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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学课堂效率为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对数学课堂采取“班内分层教学”。一、具体方法是：1、对学生分层；2、对教学内容分层；3、指导学习方法。二、班内分层教学的优点：1、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2、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3、有利于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 针对当前中学班额大，学生数学基础和教学能力具有较大的差异，为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而设计一种课堂教学形式——班内分层教学。 所谓“班内分层教学”就是在不打乱原班级的情况下，通过对学生分层、教学内容分层，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区别施教，进行分层递进教学，因材施教，面向全体 另外，我们的课堂教学已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普遍存在着效率不高的问题。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明确课堂教学目的、任务，突出重点、化解难点，根据课堂教学的具体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和处理好例题，多做课堂练习，腾出时间让学生多实践，要有适当的课堂提问，要善于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要重视教师自身的语言修养，要想方设法与学生建立融洽的关系。等等着一些都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有效方法，希望和老师们共同探讨，共同进步。预习，提高数学课堂效率的保障2009-02-04 16:31预习，提高数学课堂效率的保障新课程改革已经好几个年头，很多老师感到极不适应：教材出示的例题简单，练习题却比较深；老师如果讲得太多，学生少了自主学习的时间，如果讲得过少，学生的作业质量就会不如人意；学生的错题比以前多了，改正作业的时间却少了……一句话：时间不够。其实归根结底，我认为是我们教师在“提高课堂效率”这一关键问题上没下足功夫。如何提高数学课的课堂效率呢？我觉得让学生预习新课是保障课堂高效的重要途径。提到“预习”，不少老师会觉得那是语文的专利，那是对“预习”的误解，我认为每门功课都可以进行预习，而且都能促进学生较快地掌握知识。有的老师说学生预习不好，他们认为：（ 1 ） 学生不预习课堂上经常有精彩之语，学生预习了课堂反而沉闷了，没有激情，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跳，多数人做了陪衬。（ 2 ）部分学生对预习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尤其是中下等生，好学生会越学越好，差生则学不会，跟不上全班学习的步伐，弄得不好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 ）绝大多数的学生进行的预习，只注重了结果，而往往忽略过程。到了课堂上，是“一瓶不满而半瓶晃荡”，说他不会吧，他又知道结果了，说他会吧，他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乎，对所学内容又缺乏应有的兴趣，不能参与到真正的探究中来，（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死记硬背得来的差不了多少）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过不了三天，对所学内容是忘记的一干二净，不要说灵活的应用了。（ 4 ）学生众口一词，教师顺水行船，课堂就像表演场。（ 5 ）不预习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探究的欲望和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提高学习的效率。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问题是因为学生不会预习，不知道数学该从哪里预习起，该预习些什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我们一定要教给学生预习方法，让他们知道要做些什么，遇到不懂的该怎么办，同时适时地鼓励、肯定学生的预习成果，使他们从不知道预习逐渐转变为会预习、乐于预习，继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预习， 首先要让他们知道预习一般是指上课前对新知识的自学准备，数学预习不同于语文的预习，语文课中每篇课文学习之前都有固定的预习内容，比如熟悉字词、读通课文等等。数学课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预习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我的教学经验，我大致上把数学课分为概念课、计算课、操作课这样 3 类。其次，教师应选取有代表性的内容，一步一步地指导学生进行预习，让每一个学生都掌握各种知识的预习方法。下面我就对这 3 类课要怎样进行预习阐述一下我的看法。1、 数学概念课的预习在数学学习中，数学概念的学习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概念不清，一切无从谈起。然而，这个重点又恰恰是一个难点，因为数学概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简明、概括的反映，非常抽象，而不少孩子抽象思维差，要掌握干巴巴的数学概念对于小学生来说并非易事，所以，加强课前预习很有必要。（ 1 ）通读内容，了解主要数学知识让学生在通读新课内容的基础上，动手画画、圈圈知识要点、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从整体上了解新的数学知识，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概念、结论画一画、圈一圈，使得新课中的主要内容显现出来，以引起自己的注意，为理解和掌握知识做准备。预习不是浏览课本，对预习中遇到的疑难之处，要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努力去理解知识。但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毕竟有限，对于有些一时难以解决的疑问要做好标注，发现问题也是预习的关键所在。“学起于思，思起于疑”，预习就是寻疑的过程。因为有了问题，学生对新课的学习才有目标，有目标的学习，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 细读内容，理解主要数学知识这是概念预习的主要环节。学生在对数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就要指导学生怎样“消化”这些知识。①列举事例来理解概念。数学概念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具体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我们一定可以从身边找到这些概念的原型。让学生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概念，可以帮助学生形象理解概念。例如对“钝角”的理解，课本上只有一句话：“比直角大的角是钝角。”学生就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许多钝角。这个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理解概念的过程。② 动手实践来感受概念。《课标》指出：“要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的过程。”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在预习时，也应该指导学生动手实践来理解数学知识。例如《长方体和在正方体的认识》的预习中，我指导学生在身边找一些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物体，像火柴盒、魔方、药盒、数学课本等，并让学生动手去数一数、摸一摸这些物体的面，使他们有一个感性的体会，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区别。活动是孩子的天性，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对数学学习产生了兴趣，还可以很自然的理解和掌握了数学知识。③ 巧用对比来分析关系。在数学的学习中“对比”是很重要又经常用到的学习方法，在预习时也是如此。如预习《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时，可以指导学生将正方体的特点与长方体的特点进行对比。再如预习《除法的认识》时，可以指导学生将除法与乘法进行对比。使用对比不仅可以揭示两个新知识之间的关系，利于学生理解知识的外延和内涵；还能揭示新旧知识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学生形成知识网络。2 、 数学计算课的预习数学是姓数的，数的计算自然成了数学课中的重头戏。虽说计算课中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不像概念课那样抽象，但要想知其所以然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要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计算方法有个初步的了解，使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其所以然。（ 1 ）看懂例题老师应该相信学生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是有一定的学习经验的，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应该建立在他们已有经验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新教材还是老教材，在计算课的编排上都会以例题的形式出示计算方法，为学生提供了预习的平台。学生通过预习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这些方法了，到了课堂上，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学生在预习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把知识学得更深、更广。（ 2 ） 尝试练习新教材往往会在计算课中创设一个情境，以其中的一种情况作为例题，而剩余的几种情况则为学生提供了尝试练习的机会。通过尝试练习，可以检验学生预习效果，这是数学预习不可缺少的过程。数学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点就是要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初步理解和掌握了新的数学知识，要让学生通过做练习或解决简单的问题来检验自己预习的效果。既能让学生反思预习过程中的漏洞，又能让老师发现学生学习新知识时较集中的问题，以便课堂教学时抓住重、难点。3 、 数学操作课的预习新课程的实施，要求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学生只有亲历了数学知识形成的过程，才能知其所以然，其中免不了要亲自动手做一做、试一试，这就使得新课程背景下的数学课中多了动手操作这个内容。那么，对于这样的数学知识，我们在课前应该怎样指导学生预习呢？因为课堂中有动手操作的内容，自然少不了要通过熟悉教材，了解操作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工具、材料等，在课前准备好。如在教学《测量》时，学生通过看书就会很自觉地准备好尺子。再如，有些操作活动需要学生在课外进行，如教学《统计》一课时，要学生统计家里一个月的费用支出情况，这时，我们就可以将它作为预习的内容，让他们在课前完成。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坚持不懈地指导学生进行预习，他们一定能较快较好的掌握预习方法，一定能大大提高数学课堂的教学效率，一定能在课堂上“挤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去做习题或者订正错题……总之， 预习肯定能成为提高数学课堂效率的有力保障。
公平与效率：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摘 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总之，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经验一： 1、不妨给自己定一些时间限制。连续长时间的学习很容易使自己产生厌烦情绪，这时可以把功课分成若干个部分，把每一部分限定时间，例如一小时内完成这份练习、八点以前做完那份测试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还不会产生疲劳感。如果可能的话，逐步缩短所用的时间，不久你就会发现，以前一小时都完不成的作业，现在四十分钟就完成了。 2、不要在学习的同时干其他事或想其他事。一心不能二用的道理谁都明白，可还是有许多同学在边学习边听音乐。或许你会说听音乐是放松神经的好办法，那么你尽可以专心的学习一小时后全身放松地听一刻钟音乐，这样比带着耳机做功课的效果好多了。 3、不要整个晚上都复习同一门功课。我以前也曾经常用一个晚上来看数学或物理，实践证明，这样做非但容易疲劳，而且效果也很差。后来我在每晚安排复习两三门功课，情况要好多了。 除了十分重要的内容以外，课堂上不必记很详细的笔记。如果课堂上忙于记笔记，听课的效率一定不高，况且你也不能保证课后一定会去看笔记。课堂上所做的主要工作应当是把老师的讲课消化吸收，适当做一些简要的笔记即可。 经验二： 学习效率这东西，我也曾和很多人谈起过。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某同学学习极其用功，在学校学，回家也学，不时还熬熬夜，题做得数不胜数，但成绩却总上不去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是十分着急的，本来，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而且，付出的多就应该回报很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这里边就存在一个效率的问题。效率指什么呢？好比学一样东西，有人练十次就会了，而有人则需练一百次，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效率的问题。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劳逸结合。学习效率的提高最需要的是清醒敏捷的头脑，所以适当的休息，娱乐不仅仅是有好处的，更是必要的，是提高各项学习效率的基础。那么上课时的听课效率如何提高呢？以我的经历来看，课前要有一定的预习，这是必要的，不过我的预习比较粗略，无非是走马观花地看一下课本，这样课本上讲的内容、重点大致在心里有个谱了，听起课来就比较有针对性。预习时，我们不必搞得太细，如果过细一是浪费时间，二是上课时未免会有些松懈，有时反而忽略了最有用的东西。上课时认真听课当然是必须的，但就象我以前一个老师讲的，任何人也无法集中精力一节课，就是说，连续四十多分钟集中精神不走神，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上课期间也有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老师讲有些很熟悉的东西时，可以适当地放松一下。另外，记笔记有时也会妨碍课堂听课效率，有时一节课就忙着抄笔记了，这样做，有时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不抄笔记，不抄笔记是不行的，人人都会遗忘，有了笔记，复习时才有基础，有时老师讲得很多，在黑板上记得也很多，但并不需要全记，书上有的东西当然不要记，要记一些书上没有的定理定律，典型例题与典型解法，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去记的东西。否则见啥记啥，势必影响课上听课的效率，得不偿失。 作题的效率如何提高呢？最重要的是选"好题"，千万不能见题就作，不分青红皂白，那样的话往往会事倍功半。题都是围绕着知识点进行的，而且很多题是相当类似的，首先选择想要得到强化的知识点，然后围绕这个知识点来选择题目，题并不需要多，类似的题只要一个就足够，选好题后就可以认真地去做了。作题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作题之后的过程，对于做错的题，应当认真思考错误的原因，是知识点掌握不清还是因为马虎大意，分析过之后再做一遍以加深印象，这样作题效率就会高得多。 评：夏宇同学对于听课和做题的建议，实际上反应了提高学习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把劲儿使在刀刃上"，即合理分配时间，听课、记笔记应抓住重点，做习题应抓住典型，这就是学习中的"事半功倍"。 经验三： 学习效率是决定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提高自己学习效率呢？ 第一点，要自信。很多的科学研究都证明，人的潜力是很大的，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有效地开发这种潜力，这其中，人的自信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何时何地，你做任何事情，有了这种自信力，你就有了一种必胜的信念，而且能使你很快就摆脱失败的阴影。相反，一个人如果失掉了自信，那他就会一事无成，而且很容易陷入永远的自卑之中。 提高学习效率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学会用心。学习的过程，应当是用脑思考的过程，无论是用眼睛看，用口读，或者用手抄写，都是作为辅助用脑的手段，真正的关键还在于用脑子去想。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记单词，如果你只是随意的浏览或漫无目的地抄写，也许要很多遍才能记住，而且不容易记牢，而如果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联想的方法去记忆，往往可以记得很快，而且不容易遗忘。现在很多书上介绍的英语单词快速记忆的方法，也都是强调用脑筋联想的作用。可见，如果能做7到集中精力，发挥脑的潜力，一定可以大大提高学习的效果。 