一些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必要性。 对鲁迅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则是本书最能体现上述精神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鲁迅文学活动以外的业绩的研究，长期以来显得薄弱。我们对鲁迅美术方面的贡献也许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文学艺术有相同之处。但对自然科学诸学科，我们只好敬谢不敏。鲁迅在地质和矿产方面的成就，已经请地质学专家来审定。对医学笔记，鲁迅研究界也必须寻求援助，而且更要申请外援，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能力阅读医学笔记，更没有能力阅读和研究用100年前的日文写下的这些笔记。 《鲁迅与仙台》一书收录了14页鲁迅解剖学笔记影印件，整理排印件尽量保持原貌，鲁迅的笔记用黑色字，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用红色字，修改或删除的部分，以及看不清和解读不了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明，增加部分用红色字排印。全部的笔记都经过仔细地修改，而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课堂笔记，红笔修改部分比较多一些。可以看出，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也注意改正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对使用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也给予订正———藤野先生担当起了语文老师的责任。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考虑到当时的医学教学条件，修改笔记，除了从细微处培养鲁迅认真治学的精神外，假如他后来仍然从事医学工作，这些行文准确的笔记在缺少教科书的情况下也有使用价值，有助于实现藤野先生（也是鲁迅）的“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鲁迅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一般都比较准确，被老师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藤野先生》中提到老师曾指出他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本来是鲁迅明知故犯地“唯美”一下。鲁迅小时候喜欢影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看来，他听了藤野先生批评后那句自负的话“画还是我画的不错”，确乎不是狂妄和冥顽。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鲁迅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也有出入，原文说的是下膊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查对解剖学笔记可知，此乃大腿部的解剖图，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解剖学笔记图5，第98，99页）。 书中所录医学史专家写的评论文章显得尤其珍贵。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鲁迅时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并详细地解读了这14页笔记。文章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鲁迅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加以解说，并对拉丁文和德文原文的错误加以订正。这样的解读很有意义。例如，文章讲到日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基本上是从欧洲（特别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举“无名动脉”（arteriainnominata）为例，这是19世纪的名称，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鲁迅学医时代，称为“腕头动脉”（arteriabrachio鄄cephalica）。（第116 117页）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用的正是新名称，与时代相符。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笔记是记录医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宝贵资料。当然，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对所有笔记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里要表达一点遗憾了：这里仅有14页笔记的解读，在读者只能算尝鼎于一脔。在此向编辑者和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将全部的医学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探究鲁迅所受医学教育的情形，看他的医学知识广度和深度如何？能否看出医学学习对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产生的影响？能否依据这些笔记对当时的医学教学水平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等等。如医学史专家浦山菊花研究员所说：“日本明治时期解剖学的历史和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第117页）我们期待着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开展，其受益者当不限于鲁迅研究界。 多亏仙台东北大学教授大村泉先生和佃良彦先生及其领导的编写组的努力，我们得见这样一本有价值而且印制精美的图书，这是对鲁迅赴仙台留学100周年的一个极好的纪念。该书的出版，是对以往研究成绩的总结。但因为在有些方面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开始。想象中，未来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和集体协作的，也肯定会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在多方面取得结论性的成果。 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友情才能让人永远感念。100年前两位异国师生藤野和鲁迅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友情，如今，《鲁迅和仙台》一书的著者和编者都怀着这样的友情。本书以其求真精神，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以其友爱之心促进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和仁爱的胸怀为基础的友好。
鲁迅译日文小说11篇,都收录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此书为鲁迅与周作人共同译作。其中鲁迅译11篇，依次为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森欧外的《游戏》、《沉默之塔》，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阿末的死》，江口涣《峡谷的夜》，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复仇的话》，以及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
1、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 朝花夕拾 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常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又称“双关”。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例如在《藤野先生》中，作者用了“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 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 5、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体分析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本为散文文体，而又特别标示“回忆”二字，可能是因为鲁迅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的是记忆中的往事。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时，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他所选择的是表现自己独特人格精神气质的文体。《朝花夕拾》不是经验性的记事，也不是纯想象性的描写，重在写感触，有了感触其中的两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即《猫·狗·鼠》与《二十四孝图》。 