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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沙皇反动统治，而被关狱中和被流放过。他出生不久即随父母漂泊去日本，两岁到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和学生时代。他15岁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 爱泼斯坦1933年结识了美国记者斯诺，成为他主办的《民主》刊物的编委和撰稿人，还受其委托掩护过爱国学生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就是个人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柳哲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转眼五十周年！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曹聚仁逝世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其关注。周总理不仅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在港澳成立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公祭，还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同时，安排其亲属赴港悼念与料理后事。曹聚仁先生的爱国精神备受国共两党政要所推崇。左翼文坛的“乌鸦”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笔名。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其父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就读。他3岁始读《大学》，4岁读《中庸》，5岁读《论语》《孟子》，6岁动笔，7岁背诵《诗经》。1915年，曹聚仁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丏尊、刘大白等一大批名师。五四运动时，杭州一师成立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他结识了许多师友，例如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文章，影响很大。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国学功底深厚，他所作记录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章太炎所作演讲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40版次，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1923年后，曹聚仁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随后，他又先后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以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曹聚仁自比“乌鸦”，提倡“乌鸦主义”，意思是既要报喜，也要报忧！他“赤膊上阵，拼死拼活”的办报精神，得到了鲁迅的赞赏与支持。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的《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以待秋收之意。《芒种》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芒种》针砭时弊，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刊物。救亡爱国的“记者”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曹聚仁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第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由于战线变动，他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中国军队取得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消息见报，举国若狂。4月9日，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1939年，应蒋经国的邀请，曹聚仁到了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他羁留港澳就是22年！这22年，他一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也先后与曹聚仁进行会谈。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应周恩来邀请在颐和园夜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报》第三版撰文《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刊发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随后不久，他在《南洋商报》发表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和谈解决，不能自相残杀。