另一个影响到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情绪。我想，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如果某一天，自己的精神饱满而且情绪高涨，那样在学习一样东西时就会感到很轻松，学的也很快，其实这正是我们的学习效率高的时候。因此，保持自我情绪的良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有较为开朗的心境，不要过多地去想那些不顺心的事，而且我们要以一种热情向上的乐观生活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因为这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就能在自己的周围营造一个十分轻松的氛围，学习起来也就感到格外的有精神。 经验四： 很多学生看上去很用功，可成绩总是不理想。原因之一是，学习效率太低。同样的时间内，只能掌握别人学到知识的一半，这样怎么能学好？学习要讲究效率，提高效率，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 晚上不要熬夜，定时就寝。中午坚持午睡。充足的睡眠、饱满的精神是提高效率的基本要求。 二、学习时要全神贯注。 玩的时候痛快玩，学的时候认真学。一天到晚伏案苦读，不是良策。学习到一定程度就得休息、补充能量。学习之余，一定要注意休息。但学习时，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手脑并用。我学习的时侯常有陶渊明的"虽处闹市，而无车马喧嚣"的境界，只有我的手和脑与课本交流。 三、坚持体育锻炼。 身体是"学习"的本钱。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再大的能耐也无法发挥。因而，再繁忙的学习，也不可忽视放松锻炼。有的同学为了学习而忽视锻炼，身体越来越弱，学习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这样怎么能提高学习效率呢？ 四、学习要主动。 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才能对学习越发有兴趣。有了兴趣，效率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有的同学基础不好，学习过程中老是有不懂的问题，又羞于向人请教，结果是郁郁寡欢，心不在焉，从何谈起提高学习效率。这时，唯一的方法是，向人请教，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弄懂，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进步。如此，才能逐步地提高效率。 五、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同学融洽相处。 每天有个好心情，做事干净利落，学习积极投入，效率自然高。另一方面，把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和同学保持互助关系，团结进取，也能提高学习效率。 六、注意整理。 学习过程中，把各科课本、作业和资料有规律地放在一起。待用时，一看便知在哪。而有的学生查阅某本书时，东找西翻，不见踪影。时间就在忙碌而焦急的寻找中逝去。我认为，没有条理的学生不会学得很好。 评：学习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习之外的其他因素，这是因为人的体质、心境、状态等诸多因素与学习效率密切相关。 【总结】 学习必须讲究方法，而改进学习方法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 学习效率的高低，是一个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体现。在学生时代，学习效率的高低主要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当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这时候，一个人学习效率的高低则会影响他（或她）的工作成绩，继而影响他的事业和前途。可见，在中学阶段就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拥有较高的学习效率，对人一生的发展都大有益处。 可以这样认为，学习效率很高的人，必定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言外之意，学习成绩好未必学习效率高）。因此，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提高学习效率就是提高学习成绩的直接途径。 提高学习效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积累。前人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必须充分结合自己的特点。影响学习效率的因素，有学习之内的，但更多的因素在学习之外。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合理利用时间，另外还要注意"专心、用心、恒心"等基本素质的培养，对于自身的优势、缺陷等更要有深刻的认识。总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文秘杂烩网
组织行为学论文摘要本论文是对中外企业应用激励理论来进行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本论文首先对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意义做了阐述，随后针对GE公司和联想集团的激励体制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企业应针对自身不同的性质制定不同的激励体制。关键字：效绩考评；双因素分析理论；团队精神；员工成就感；一、激励机制概述：1.2激励机制原理：激励机制是为了激励员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激励措施的总和。通过这一机制所形成的推动力和吸引力，使员工萌发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产生实现目标的的动力，引起并维持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并通过绩效评价，得到自豪感和响应的奖酬，强化自己的行为。1.2运用激励机制的意义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适当的运用激励机制并据此进一步研究改进生产环境，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协调人际的关系，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形成“同舟共济”意识，齐心协力应付经济危机。从精神上、物质上引导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案例分析本论文通过对GE公司和联想集团各自的激励机制做一个分析，比较中外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不同运用。2.1GE公司的员工激励机制GE公司对员工有着一套相当完善的考评制度。公司CEO韦尔奇随身都会携带一本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图表，每个部门都有相关的图表，反映每个员工的情况）这是一个动态的评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第一类占10%，他们是顶尖人才；次一些的是第二类，占15%；第三类是中等水平的员工，占50%，他们的变动弹性最大；接下来是占15%的第四类，需要对他们敲响警钟，督促他们上进；第五类是最差的，占10%，我们只能辞退他们。根据业绩评估，每个员工都会知道他们处在哪一类，这样没有人会抱怨得不到赏识。第一类员工会得到股票期权，第二类中的大约90%和第三类中的50%会得到股票期权，第四类员工没有奖励。图表是最好的工具，哪些人应该得到奖励，哪些人应该打道回府，一目了然。奖赏对员工而言，不应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象鼻子碰着玻璃而穿不过去那样，他们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都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对于高层管理人员，GE公司鼓励鼓励他们在工作上相互竞争，但不要有个人恩怨。韦尔奇的做法是将奖赏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奖励他在自己的业务部门的表现，另一半奖励他对整个公司发展的贡献。如果自己部门业绩很好，但对公司发展不利，则资金为零。韦尔奇一向鼓励员工勇敢地展示自己，谈出自己的看法，争取上司的赏识。“我希望员工能充分发挥潜能，提出他们的建议，而我会为他们提供各种资源。这样员工们给我的将是许多建议和计划，我可能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那个主意非常好"。这样的交流更有创意。”在今天GE的各个部门，每当公司取得一些成绩，他们都会把生产线停下来，大家一起出去庆祝。GE公司每位员工都有一张"通用电气价值观"卡。卡中对领导干部的警戒有9点：痛恨官僚主义、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以及适应全球化。这些价值观都是GE公司进行培养的主题。也是决定公司职员晋升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2.2联想集团：业绩为重联想是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公司，不惟学历重能力，不惟资历重业绩。联想现在许多高管人员其实在公司工作时间并不长，能从普遍员工升到最高管理层，原因不是跟谁有什么关系，而是全凭业绩。为什么外企一些有相当级别的管理人员愿意到联想工作，就是看重了这一点。不同层次的人员收入不同是很自然的，但联想的干部没有贵族化的倾向。联想的干部比例适中，中级以上管理人员有200多人，而公司全部员工有1.1万多人（其中职员约5000人）。其实联想每一个事业部的规模，都相当于一个中型IT企业，这些管理者得到的收入高些也是理所应当的。当然从薪酬结构上看，固定工资部分，经理层跟员工层的差异并不十分巨大。联想员工的收入分为3块，固定工资、绩效浮动和年底分红，在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企业里，员工的收入是跟其贡献直接挂钩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20%的人才创造80%的财富，对这20%员工的薪酬当然不能少了。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人才争夺很激烈，争夺的焦点就是一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可以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在联想，普通员工并不是只有做管理人员一条升迁之路，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技术骨干的待遇与相应的管理者的收入没有差别。今年年底之前，联想要完成能力评介体系，要让公司的各级管理层知道每个员工的能力如何，其社会竞争力处在什么水平，是否达到了人岗匹配，是不是把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这项工作可以达到3个目的：公司清楚员工的能力水平、主管清楚手下人员的能力水平、员工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真正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为突出业绩导向效果，联想在业绩考核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员工在考核后进入最后一个层次，就进入了末位淘汰区。所以，不论哪一层次的人都有压力，中层管理人员压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考核时排在最后，就会成为不合格员工。联想还培养了后备干部，对于被淘汰的人所在的岗位，马上就有人可以顶上，这是一个合理的闭环。确实，在IT企业必须每个人都时刻要有危机意识，不进则退，跟不上形势就要被淘汰，企业如此，个人亦如此。三、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联系与差异3.1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共同点在GE公司和联想集团的激励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员工的业绩考评制度。两家公司都是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结合起来，将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起来，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所不同的是，GE公司更偏重于激发员工的竞争意识，使这种外部的推动力量转化成一种自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而联想集团则是力争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力争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3.2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机制上的不同点3.2.1概述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两家公司在机制上也有不同的侧重。因为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所产生的排序也不同，详见下表：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影响力排序国外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成就公平与发展成就与认可认可认可企业发展工作吸引力工作条件工作激励责任报酬人际关系发展人际关系基本需求责任领导作风基本需求自主福利报酬3.2.2外国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作为外资企业，GE公司就十分注重培养员工个人的成就感，以员工的满意度为工作重点，鼓励员工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自主性，提升员工的团队精神。公司的这一体制正是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具体体现。赫兹伯格认为使员工感到不满意的因素与使员工感到满意的因素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是由外界的工作环境所引起的（即保健因素），而后者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所产生的（即激励因素）。员工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责任感，得到的认可和赞赏，都属于激励因素。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使员工意识到他们有潜力不断进步比制定目标更重要。因为只有当员工发挥了主动性，为公司出谋划策，才能使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要让员工明白他们是受重视的，以及他们对于公司的重要性，GE公司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GE价值观”卡就是这一理论很好的应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一个民主，开明的公司工作，GE的这些制度使员工们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成功团队的一部分，同时自己也为着这个团队的成功献出的每一份贡献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到回报的。激励因素的改善，往往能够给员工以很大的激励，产生工作的满意感，有助于充分、有效、持久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3.2.3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作为国有年轻的IT企业，联想根据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激励多条跑道，以效益为主导。同时，由于集团员工的年龄结构普遍较轻，年轻职员的自我意识通常都比较强；所以联想在组织结构上淡化领导层的贵族化倾向，强调每个员工的公平发展。例如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有突出业绩的业务人员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和奖金比他们的上司还高许多。联想集团认为激励机制应该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要随着时代、环境、市场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正是建立了适合自身的激励机制，使得联想集团在国内IT行业中始终处于不败的地位。通过以上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企业来说，正确运用激励机制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因为企业的性质各不相同，管理者在运用激励机制的时候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量体裁衣，选择适合的体制，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参考文献：①孙彤《组织行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②作者不详《GE公司的员工激励体制》中企人力资源网③作者不详《联想靠文化解决：不同背景、不同收入员工》中企人力资源网