二是散文与杂感结合的文体。这种结合可能并不是文体创造的自觉，而是写作时作者的感触由内向外的自然延伸，以内在的情感体验为驱力，转向外在的文明批评。由于鲁迅行文每不忘社会，且很少沉入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朝花夕拾》随处可见感触内外交迭的描述与评论，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最典型的是《五猖会》、《无常》、《父亲的病》、《琐记》。 三是纯散文。鲁迅在忆述昔日的生活经历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而又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这就成为纯散文。当然所谓“纯”是相对而言的，对鲁迅来说，完全沉入个人情感世界是罕见的，像冰心《往事》那样纯粹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文体是找不到的。因此《朝花夕拾》从总体而言，属于朱自清所说的那种“散文学”文体。但鲁迅也有沉入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杂感因素很少的纯散文文体，典型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五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长妈妈）、恩师（藤野先生）、朋友（范爱农）、父亲和邻居（衍太太）。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日本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没有民族歧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由此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先生对父亲强烈的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爸爸是无情的，他没有关注到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却一味的敷衍孩子，令孩子自尊心受损，便会度日如年。 衍太太——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重要篇目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时而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交配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而“公正的裁决在阴间”，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裁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写于1926年10月12日）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且，此书也已选入苏教版九下“名著推荐与阅读”，也被选入人教版八上“名著导读”，其中小引，《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读本。 总起来看，《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
会稽山阴之地，山水秀丽，繁华富庶。东晋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雅集尽显魏晋风流；南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令人悲叹不已；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荡气回肠。我总觉得如人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同为古城，同处长江三角洲，苏州与绍兴就又不同的城市气质。相对而言，地处越地的绍兴似乎比苏州更刚硬一些。同是吴方言，绍兴人说话总没有苏州人说话那样软糯。绍兴人的脾气似乎也比苏州人更暴躁一些。似乎绍兴的文人更适合执剑，而苏州的文人更适合配玉。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比较绍兴与苏州的城市文化的，而是要记录我们7月14日的绍兴之行的。参观鲁迅纪念馆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头戏。鲁迅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口，建成于1953年1月，由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组成。我们刚踏进鲁迅故居的大门，一块大大的金字“翰林”牌匾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既是翰林又是京官，这就决定了周家大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也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这样的优越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科场舞弊案将周家的好日子从巅峰打落谷底。因此周家大宅虽然高广幽深，但其无论是内部装修布置还是家具器皿，都显得过于简陋，与“翰林”大匾并不相称。就如周家的厨房虽然有三眼大灶，也有特地为客人准备的小灶，不过厨房里的碗碟器皿制作得似乎太过粗糙，远没有苏州很多大户人家诸如潘家、陆家那样所用的器皿那样精工细作、精巧玲珑。再如鲁迅的卧房内虽然有一张铁力木大床，不过这种木头在当时并不是太贵重，而且房间里除了床、书桌、衣柜以外再无其他，而且家具虽然如明式家具般线条简洁，不过并不如真正的明式家具般光洁雅致，反而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周家因祖父获罪而家道中落，鲁迅的父亲又卧病在床，少年鲁迅就常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变卖家中财物来给父亲治病，维持家庭生计。这样看来，周家大宅的破落也就不难理解了。穿过一条幽暗的甬道就到了百草园。我终于见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读到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草木原本无声，园里也原应静谧，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破这里的寂静，应而也就见不到鸣蝉、蟋蟀、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听导游说院子刚刚整修过，所以也见不到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些东西我虽然在药店里见过，不过还没见过新鲜的。这次见不到了，心里有小小的遗憾。不过百草园虽然不大却清新质朴。对少年鲁迅来说实在是乐园。鲁迅在这里捉虫、捕鸟、塑雪罗汉，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墙角还有一组雕像，是少年迅哥儿在听长妈妈讲故事。大概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美女蛇的故事吧。长妈妈身边，一只猫安详地卧着。鲁迅关于百草园的记忆是欢乐的，充实的。所以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写道百草园、社戏、五猖会、长妈妈时，语言自然平实，真挚质朴。我想，每当回忆起这些时，鲁迅那阴郁的脸上会露出少见的笑容吧。《朝花夕拾》是鲁迅少见没有把其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文章。文章里透出了鲁迅的点点温情而不是冷峻严肃。不过鲁迅毕竟在童年及少年时期就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了他似乎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是黑暗而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即使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他也总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事物，他的目光犀利得近乎残酷。再加上在写《朝花夕拾》时他已经经历了出国、受辱、弃医从文、回国受到推崇和压制，所以，这本散文集里除了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之外，还有像《狗·猫·鼠》、《二十四孝图》这样的犀利透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对落后国民性进行深切批判的文章。这两篇散文已经不像散文，而像杂文了。或许是因为在百草园得到的快乐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对比太过明显，才会使鲁迅将关于美好回忆的文字写得更美好，而将关于落后封建家庭的问题写得更犀利吧。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三味书屋。进入正堂，我们就看到了文章中写道的匾额和“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鲁迅的座位在比较靠墙的位置。