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晨报总编辑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被称为他的三重人格。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新诗集《红烛》、《死水》是现代诗坛经典之作。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身正气，抗战蓄髯八年。1946年夏在昆明遇刺身亡。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 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怎样读〈九歌〉》、《乐府诗 》等。 他的诗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内容上抒写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朱自清称他“诗歌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艺术上追求“三美”，开创了新格律诗派。后期杂文创作，充满了战斗精神，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1930年8月闻一多应杨振声校长之聘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陈梦家随来作他的助教。闻一多以自己的诚恳与影响，广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有游国恩、方令孺、丁山、姜忠奎、张煦、沈从文等， 担任各门功课主讲，可谓名家云集，阵容强大，在当时国内文坛颇有影响。 闻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路，在学校的斜对面。因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搬到了汇泉，离海水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他到学校，必经梁实秋家门，时常两人同行，鱼山路、大学路都是起伏的山路，二人扶手杖而行。青岛有日本人开的“吴服店”，经营日式“和服”，闻一多以其宽袍大袖有中国古风，便买了一套来穿。 在汇泉住了不到一年，他把妻、子送回湖北老家，自己孤处海隅。海风呼啸，有些凄凉，于是搬到了学校东北方的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二层小楼（今“一多楼”），面对着一座坟山。楼上有一套房， 内外两间由他住，楼下，起初住着黄际遇，以后由游国恩住。 闻一多故居正面 闻一多故居侧面 闻一多在中文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英国诗歌》等课程。教学中备课充分，考证翔实，不囿旧规，富有创见，很受欢迎。在《名著选读》课堂上，他讲龚定庵的诗，但也讲阮大铖的诗，使学生们惊异。 在教课之外，他研究杜甫，又认为要研究杜诗就要研究唐诗，他积累资料，写了唐代诗人列传，并进一步研究《诗经》。他在青岛的研究成果，收在了《匡斋尺牍》中。 来青以前，闻一多已停止了新诗的写作，在青岛期间，由于徐志摩一再催他写诗，他终于为《诗刊》写了《奇迹》一诗。徐志摩认为“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出了‘奇迹’”。 闻一多十分爱才，对学生独创性意见十分重视。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一多先生独具慧眼，招至门下的学生，在闻一多先生的帮助下，臧克家在学生时代就以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而一跃登上中国文坛。他从前的学生陈梦家，在他的培养下已在《新月》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陈梦家在青岛编了一本《新月诗选》，是新文学史上“新月派”的代表性诗集。 1932年爆发了学生罢课斗争，作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是被攻击的对象之一。教育部要求处理罢课中为首的学生，在校务委员会上闻一多以“挥泪斩马谡”的心境同意开除学生，引起学生的不满。1932年夏，他离开了青岛。 1950年山东大学将校内的闻一多故居命名为“一多楼”，1984年，海洋大学又在楼前建了花坛，中间立碑，上有闻一多塑像。碑文由他当年的学生、诗人臧克家撰并书，写道：“杰出的诗人、学者、人民英烈闻一多先生，1930年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瞻望旧居，回忆先生当年居于斯工作于斯，怀念之情曷可遏止？立庭院以石，以为永念。俾来瞻仰之中外人士，缅怀先生高风亮节而又所取法焉。” 从武汉大学时研究杜甫到青岛大学时全面展开唐诗和《诗经》的研究，短短几年，闻一多既奠定了自己扎实的学术基础，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期间，他完成了《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唐文学年表》、《全唐诗人小传》、《唐诗要略》、《唐风楼捃录》以及《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风诗辩体》、《诗经词类》等各类著作计有近20部。此时亦开始了《楚辞》的研究。 回答者： zhxr63 - 高级魔法师 七级 3-17 19:32他完成了《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续补》、《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唐文学年表》、《全唐诗人小传》、《唐诗要略》、《唐风楼捃录》以及《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风诗辩体》、《诗经词类》等各类著作计有近20部 回答者： khgfjdfxh - 秀才 二级 3-21 20:08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