页 ~ 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不过，产业组织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注：参阅Tirole,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pp.1～10。中译本参阅〔法〕J.泰勒尔著，张维迎校译，1997，《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p.1～20。）关于产业组织学的学科范围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汇集了19篇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名作，森在导言中指出：“产业组织学(IO)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注：参见Sen,A.,1996,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st]ed.,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此外，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市场营销学、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财学、企业战略等领域也深受其影响。（注：想进一步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10期。）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主义观点 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A.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其后如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J.M.Clark)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 产业组织理论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注：所谓SCP是Structure（市场结构）－Conduct（市场行为）－Performance（市场绩效）的简称，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注：参见Bain,J.S.,1959,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in,J.S.,1956,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R.Heflebow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谢勒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那时，哈佛大学成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但哈佛学派的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观点对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与强化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权威马场正雄就将自己的主要理论称为“反垄断的经济学”。 二、SCP范式的衰落 自60年代以来，SCP分析范式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这些批评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施蒂格勒(J.Stigler)、德姆塞兹(H.Demsetz)、波斯纳(R.Posner)等人，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崛起，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还由于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的获奖公告中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运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引自马广奇，2000,10。）芝加哥学派继承了奈特(F.Knight)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注：关于产业组织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夏大尉，“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pp.10～17，及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一书第4章第3节的有关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无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注：Stigler,G.J.,1968,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Illinois:Irvin Press.中译本见〔美〕J.施蒂格勒，潘振民译，1996，《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们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施蒂格勒、德姆塞兹和佩尔兹曼(S.Peltzman)等人对政府产业规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开创了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规制经济学。 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W.J.Baumol)、帕恩查(J.C.Panzar)和韦利格(R.D.Willig)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sunk cost)等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对贝恩的进入壁垒理论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在于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又译“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在政策上该学派主张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重视市场结构，倒不如说更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注：参见〔美〕约翰·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872页。） 与哈佛学派相同，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和政府管制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反垄断商业活动的司法实践。 SCP范式的衰落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旧产业组织学”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才导致70年代后期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于立、王旬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版，第4页。）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如斯宾塞(Spence)、萨洛普(Salop)、泰勒尔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参见Spence,A.M.,1977,Entry,Capacity,Investment and Oligopolistic Pricing,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8,pp.534～544.Salop,S.C.,1979,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69,pp.335～358.）最为重要的是，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组织理论迅速发展的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加入研究的行列，极大地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主要来源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缺陷。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第2页，英文版见Cable,John(ed.),1994,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New York,Macmillan.）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 三、产业组织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 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R.H.Coase)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之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的著作之中，可参见Willi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Williamson.O.E.,1989,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in Schmalensee R.,and Willig,R.D.,(eds.)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企业（公司）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变异及其对市场运作绩效的影响。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着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针对新古典学派通过均衡对市场进行分析，把经济学当作客观的科学并模仿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新奥学派对此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经济学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通常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还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经济规律是通过对一些不言而喻的公理进行逻辑推论而发现的，历史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复合结果，因此难以用来检验经济理论。所以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注：参见哈耶克，1982年，《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注：对产业组织新奥地利学派理论的进一步评述可参考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是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由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布尔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 更加注重对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也是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浏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公共经济政策中有争议的问题，如兼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掠夺性定价问题、反托拉斯法是否有利于竞争等问题。（注：参见Hay,D.,Morris,D.,1991,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at]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四、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演进 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巨大变化上，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研究方法的演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取决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单一的方法难以满足各个领域的需要，所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集合，包括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博弈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实证方法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在整个产业组织学的方法论集合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证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就方法论而言，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规范经济学色彩的应用经济学，在有关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其有关判断或结论的得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标准为前提的。 产业组织学中的经验性规律，大多是综合应用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的结果，静态分析常被称为横断面分析，虽然一般而言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产业组织学研究进行的主要是动态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产业组织学中有许多研究成果是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归纳一般规律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在研究具体国家产业问题时又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状态进行比较。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十分注重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产业内各企业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并由此结构出发研究整个产业的整体行为。 系统动力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反馈结构关系来研究整个系统整体行为的理论。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系统动力学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是动态反馈结构，可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系统动力学尤其注重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结构，而对变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因此特别适合于像产业经济这种许多方面难以定量的复杂系统的研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诸多产业经济对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案例分析是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曾广泛使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案例法特别适用于无法精确定量分析的实际的复杂经济事例，非常有助于揭示出普遍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实际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培养经济研究人员对实际经济事务中所蕴涵的经济规律的敏感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计量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采用的主要方法，目前仍是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或匆匆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时间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运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应用博弈论方法较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寡头垄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博弈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过去几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而取得的，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如果说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适合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博弈论方法则主要适用于理论分析，80年代以法国学者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应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意味着那种过去认为只能依靠市场实现的瓦尔拉斯均衡现在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结构调整等来解决市场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为这一客观事实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企业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结构，还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的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即企业的行为是其心理预期的函数。