1956年6月28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 为两岸和谈奔波据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海外首次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曾任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徐淡庐先生也回忆说：“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我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也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徐淡庐说：“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后，我再向组织调阅当时曹聚仁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的谈话记录，以及我写给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和日记，将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我对历史的交代，也作为我一生中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淡庐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徐淡庐还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了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会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与曹聚仁谈了38天，有意识地让他透露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管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候去很方便 徐淡庐说：“我陪同曹聚仁夫妇从北京出发到庐山、溪口访问，我都记了日记，并拍了照片。日记与照片我都还保存着，你们可参考。当时为什么要去庐山、溪口呢？那时是准备修理。蒋介石回来的话，他愿意到庐山原来的地方居住，所以去看，到溪口去住，更不用说。我们看了蒋介石在庐山居住过的‘美庐’和溪口的蒋介石的故居和蒋母墓地。后来曹聚仁回香港以后，专门有报告写给蒋氏父子，照片也寄去了。其中几张照片，还是我用我带的相机拍的，曹聚仁自己的相机没有拍好照片。”1957年6月份，徐淡庐曾陪同曹聚仁夫妇参观庐山、溪口，以日记的方式，如实记录了他们的秘密行程。日记这样写道：6月11日上午7时半，由京乘火车陪同曹（聚仁）邓（珂云）夫妇往庐山，6月13日傍晚七时许到了九江。6月14日，九江招待所接待太好，未免过分。我说真如你说草头（指蒋介石）果能来此，多有意思。曹说，他（蒋介石）来就会当上宾了。6月15日，上午游黄龙寺、黄龙潭、乌龙潭。6月16日，大雨不停，也学作诗。6月17日雨后大雾，罩着人似难透气，又领略一次“不识庐山真面目”之不妄也。都不甘闷坐室中，去蒋介石住宅看看，正在修理中，颇为零乱，原有陈设已移存它处。庐山大厦颇具气魄，石阶两旁杉柏齐立，蒋介石所办臭名远扬的庐山训练团即设在大厦内。6月18日天气很好，早点毕，立即出游，仙人洞确有宁静气氛，大天湖王阳明题有辞句，寺庙只余石屋两间，多数建筑均被日本鬼子所毁。诗文甚多，我看“朝耕白云晚种竹”是佳句。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下午游著名的含鄱口，居高临下，鄱阳湖尽收眼底，堪誉气象万千。6月20日离轱岭返九江，6月21日上午到海会寺、星子县。客人姑妄言之，我则姑妄听之，他说，这是反动统治时代的著名地方，将来老草头（指蒋介石）可居南山，盖牯岭群众多，恐有未便，兼南麓临鄱阳湖，还别具妙处。实在不知其妙在何处！晚8时乘江顺轮东下。7月2日抵溪口因食居都不便，又续往宁波，到时已暮色苍苍。7月3日，早上自宁波转回溪口，一小时就到了。来不及去雪窦寺、妙高台等地，只看了蒋氏父子的母亲住地、墓地，以及武岭学校旧址等处。溪口沿武溪设镇，长长一条街，据说有千多人口。我们在区委会休息，有的到奉化开会，有的下乡搞生产，只留一指导员看家。文昌阁已半毁，墓庐室内已毁，墓园都完好，蒋氏老家和武岭学校被公安军第二预备学校占用了。曹（聚仁）说，学校是研究农业的，可惜，应保留。还说，张恺回来仍可搞这项工作。区指导员说，已先后有人来此看过，包括邵力子等人也曾以视察为名来此，引起群众的顾虑，谣传蒋光头又要回来。蒋介石的侍从还有几人住此。一天多来已是晴天，但又热点，我们在区委稍事休息又登上回程。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许多家书中，披露了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他在家书中写道：“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致曹艺）“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致曹艺）“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致王春翠)“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致曹艺）“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致曹艺）“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要知道，（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致曹艺）“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致曹艺）“我的行止也要听北京的吩咐的。本来，我的行止是不许告诉你们的。”（致王春翠）“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致王春翠）“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亲朋好友的“追忆”199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他还颀然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9月28日，童小鹏再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19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邓珂云（曹聚仁夫人）曾在笔记里写道：“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1998年4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上世纪60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办。题词随函奉上，即乞察收。”题词内容为“题赠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一九九八年春九十老人程思远。”