傅雷（1908-1966），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姓名：章衣萍曾用名：鸿熙表字：衣萍生卒：1902—1947主要作品：《古庙集》、《一束情书》、《樱花集》等。 章衣萍1902年生。17岁时由南京去北京听课。这是因为有胡适的背景，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这时的章衣萍并无资本，但很狂傲，常和一些穷哥儿们在一起胡闹，喝酒骂世，很有一点笑傲江湖的味道。胡适看不过去，便让章衣萍给自己打工。其遂以胡适“秘书”自居，在言谈之中，也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引为自豪。章衣萍的过人之处是有胆量，讲义气。当时小同乡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文坛引起风波，章衣萍出来打抱不平，和胡梦华干将起来，时被鲁迅所发现；日后他又把张耀翔骂了一通，再次得到鲁迅的激奖。这就有了和鲁迅来来往往的机遇，于是也就成了名人。这时他与女友吴曙天，同是《语丝》的撰稿人。1925年，章衣萍的成名作《桃色的衣裳》问世，据说这是由吴曙天的那件粉红色的衣裳而激发灵感写成的，很有韵味。章衣萍也很得意，自称文章第一流。抗战时期，章衣萍来到成都，投奔了当地的军界人士。1937年，其出版一本旧体诗词集《磨刀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予来成都后，交游以武人为多，武人带刀，文人拿笔。而予日周旋于武人之间，磨刀也不也。”这似乎说明他在军界混的不很得意。之后，文坛上很少提到他的名字。1946年3月，因脑溢血逝于成都。一代才子也就从此销声匿迹。 鲁迅在编完《两地书》以后，对李霁野等北方朋友说：“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鲁迅先生的话，意在讽刺章衣萍。这个叫章衣萍的人，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情书一束》的书。《情书一束》，据说是一本“足以令人生厌的书”。“这种似小说又非小说的文字算不得什么文艺创作，除了宣扬有妇之夫和有妇之夫可以乱爱之外，要么就是写嫖娼和色情。”章衣萍是这样书的作者，鲁迅先生觉得他无聊，则是情理中事了。不久以后，这个叫章衣萍的，又出版了一本《情书二束》。难怪鲁迅先生说要编一本《情书一捆》，一束又加一束，这无聊的情书，真的可以凑成一捆了。 章衣萍以《情书一束》小说集和“我的朋友胡适之”出了名。《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三角恋爱的产物。章衣萍就因叶天底写给吴曙天的情书，连着他自己创刊号的部分，编写成《情书二束》，结果是章衣萍和吴曙天结为伉俪。《情书一束》成为当时主要畅销书之一，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俄文。1936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列全国作家124名，绩溪有胡适、汪静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出了名，应该是后事。其实应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作家的，章衣萍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爱读《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思想活跃而被学校除名，就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因同乡情缘，就把他介绍给胡适，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给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识匪浅。1921年，在北大的绩溪学生章衣萍、章铁民和胡适的侄子胡思永等组织读书会，胡适挤出时间给他们演讲，笔者见到记录的有4月和6月两次，分别讲了《诗经的研究》和《楚辞》的意见，对章衣萍等绩溪学子关怀备至，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名起着很大的作用。1922年7月23日，章衣萍、胡思永等联名写信给胡适，建议把《努力》改照《每周评论》一样，谈政治，谈文艺，要求政治进步。1926年北京女师大的爱国学生遭到段祺瑞的镇压，刘和珍等六名学生惨遭杀害。章衣萍以满腔义愤挥笔撰挽联悼亡：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章衣萍曾有一信给胡适：“语丝附上请收。同事们想先生写对子，那晚已蒙先生诤可了。现将墨汁及宣纸一并递上。”四月九日(年份待考，信笺纸是中华教育改造社)，故章衣萍得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跟好学好跟衰学衰”的对联。章衣萍对于胡适这位大恩人，鼎名教授，敢于说自己的真话和学术见解，章衣萍在1924年《晨报副刊》署名连载文章“糟糕的《国语文学史》”，对胡适的大文提出评判和异议。1930年11月13日章衣萍致信胡适，说久病之后，身体甚弱，每天睡卧之余；写随笔若于自遣，月余成一小册，名 《窗下随笔》出版当寄呈一阅。《霓裳续谱》在校勘中，拟俟周作人、刘半农两君序跋寄来后，再送上请先生为之一序。1931年6月16日章又致胡适一信，“拙作《倚枕日记》寄上，计达尊览。先生所作WHOTIB; ELIEVE(我的信仰)一文，已由友人译成中文，该稿已由大东(书局)收买，作为《英汉对译丛刊》之一。译文由衣萍代看过一次，略改数处。惟间有疑问之处，非得先生亲笔校改不可，该刊专供中等以上学生习英文之用。先生之《胡适文存》中多数论文，已成为全国中学生之普遍读物，则 WHOTIB; ELIEVE将来刊成，将成为中学生所热烈欢迎无疑。且该文为精心之作，影响于青年思想一定很大。”章衣萍凭着自己的才气和胡适、鲁迅的提携，时在中国文坛上享誉卓著。胡适是一个有名的爱才、好友、助友的使者，章衣萍致信胡适，请求胡适为书作序，介绍商务印书馆为其出书。后来任大东书局总编辑的章衣萍，也主动为胡适的英文著作《我的信仰》译成中英文对照，准备印成《丛刊》，向中等以上学生推荐，造成更深影响。《胡适文存》的印行，是靠亚东图书馆的同仁，平时注意把胡适刊发的文章收集起来，做过目录经胡适审阅，很快就成书印行了。胡适的名人效应，有着绩溪众多好汉的一份功劳，难怪国学大师章太炎惊叹“绩溪为上京”了。 1、深誓（诗集）1925，北新2、情书一束（短篇小说集）1925，北新3、种树集（诗集）1928，北新4、古庙集（短篇小说集）1928，北新5、樱花集（散文集）1928，北新6、枕上随笔（散文集）1929，北新7、青年集（散文集）1930，光华8、黄仲则评传（传记）1930，北新9、枕日记（撒嫩机）1931，北新10、随笔三种（散文集）1933，险地11、衣萍小说选（短篇小说集）1933，乐华12、衣萍书信（散文集）1933，北新13、我的儿时日记（散文集）1933，上海儿童书局14、小娇娘（短篇小说集）1933，上海黎明书店15、管仲（传记）1933，儿童书局16、作文讲话 1933，北新章衣萍创作选 1934，上海仿古书店17、柳眉君情书选 1936，上海绿灯书店18、秋风集（散文集）1936，复兴书局19、孙中山先生（传记）1937，儿童书局20、我的祖国 1940，儿童书局21、衣萍文存（散文集）1947，天下书店22、樵歌（诗词）朱敦儒著，1930，商务 1、开门见山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讲义第一章的开始是：“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李白顾先生站在北极阁下的讲堂上，扬扬得意地称赞他自己的大作：“这几句文章是开门见山！”2、“诗哲”中国古有“诗仙”，“诗圣”，而无“诗哲”。自从竺震旦东来之后，于是中国乃有诗哲了。诗哲者何？我曰：“诗哲者，诗人而兼差做哲学家也。”胡适之曰：“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见《读书杂志》）“不行”！！近来中国竟有“得陇望蜀”的。五百年后的杨鸿烈做《中国诗学史大纲》，当大书特书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千有余年，于是又有人也，曰诗哲。”