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企业的行为是各个企业所共同拥有的信息结构或判断概率的函数，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经济中厂商的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 现在博弈论已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工具，常用于研究寡头垄断、不完全市场的定价、企业兼并、反垄断规制等问题，也正是由于博弈论的应用，才使产业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进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投身其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对丰富多彩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的理论方法……我们现在有了能从策略性行为和信息方面对种种现象给出解释的理论模型，这些现象包括：价格战、不真实广告、限制性定价、各种默契合作与合谋、讨价还价的破裂与协议的延误、担保和服务合同的作用、寡头垄断企业选择的定价方式、供货商与顾客之间的合同性质、各种交易制度的采用等，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注：Roberts,D.J.,1987,Battles for Market Share:Incomplete Information Aggressive Pricing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in Bewley,T.(ed.),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Fifth World Congr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57.） 但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需要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注：Scherer,F.M.,1988,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Basil Blackwell:Oxford,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pp.517～518.）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对许多古典问题的认识，包括进入障碍和卡特尔稳定性问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两个不足：首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即使简单的多阶段博弈也有多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何处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般方法尚不清楚，而且认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多阶段博弈问题这种假设，也似乎把理性原则推得过远了；其次，大量使用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多重均衡结果对假设的细微变化都很敏感，使得均衡非常脆弱，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也变得相当困难，博弈论模型的预测看上去很微妙，但往往难以检验，这样除非博弈论分析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般性预测或者被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理论所取代，否则就应相信，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才能揭示出哪些理论模型是“空盒子”，哪些理论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注：Schmalensee,1988,Industrial Economics:An Overview,Economic Journal,98,pp.675～676.）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组织学家们又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的界线消失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准，理论研究者也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实际，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更易于获得。所以，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其重要性相对提高，但横断面回归分析有所衰落。（注：J.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 普拉特(Plott)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和8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宏观
私营企业员工激励机制探析[摘要] 良好的员工激励机制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当前私营企业员工激励机制背景认知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私营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对私营企业激励机制所处的现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次，提出应根据调查员工工作满意度来反映私营企业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使其能够更大程度地吸引人才，激励员工，从而形成一套良好的激励机制，增强私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关键词] 私营企业 激励机制 探析 一、绪论 西安华通通信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私营公司，在西安乃至西北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面对陕西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通信第二工程公司等强势国有企业的竞争，它就暴露了很多缺陷。相对而言，华通通信作为私营企业规模比较弱小，本来就缺乏人才，吸引力不足。如果有好的激励机制，企业就能吸引并稳定一批杰出的管理者，就能带出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就能创造出好的效益；如果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企业最终将被市场经济的大海吞没。 二、私营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现状调查及分析 1.激励机制的基本现状 华通通信目前主要有年薪制和销售提成等形式。在这种传统薪酬激励体系下，企业员工、核心技术人员和其他骨干人员的收入，所体现的是他们当期对公司所作的贡献。评定标准主要是当期公司经营业绩（财务指标的增长性、财务指标与公司预定目标的差距、市场占有份额、本公司业绩与同行业竞争性公司业绩的差异等）和个人业绩（如他们在职权范围、对公司上一财政年度业绩做出的贡献、对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做出的贡献等）。与公司未来没有关系，不存在长期激励。华通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工程类的，因此他们对员工的激励主要就是出差补贴（特别是海外和野外作业）以及市场开发的提成。这些都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2.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 (1)激励形势单一，漠视对员工深层次的激励。华通通信主要是物资激励，忽视了精神激励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员工的积极性，产生激励与需要的错位。企业以空洞的精神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更难以产生真正的持续激励。物质激励机制的执行力度与员工的付出、要求有所差距，引起了员工的不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精神激励、情感激励。 (2)激励措施针对性不强。华通通信对员工的最佳需要的捕捉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粗略估计上，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真实的调查和科学的需要分析为基础，结合公司自身的业务和管理特点来制定激励政策和措施，因此有些激励政策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在对公司的分析中可见，激励空挡现象和激励措施不当的错位现象，造成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 (3)对激励机制理解不正确、不配套、不平衡。从现状分析来看，员工对物质激励兴趣较大，有一种向“钱”看的趋势。这不能说与企业片面理解、执行激励机制没有关系，与各种激励机制的不配套和不平衡没有关系。一些企业以物质奖励代替一切，个别经营者甚至举起百元券说：“只要有它，就好说。”忽视了对员工精神和情感的交流，致使干群关系日渐疏远，甚至紧张。 三、建立激励机制推动私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1.建立恰当的文化激励机制——乙方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一定的文化塑造人，只有当企业文化能够真正荣辱每个员工的价值观时，他们才能把企业的目标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华通通信建立了一种具有“家庭式”和“参与式”二合一的乙方文化，以此形成一种长效的文化激励机制。2.同工同酬的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华通通信采用KPI绩效考核，按照员工职代会通过的考核细则公平考核，特别是每个岗位都必须遵循同工同酬的原则。这种考核，对于以年轻人居多的华通有着足够的激励，年轻人不需要考虑熬资历，关键是塑造职业能力，这为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程度的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增强参与意识，构建沟通机制 随着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结构的转变，参与激励在团队当中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参与，形成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可以进一步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对一名员工来说非常重要。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充分彰显员工主人翁身份，促进企业形成高度的团队精神，减少决策失误，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分享企业价值，进行职业规划 价值分享激励着眼于长期激励，属于深层次激励制度，目的在于将员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整体利益、个人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更有效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司在为自己做长远规划的过程中，把每位员工的职业规划也纳入其中，这种激励机制可以让员工切身感受到主人的味道，使其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以此激励其长效的奉献于企业。 四、 结论 人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有效的激励，可以把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才吸引过来，把社会的人才变为企业的人才，让人才的价值在企业中得到体现，企业依靠人才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发展和壮大；通过有效的激励，可以消除员工心理上的各种顾虑和消极因素，变被动为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把实现企业目标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正周:管理激励[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90～107 [2] 林民书:论我国中小企业管理模式及其体制创新[J].财经研究,2001(4):19～25 [3]黄友松等: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及路劲选择[J].生产力研究,2006(10):252～254 [4]林 枚:构建企业动力之源——中小企业建立激励机制的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4(1):58～59 [5]王 丽等:激励机制在企业改革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6(18):52～55