6月4日，程思远又来信祝贺：“来函敬悉，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1997年，曹聚仁家乡投资1000万余元，创办了以曹聚仁命名的学校，1999年8月，该校师生写信给程思远副委员长，请求他为该校题写校名。程思远欣然亲笔题写了“兰溪市聚仁学校”。20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而编写了《曹聚仁先生纪念集》，程思远不顾年事已高、政务繁忙，亲自撰文，为之作序，称赞曹聚仁的一生为“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济南日报》发表《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一文，首次披露了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1996年，香港《南华早报》曾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写信，透露了蒋介石的想法。他在这封信如此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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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从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分院，曾经担任过文秘的职位，然后也在吉林文化报社曾经担任过记者以及编辑的职位，同时还在这个报社担任过副总编，同时也在很多的报社都曾经担任过编辑的位置。
海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尹婕妤，因为身体疾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生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吉林新文化报社社长、总编辑，海南南国都市报社副总编辑 、总编辑 ，海南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委员，海南广播电视台总台总编辑、党委副书记等，她亲自采写、编辑的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台优秀节目奖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海南新闻奖 南海文艺奖等国家级、省级奖项等。
海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尹婕妤，她在生前亲自采写编辑的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电，中国广播电视优秀节目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她还是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在她的带领下，海南地区的业绩突飞猛进，得到了人们的好评。
她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曾获得中国广播电视优秀节目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海南新闻奖、南海文艺奖等国家级、省级奖项。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被称为他的三重人格。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新诗集《红烛》、《死水》是现代诗坛经典之作。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身正气，抗战蓄髯八年。1946年夏在昆明遇刺身亡。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 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怎样读〈九歌〉》、《乐府诗 》等。 他的诗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内容上抒写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朱自清称他“诗歌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艺术上追求“三美”，开创了新格律诗派。后期杂文创作，充满了战斗精神，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1930年8月闻一多应杨振声校长之聘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陈梦家随来作他的助教。闻一多以自己的诚恳与影响，广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有游国恩、方令孺、丁山、姜忠奎、张煦、沈从文等， 担任各门功课主讲，可谓名家云集，阵容强大，在当时国内文坛颇有影响。 闻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路，在学校的斜对面。因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搬到了汇泉，离海水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他到学校，必经梁实秋家门，时常两人同行，鱼山路、大学路都是起伏的山路，二人扶手杖而行。青岛有日本人开的“吴服店”，经营日式“和服”，闻一多以其宽袍大袖有中国古风，便买了一套来穿。 在汇泉住了不到一年，他把妻、子送回湖北老家，自己孤处海隅。海风呼啸，有些凄凉，于是搬到了学校东北方的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二层小楼（今“一多楼”），面对着一座坟山。楼上有一套房， 内外两间由他住，楼下，起初住着黄际遇，以后由游国恩住。 闻一多故居正面 闻一多故居侧面 闻一多在中文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英国诗歌》等课程。教学中备课充分，考证翔实，不囿旧规，富有创见，很受欢迎。在《名著选读》课堂上，他讲龚定庵的诗，但也讲阮大铖的诗，使学生们惊异。 在教课之外，他研究杜甫，又认为要研究杜诗就要研究唐诗，他积累资料，写了唐代诗人列传，并进一步研究《诗经》。