3、天才的权威天才说：你喊得不响，你应该闭起嘴来。上帝说：你生来有嘴，当然有喊的自由。我开始张开嘴来，——上帝忽然不见了，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恶狠狠的说：“不行！……”原载《语丝》4期1924年12月15日（署名衣萍） （尊重版权，一下一段文字来源于“南通文学网”作者江南先生，编者注）读现代散文小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梁遇春，一个是章衣萍。梁遇春才华横溢，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兼英美文学之风，在随意的描写中见出一位青年的热血，总是在沸腾，在燃烧，他在《救火夫》中赞美那些平凡的救火夫的勇敢、善良、无畏的品质的同时，鞭笞自己内心的懦弱。在《“还我头来”及其它》中，他写出一位青年对权威的渺视以及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的精神；在《又是一年春草绿》中写出自己的感伤与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留恋，他的文章虽不多，但写得机智、灵活、充满文学的趣味。章衣萍写《古庙集》时，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他虽不能象鲁迅那样用匕首去刺进敌人的胸膛，但他的长矛也足以刺伤那些古旧的、虚伪的假面孔，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份清新与舒畅，他嘲笑那些现代诗人只做诗而不思诗，只写糊涂诗而不写明白流畅的诗；在《浪漫的与写实的》一文中把徐志摩、余小沅、梁实秋之流结结实实冷遇了一番，他对这些名教授们的乱发一通批评加嘲笑，足以见出他的胆识与率直。他在杂文里表达了他内心的忧虑，这忧虑这悲哀都是因为这苦难的中国以及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他俩给我的印象是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情，一样的胆识，一样的独立思考精神，一样的率直与渴望光明。他们就象激流中的两座木筏逆流而上。我也读过一此名流们的作品，吴作人在苦雨斋里没有一点火气地写他的平淡的小品文；梁实秋在雅舍里一边吃着白米饭，一边酣畅淋漓地写他的《雅舍小品》；徐志摩浪漫透顶，一边谈恋爱，一边写诗，倒也混掉了不少时光；林语堂叼着烟斗，写他的幽默文章，天南地北神侃，也堪称大家。至于胡适之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炒”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不过，恁心而论，他们的文章老道、炼达、但缺少青春的热血与救世的精神。与他们相比，我更喜欢鲁迅的写实小说与匕首般的杂文，从他满腔的悲愤与忍无可忍的文字中见出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我是那种渺视权威，敢说真话的人，所以我反对文字的虚伪，反对那些不用自己头脑思考，不用自己喉咙说话的人。作家，应当有一种悲悯天下的胸怀，有一种疾恶如仇的勇猛，有一种天道我行的牺牲精神。如果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游戏，一种理念的演绎，那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我向来注重文字的内在意蕴，反对以文字为游戏，即使在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也不去亵渎文学。我喜欢梁遇春、章衣萍两人的作品，是因为我从他们“童言无忌”的文字中见出一颗年轻、勇敢、率直的心。虽说我已不再年轻，不能用热血一样的文字去热爱生活、赞美生活，但我仍不肯放弃平实文字后面那颗跳动的充满青春热血的心。 初识章衣萍这个颇女性化的名字，是在鲁迅的一组旧诗的注释里。该诗名曰《教授杂咏四首》，其三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下注曰：“这首诗系影射章衣萍的。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的话。”章亦因有此名句而被誉为“摸屁股的诗人”。据章的弟子马来西亚的温梓川说，此二句诗的原创者实为湖畔诗人之一的汪静之，章在其文中引用，外人不知底细，遂误为章撰，实冤枉也。章为安徽绩溪人，与胡适之是同乡。其祖父为前清贡生，通古文，常逼其一日念书至四百遍，父为小商人，信唐太宗“开卷有益”语，任其胡18岁时由宁去平，给胡适之当“小蜜”，遂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名言。余暇常到北大去蹭课。渐与周氏兄弟，疑古玄同等五四新文化健将熟悉，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有一本小册子，名曰《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为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海派小品集丛书之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感觉颇有趣味，比想像中要好些许，特别是随笔三种中的部分文字。所谓随笔三种，即《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是也。此亦为作者自得之作。文仿《世说新语》之例，多用三言两语，勾勒旧交音容笑貌，妙趣横生，语言清丽流畅。如其言鲁迅翁曰：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吧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写的真是有趣，时鲁迅和一女学生正在秘密地搞黄昏恋，爱物及乌，这等事情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他人。再如记疑古玄同曰：读The Hindu Art of love，其中所记接吻，种类颇多。因忆疑古玄同先生，生平不懂接吻。一日，在苦雨斋闲谈，疑古翁问：“接吻应他先加诸伊乎？抑伊加诸他乎？两口相亲，究有何快乐和意义乎？”座上有客，欣然答曰：“接吻，有女的将舌头加诸男的口中者，有长吻，有短吻，有热情的吻，有冷淡的吻。” 疑古翁闻之，喟然叹曰：“接吻如此，亦可怕矣。”着墨不多，而当年苦雨斋中，高朋满座，品茗清谈的情景几出矣，疑古翁之愚玩可爱亦如在目前矣。此类文字在随笔三种中甚多，兹不多举。另其小品《怀烧饼店中的小朋友》，《关于“无常”》，《吊品青》，《我的伤痕》等篇也写的颇有风致。章衣萍的成名作是《桃色的衣裳》，据云其写作灵感来自于其爱人吴曙天的一件粉红色的衣裳，后更名为《情书一束》，是一部小说集，听说写的比较大胆。惜乎未曾见，不过其妻的日记倒是在它书中读过几则，文笔同样是率真大胆，自然有趣。下录一则中的部分：三月三日衣又有点病了，我自己也腹胀得不舒服。我怕衣病，所以总是担心着，不让他玩，他又像孩子一般的，有时非玩不可，我也没有法子了。