摘要：组织理论是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组织结构、职能和运转以及组织中管理主体的行为，并揭示其规律性的逻辑知识体系。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组织结构理论是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印证了组织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关键词：组织；组织结构理论；组织理论；管理实践自泰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一、 古典组织理论的演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对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这一时期，组织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派别：科学管理学派、行政管理学派、官僚体制学派。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张实行职能管理制，不仅要单独设置职能管理机构，还要在职能管理机构内部的各项管理职能之间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分工，使所有的职能人员只承担1至2项管理职能；提出权利下放的例外原则，使上下级之间实行合理分工，上级把一般性的日常事物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只保留例外特殊管理事物的决策权和对下级工作的监督权。法约尔是行政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的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认为组织职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同时他又提出了直线—职能制的组织模式，设计了一种为解决上下级之间跨越统一的指挥链而进行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即“法约尔跳板”；他也概括了包括组织职能在内的14条一般管理原则。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治理机制有三种基础：其一是理性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对权力和法规的信念之上，并通过相应的规则来组织活动；其二是传统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统治身份的神圣信念之上；其三是魅力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具体的、非同寻常的个人及其统治方式之上；同时韦伯用合理—合法的职权观念论证了官僚制存在的合理性，对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应该分为三层，顶端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能是决策，中间层是一般管理人员，主要职能是执行主要负责人做出的决策，底部是业务人员，主要职能是从事具体的业务工作。韦伯论证了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形成了经典性的“官僚组织理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古利特和厄威克的组织理论是建立在泰罗和韦伯的组织理论基础之上。古利克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并认为组织的目标是协调，厄威克提出组织理论的八条原则。他们的理论标志着“古典管理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古典组织理论构造了集权型层级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体制由作坊式小生产体制向工厂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体制的转化，促进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用其科学和理性的准确性、严格性和普遍性来解释组织结构的变化原因，理论的重点放在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分析上。二、 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的演进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还是一个社会系统，对人的激励不仅仅有经济因素，还应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满足，这种满足对组织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就应运而生了，代表人物有梅奥和巴纳德等人。梅奥是“人际关系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社会人”假设：认为组织成员是复杂的，人不仅仅有追求金钱的需求，还有社会及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被人尊重；同时他提出“非正式组织”的问题，认为管理组织内的非正式群体在决定生产率高低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并与正式组织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最后他还强调领导的综合管理技能，他认为这些技能对于处理人际关系很重要。巴纳德提出组织系统观点，他认为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既然是系统，那么组织与组织、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相互协作，而协作就要求将个人、目标和信息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同时巴纳德也对非正式组织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非正式组织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后巴纳德提出“权威接受论”，他认为权威是下级对上级的认同，而不是取决于上级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理论重视组织内人的重要性，坚持用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来解释整个组织结构的变化。同时为了适应组织之间协作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采用了分权型层级制组织形式，包括事业部制、超事业部、矩阵等形式，这就有利于生产者参与决策，提高管理效率，适应了组织规模的扩大化，产品的多样化，市场的国际化的需要。三、 现代组织理论的演进管理实践推动组织理论继续向前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管理实践面临着科技突飞猛进、市场日益加强的国际化趋势、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大量积累以及这些资源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组织模式和关系，前一时期的组织理论显然已力不从心，而用系统论的原理、方法、思想来分析组织的内部结构、管理活动与环境的关系，得出的结论独树一帜。这一时期的组织理论实际上包含了系统组织理论、权变——系统组织理论、群体生态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系统组织理论认为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技术系统，代表人物有霍曼斯，卡斯特等。霍曼斯的社会系统模型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处于物理的、文化的、技术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决定着社会系统中人们的活动和发生的相互作用。卡斯特认为组织是一个人造的、开放的系统，它是有各个自公司组成，各个自公司之间通过输出输入的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只有适应了环境的变化，组织才能生存下去。权变学派强调组织变化无常的性质，认为组织结构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要与环境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就是有效率的，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强调形式、规范模式等思想彻底的否定，与系统组织理论和权变学派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理论即是系统权变组织结构理论。群体生态理论也叫自然选择模型，是阿尔瑞契与普费弗提出。该理论把生物学的群体生态理论应用到组织理论分析当中，并认为组织在环境中生存与否和生物的适者生存的规律一样：环境依据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与环境的适应性来选择一些组织或淘汰一些组织。群体生态理论强调的是选择作用而弱化了组织行动者在决定组织命运中的作用。为此，普费弗和萨兰西克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有依赖性，并强调组织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能力的重要性，其实质是把组织看作是环境关系中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群体生态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环境是组织结构的主要决定力量，不是管理者主导了组织结构的变革，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组织结构，因此这种组织结构理论就是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理论。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理论侧重研究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适应这种关系，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形式变的更加灵活，以团队为模块的工作单元、临时工作小组、网络型组织等扁平网络型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灵活多变的组织结构形式，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四、 西方组织理论的演进逻辑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我们在研究组织理论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她的历史开始研究。诚如雷恩所言“让我们翻开历史，以便为将来作好准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都是源于社会实践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组织理论的演进也总是与外在的社会环境和内在的运作效率及管理实践密切相关，它的发展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古典组织理论的核心就是组织结构合理化，它着重研究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管理中的基本职能，虽然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在进行工作中更精确，更迅速，更高效，但是随着人的因素在组织管理中的日益重要，其缺点也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在管理中对人的重视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背景下，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应运产生。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其实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制约组织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是动力问题，同时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前一时期被忽略的人的因素被提到了日程。这一时期组织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充分重视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这样就解决了组织的动力结构的问题。虽然行为科学组织结构理论注意到了被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忽视的非正式组织问题，但是它对个人情感和心理的过分强调却使它走向与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即忽视正式组织的存在，缺乏对理性和经济因素的研究。不论是古典组织理论还是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它们的研究重点都放在管理对象上，忽视了对管理者的研究。他们把组织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不能全面透彻研究组织理论的全貌。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一种以系统论为主的组织理论就呼之欲出了。20世纪中叶，以系统论为指导的现代组织理论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现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仅仅从组织内部来分析组织各分系统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外，尤其着重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它把着眼点由组织内部转移到外部环境，（下转第80页）并由组织被动适应环境的观点转变到影响环境。系统权变组织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和行为科学组织结构理论的观点，它既看到了人的因素，又重视结构的作用，它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试图重新设计组织。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理论认为组织的外部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的变革。虽然这两种组织结构理论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和变动性更加剧烈的情况下，更能适应管理的需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它没有考虑到管理者在组织结构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的三个阶段是组织理论从形成到至今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管理实践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虽然各个阶段研究的角度、方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研究的问题却大致相同，并且在这三个阶段中间有些过渡性或交叉性的派别，有些理论提出的较早而受人重视较晚，而有些理论虽被代替，但某些内容至今仍被人们所用。通过对组织理论的发展阶段和演进过程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组织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辨证过程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是继承与发展的扬弃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也会不断延续。
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主要在依据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公司治理结构的三个微观角度分别考察并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绩效、多元化与财务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与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的假设，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 2011-2016 年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改善建议。第 1 章 引言1.1 研究背景和意义1.1.1 研究背（1）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是寻求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自“十二五”以来，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我国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甚至很多煤矿都面临着停产破产的风险，煤炭市场低迷。并且受到产能过剩、环保政策压力以及进出口煤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出现了大面积额的亏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掀起了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转型发展的浪潮，多元化战略是其中最重要的转型路径之一。我国大部分煤企大力发展多样化、多元化的经营转型模式，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向电力、风力、化工、物流、金融等产业领域迈进，并建立创新研发机制，为多元化转型发展路径提供源源不断地技术支持，并逐渐实现了“煤炭开采、煤化工”两大主业和物流、电力、金融融资服务、机械制造等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例如郑煤集团旗下分公司河南锦源建设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传统煤企集团扎实的技术人才团队、科学完善的激励管理制度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等优势，积极主动并大胆地向不同的产业领域迈进，其中水利建设领域在其自身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下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达到了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成功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但也不乏有在转型发展多元化经营之后，财务绩效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下滑，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分析就更具有实践意义。（2） 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多元化战略转型方式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这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就在于能够真正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规避企业单一经营的风险。