少年鲁迅在上课时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将小说上的绣像描在荆川纸上应该不会被先生发现吧，不然也描不成一大本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我不禁开始想象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大声朗读的情景：“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果然是沉醉在好文章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味书屋好像比周家大宅还要幽暗，除了那匾额和画，其他都是黑黢黢的一片。因此，人身处其中也就感到更加压抑。或许是因为从前的孩子们在这里开始真正接触四书五经，开始真正踏上科举入仕之路。与家相比，在这里孩子们的天性受到更多压抑的缘故吧。绍兴是江南文化重镇，深受温润的江南文化浸润，但又更多地受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刀兵之气的影响，因此“绍兴师爷”成为说话刁钻刻毒的代表。而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鲁迅也是在具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难忘的留日经历之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更为尖锐地揭开国家和民族的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PS:其实7月14日久去了，到现在才写真是不好意思。哎，有时候真的太懒了。
让人感觉像是要写文化调查报告。。。百度一下，资料很多的。毕竟是大家。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我给你发了
太多了，列几个：1. 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兼论鲁迅反孔的文化契机李旭东 江汉论坛 2000年 第07期2. 论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兼论鲁迅的人物观史莽 鲁迅研究动态 1986年 第10期3. 论鲁迅第一人称的小说叶润桐 贵州文史丛刊 2009年 第02期4.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罗炯光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 第03期5. 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鲁迅——《论鲁迅》评介李耕夫 柳树宏 鲁迅研究月刊 1996年 第07期6. 走近鲁迅、解释鲁迅的一部力作——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解读陈南先 鲁迅研究月刊 2006年 第12期7. 论鲁迅小说的理性色彩——中年鲁迅与鲁迅小说研究江胜清 孝感师专学报 1997年 第02期8. 仍然是说不尽的鲁迅——读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陈南先 名作欣赏 2007年 第19期9. 关于毛泽东论鲁迅的随想——纪念鲁迅诞辰12O周年刘逢敏 张家口师专学报 2001年 第04期10. 鲁迅杂文研究的新镜角新拓展——评《新文化先驱的文体选择——论鲁迅杂文文体精神》龙雨 荆州师专学报 1994年 第04期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1、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 朝花夕拾 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常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又称“双关”。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例如在《藤野先生》中，作者用了“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 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 5、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体分析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本为散文文体，而又特别标示“回忆”二字，可能是因为鲁迅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的是记忆中的往事。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时，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他所选择的是表现自己独特人格精神气质的文体。《朝花夕拾》不是经验性的记事，也不是纯想象性的描写，重在写感触，有了感触其中的两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即《猫·狗·鼠》与《二十四孝图》。 二是散文与杂感结合的文体。这种结合可能并不是文体创造的自觉，而是写作时作者的感触由内向外的自然延伸，以内在的情感体验为驱力，转向外在的文明批评。由于鲁迅行文每不忘社会，且很少沉入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朝花夕拾》随处可见感触内外交迭的描述与评论，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最典型的是《五猖会》、《无常》、《父亲的病》、《琐记》。 三是纯散文。鲁迅在忆述昔日的生活经历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而又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这就成为纯散文。当然所谓“纯”是相对而言的，对鲁迅来说，完全沉入个人情感世界是罕见的，像冰心《往事》那样纯粹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文体是找不到的。因此《朝花夕拾》从总体而言，属于朱自清所说的那种“散文学”文体。但鲁迅也有沉入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杂感因素很少的纯散文文体，典型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五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长妈妈）、恩师（藤野先生）、朋友（范爱农）、父亲和邻居（衍太太）。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日本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没有民族歧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由此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先生对父亲强烈的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爸爸是无情的，他没有关注到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却一味的敷衍孩子，令孩子自尊心受损，便会度日如年。 衍太太——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重要篇目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时而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交配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而“公正的裁决在阴间”，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裁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写于1926年10月12日）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且，此书也已选入苏教版九下“名著推荐与阅读”，也被选入人教版八上“名著导读”，其中小引，《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读本。 总起来看，《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很多。著名的有美国、日本、韩国、西欧、苏联等美国：美国在鲁迅研究方面有相当成就。威廉·莱尔是美国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但中文译本迟迟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仅有一章《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被乐黛云先生编入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即便如此，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仍然有很重的份量，特别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J.R.