我觉得我的性欲很强，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会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滚，而且，说：我愿永远这样抱着。我笑了，我说：“你不要太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个文豪，不是一个淫棍。”章的情书一二束被讥是“唐伯虎点秋香”式的他恼了，他说：“没有一个文豪不是淫棍的。”文如其人，章衣萍在私生活上也确实比较风流。据上文提到的温梓川回忆：“有一次，我因为燕饮的酬酢，时间太晚，不能赶回真如，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了房间歇宿，衣萍和彭成慧闻风而至；他要叫局，结果叫来了一位‘白牡丹’，他说是赵景深叫过的，没有什么意思。接着还像唐伯虎点秋香一般，开了一票又一票，先后叫来了好几个‘风花雪月’，都不合适，真有点意兴阑珊。但他一时兴起，却又大讲‘嫖经’。”连老赵都给抖出来了，真是浪漫的可以。1927年，章衣萍离平到沪，在暨南大学给校长郑洪年当秘书，同时讲授国学概论，修辞学等课程。1936年入川，先任省府咨议，旋转至一军校当教官。时虽有爱人相随，却是本性不改，常与一有“锦城之花”美誉的小太太幽会。吴曙天病逝后，章又与南海名门闺秀伍玉仙女士喜结连理。1947年续弦夫人返故里，同年12月22日晚，章欲不日启程，追随夫人到南海，要其老仆人同往，老仆人不愿而两人起争执，遂引发脑溢血而于当晚归化，时年仅47岁。

傅雷（1908—1966），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含冤而死。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百度百科里的

[历史随笔]近代中国各通讯社 作者：飞行船长 提交日期：2006-6-6 7:34:00 中兴通讯社 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营通讯社。1904年初成立于广州，社址是广州市中华中路回龙里32号。发行人兼编辑骆侠挺。首次发稿日期是1月19日。主经发稿对象是广州和香港地区的报纸。停人时间不详。 远东通讯社 1、清末中国人在国外创办的最早的通讯社。1908年由清朝政府驻外使馆随员王慕陶、王侃叔在比利时创办，得到清驻比公使李盛铎的赞助，它接受清朝政府外部的津贴。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聘有通讯员，如上海陈景志韩、雷继兴，北京汪康年、黄远庸等。总部曾一度迁设上海。主要向欧洲各国提供中国通讯，同时也将欧洲重要消息向国内各大报社发稿。曾创办法文杂志《黄报》。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停止活动。2、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24年3月30日在上海成立， "宣达民意，传播真实消息"为宗旨。社长黄克明。在各地主要商埠招聘通讯员。1925年7月在上海组织"新闻学讲演会"，聘请戈公振、潘公展、严谔声、汪英宾、严独鹤等为讲师，讲授新闻学基本理论、业务常识，介绍国内外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深受欢迎，同年10月由学员发起组织成立了上海新闻学会。1926年9月黄克明出国考察，社务由朱少屏主持。1927年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 东京通讯社 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通讯社。1915年7月成立于东京，负责人邵飘萍。这是邵在东京政法学校读书时，与同学潘公弼等3人组成。用中文向国内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主要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曾较早报道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密约"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1916年邵、潘等相继返回中国，该社遂解散。 新闻编译社 中国早期民营通讯社。1916年7月成立于北京，创办人邵飘萍。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新闻和选译外电，通过手写油印方式，向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和上海《申报》等发稿。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外埠邮寄。由于邵擅长采访，常以内幕、独家新闻取胜，而且时效快捷，故稿件多为中外报纸采用，颇获好评。邵飘萍创办该社目的，自称是不满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与当时一般接受军阀政客津贴的私营通讯社相比较，独立性较强，带有一定的爱国主义色彩。 平民通讯社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民从团体建立的通讯机构。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联合社会各界组成的湖南公民驱逐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请求政府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各界同情和舆论支持，请愿团成立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为社长。12月22日起发布驱张新闻，每日油印（也有石印）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京的《益世报》、《北京日报》、《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的《申报》，汉口的《大陆报》、《正义报》等，均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不久，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平民通讯社稿件大多出自毛泽东之手。现存原稿10篇，附件两篇，有《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25条）》等。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赴沪，平民通讯社亦告结束。 华俄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经北京到上海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华俄通讯社，7月2日正式发稿。杨明斋（山东人，旅俄时加入俄共，魏金斯基的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任社长。初名"中俄通讯社"，后改现名，简称"华俄社"。