完全依赖煤炭开采模式已很难满足当前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发展困境，所以说我国煤企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型的多元化战略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转型升级发展，达到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基本目的。......................1.2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1.2.1 研究内容本文试图探讨在我国煤炭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战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主要内容如下：（1）归纳公司治理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的相关理论基础，梳理并总结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得出本文的研究重点与研究假设；（2）在假设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根据文献资料和理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根据煤炭行业的具体特点选取合适的变量指标，并进行解释说明以及构建实证研究数理模型。（3）实证研究及分析部分。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首先研究了公司治理、多元化战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然后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4）通过分析回归实证的结果，根据煤炭行业及能源行业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实现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2.1 理论基础2.1.1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大多西方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于公司所有者手中，这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代理成本问题。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大规模地扩张企业规模，这就导致公司所有者无更多的精力去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故其逐渐将经营管理权转移给更加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公司治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发展相对完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1）两权分离理论法学家 Berle 和经济学家 Means 最早提出了两权分离的相关概念，他们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选取美国二百多家规模较大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随着经济地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内部结构中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的所有者逐渐退出企业的经营管理，股权结构也逐渐趋于分散，构建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经营发展战略模式。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地增加，企业所有者没有更多的精力完全投身于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事务，所以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将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委托给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所有者仅仅是参加在重大经营决策投票时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所有者主要是对高管层的重大经营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对高管层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其经营的目标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所相一致，督促其能够积极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绩效最优化的目标所服务。而经营者即承担了相当于代理者的角色，负责对公司重大经营事务进行决策与执行，并对执行效果进行总结反馈与改进。.........................2.2 文献回顾2.2.1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研究现状目前国内外关于两者之间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维度划分，从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多元回归等实证方法来详细地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1）股权结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a、国外在国外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股权集中度与内部股东持股比例两方面来开展的。1976 年， Jensen 和 Meckin（1976）1最先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他们将企业中的全部股东分为了内部股东和外部股东两大类，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去探究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的提升主要取决于内部股东所占有的比例，并呈现出正相关的作用，即内部股东比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1986）、Thomsen and Pedeson(2000) 和 Rossi（2008）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财务绩效并不是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 Morck（1988），shleife（1994）等。 Servaes(1996)7通过对 1976 年和 1986 年的非金融类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托宾 Q 值与公司内部股东持股份额之间具有显著的曲线关系。但 Demsetz(1985) 却认为，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回归关系。随后 Holderness and Sheehan（1988）9则分别在股权集中和分散的情况下分析两者的关系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b、国内股权结构方面，我国大部分学者在探索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同国外学者一样，也是从股权集中度与流通股比例两方面来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的。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陈小悦（2001）、胡芳肖（2004）、刘志彪（2004）、白重恩（2005）、潘颖（2009）、王凤洲（2010）、高帅和张红（2015）等 通过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得出：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就会更加加强对经营管理的监督，从而更加加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并且也会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总结来说就是他们的观点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同向变动。但姜国华和岳衡（2005）、刘文文（2015）却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 CR1 与 FP 是斜率为负的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与提升；孙永祥、黄祖辉(1999)、王晓巍，陈逢博(2014)20 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处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倒 U 型的曲线关系。.......................第 3 章 实证研究设计3.1 研究假设3.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第 4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4.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4.1.1 公司治理结构（1）股权结构通过表 4-1 容易看出，在 2011-2016 这六年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 CR1 指数均大于 50%，说明当前煤炭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很高，总体呈现一股独大的现象。同时还可以发现在 2011-2016 六年间其股权集中度在平稳中略有提高，但是基本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代表着近几年我国国企股权改革使得其股权集中度不再持续提高。 从表 4-1 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逐年上升，这说明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股权治理结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4.1.2 多元化战略........................第 5 章 实证研究结果及对策建议5.1 实证研究结果5.1.1 股权结构负向调节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通过回归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能够对煤企多元化战略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第一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越高，多元化的折价效应越明显。通过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目前股权集中度高，总体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现象，多元化战略等重大经营决策的一般都是由董事会通过投票决定的，那么控股股东自然就位于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压其他中小股东参与决策事务的积极性，侵害其既得利益，进而就会增加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所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相对控制力就越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机会更多，因此大股东存在较强的动机利用自身的控制权侵占企业资源，在企业经营中控股股东就很可能做出有损于财务绩效的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使公司的财务绩效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如第三章假设所陈述，煤炭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多元化折价现象越明显。5.1.2 董事会结构正向调节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仅有助于预防职业经理人侵犯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效监督高管层和控股股东，维护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或者在某些领域具备专长的独立董事同时还能够为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出谋划策，给予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过程，进而提升公司财务绩效水平。所以对于现阶段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发展，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参考文献（略）展开阅读全文
财务绩效论文
财务绩效论文大家是否知道怎么选题，写什么好呢？下面我为你分享一下财务绩效论文吧，欢迎借鉴！
摘 要： 本文站在集团母公司的角度，选取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并设计相应的评分方法和奖惩原则，通过构建集团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以此来确切的反映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问题，评价结果还要与预期指标进行对比，最大程度的保证考核公平公正。
关键词： 集团公司；绩效评价；财务指标
集团公司的绩效考核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经营财务指标，财务部门负责集团整体的财务战略及对各子公司的业绩评价与考核。子公司的财务部门独立于其他部门，不是母公司的外派分支机构，但在业务上要接受上级公司的监督并按期向母公司汇报相关绩效情况。绩效评价体系要根据岗位，工作性质和对集团和分公司的贡献来制定。评价结果还要与预期指标进行对比，最大程度的保证考核公平公正。
一、评价指标设计
集团公司制定了考核标准，包括经营评价指标、财务管控指标和职能履行指标三个一级指标，其中，经营评价指标包括：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财务管控指标包括：预算完成效果、会计信息质量、资产管理、合同管理；职能履行指标包括：项目决策能力和民主评价。1.经营评价指标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注意营业外收入不包含在内，是为了将非受控情况剔除。成本费用和利润是根据利润表表计算分析得出。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本年应收账款回款额/本年营业收入）×100%2.财务管控指标预算完成效果考虑的是分子公司实际完成的收入、利润与预算收入、利润的比率关系。会计信息质量是由集团审计部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审计。资产管理由集团公司财务部资产小组负责，定期对分子公司的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合同管理由集团商务部对子公司合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3.职能履行指标项目决策能力=（实施成功的项目数/子公司总的投资项目）×100%民主评价分为集团测评，中层测评和员工测评。
二、评价方法设计
1.评分方法评分过程首先对十个二级指标赋予不同的权数，考评满分为100分，具体权数见表1。然后按照每一个指标的标准起评分进行加减项的处理，最后计算绩效考核的最终得分，以此来评价各分子公司的财务绩效情况。2.奖惩标准利用计算出的绩效考核最终得分，来评判分子公司的财务绩效情况。综合得分低于60分的分子公司，其经营团队就应该考虑调整，可以通过调整班子成员和财务负责人的方式来进行。得分60~80的经营团队，第二年可以继续完成分子公司的经营计划和财务等工作，但也要对关键岗位进行细微调整。得分80分以上的经营团队，说明整体运行的态势良好，第二年应该再接再厉。
绩效考核得分还可以和业绩奖进行挂钩。综合得分低于或等于80分的，经营团队的绩效奖与经营业绩挂钩的部分应全部沉没；综合得分大于80分低于90分的，经营团队的绩效奖与经营业绩挂钩的部分应全部兑现；综合得分大于90分低于95分的，经营团队成员除拿到正常的绩效奖以外，还应该鼓励其50%的绩效奖；综合得分大于95分的，经营团队成员除拿到正常的绩效奖以外，还应该鼓励其100%的绩效奖。
作者:郭艳秋 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
参考文献：
[1]杨景春.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集团财务管控体系构建与实践[J].企业导报,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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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红，朱华建，徐敏.美国企业集团财务管控对企业管理的借鉴[J].中国商贸,2013(11).
[4]张彦红.集团管控之财务管控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5(3).