他在青岛的研究成果，收在了《匡斋尺牍》中。 来青以前，闻一多已停止了新诗的写作，在青岛期间，由于徐志摩一再催他写诗，他终于为《诗刊》写了《奇迹》一诗。徐志摩认为“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出了‘奇迹’”。 闻一多十分爱才，对学生独创性意见十分重视。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一多先生独具慧眼，招至门下的学生，在闻一多先生的帮助下，臧克家在学生时代就以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而一跃登上中国文坛。他从前的学生陈梦家，在他的培养下已在《新月》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陈梦家在青岛编了一本《新月诗选》，是新文学史上“新月派”的代表性诗集。 1932年爆发了学生罢课斗争，作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是被攻击的对象之一。教育部要求处理罢课中为首的学生，在校务委员会上闻一多以“挥泪斩马谡”的心境同意开除学生，引起学生的不满。1932年夏，他离开了青岛。 1950年山东大学将校内的闻一多故居命名为“一多楼”，1984年，海洋大学又在楼前建了花坛，中间立碑，上有闻一多塑像。碑文由他当年的学生、诗人臧克家撰并书，写道：“杰出的诗人、学者、人民英烈闻一多先生，1930年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瞻望旧居，回忆先生当年居于斯工作于斯，怀念之情曷可遏止？立庭院以石，以为永念。俾来瞻仰之中外人士，缅怀先生高风亮节而又所取法焉。” 从武汉大学时研究杜甫到青岛大学时全面展开唐诗和《诗经》的研究，短短几年，闻一多既奠定了自己扎实的学术基础，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期间，他完成了《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唐文学年表》、《全唐诗人小传》、《唐诗要略》、《唐风楼捃录》以及《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风诗辩体》、《诗经词类》等各类著作计有近20部。此时亦开始了《楚辞》的研究。 回答者： zhxr63 - 高级魔法师 七级 3-17 19:32他完成了《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唐文学年表》、《全唐诗人小传》、《唐诗要略》、《唐风楼捃录》以及《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风诗辩体》、《诗经词类》等各类著作计有近20部 回答者： khgfjdfxh - 秀才 二级 3-21 20:08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
傅雷（1908-1966），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姓名：章衣萍曾用名：鸿熙表字：衣萍生卒：1902—1947主要作品：《古庙集》、《一束情书》、《樱花集》等。 章衣萍1902年生。17岁时由南京去北京听课。这是因为有胡适的背景，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这时的章衣萍并无资本，但很狂傲，常和一些穷哥儿们在一起胡闹，喝酒骂世，很有一点笑傲江湖的味道。胡适看不过去，便让章衣萍给自己打工。其遂以胡适“秘书”自居，在言谈之中，也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引为自豪。章衣萍的过人之处是有胆量，讲义气。当时小同乡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文坛引起风波，章衣萍出来打抱不平，和胡梦华干将起来，时被鲁迅所发现；日后他又把张耀翔骂了一通，再次得到鲁迅的激奖。这就有了和鲁迅来来往往的机遇，于是也就成了名人。这时他与女友吴曙天，同是《语丝》的撰稿人。1925年，章衣萍的成名作《桃色的衣裳》问世，据说这是由吴曙天的那件粉红色的衣裳而激发灵感写成的，很有韵味。章衣萍也很得意，自称文章第一流。抗战时期，章衣萍来到成都，投奔了当地的军界人士。1937年，其出版一本旧体诗词集《磨刀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予来成都后，交游以武人为多，武人带刀，文人拿笔。而予日周旋于武人之间，磨刀也不也。”这似乎说明他在军界混的不很得意。之后，文坛上很少提到他的名字。1946年3月，因脑溢血逝于成都。一代才子也就从此销声匿迹。 鲁迅在编完《两地书》以后，对李霁野等北方朋友说：“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鲁迅先生的话，意在讽刺章衣萍。这个叫章衣萍的人，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情书一束》的书。《情书一束》，据说是一本“足以令人生厌的书”。“这种似小说又非小说的文字算不得什么文艺创作，除了宣扬有妇之夫和有妇之夫可以乱爱之外，要么就是写嫖娼和色情。”章衣萍是这样书的作者，鲁迅先生觉得他无聊，则是情理中事了。不久以后，这个叫章衣萍的，又出版了一本《情书二束》。难怪鲁迅先生说要编一本《情书一捆》，一束又加一束，这无聊的情书，真的可以凑成一捆了。 章衣萍以《情书一束》小说集和“我的朋友胡适之”出了名。《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三角恋爱的产物。章衣萍就因叶天底写给吴曙天的情书，连着他自己创刊号的部分，编写成《情书二束》，结果是章衣萍和吴曙天结为伉俪。《情书一束》成为当时主要畅销书之一，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俄文。1936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列全国作家124名，绩溪有胡适、汪静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出了名，应该是后事。其实应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作家的，章衣萍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爱读《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思想活跃而被学校除名，就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因同乡情缘，就把他介绍给胡适，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给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识匪浅。