该社大量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人运动等方面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材料。上海《民国日报》从1920年7月2日至1925年8月1日，连续采用该社通讯稿共100多篇。《新青年》杂志出刊登过该社的稿件。该社还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转由中共领导。 人民通讯社 1、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1年春。社长陈潭秋，参加采访 和编辑业务的有陈萌林、刘子通、包惠僧等。其任务是沟通武汉地区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革命活动的消息。初创时通讯稿用手抄，后油印，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 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6年9月。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形势，报道北伐革命军的胜利消息。社长邵季昂（共产党员），编辑主任邓瘦秋，记者帅元钟、张家驹等。是年11月汉口《民国日报》创办后，该报总编辑宛希严（共产党员）经常指导该社活动。1927年3月与汉口，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国闻通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1年由胡政之创办于上海，9月1日正式发稿。起初受孙中山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等的资助，实为反对直系军阀的联合势力的宣传机构。每日以邮寄方式向各地报社发稿。以后陆续在北京、汉口、天津、沈阳、长沙、广州、贵阳、福州、重庆、哈尔滨等地设立分社，或聘请特约访员。地方通讯和电讯报道大量增加，每日发稿由一次改为2次，约六七千字。陆续增设广告部和英文部。1924年8月发行《国闻周报》，记载每周国内外大事，并加以评论，执笔者有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叶楚、潘公展等。同年10月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失败后，胡政之又取得吴鼎昌的支持，重心北移。1925年招聘日本东京通讯员，增加电报传送新闻。1926年9月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联合接办天津《大公报》，国闻通讯社并入，该社人员成为报社编辑部和经理部的主要班底。各地分社也成为《大公报》的分支机构。上海总社于1936年结束。 劳动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早期创办的通讯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工人周刊》编委会附属的宣传机构。该社设编委会，成员有高君宇、王有德、韩麟符、黄日葵、缪伯英等。发稿负责人刘铭勋。在全国各地聘有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有阮啸仙、赵醒侬等。主要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稿件为手写油印、除供给《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该社后期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关系密切，在业务上得到邵的指导。1926年4月邵被奉系军阀杀害后，该社也停止了活动。中央通讯社 中国国民党创办的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往南京，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2年5月改组，萧同兹被任命为社长，实行独立经营，下设编辑、采访、事务三组。1933年4月增设电务组。翌年9月设英文编辑组，编发英文新闻稿，通过电台发到上海、北平、天津三地分社，再转发当地英文报纸。1935年1月1000瓦特功率发报机装竣，用于全国广播。1936年1月总社扩大，分设编辑、采访、英文编辑、征集、电务、事务六部。6月聘陈博生为东京特派员，成立东京分社。至1937年6月，中央社在国内建有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等分社及牯岭办事处，国外有东京分社，并在瑞士、印度设特约通讯员。还分别与路透、美联、哈瓦斯、塔斯等外国通讯社签订交换新闻合约。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迁往汉口、重庆。1939年设总编职，第一任总编辑陈博生。在重庆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并播发国内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新闻。1946年4月总社迁回南京。1947年冬建成国际发报台，翌年春开始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播发新闻。1948年春为中央社全盛时期，国内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52处，国外有25处，员工达2653人。每日对全国广播约2万余字。随着国民党在战场的失败，中央社也很快走下坡路，各地分社先后关闭。1949年2月总社迁广州，10月迁重庆，11月移交台北。 申时电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上海，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创办。初办时主要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编辑记者，将两报所得中外电讯，摘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稿件分电讯和邮寄两类，受到各地报社欢迎，订稿者日增。1928年增加资本，扩大业务，组成独立通讯机构。社长张竹平，经理夏奇峰。聘请专职人员，内设电讯部、广告部、通讯部、摄影部等。除向外地报社发电讯外，还提供英文稿件和照片。陆续在北平、天津、广州、香港、汉口、南京、重庆等地招聘访员。1932年该社与《时事新报》、《大陆报》（英文）和《大晚报》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张竹平任总经理。3报是股份有限公司，申时电讯社为张竹平独资经营。1934年"四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月笙，董事有张竹平、潘公展、萧同兹、董显光等；经理张竹平，社长米星如。改组后业务又有发展，各地访员增至30多处，每日收发稿件达6万余字。是年10月1日，本埠新闻增发午稿，供各晚报采用。1935年"四社"被孔祥熙劫夺。社长先后由米星如、唐四昌担任。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停止活动。