一、财务管理与绩效管理的作用
财务管理对企业的财务活动进行决策和控制，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在财务管理中对财务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体制环境、经济结构环境、财务税收环境、金融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财务人员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应当具有一定的货币时间价值观念、风险收益均衡观念和成本效益观念。通过各项财务管理活动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发挥作用。绩效管理通过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参与和实现企业目标所获得绩效的过程。在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中，管理者承担着增加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便完成工作绩效的使命。通过绩效管理，可以看出员工的努力工作在企业组织中发挥的绩效，从而实现企业的效益。绩效管理将企业的战略目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紧紧相连，从而使员工和企业的目标保持一致。合理的绩效管理可以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多劳多得，并且结合企业的奖惩制度如培训与晋升、薪资等，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个人在组织中的工作效率，通过绩效管理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其他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二、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中的功能与作用
绩效管理包括企业目标的制定、绩效管理的实施、绩效考核与改进等环节，这些环节都与财务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财务管理也在绩效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目标的确定和指标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细化后，转化为每个部门和员工的目标，由于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在设立时本身具有一定的财务目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财务管理部门帮助企业的财务总目标转化为每个部门或者个人的绩效目标。绩效管理目标和指标的设立让员工明白自己的劳动对公司的影响和作用，也让员工知道自己要做到怎样的状态才能达到公司规定的绩效目标。财务管理在进行绩效指标设计的同时，借助财务算成各种定量指标来进行考核，通过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合作使考核指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可行性，从而顺利开展绩效管理的后续工作。
（二）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的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绩效管理不仅是对结果的管理也是对过程的管理。为了保障绩效目标的顺利完成，人力资源部门在绩效目标的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对绩效目标各阶段的执行和完成进度等情况进行监督，并根据监督和检查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的指导与改进。绩效目标是一个具体的财务量化的指标，绩效部门完成进度的监控也需要借助财务部门的参与。财务部门根据员工的财务状况和流动如收入、费用支出等进行核算，将其转化为绩效指标，从而实现绩效目标的实时监控。没有财务部门的参与，绩效目标也难以得到实时进度的了解和掌握，因此，也不利于企业领导进行合理的决策调整。所以，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财务管理在绩效考核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绩效管理的建立和实施的最终结果是要对企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所完成的进度和情况来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很多，影响的因素也较多，需要结合人力资源部门的各种因素和个人的种种表现来进行绩效考核，但是归根究底，最主要的考核依据还是来源于财务部门提供的各种指标。因为财务部门的考核内容与绩效目标息息相关，财务部门的各项指标是绩效目标最直接的体现，同时财务的考核指标也具有客观性和全面对比性，相对于企业指标而言，财务指标更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在绩效目标考核结束后，由于每个部门和个人对绩效的完成情况是不同的，所以就涉及到对部门或个人的奖励和处罚，奖惩的设置若要以金钱的形式或其他实物奖励的方式都需要财务部门的参与，因为只有财务部门才能提高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只有根据财务提供的数据区设置合理的奖惩比例，以便人力资源部门绩效考核的有效实施。
（四）财务管理在绩效目标修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市场和社会环境多变，可能会导致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实际有一定的出入，因此这就需要对绩效目标和绩效管理进行适当的调整或修改。然而在改进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依据才能修改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绩效目标。在进行绩效计划或目标修改时，需要财务部门将原有的计划指标通过修改和完善才能变成改进的指标。另一方面，在进行绩效管理改进的同时，绩效管理是否合理科学都通过财务部门相关的数据变动与绩效管理是否合理而表现出来，财务管理为绩效目标的修改提供重要的依据。
（五）财务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参与绩效管理与考核的制定要想绩效管理得到有效实施，绩效指标是不可或缺的支撑。绩效指标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和经营状况来最终决定，绩效指标均以数据来进行衡量，包含了企业产值、税收、经营效益等内容。对于掌管企业经济的财务部门，可以提供和规划这些数据。无论是企业经济效益、成本还是发展状况、预算状况等，财务部门都能精确的掌握，并且还能提供完善的历史财务资料，属于企业制定部门与员工绩效过程中不可少的依据。除此之外，企业的绩效管理目标还关系着企业的利润，对于计算企业利润的财务管理部门而言，不仅可以准确的计算财务利润，还可以了解各类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财务部门应当主动参与绩效管理的整个过程，保持绩效指标和企业发展情况相一致。
文化传播的论文
[论文摘要】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文化的繁荣与传播。译者作为文化沟通的使者，应把输入异域文化 、 输出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论文关键词] 文化交流文化意识文化传播
一、翻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的基本性质是语言问的转换、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丰富、促进了译语文化，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杨仕章，2001)~1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古希腊的明就不会得以保存，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中华文化经佛经翻译吸取了古印度文化的营养，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强劲动力，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唐代及唐以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意象成分和功能；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而英国文化能有今天的巨大影响力和勃勃生机是与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融汇了凯尔特文化、拉丁文化、斯堪的纳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华分不开的。可见，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异域文化的营养，纯粹自给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而翻译则为吸收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最初由巴斯奈特(Bassnet0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199O)一书中提出的：之前的翻译研究要么在语言学的屋檐下躲躲雨，要么在比较文学的墙根下避避风。而在新兴的文化学领域里则压根儿没有涉足之地。漕明伦，2007)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者，从宏观角度出发，从大处着眼，从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切人，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文化派而言，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因此，翻译活动本身就涉及一个文化问题，涉及两种文化的对比研究和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交际行为之一，翻译工作者必须重视并处理好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姜艳，2oo6)~n奈达所言：实际上，对一个译者来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比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问题要多而且更为复杂。
三、文化传播与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1994)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重大意义所在。其实，中西方翻译家、译论家中提倡尽力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大有人在，如杨宪益、许渊冲、刘宓庆等；西方如Sehuhe，Biguenet，Newmark等。鲁迅说(1935)：“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什么叫“异国情调”和“洋气”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点”。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予I、致礼，2ooo)因此，文化传播应该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中的文化传播，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异国情调”、“洋味”，以使我国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例如，我们把killtwobirdswithonestone译成“一石二鸟”，中国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汉语成语“一箭双雕”，产生一种新鲜感。再如，《圣经》中有beatswordsintoploughshares，如果我们直译为“把刀剑打成耕犁”，中国读者就不会将之与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混为一谈。(孙致礼，2000)~是因为译者采取了文化翻译策略，汉语才有了“武装到牙齿”(armedtotheteeth)、“替罪羊”(scapegoat)、“橄榄枝”folivebranch)、“时间就是金钱”(timeismoney)等；相应地，英语才有了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papertiger(纸老虎)，toloseone’sface(丢面子)，atoadhankersforatasteofswna(@蛤蟆想吃天鹅肉)等。(蒋骁华，2003)总之，译者在翻译实践时应保持文化翻译意识，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这对于促进语言发展，增进文化传播与交流意义深远。