1921年，在北大的绩溪学生章衣萍、章铁民和胡适的侄子胡思永等组织读书会，胡适挤出时间给他们演讲，笔者见到记录的有4月和6月两次，分别讲了《诗经的研究》和《楚辞》的意见，对章衣萍等绩溪学子关怀备至，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名起着很大的作用。1922年7月23日，章衣萍、胡思永等联名写信给胡适，建议把《努力》改照《每周评论》一样，谈政治，谈文艺，要求政治进步。1926年北京女师大的爱国学生遭到段祺瑞的镇压，刘和珍等六名学生惨遭杀害。章衣萍以满腔义愤挥笔撰挽联悼亡：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章衣萍曾有一信给胡适：“语丝附上请收。同事们想先生写对子，那晚已蒙先生诤可了。现将墨汁及宣纸一并递上。”四月九日(年份待考，信笺纸是中华教育改造社)，故章衣萍得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跟好学好跟衰学衰”的对联。章衣萍对于胡适这位大恩人，鼎名教授，敢于说自己的真话和学术见解，章衣萍在1924年《晨报副刊》署名连载文章“糟糕的《国语文学史》”，对胡适的大文提出评判和异议。1930年11月13日章衣萍致信胡适，说久病之后，身体甚弱，每天睡卧之余；写随笔若于自遣，月余成一小册，名 《窗下随笔》出版当寄呈一阅。《霓裳续谱》在校勘中，拟俟周作人、刘半农两君序跋寄来后，再送上请先生为之一序。1931年6月16日章又致胡适一信，“拙作《倚枕日记》寄上，计达尊览。先生所作WHOTIB; ELIEVE(我的信仰)一文，已由友人译成中文，该稿已由大东(书局)收买，作为《英汉对译丛刊》之一。译文由衣萍代看过一次，略改数处。惟间有疑问之处，非得先生亲笔校改不可，该刊专供中等以上学生习英文之用。先生之《胡适文存》中多数论文，已成为全国中学生之普遍读物，则 WHOTIB; ELIEVE将来刊成，将成为中学生所热烈欢迎无疑。且该文为精心之作，影响于青年思想一定很大。”章衣萍凭着自己的才气和胡适、鲁迅的提携，时在中国文坛上享誉卓著。胡适是一个有名的爱才、好友、助友的使者，章衣萍致信胡适，请求胡适为书作序，介绍商务印书馆为其出书。后来任大东书局总编辑的章衣萍，也主动为胡适的英文著作《我的信仰》译成中英文对照，准备印成《丛刊》，向中等以上学生推荐，造成更深影响。《胡适文存》的印行，是靠亚东图书馆的同仁，平时注意把胡适刊发的文章收集起来，做过目录经胡适审阅，很快就成书印行了。胡适的名人效应，有着绩溪众多好汉的一份功劳，难怪国学大师章太炎惊叹“绩溪为上京”了。 1、深誓（诗集）1925，北新2、情书一束（短篇小说集）1925，北新3、种树集（诗集）1928，北新4、古庙集（短篇小说集）1928，北新5、樱花集（散文集）1928，北新6、枕上随笔（散文集）1929，北新7、青年集（散文集）1930，光华8、黄仲则评传（传记）1930，北新9、枕日记（撒嫩机）1931，北新10、随笔三种（散文集）1933，险地11、衣萍小说选（短篇小说集）1933，乐华12、衣萍书信（散文集）1933，北新13、我的儿时日记（散文集）1933，上海儿童书局14、小娇娘（短篇小说集）1933，上海黎明书店15、管仲（传记）1933，儿童书局16、作文讲话 1933，北新章衣萍创作选 1934，上海仿古书店17、柳眉君情书选 1936，上海绿灯书店18、秋风集（散文集）1936，复兴书局19、孙中山先生（传记）1937，儿童书局20、我的祖国 1940，儿童书局21、衣萍文存（散文集）1947，天下书店22、樵歌（诗词）朱敦儒著，1930，商务 1、开门见山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讲义第一章的开始是：“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李白顾先生站在北极阁下的讲堂上，扬扬得意地称赞他自己的大作：“这几句文章是开门见山！”2、“诗哲”中国古有“诗仙”，“诗圣”，而无“诗哲”。自从竺震旦东来之后，于是中国乃有诗哲了。诗哲者何？我曰：“诗哲者，诗人而兼差做哲学家也。”胡适之曰：“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见《读书杂志》）“不行”！！近来中国竟有“得陇望蜀”的。五百年后的杨鸿烈做《中国诗学史大纲》，当大书特书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千有余年，于是又有人也，曰诗哲。”3、天才的权威天才说：你喊得不响，你应该闭起嘴来。上帝说：你生来有嘴，当然有喊的自由。我开始张开嘴来，——上帝忽然不见了，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恶狠狠的说：“不行！……”原载《语丝》4期1924年12月15日（署名衣萍） （尊重版权，一下一段文字来源于“南通文学网”作者江南先生，编者注）读现代散文小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梁遇春，一个是章衣萍。梁遇春才华横溢，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兼英美文学之风，在随意的描写中见出一位青年的热血，总是在沸腾，在燃烧，他在《救火夫》中赞美那些平凡的救火夫的勇敢、善良、无畏的品质的同时，鞭笞自己内心的懦弱。在《“还我头来”及其它》中，他写出一位青年对权威的渺视以及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的精神；在《又是一年春草绿》中写出自己的感伤与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留恋，他的文章虽不多，但写得机智、灵活、充满文学的趣味。章衣萍写《古庙集》时，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他虽不能象鲁迅那样用匕首去刺进敌人的胸膛，但他的长矛也足以刺伤那些古旧的、虚伪的假面孔，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份清新与舒畅，他嘲笑那些现代诗人只做诗而不思诗，只写糊涂诗而不写明白流畅的诗；在《浪漫的与写实的》一文中把徐志摩、余小沅、梁实秋之流结结实实冷遇了一番，他对这些名教授们的乱发一通批评加嘲笑，足以见出他的胆识与率直。他在杂文里表达了他内心的忧虑，这忧虑这悲哀都是因为这苦难的中国以及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他俩给我的印象是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情，一样的胆识，一样的独立思考精神，一样的率直与渴望光明。