1946年6月6日恢复活动，经理黄霈，总编辑章苍萍。出版有《报学季刊》等。 国民通讯社 1、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通讯社。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高潮中 成立于上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第一任社长邵季昂。编辑部与通讯处均同《热血日报》在一起，协同《热血日报》积极进行了反帝爱国宣传。为扩大业务，招聘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特约通讯员。《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后，国民通讯社担负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年9月淞沪警察厅查封了该社，邵季昂及其工作人员被捕。1927年初，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社长何味辛（何公超）。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何被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该社力量，将市民通讯社并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查封了该社。 2、 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1927年5月5日正式发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 上海分会与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联合主办。社长陈德征，副社长兼编辑主任杨德民。1931年改组，陈德征辞去社长职务，由杜刚接任。 3、 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官方通讯社。1927年6月4日在上海成立，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创办的。初名国民通讯社，后改名国民新闻社。社长李才，工作人员有张似旭、戴麟藻、冯良玉等。该社是适应国际宣传需要，及补救外国记者所发消息之错误与遗漏而设。曾与美国合众社、德国海通社签订交换新闻协定，对国外编发中文稿和"对外文"等。 新声通讯社 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30年8月16日成立于上海，"以宣达社会工商建设等真实消息为宗旨"。严谔声创办并任社长。次年4月设广告部，主任严鼎镛。1932年又增设摄影部、出版部，增发午稿，扩充人员，聘吴中一任副社长。同年在南京设办事处，1934年4月改为分社，由严服周负责。"九·一八"后两次印发《田中义一满蒙政策》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出版有《民国二十年之新声通讯社》、《新闻法令章规》等书。 中国工农通讯社 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原名中国工人通讯社，翌年改称中国工农通讯社。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它每周或10天左右发稿一次，主要用英文发稿，打字油屯，每期寄发国外进步报刊80多份。中文稿则秘密发给白区党报和工人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有林电岩、朱镜我、朱伯深（朱明）、李少石、廖梦醒等。1935年因负责人被捕而停止发稿。 红色中华通讯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江西瑞金，用电台播发电讯新闻。广播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经电台"的缩写）。它与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属同一机构。发稿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以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等。每日发稿一二千字。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成《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参阅。该社重视发展通讯网，曾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刊物，交流业务经验和指导写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途中新闻广播中断，但抄报工作没有停止。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建立西安分社，印发陕北红中社新闻。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新华社。红中社历届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 国际新闻社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通讯社，简称国新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发布抗战新闻，不久迁香港，改名国际新闻社。1938年10月20日，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的国际新闻社成立于长沙，11朋迁到桂林为总社，香港为分社，并在重庆设立办事处。随后，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建立通讯网，宣传团结抗战，向大后方报纸和海外华侨报纸发稿。主要负责人为胡愈之、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恽逸群、邵宗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迫关闭。香港分社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新社于1946年初在香港重建，向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港澳和海外华侨报刊发稿，揭露蒋介石的反共独裁和发动内战的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该社终止活动。 全民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营面貌出现的通讯机构。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成立并发稿。社长李公朴。