四、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各自文化的繁荣与传播，目前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盛会。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更应该以语言为工具，把输入异域文化、输出中华文化、繁荣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重视语言中所蕴含的“异国情调”，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新闻学的论文题目一般不宜超过20字，应以最恰当、最简洁的词语反映出新闻学论文的主旨。下面我将为你推荐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一) 1. 中原摄影与中原 文化 2. 广告 摄影表现的难点与攻克途径 3. 广告摄影与新闻摄影异同 4. 论灾害报道的社会功能 5. “虚拟世界”与媒介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6. 英文报刊的特点分析(或相关研究) 7. 解读虚假广告现象 8. 古文基本功与新闻学子的发展“后劲” 9. 呼唤绿色收视率 10. 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区别 11. 谈采访中提问的技能与技巧 12. 旅游广告策划 13. 招商广告策划 14. 服务广告策划 15. 汽车广告策划 16. 地产广告策划 17. 化妆品广告策划 18. 饮品广告策划 19. 食品广告策划 20. 服装广告策划 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二) 1. 论隐性采访的优势 2. 传媒中健康资讯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3. 广告创意中的幽默表达 4. 广告中的“性”诉求 5. 访谈节目在我国的发展及走向 6. “假日报纸”新闻误区浅探 7. 论科技新闻报道的贴近性 8. 论广电从业者的角色错位 9. 中外言论写作风格比较 10. 社会阶层与广告、产品定位 11. 路透社成功运作之探析 12. 新闻集团媒体经营之探析 13. 权威信息来源初探 14. 谈“问题竞争谋者胜” 15. 消费角色与广告策略 16. 消费者态度形成和改变过程中广告的作用 17. 信息时代的公众媒体素养 18. 浅谈学习型媒体的建构 19. 学习对消费者态度及行为的影响 20. 对报纸版面设计趋势的观察与思考 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三) 1. 节目主持人的的文化素质问题研究 2. 节目主持人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3. 我国主持人的优势及劣势 4. 节目主持人与主持人节目的问题研究 5. 发展主持人节目的优越性和必要性 6. 我国节目主持人素质的现状及发展的方向 7. 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素质 8. 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的比较问题研究 9. 当代广播传媒中发展新闻广播的重要意义 10. 广播传播中的文化问题研究 11. 我国广播节目和传播特色及未来趋势 12. 广播节目编辑艺术的探讨 13. 试论当代广播媒介中广播节目现代及发展变化 14. 试论广播宣传的“符号”特色 15. 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现状和问题 16. 论主持人在名牌栏目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17. 《百家讲坛》与《世纪大讲堂》比较研究 18. 电视民生新闻现象探析 19. 电视新闻隐性采访 方法 的运用 20. 天下风云—报人——XXX的记者生涯 21. 采访中的情感因素探究 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四) 1. 报纸新闻的语言要求 2. 新闻标题 3. 晚报“早”出现象 4. 都市类报纸的娱乐化倾向 5. 都市类报纸的“价格战” 6. 都市新闻的叙事 7. 报纸的扩版 8. 版面编排 9. 新闻策划 10. 深度报道 11. 经济新闻 12. 法制新闻 13. 新闻时评 14. 报纸广告 15. 记者的职业道德 16. 媒体的社会责任 17. 报纸的新闻舆论监督 18. 隐性采访 19. 新闻摄影 20. 虚假新闻 2017新闻学论文题目(五) 1、我国新闻队伍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缺失和复位 2、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3、邓小平新闻思想研究 4、刘少奇新闻思想对当代新闻改革的启示 5、中国最近十年的新闻改革 6、新闻失实的原因和新闻失实的防范 7、我国当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表现和症结所在 8、略论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监督 9、论都市报新闻与党委机关报新闻的区别 10、论新闻媒体的负功能 11、论新闻自由与媒体的责任 12、论新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13、汶川地震报道研究 14、新闻类博客研究 15、发展新闻广播必要性的现实意义 16、邹韬奋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探讨 17、中西新闻评论风格之比较 18、后奥运时代的央视体育报道 19、地方新闻网站的发展策略研究 20、网络新闻标题与传播效果研究 猜你喜欢： 1. 有关新闻学论文题目参考 2. 新闻学论文题目参考目录 3. 新闻系毕业论文题目 4. 传播学论文选题参考题目
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当下，鼓励生育当然是和女孩形成生产力相违背的，同时基础物质条件不够丰裕男女也很难有生儿育女的成本、时间和精力，而物质贫困还要强生的只会让家庭愈发贫困，使得该地区婴幼儿夭折率升高、失学率升高，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这和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期战略又是相违背的。生育率的问题在于保持不能多生不能不生，二孩为先，那么怎么样促成这样的生育效果呢？奖励生二孩的，惩罚不生孩子的。参照春秋两汉时期的无节操促生制度，可以做到有效促生，但那是农耕社会，阶层分化简单，只要有土地就能形成生产力，但这种促生方式管杀不管埋，人口爆炸这些人没有受过工业化教育就会沦落为农业人口，这与国家农业方面上的收田集约化耕作战略又是矛盾的。促生的目的是什么？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保持充足的工业人口（维持现有生产力），保持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口，这个目的在工业智能化未实现前很重要（一旦工业智能化实现，不需要熟练工了，那就对劳动力没需求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同时奖惩相间来达成想要的效果，究竟该怎么做呢？①解决养育的成本，尤其是育儿成本、家庭教育成本、义务教育成本，从个税抵扣来让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接近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譬如双胞胎子女、二胎家庭子女在同一学校上学的课本费、学费、校服费只出一份额，做到“买一赠一”的促销效果，经济适用房优先供给二孩家庭；②增加不生育的生活成本，包括不限于25-35为量化周期，每年会有比例逐年增加的一笔育儿金，不生的话育儿金缴纳比例逐年增高，如果过了三十五还没生育那么这十年的育儿金会合并到集体育儿金里不予退还，35岁之后就放弃督促这部分人生育了任由他去。反之，25-35之间越早生育越有利，这笔育儿金会逐年返还，而且具备国债安全性和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是25-35逐年降低，享有收益直到35岁，譬如25-27生育，理财收益就是年化利率7%，譬如28-30生育就是5.5%，31-32生育就是4.5%，33-35生育就是3.5%，当然本金少了这个收益利率也没意义，所以这个是可以加入一个额外条款的——家庭年合法收入可以放入该育儿金中享受收益红利，这样的话为了赚钱25—27的青年生育率也会变高。因为这种育儿金是双方分别拥有的，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能让老牛吃嫩草为了享受年轻人的理财收益而不断和新人结婚，所以要添加补偿条款补上漏洞，家庭育儿金会合并以利率最高的一方为准，为了鼓励同龄和近龄人结婚，一旦有一方超过35，育儿金失效双方都不能享有此收益，这样就能避免有些人钻空子。年轻时候生可以薅国家羊毛，过了35再生就是损失，25-35越早生越划算，越早生国家给托底，这样家庭压力和三十岁以后有积蓄的人是一样的。通过这些手段来调控就能有效改善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完成。比如大力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形成全民竞相生育的好氛围（政治手段），国家对多胎家庭实行补贴，免税（经济手段），严禁堕胎（法律手段），对不生育或生育少的家庭予以处罚（行政手段）等等。多管齐下，生育率很快能上来。
生育率一旦降低是很难回升的。
这段时间根据全国数据调查，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随后这个数据冲上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热搜，自己也对这个数据比较关注，很多人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担忧，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出生率一直是断崖式下降，尤其是突破1%的大关，可以说人口出生率变得越来越低，人口危机将会提前到来。
很多人都在积极地为人口出生率出谋划策，也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根据我的观察和发现，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出生率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可能会出现回升的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变得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国家，刚开始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才能满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因此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比较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所处在的历史阶段造成的。
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工业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力关系模式，原来的人力已经慢慢地被机器所取代，所以根本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维持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人们的出生率也就变得越来越低。
其次和中国的生育政策有极大关系。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计划，目的就是要减少出生人口，以降低国家和社会的压力，这项国策的发布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项国策是正确的，但是国策实行的时间太长，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独生子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追求高生育率，反而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因此很多年轻人不再喜欢多养育孩子，而是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从这一层面上也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走下坡路。
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重，导致很多普通年轻人在养育一个孩子之后根本无力承担养育第2个孩子的能力，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在结完婚之后只敢生育一胎没有胆量再去生育，第2胎，如果再去生育第2胎，只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低，金钱压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另外整个社会的房贷车贷以及年轻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这些问题也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年轻人一代的生育率，所以从目前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出生率问题将会成为长期困扰社会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理，才能慢慢把问题解决。
从“全面二孩”到“全面放开”，也是指日可待。原本放开二胎后，以为会有一个“补偿性”的生育高峰，觉得新生儿数量会升上来。但事实是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了88万人。2018年全年度新生儿出生率下降15%。也就是说，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所谓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这下一贯预测出错的专家们大气都不敢喘了。为什么中国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以下几个原因。1、是适龄妇女数量的持续减少，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而民众极低的生育意愿和极高的养育痛苦指数，是阻挡生育的客观条件，中国人要面临最高的机会成本、最重的教育负担，以及最贵的房价，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在源头上遏制了生育率的提升。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的机会成本体现在高就业率方面，比东亚、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同时，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中国高房价更是不争的事实。被遏制了的生育意愿，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大城市的生育率极低，部分大城市目前已经下降到了0.6-0.7。2、女性的职场隐形歧视严重！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自“十三五”以来，上海女性总体就业形势稳定，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但很不平衡。最新的分区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总体城镇女性就业率为40.3%，但有9个区该比重未达40%，其中最低仅为26.5%。调查者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属性。用人单位在用工选择上的隐性歧视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新的挑战。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