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分9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其他的比如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或是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是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日本：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较长。据日本鲁迅学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证，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就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消息和评议。在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又于1920年9月至11月，在《支那学》一卷一一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一文，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长文《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翻译到了中国，该文详细分析了鲁迅小说的乡土性，并介绍了当时中国的茅盾（方璧）所作的《鲁迅论》等对鲁迅的最早评论。像这样的长篇论文在别的国家尚未出现，可见日本的鲁迅研究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之后，又出现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1937年，鲁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写出了《鲁迅传》并翻译到了中国。而最为重要的是竹内好1943年12月写的《鲁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几乎是以这本书为起点的。该书1986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可以看做“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2005年3月又由中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冬木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译本，开始引起广泛注意。2005年12月25日至26日，百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海外的学者，围绕“鲁迅与竹内好”这样一个议题，召开国际讨论会。国内相关媒体也陆续刊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日本鲁迅研究者给人的一贯印象是孜孜不倦地探究每一个细小的问题，不搞得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这种精神使他们在考证方面取得了可贵的成绩。如鲁迅早年所作的《斯巴达之魂》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樽本照雄发表了《关于鲁迅的<斯巴达魂>》，从当时的希腊文、欧美译作和日本译作文献中寻找线索，得出了结论：鲁迅的文本是翻译加创作，创作部分对原故事进行了不恰当的改编。又如，素来擅长考证鲁迅作品资料来源的北冈正子女士，前两年和她的弟子们对鲁迅在东京办《新生》杂志时所用封面画《希望》（英国瓦兹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探究，其成果以书信的形式发表在《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1999年8月号上。此类文字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然而，日本学者笔下并不是没有理论性的探讨。本山英雄的长文《鲁迅<野草>的诗与“哲学”》，丸尾长喜的论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等等，都有独特的视角，足以给我们启示。韩国：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20年。从1927年在韩国杂志《东光》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译文，到至今为止的80多年间，其译介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从未间断过。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对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有着独立运动家与民族诗人之称的李陆史，除了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方面以外，更注重其社会功用性。这是独立运动家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意识作出的极高评价。作家韩雪野接受了当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精神，并把鲁迅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与以上学者持不同意见的小说家李光洙，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但是他对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阿Q与孔乙己这样的人物持否定的态度。这与他本人推崇日本帝国主义有关，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轻视“阿Q”、“孔乙己”具有的历史内涵和启蒙意识，忽略“阿Q”、“孔乙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故意无视鲁迅文学的价值、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以及作品中的启蒙侧面。有着“韩国鲁迅”之称、为学生运动精神支柱的李泳禧教授在《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一文中曾作过下面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是多彩多样的，可是我所介绍的是在中国黑暗而混乱的社会里，作为思想家、评论家并将其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认为鲁迅自身的思想不仅以文学形态展现，并且被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分子所称颂。所以李泳禧不把鲁迅看作一名文学家，而把他看作是一位实践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把鲁迅看作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倾向多少有点减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鲁迅文学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文学”价值渐渐得到更多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这时期学者们注重鲁迅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性。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和人物描写等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还有以《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等文章为代表的鲁迅现代性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注重鲁迅文学本身的价值，更深入地认识鲁迅，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韩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有朴宰雨、金河林、柳中夏等欧洲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法国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德国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5章论述问题：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苏联：苏联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也曾取得较高成就。但本人不甚清楚，网上也似乎绝少这方面的资料另：澳大利亚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然相关作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论。鲁迅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亚洲作家，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怀念。
鲁迅没有论文集，只有杂文集《而已集》、《坟》、《且介亭杂文》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门外文谈》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