实际领导为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其前身为天津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同年12月全民社迁到武汉，吴寄寒（吴江）主管全局，周勉之任代理社长。1938年9月迁到重庆，宣传上归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领导。1939年9月后，全民社被"批准"在成都建社。于是，发稿业务转到成都总社，重庆改为办事处。成都全民社由吴寄寒主持，陈翰伯任总编辑。1940年3月代社长周勉之被捕后，吴回重庆主持工作，成都全民社停止活动。1941年2月由于"皖南事变"后处境更加困难，全民社停止工作。全民社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针，宣传团结抗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发稿，以通讯稿为主，油印发行（成都时期改为铅印），每日一次。发稿量初期几十份，后增加到100多份，在重庆还发行英文稿。该社在昆明、贵阳等地聘有特约记者，通讯员遍布各战区。先后办有《我们和你们》、《全民之友》等业务刊物。 民族革命通讯社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当局官办的通讯社。简称民革社，隶属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1938年4月15日在山西省吉县成立并发稿，1939年春迁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社长梁￥武，总编辑曲咏善。下设编辑、采访、电务和总务4部。除总社外，先后在第二战区各地及重庆、成都、香港设有分社。发稿以电讯为主，每日两次，通讯稿则航寄。总社编印《民革通讯》，各分社也发行新闻稿，供当地报纸采用。抗战初期，不少进步青年参加该社工作，有些地区的分社就是依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牺盟会组建起来的，因而民革社初期所发稿件，尚能真实反映抗日前线的面貌。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大批进步青年纷纷离去，不少分社与总社断绝联系，总社业务逐渐处于瘫痪状态，后来名存实亡。1946年民革社正式宣告结束。 中央电讯社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的主要通讯社。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由上海的伪中华通讯社和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而成。4月成立中央电讯社理事会，伪宣传部指定周化仁、林柏生、郭秀峰、赵慕儒、许锡庆等为理事。林柏生为理事长。特设"交换理事"，由日人松方义三郎担任。后又增加同盟社的古野为名誉理事。社长赵慕儒、副社长兼总编辑许锡庆。5月1日正式发稿。总社设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杭州、苏州、徐州和蚌埠等地先后设分社。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东京设分社。还同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意大利斯蒂芬尼通讯社等签订交换新闻协定。1944年4月改组，赵慕儒任理事长，郭秀峰任社长，胡瀛洲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45年3月又改组为社团法人，标榜"以代表国家民族之立场，以国内报业之全体为对象"。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接收。 军事新闻通讯社 国民党军方的通讯社，简称军闻社。1946年7月7日成立于南京，并在重庆、沈阳、北平、兰州、广州等地设立分社。1949年底迁到台湾，曾一度停办。1950年4月在台北恢复。主要任务是报道国民党军方动态。先后在高雄、台中、花莲设立分社，在金门、马祖、澎湖设有特派员，在台湾各大县市派驻记者，还在国民党军队中设有通讯员。该社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办。除播发文字和图片新闻外，还摄制有关军事方面的电视新闻和专题片。中国特稿社 成立于1950年5月的一家以向海外报刊提供英文特稿为主要任务的新闻机构，属国际新闻局，1954年12月改由新华社领导。它有自己的编辑部和对外发行销售机构，其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初创时期的特稿社，只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一些左派党和组织、友好团体的报刊，提供介绍新中国的文字特稿和图片。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中国特稿社已拥有一支从采编、摄影到出版发行比较完整的、业务熟练的专业队伍，已有能力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向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各类特稿。在现有的120多家海外用户中，80%为专业性刊物，多数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菲律宾、以及香港、台湾出版。该社还出版以行业分类的《新闻通讯》（Newsletter），与国内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书和小册子、画册，承接海外用户的社会调查和咨询服务。

生平 闻一多生平 （1899-1946）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文史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的一家书香门第。13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此时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诗、赋，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满怀激情的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发表诗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闻一多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以后，他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党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他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广交朋友，动员他们共同战斗，正确对待党和民盟的关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他和共产党员和睦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众多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灌铸了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又是壮丽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练，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他的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具有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整齐、和谐的艺术表现，影响颇大。