他们就象激流中的两座木筏逆流而上。我也读过一此名流们的作品，吴作人在苦雨斋里没有一点火气地写他的平淡的小品文；梁实秋在雅舍里一边吃着白米饭，一边酣畅淋漓地写他的《雅舍小品》；徐志摩浪漫透顶，一边谈恋爱，一边写诗，倒也混掉了不少时光；林语堂叼着烟斗，写他的幽默文章，天南地北神侃，也堪称大家。至于胡适之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炒”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不过，恁心而论，他们的文章老道、炼达、但缺少青春的热血与救世的精神。与他们相比，我更喜欢鲁迅的写实小说与匕首般的杂文，从他满腔的悲愤与忍无可忍的文字中见出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我是那种渺视权威，敢说真话的人，所以我反对文字的虚伪，反对那些不用自己头脑思考，不用自己喉咙说话的人。作家，应当有一种悲悯天下的胸怀，有一种疾恶如仇的勇猛，有一种天道我行的牺牲精神。如果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游戏，一种理念的演绎，那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我向来注重文字的内在意蕴，反对以文字为游戏，即使在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也不去亵渎文学。我喜欢梁遇春、章衣萍两人的作品，是因为我从他们“童言无忌”的文字中见出一颗年轻、勇敢、率直的心。虽说我已不再年轻，不能用热血一样的文字去热爱生活、赞美生活，但我仍不肯放弃平实文字后面那颗跳动的充满青春热血的心。 初识章衣萍这个颇女性化的名字，是在鲁迅的一组旧诗的注释里。该诗名曰《教授杂咏四首》，其三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下注曰：“这首诗系影射章衣萍的。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的话。”章亦因有此名句而被誉为“摸屁股的诗人”。据章的弟子马来西亚的温梓川说，此二句诗的原创者实为湖畔诗人之一的汪静之，章在其文中引用，外人不知底细，遂误为章撰，实冤枉也。章为安徽绩溪人，与胡适之是同乡。其祖父为前清贡生，通古文，常逼其一日念书至四百遍，父为小商人，信唐太宗“开卷有益”语，任其胡18岁时由宁去平，给胡适之当“小蜜”，遂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名言。余暇常到北大去蹭课。渐与周氏兄弟，疑古玄同等五四新文化健将熟悉，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有一本小册子，名曰《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为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海派小品集丛书之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感觉颇有趣味，比想像中要好些许，特别是随笔三种中的部分文字。所谓随笔三种，即《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是也。此亦为作者自得之作。文仿《世说新语》之例，多用三言两语，勾勒旧交音容笑貌，妙趣横生，语言清丽流畅。如其言鲁迅翁曰：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吧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写的真是有趣，时鲁迅和一女学生正在秘密地搞黄昏恋，爱物及乌，这等事情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他人。再如记疑古玄同曰：读The Hindu Art of love，其中所记接吻，种类颇多。因忆疑古玄同先生，生平不懂接吻。一日，在苦雨斋闲谈，疑古翁问：“接吻应他先加诸伊乎？抑伊加诸他乎？两口相亲，究有何快乐和意义乎？”座上有客，欣然答曰：“接吻，有女的将舌头加诸男的口中者，有长吻，有短吻，有热情的吻，有冷淡的吻。” 疑古翁闻之，喟然叹曰：“接吻如此，亦可怕矣。”着墨不多，而当年苦雨斋中，高朋满座，品茗清谈的情景几出矣，疑古翁之愚玩可爱亦如在目前矣。此类文字在随笔三种中甚多，兹不多举。另其小品《怀烧饼店中的小朋友》，《关于“无常”》，《吊品青》，《我的伤痕》等篇也写的颇有风致。章衣萍的成名作是《桃色的衣裳》，据云其写作灵感来自于其爱人吴曙天的一件粉红色的衣裳，后更名为《情书一束》，是一部小说集，听说写的比较大胆。惜乎未曾见，不过其妻的日记倒是在它书中读过几则，文笔同样是率真大胆，自然有趣。下录一则中的部分：三月三日衣又有点病了，我自己也腹胀得不舒服。我怕衣病，所以总是担心着，不让他玩，他又像孩子一般的，有时非玩不可，我也没有法子了。我觉得我的性欲很强，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会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滚，而且，说：我愿永远这样抱着。我笑了，我说：“你不要太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个文豪，不是一个淫棍。”章的情书一二束被讥是“唐伯虎点秋香”式的他恼了，他说：“没有一个文豪不是淫棍的。”文如其人，章衣萍在私生活上也确实比较风流。据上文提到的温梓川回忆：“有一次，我因为燕饮的酬酢，时间太晚，不能赶回真如，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了房间歇宿，衣萍和彭成慧闻风而至；他要叫局，结果叫来了一位‘白牡丹’，他说是赵景深叫过的，没有什么意思。接着还像唐伯虎点秋香一般，开了一票又一票，先后叫来了好几个‘风花雪月’，都不合适，真有点意兴阑珊。但他一时兴起，却又大讲‘嫖经’。”连老赵都给抖出来了，真是浪漫的可以。1927年，章衣萍离平到沪，在暨南大学给校长郑洪年当秘书，同时讲授国学概论，修辞学等课程。1936年入川，先任省府咨议，旋转至一军校当教官。时虽有爱人相随，却是本性不改，常与一有“锦城之花”美誉的小太太幽会。吴曙天病逝后，章又与南海名门闺秀伍玉仙女士喜结连理。1947年续弦夫人返故里，同年12月22日晚，章欲不日启程，追随夫人到南海，要其老仆人同往，老仆人不愿而两人起争执，遂引发脑溢血而于当晚归化，时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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