另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研究颇深，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专著。后人集有《闻一多全集》（4册）。闻一多的两次转向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选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名言【经典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名言解说】天赋：天资。这则名言刻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座闻一多雕像后的石碑上，它和现在已被千万人诵唱的《七子之歌》一样，都表现了闻一多澎湃的爱国热情。“母亲！我要回来，母亲！”75年后，这个呼声响彻中华大地。难怪毛泽东曾说：“我们应该多写闻一多颂。”附闻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 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们敬人，我们又顺天，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 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闻一多曾这样剖析过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他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说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情感，而在闻一多这里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对“西风东渐”的现实，他呼吁建立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并把这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国人”的宣示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诗一开头即宣告：“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从而点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渊源。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以五岳，太平洋，帕米尔高原，流下昆仑山、流过亚洲大陆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后诗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衰落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明史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夸耀的地方之一。诗人唱道：我们的历史是韵雅的历史，这里有平静、和谐、朴素的诗一般的生活历程；我们的历史是追求和谐、自然的历史；我们与自然相安，不作过多的索取；我们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没有过份的奢望。我们的历史是充满情感，有眼泪，也有欢笑的历史；这泪、这笑中都含着东方哲人的哲学憬悟，因而我们的历史也是充满玄思和东方智慧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歌咏了伟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精神中有尧舜的谦让、仁爱，有荆轲聂政的不畏强暴，重义轻生，有一个伟大民族开阔的心胸、杰出的智慧。诗人在这里以“戈壁”，“黄河波涛”，“泰山的石溜”、“峥嵘的剑阁”为笔墨颜料，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现实，诗人的心灵立刻感到阵阵灼痛，他“心中的灵火”在燃烧，为他的祖国烧得发颤。他背负着历史，要走向未来。诗人确信；他的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将“洗尽人类的悲衰”，“驱尽宇宙的烦恼”，给全人类带来生机。最后，诗人心情激荡，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闻一多简介(百科全书)闻一多(1899—1946)，现代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其父为晚清秀才。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课余组织校内学生艺术团体“游艺社”(后改组为“新剧社”)“美术社”等，参加演剧与研究美术。五四运动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9月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他主张诗人应该超脱于政治之外，但又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参加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认识的支配下，他在一段时期里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1925年闻一多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这是他的代表作。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闻一多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 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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